胡狼卡洛斯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策划并实施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胡狼卡洛斯”，自1994年被捕后一直在法国的监狱中服刑。今年，法国著名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长达5个半小时的电影《卡洛斯》问世，首次在银幕上深度剖析了这位前头号国际恐怖分子错综复杂的经历。狱中的卡洛斯认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被歪曲了。
他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雷兹·桑切斯（Ilich Ramirez Sanchez），但大家都叫他卡洛斯（Carlos），还有个“豺狼”（也译作“胡狼”）的绰号。在本·拉登出名之前，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通缉犯。在他的祖国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视他为反抗霸权的英雄；在欧洲，他是策划完成了多起暗杀、绑架、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能说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5种语言，曾以多个假身份在欧洲和中东流亡，直到藏匿于苏丹时，法国警察在他手术恢复期用注射镇静剂的方法将他押回法国受审。这个人，就是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新作《卡洛斯》的主角。
从90分钟到330分钟
以卡洛斯为主人公的拍摄计划最初只打算把焦点放在他1994年在苏丹被捕的整个过程，片长只有90分钟。然而，当阿萨亚斯确认担任导演后，他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是卡洛斯落网前几十年的犯罪生涯，以及那段时间里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风起云涌。“最终我发现，我收集到那么多关于卡洛斯的片段，看似割裂，其中却存在一种有趣的关联，而它与那些年里整个西方的左翼运动的发展也是互相平行的。所以我觉得，虽然看似是一个人的命运，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整个一代人的故事，此外我们还能融入对于时间、历史、命运等更宏大的命题的思考。”于是阿萨亚斯将卡洛斯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视迷你剧集，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全长达5个半小时，在今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首映。为了配合在院线放映，阿萨亚斯又剪了一个约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版。
阿萨亚斯的影片以上世纪70年代年轻时的卡洛斯辗转欧洲各地进行袭击活动开场，以中老年卡洛斯被各国驱赶，直到90年代在苏丹被捕结束。其间，他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叙利亚情报机构、匈牙利政府官员、拉美革命学生、日本赤军成员、东德秘密警察、苏丹当权者等发生过关系，足迹遍布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冷战时期的一个缩影。55岁的阿萨亚斯曾表示，自己的确对左派自由主义有着政治同情，所以很清楚革命的理想主义也常常会伴随残酷、压迫的一面。面对卡洛斯这样一个在欧洲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卡洛斯本身就是个演员，他很在意媒体，所以准备那次维也纳行动时，他刻意追求外形上与切·格瓦拉的某种相似度。这很滑稽，不是吗？他热衷于摆出一副遭受压迫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家的形象，哪怕事实上他们采取的行动与那根本毫无关系。”于是，阿萨亚斯镜头下的卡洛斯喜欢带着格瓦拉式的贝雷帽，留着络腮胡。
在片中挑大梁的是卡洛斯的委内瑞拉老乡埃德加·拉米雷斯（Edgar Ramírez）。33岁的拉米雷斯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一家鼓励年轻人参与选举的民间团体，政治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为了符合卡洛斯被通缉后无事可做的颓废形象，拍摄过程中，拉米雷斯增重了30公斤，后来又不得不逐渐减去体重。这样的牺牲源自角色的魅力。“卡洛斯身上有一部分像是个魔鬼，也有一部分是个梦想家；一部分是理想主义者，一部分是杀手，这些东西在他身上混杂在一起，充满矛盾，而这也是他吸引我的地方。”
