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10周年回顾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经济周刊201148期封面 “未来属于中国吗？”
——纪念中国加入WTO十周年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 迟宇宙
愣头青与救世主
《时代周刊》总编辑、印度裔美国学者法瑞克·扎卡利亚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父亲是印度国大党元老，母亲是印度的传媒领袖。他自己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关门弟子。
28岁那年，扎卡利亚成为《外交政策》历史上最年轻的执行总编辑。从那时候起，他的文章就开始在美国政治、经济界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当他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的时候，印度人开始将他与塔塔、米塔尔以及印度软件业一起，当作印度软实力的代表。
作为一位能够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专栏作家，扎卡利亚曾经撰写过许多极具前瞻性的文章。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曾预言到美国在伊拉克将遭遇危机；他还分析过为什么全世界都仇恨美国人。
对于中国，扎卡利亚始终保持着充足的热情。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扎卡利亚就已经撰文预测中国的崛起。他说，当人们将目光流连在科索沃、伊拉克的时候，人们忽略了本世纪90年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崛起。
10年后的2005年9月，当扎卡利亚再次密切关注中国的时候，他执掌的《新闻周刊》破天荒地就中国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的世纪》)。他自己执笔了主文，写下了著名的文章——《未来属于中国吗？》。
他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他只是说：“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是一个事实。”
美国人崇尚美好的事物，但实际上吸引他们眼球的是一些庞然大物。诸如大峡谷、加州红杉、壮观的中央终端机、迪士尼世界、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军队，GE、双倍的大汉堡(加乳酪)和星巴克超大杯。欧洲人推崇精致和细微的差异，而日本人则喜好微小和简化。美国人喜欢规模，尤其是超大规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沉重打击了美国人自信心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在规模上使美国自惭形秽的国家——13亿人，四倍于美国人口。一百多年来，这个巨大的规模对于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而言，始终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梦——10亿个等待拯救的灵魂，20亿个等待去除狐臭的腋窝——但他们(传教士和商人)从来就一事无成。中国非常大，但是非常贫穷。
但所有这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看来十分迷人的庞大的规模，现在看来变得令人恐惧不安。而且美国人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国威胁”会否噩梦成真。每个商人这些天都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令人眩目的统计数据，令闻者顿时陷入缄默且印象深刻。
最令人惊异的发展例子当然是上海。在15年以前，浦东，在上海东部，是未开发的乡村。今天它是上海的金融区。它比伦敦的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大8倍。事实上浦东的地域只是比芝加哥城稍微小一点罢了。
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称号今天当然属于中国。它生产了世界上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播放器和鞋子。(“还有玩具！”我5岁的儿子必然会要我加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
——新闻周刊《未来属于中国吗？》
2007年12月31日，《新闻周刊》再次以姚明作为封面，封面标题为“CHINA NOW”，《现在轮到中国了》。扎卡利亚说：“对美国人来说，2008年最重要的是总统选举；而对世界而言，2008年最重要的则是中国。当奥运会揭开帷幕的时候，中国将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世界看起来还算不错，次贷危机刚刚浮出水面尚未展示其狂暴的破坏，金融海啸也没有粉碎人们的美好梦想，雷曼兄弟还没破产，它的总裁富尔德还没在健身房挨揍。
那时候的中国正在筹备属于自己的奥运会，资本市场正在被一场或许空前绝后的狂欢所笼罩。中国还没遭遇冰冻和地震，人们对未来充满着热望。一切值得珍贵的东西，一切对未来的憧憬与畅想，都没受到任何侵害。
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雄心，人们都热衷于讨论“北京时间”和“中国世纪”。三年转瞬即逝。当中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化十年，人们发现，扎卡利亚的预言早已成为事实。中国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廉价产品、更强的增长动力、购买更多的债券、被希望提供力所能及或力所不能及的救助。
中国就像是一个“救世主”。
这一切与十年前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看起来还像是一个愣头青，正在为突然获得的礼物欣喜若狂。
英雄崛起
2006年12月8日晚8：30，大约有20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坐在一起，谈论中央电视台的一部专题片《大国崛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同属于一个叫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除了名誉理事之外，大都掏出了一二百万不等的费用，以获得俱乐部的一个席位。
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既有柳传志、张瑞敏、马蔚华这样的产业领袖，也有王健林、王石这样的地产富豪，还有汪潮涌这样的资本大亨，以及王中军、李书福这样的“欢乐英雄”。
他们掏出的现金，属于个人而非公司资产。他们以这样的姿态、这样的行动和这样一个组织，向人们宣布，他们是一股代表中国向上的力量；他们阳光而健康，是一个大时代的英雄人物，也理应成为一个大时代的代言人。
所以在那一天，他们愿意坐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上的愿望。他们相信，这是一种力量与力量的对接、交流和碰撞。还有一种更振奋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使人们确切相信，自2001年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已经准备赢得未来。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无法确切那场讨论的明晰意义，但我们愿意相信，其意义将随时而现。
从2001年中国的“全球化元年”开始，我们已经蹒跚着走了十年之遥。
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拥有了李书福，他的吉利收购了著名的沃尔沃，尽管人们戏谑地称之为“沃尔吉利诞生记”，但我们毕竟攥紧了一个跨国汽车品牌。