影片中的大量素材由曾担任法国《世界报》驻外记者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负责收集，其中不少内容来自前东德情报机构“史塔西”。那些资料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才逐渐解密的，片中不少对白就直接取自“史塔西”当年的监听录音带。阿萨亚斯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批资料的出现，根本不可能完整呈现出卡洛斯那些年里的行动轨迹。“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原来70年代德国、意大利等地的恐怖组织与中东以及东德情报机构的关系竟如此密切。”
卡洛斯：刻意歪曲
今年5月，就在阿萨亚斯的影片即将于戛纳公映前一周，身处巴黎大区伊夫林省普瓦西监狱的卡洛斯通过电话，与他的律师妻子伊莎贝尔·库唐-皮尔（Isabelle Coutant-Peyre）邀请到的法新社记者交谈，抨击影片污蔑他的“革命
同志”。当时他还没有机会看到完整的影片，只有部分片段，然后又搞到剧本读了一遍。他的妻子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以阻止影片公开发行，理由是片中有多处描写不符事实，会给将来审判他的法官和陪审团留下错误印象。
卡洛斯虽然目前在服无期徒刑，但光在法国地区，就还有至少4起导致11人丧生的恐怖活动将会令他再度走上被告席。他批评影片“故意虚构历史”，小的地方诸如“我抽的是雪茄，不是香烟”；大的地方诸如1975年在维也纳事件中用到的具体办法——“片中描绘的那些歇斯底里地挥舞着机关枪的人，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实情并非如此。我们都是专业的、具有很高素养的突击队员。”他还透露，那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并非萨达姆，而是卡扎菲。其实，观众也能轻易地发现阿萨亚斯的一个漏洞，片中的卡洛斯能熟练地操西、英、法等多种语言，但根据庭审记录，他在回答陪审团和法官的提问时所说的法语带有浓重的西班牙口音，在场的人很难听懂。
影评人：真实深刻
经过了戛纳马拉松式的公映后，影评人大多为《卡洛斯》叫好。《洛杉矶时报》的史蒂文·泽奇克（Steven Zeitchik）说：“阿萨亚斯的《卡洛斯》有多好？想象一下，给《谍影重重》加上更多真实的基础，或是给《慕尼黑》加上更多的冲突，你就知道这部讲述一个男人如何成为国际游击战领袖和著名恐怖分子的史诗电影究竟有多棒了。”伦敦《Time Out》的乔夫·安德鲁（Geoff Andrew）写道：“片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电视电影的感觉，叙事、镜头运动和剪辑都有着阿萨亚斯的一贯特色，而且堪称其从影以来的最佳作品，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也不缺少电影的严肃性。”《村声》杂志的J.霍伯曼（J. Hoberman）认为：“虽然影片配乐不太搭，最后一部分也太过冗繁，但仍不失为一部紧张刺激的电影，光是绑架欧佩克部长的那场戏就足够出色了。”另一位来自《洛杉矶时报》的影评人贝特西·沙凯（Betsy Sharkey）则比较公允：“影片对于卡洛斯既没有浪漫地美化也没有魔鬼地丑化，而是打破了围绕这个人物的神秘感，部分地揭露了他的真正为人。”
不过也有少数不同意见。《时代》周刊的理查·考利斯（Richard Corliss）表示：“《卡洛斯》在长度和广度上追平了科波拉、大卫·里恩，但却缺乏深度，谈不上是一部杰作。只是针对发生在两个大洲上的20年暴力史的一次走马观花的泛泛之谈。”
有些影评人认为影片实在太长，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太多，提醒观众要有心理准备。如《华盛顿邮报》的汉克·斯图沃（Hank Stuever）就说：“这是部好电影，但对观众的要求也高，需要有恒心和毅力才行。如果有谁能认得出、跟得上里头涉及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估计他当时一定是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当时正忙着看肥皂剧。”不过，这话有些言过其实。有点年纪的西方人都不会对“豺狼卡洛斯”的名字感到陌生，欧美出版的关于他的书籍数不胜数。相比只愿意出镜几分钟的神秘的本·拉登，乐于同媒体打交道的卡洛斯的人生轨迹还是要清晰得多……
卡洛斯究竟是谁？
拉米雷兹·桑切斯1949年10月12日出生于委内瑞拉卡拉卡斯市，母亲想给家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起个基督教名字，但他信奉共产主义的律师父亲给他起名“伊里奇”。家里后来还有两个孩子，分别叫列宁和弗拉基米尔，合在一起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桑切斯在卡拉卡斯的一所学校毕业后，于1959年加入了青年组织。1966年1月，亚非拉国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第三届三大洲会议，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年轻的桑切斯也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那次大会。同年夏天，他在古巴情报组织DGI属下的游击战培训学校“马坦萨斯营”受训。年底，父母亲离婚，三个孩子跟母亲去了伦敦，他们都在英国上学。1968年，在父亲授意下，桑切斯去了莫斯科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1970年被退学。
离开学校后，桑切斯的人生开始转向另一条道路。他从莫斯科直接去了黎巴嫩贝鲁特，自愿加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被送去约旦阿曼的训练营。当时那里聚集着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青年”，接受游击战争的训练。之后，桑切斯又被送去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的H4伊拉克训练营深造。
1970年9月，原本以约旦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行动过激而被约旦国王下令武力驱逐，由此引发了被称为“黑九月”事件的一系列战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终惨败，剩余成员转入黎巴嫩等地，组成秘密恐怖组织“黑九月”。在这一过程中，刚从训练营毕业不久的桑切斯表现突出，获得了组织的重视。他来到贝鲁特，成为瓦迪·哈达德（Wadie Haddad）的手下。之后他又离开黎巴嫩，回到英国继续读书，但与PFLP始终保持联系，并以“卡洛斯”作为自己的代号。
1973年，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在巴黎暗杀PFLP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布迪亚（Mohamed Boudia），作为报复，PFLP行刺了英国犹太复国协会副会长、英国玛莎百货主席约瑟夫·希弗（Joseph Sieff），卡洛斯也参加了行动，但行动失败。此外，他还策划用炸弹袭击开设在伦敦的以色列工人银行，依然没成功。1975年6月27日，与卡洛斯接头的PFLP联络员、黎巴嫩出生的法国公民米歇尔·穆哈巴尔（Michel Moukharbal）被捕，供出了他。为了逃避追捕，卡洛斯枪杀了两名警察和前来指认他的穆哈巴尔，随后经由布鲁塞尔逃到贝鲁特。逃亡过程中，卡洛斯一度躲藏在伦敦一位女友家中，后来警方搜查其住所时发现了英国著名惊险小说作家弗雷德雷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的小说《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经由《卫报》记者彼得·尼斯旺德（Peter Niesewand）之笔，卡洛斯获得了“豺狼”的“昵称”。
1975年12月21日，卡洛斯策划了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维也纳总部绑架计划。他组织了6人小队闯入部长会议，挟持了超过60名人质，杀死了一名奥地利警察、一名伊拉克雇员和一名利比亚代表团成员。他要求奥地利当局通过广播电视媒体每隔两小时朗读一封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的公报，否则每隔15分钟杀死一名人质。当局同意了。12月22日，他们带着42名人质飞去了阿尔及尔。随后，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内维尔·阿金森（Neville Atkinson）——他当时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私人飞机驾驶员——负责接卡洛斯以及另外一些当时在阿尔及尔的恐怖分子去利比亚。他们先到了巴格达，30名人质被释放，之后继续飞往的黎波里。更多人质得到释放，飞机之后又回到阿尔及尔，所有人质都被释放，卡洛斯等人也都获得政治庇护。
后来被逐出PFLP、成为阿拉法特心腹的巴萨姆·阿布·沙里夫（Bassam Abu Sharif）和当时参与行动的德国恐怖分子汉斯-约西姆·克莱恩（Hans-Joachim Klein，代号安吉）指责卡洛斯独吞了大笔赎金。这笔赎金具体数目不详，大约在2000万-5000万美元之间。给钱的上家始终不为人知，据说是“某位阿拉伯总统”。卡洛斯后来告诉律师，钱是沙特人代伊朗人付的，“钱在路上就转移了，之后遗失在革命运动中”。因为没有按计划处死两名人质——伊朗财政部长和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卡洛斯被逐出了PFLP。
之后卡洛斯四处漂泊，最终选定亚丁为基地，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斗争组织”，成员分别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德国等地。他还和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取得联系，在东柏林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手下有75人，还为他配车配枪。此后，他策划了多起恐怖事件，包括1982年1月18日用火箭袭击法国SPX核电站（失败）、1982年袭击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等。1982年2月，包括他德国妻子马达琳娜·科普（Magdalena Kopp）在内的两名成员在巴黎被捕。为了换回妻子，卡洛斯策划了一系列爆炸案报复法国政府。根据史塔西最新披露出来的档案显示，卡洛斯和克格勃也有联系，例如1981年勃烈日涅夫出访西德时，他就被克格勃要求不要采取任何恐怖袭击活动，他也照做了。此外，罗马尼亚情报组织也曾雇用他暗杀在法国的罗马尼亚流亡者。在瓦迪·哈达德中毒身亡后，获得伊拉克人撑腰的卡洛斯重新与PFLP建立了合作关系。