我们还拥有了柳传志，尽管联想整合IBM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再造几个联想，但在10年当中的某个日子，我们还是愿意为一场虚荣或是赌博进行狂欢。
我们也拥有了李东生，他的TCL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曲折艰难，使人们意识到，要从“太差了”(Tai Cha Le)变成“今日中国雄狮”(Today’s China Lion)是多么艰难……
我们还拥有了马云，他成功地收购了雅虎中国。他的举动被《华尔街日报》描述为中国主导互联网下一个十年的起点。阿里巴巴和雅虎从夫妻变成了冤家，马云看着阿里巴巴的CEO卫哲下课，又看着雅虎的CEO卡罗尔·巴茨下课。他自己则牢牢地盘踞在王座上，时而扮演“爱国流氓”，时而扮演着“四十大盗”。
我们还拥有了姜建清，他使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还隔三差五地在全球进行一些小规模并购，使我们在一片金融的暗夜里看到了零星的光亮。
我们还拥有马明哲，他当年宣布的再融资计划成为压垮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还启动了那场平安收购富通、被认定为标准的“冲动的惩罚”的案例。幸运的是，审批的程序竟如此漫长，长到了中国平安可以终止这桩收购。
腾中收购悍马像个笑话，《南方周末》竞购《新闻周刊》遭拒像个冷笑话。在耗费了并不漫长的十年之后，我们有时候突然变成了笑话的制造者，有时候又傻呵呵地变成了笑柄，希望举起长矛，去救美国、救欧洲、救全世界。
就像是那些可爱的河南老人家们高举横幅声援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革命行动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美国年轻人的一场狂欢。一位在波士顿留学的年轻姑娘说，她看到的“占领波士顿”只是一场聚会，在聚会的场地里，甚至还有一个帐篷专门提供足疗。
但是对于已经结束的十年，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柳传志还是李东生，无论姜建清还是马明哲，无论马云还是马化腾，他们毕竟是英雄。
在一个英雄辈出和英雄崇拜的年代里，我们愿意见证他们的光亮，并且愿意在光亮的指引下往前走。因为光亮的存在，我们甚至对未来充满了很多虚幻的希望，相信起一些诺言和谎言来。
永别了，亚细亚的孤儿
现在，让我们重返时间开始的节点，去寻找那些人的足迹，印证他们曾经在十年前留下的然诺，今天是否已经变成了灰烬。
2001年夏天，浙江余杭的一家丝绸小厂承接了一个只有几百米的订单，当时，工人们还不明白面料图案上的APEC这4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批面料被裁剪成了20套中国传统的唐装。
那一年的10月20日，在上海秋日的晴空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的20位领导人，身着这些唐装站在了一起。
对上海，对中国，那注定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江泽民与各经济体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差不多9年后，胡锦涛也在那座城市，频频地与各国访问者握手，以庆祝世界博览会的成功。
2001年9月11日，世界格局因一场恐怖袭击而改变。经过了26天的动员之后，美国开始了阿富汗战争。那一天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南方都市报》第二天封面的大标题是：《出线了！》《开战了！》
那年的12月1日，世界杯足球赛抽签仪式在韩国釜山举行，中国队与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队分在了一组，这让不少球迷开始对中国队进入16强充满憧憬。
中国足球用44年的悲剧性努力展示了自己走向世界的勇气和顽执，而韩国人也为把中国队分在韩国比赛用足了他们的心眼儿，韩国人如愿了。根据当时韩国观光公社预测，在世界杯举办期间，至少将有6万名中国球迷和旅游者前往韩国。有人估计，仅此一项，至少可以让韩国人赚取近1亿美元。中国队小组比赛网上销售部分的门票被抢购一空，韩国大韩航空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涨了近10%。
足球在制造快乐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财富。
那年的7月13日，夏季里的莫斯科给千里之外的中国北京带来了好运——“我们赢了”。
当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的时候，世界为中国的未来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为了准备奥运会，北京计划投入2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有人测算在此后的几年中，这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多增加0.5%，这还不包括其后“经济过热”带来的数字上的膨胀。“奥运经济”一时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几个月之后，中国足球队将与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巴西队出现在同一个绿茵场。7年之后，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将在中国同场竞技。结局截然相反，悲剧制造者依旧以悲剧收场，狂欢制造者在狂欢中庆祝崛起。
2001年，中国也进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竞技场——WTO，世界贸易组织。
解放
中国自1986年7月11日提出复关申请，在长达15年的谈判后，获得了分享全球化的权利。经过了两代领导人，中国才完成了入世长跑，“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
复关的要求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在那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进行——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开放，是完全错误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解放。
中国在江泽民时期，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与邓公南巡有关，而根本上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两代领导人共同导演，完成转型。
在那一时期，技术上又有了进展，“新经济”虽然后来曾被认为一个巨大的泡沫，但由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却不容回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并未如同东南亚国家般崩溃，即使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2001年，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由贸易引发的全球合作早已持续了数十年，尽管政治主权依旧各自保持独立，但经济合作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已相互依存，分工日益复杂。
GATT(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在1948年生效。在此后数十年里，它调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一种开放和竞争的理念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快速传播，它最终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GATT主持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它要求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市场准入、增强规则机制的透明度。它推动经济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WTO是GATT的升级，它成为指挥各个经济体的领袖和家长。经过融合与冲突，WTO与中国终于找到了定型的机会。中国的政策与西方工业国不同。在中国，贸易保护是习惯性措施，虽说内中有差别，但仍尽其可能谋取国家最大利益。