鉴于西方社会的压力，东欧国家对卡洛斯的支持大大减少。1985年，为他提供庇护的匈牙利政府请他离开，伊拉克、利比亚、古巴都不愿伸出援手，最后他好不容易在叙利亚找到地方暂时安顿，和妻子女儿一起住在了大马士革。1991年9月，叙利亚政府又下达了逐客令，卡洛斯前往苏丹喀土穆定居。随后，卡洛斯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年轻貌美的约旦姑娘，还举行了穆斯林婚礼。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和苏丹政府交涉，希望能换取卡洛斯。
1994年，卡洛斯接受了一个小型睾丸静脉曲张手术，术后两天，苏丹政府告诉他，他有被暗杀的危险，要转移到农村去，会给他安排私人保镖。又过了一天，保镖趁他睡觉给他打了镇定剂，并把昏迷的他移交给了法国情报部门。8月14日，卡洛斯被押送到久违的巴黎，起诉的罪名是在1975年杀害两名警察和警方线人穆哈巴尔。尽管卡洛斯找来专门为恐怖分子打官司、有“魔鬼代言人”之称的法国女律师伊莎贝尔·库唐-皮尔为自己辩护，但最后仍然被判处无期徒刑。2001年，伊莎贝尔与丈夫离婚，成为卡洛斯的第三任妻子，尽管当时他并未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尽管他们的余生可能都要被监狱的铁窗分隔，两人还是举行了穆斯林婚礼。现在，伊莎贝尔仍然在为卡洛斯能早日出狱而努力。
2003年6月，卡洛斯在狱中出版了作品集《革命的伊斯兰》，试图以“阶级冲突”为由来合理化恐怖暴力活动，对本·拉登和萨达姆表示支持，称后者为“最后的阿拉伯骑士”。 近年来，卡洛斯还不时因为一些案件出庭受审。生活在冷战时期的他是媒体的焦点，一些他没有参与的恐怖活动也常常被扯上关系，如1972年慕尼黑惨案和1976年绑架法航客机的恩德培事件，有些无人认领的恐怖活动也被加在他头上，而喜欢吹嘘的卡洛斯也从不辩解。如今，已经61岁的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好出风头埋单。好在他的祖国并没有忘记他，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去年一次演讲中对卡洛斯不吝赞美之词，称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判决，并不是个恐怖分子，而是个“革命战士”。
阿萨亚斯：卡洛斯只是武装分子，并非恐怖主义理论家
《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2010年冬季号刊登了罗伯·怀特（Rob White）对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访谈。与其他访谈将关注焦点放在电影的拍摄上不同，怀特的访谈始终关注阿萨亚斯对于卡洛斯这个人的认识、阿萨亚斯本人的政治信仰以及当时的革命思潮，从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卡洛斯的形象如何被错位地解读。
W=罗伯·怀特
A=奥利维耶·阿萨亚斯
W：卡洛斯当初开始冒头时，你已经20岁了。那时候你怎么看他这个人物？
A：当时真的很难理解这个人。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他杀死两个法国警察的地方我很熟悉，每天都会经过，就在圣米歇尔大道边上，属于当时拉丁区的核心部分。
委内瑞拉人卡洛斯杀了警察，有可能还涉及某些巴勒斯坦政治活动——这点当时公众知道得并不是很详细，然后他就消失了，很难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即使数月后他在维也纳策划了绑架欧佩克部长的行动，新闻里也没将它当作什么“卡洛斯行动”来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一起绑架事件而已，知道这家伙可能是行动的头目，过了很久才分析出来这个头目和杀害两名法国警察的嫌犯是同一个人。后来他慢慢变成了恐怖主义的象征人物，但那也只是某种国际化的、极端神秘的恐怖主义。比如说他和当时法国国内的武装斗争力量就没有任何联系，他和法国左派没有关系。
有他参与的那些恐怖行动确实很惊人，但卡洛斯一直被视为由媒体制造出来的形象。当时，并没人将他看作是个重要的、有价值的、有自己信仰的战士。
W：他的行动有哪些是得到法国左派认同的吗？
A：早在他成为臭名昭著的卡洛斯之前，就已经参与过袭击停在奥利机场的以色列飞机和日本赤军攻击海牙法国大使馆等行动。
法国左派内部当时有过一次争论，焦点在于是否也该像德国、意大利左派那样组织武装斗争。结果是法国左派内的主流意见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过渡到武装斗争——尽管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孤立的暴力事件，这就是法国左派和德意左派的区别。相比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法国比较远离冷战的最前线。卡洛斯参与的那场战争，法国左派从来都不认为那与他们的目标、理想、世界观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对他有过认同。虽然法国左派对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始终抱有同情，但没人知道卡洛斯与之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联系，没人知道他在巴解运动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尤其因为他那些公之于众的行动其实都是反阿拉法特的，那些都被法国左派看成是内讧，也给巴解事业带来了恶名。我不觉得卡洛斯是法国左派同情的对象。
W：最近我重新翻开了1976年的《电影手册》，看到关于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当时的新片《红在革命蔓延时》（直译为《没有猫的笑容》，A Grin Without a Cat）的讨论纪要。《手册》的影评人似乎是反对马克这部电影的，但彼时那些影评人的思想却比他还要激进。你后来也成了《电影手册》的影评人，觉得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杂志同仁中处于哪个位置？
A：你谈到的这个时期，正是《电影手册》历史上最政治化的一个时期，当时我并不认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我的左派理念和政治观念更接近“国际境遇主义”和居伊·德波（Guy Debord），而且少年时期我就很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影响，所以极度排斥任何有着极权主义苗头的东西。在我看来，当时《电影手册》的政治观正是由他们与极权主义的关联而决定的。
等到我开始为它写东西时，风气肯定已经更加开放了，已经远离那些政治倾向，不然我也不可能加入进去。（注：阿萨亚斯从1979年至1985年担任《电影手册》撰稿人。）
W：片中有场戏，卡洛斯注视着镜中自己的裸体。他还常常提到些诸如“反帝斗争”之类的口号，给人留下很空洞的感觉。他是否其实只是个自恋狂？
A：媒体呈现出的卡洛斯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像是某种恐怖主义理论家，涉及某些高层政治理论，但事实上那从来就不是他所热衷的。他是个武装分子，不断重复着一些口号，但随着世事变迁，随着冷战即将走到尽头，那些口号也变得越来越单薄。
基本上，他就是个PFLP任务的执行者，别人设计好的行动由他去落实而已。至于那些行动会引发怎样的地缘政治影响，甚至那些行动与他的理想有何差距，卡洛斯其实只有部分的认识。他来自拉美，那是一片当时正在经历暴力、血腥战争的土地，然后他去了莫斯科学习，19岁时又在约旦拿起了枪。卡洛斯其实从一开始参与的就是斗争的实际层面，而非理论层面。他始终没有接近过理论层面，因为他一直享受当名人的感觉，而那正是出于他的自恋和对媒体的认识。媒体也紧紧抓住他，因为他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事实上，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该有那样的曝光率。我们在贝鲁特筹备影片时见到了绰号“哈立德”（Khalid）的阿尼斯·纳卡奇(Anis Naccache)。他跟我说了件很有趣的事。那次维也纳行动，他是副指挥，但这一点直到20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对此他感到十分骄傲。之前任何一本关于卡洛斯的传记都没提到过“哈立德”就是纳卡奇。他告诉我：“我是个战斗人员，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于是那次行动后我悄然脱身，在黎巴嫩南部训练战斗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军事力量。”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你赞同与否，至少这个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还说过：“卡洛斯一直处于聚光灯下，那又给他带来了什么？”
W：你曾在介绍本片的文字中写到过：“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存在于欧洲左派心目中的卡洛斯是变形、扭曲的版本；因为那代人随“五月风暴”而生，他们相信革命已经到来，暴力斗争不可避免。”萨科齐上台后对1968年的后遗症表示谴责，而诸如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等作家则为之辩护。如何从这场辩论的背景下来看《卡洛斯》？你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
A：我的立场既不接近巴迪乌，肯定也不会接近萨科齐！1968年的事对我的政治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我看来，那是一次反极权主义的起义。人们似乎忘记了，当初在被占领的欧迪翁剧院，飘扬着的是红黑两色的旗帜，而我是站在黑色一边的（注：当时的黑色旗帜代表无政府主义阵营）。我的信念是，这次起义本可以走得更远，我属于那些始终不曾真正原谅背叛者的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