整个亚洲都习惯于首先保护自己，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之梦的破灭，受战争摧残的亚洲国家相互极不信任。加上亚洲处于多种意识形态交锋之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君主制在多年斗争中，无法形成同舟共济的局面。
日本最为典型，一旦风吹草动，便极不负责任地宣布日元贬值——这与它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相符。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即意味着内敛式经济政策的垮台。开放、竞争、平等、共同承担风险……经济行为需要在新的游戏规则之下成长与扩充。
中国经济早期为封锁困扰，领导者却在这种环境下感到舒适。进出口既然不能进行，正常获得外汇的渠道就遭遇封闭。在1970年代以前，既然不能受到西方工业国承认，参与全球化则不可能。况且中国当时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不能自拔，终于错过了早期经济发展最好的机会。
现在回头“算旧账”，似乎已无意义。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此后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改革的仲裁，不啻为明智之举。在此后二十多年中，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严格的管制既从他们手中放开，经济亦得以快速发展。观念开放也使人们有机会讨论更多问题，最终选择竞争和贸易自由化。
第143个成员
那一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经过多哈会议，中国成功入世，人们的狂欢之后，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角度对中国入世展开对话。漫长15年，在获得结果后，意义往往被人忽视。
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写道：“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开放与竞争，就没有理由对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满怀忧虑，因为WTO对于我们的最终价值在于，它能够对国人较长时间处于相对凝固和禁闭状态的思想观念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双赢”已经被找们谈论了太多的时间，历经15年艰苦的谈判，这种“双赢”终于被浓缩于多哈短短的8分钟，被定格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镜头中。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在签字仪式之后，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中国入世，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我们发现，出现在多哈会议上的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面对全世界的目光，除了微笑，更多的是平和。他们清楚，15年艰苦的谈判之后，中国只是赢得了参与制定比赛规则的机会，而不是比赛本身。中国加入世贸，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承诺，更是国家对国家的承诺，是法律对法律的承诺；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机遇与挑战的共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巨变当中，在一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大时代里，我们和我们的英雄们甚至来不及往前看，未来就跑到了身后。
在曾经冀望的未来当中，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在前一天晚上，外经贸部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法律文本。没有仪式，没有掌声，中国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第143个成员。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入WTO的，还有台澎金马的入世。它们的入世，意味着整个“大中华区”都告别了“亚细亚孤儿”的时代，可以集体享用全球化的盛宴了。
“双赢”
让我们继续回头看。
在15世纪，中国人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才华，一名叫郑和的太监率领着政府的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当时的奇迹。这七次壮举曾被认为中国寻求世界范围承认的努力，而事实上，明成祖朱棣仅是希望炫耀武功，广布王道。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建文帝流落海外，而作为叔父的朱棣则非要得到他的死讯方能心安。
得到不见得由衷的颂扬与敬仰，失去滚滚白银——这种入不敷出的开放行为并未得到持续。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斯·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世界的门槛上后退并回到本国的。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努力，甚至制定一种政策来撤退。”
马戛尔尼勋爵因为不肯对乾隆皇帝叩头而导致了使团在北京逗留的时间缩短。天朝被得罪了，两个民族开始对抗。为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而来的马戛尔尼发现，清帝国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文化无动于衷。
对西方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封闭落后和拒绝自由贸易的看法由此产生。所以在1840年，他们选择了发动战争。
在160年前，中国被迫卷入自由贸易，她是那么不情愿。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本国迈进世界的门槛的。经过了长达15年的谈判，在2001年11月10日，中国真正意义上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有两个原因注定入世的曲折：它曾作为西方模拟的对手；它的开放程度并没有西方预期的那么高。
中国的入世是一种表面曲折而内中顺利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未从计划经济中走出，应对市场挑战便不可能成为事实。1986年，中国表达善意时，对于世贸组织而言，姿态并非唯一重要的条件，他们要求中国扩大开放。
而当日的中国政府，依然进行着计划经济的管理，迷恋于数目字和行政安排，维持一种罕见的平衡，绝不可能让国外资本对刚刚振兴的国有企业发生致命冲击。虽然这种冲击，理论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外部市场开放之前，必须开放内部市场。这个调整，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完成。此时中国已从自我抑制，开始展开制造业扩张。计划的数目字既然无法控制市场需求，便寻求市场的自我调节。
计划经济的衰退不难解释：国有企业缺乏增长动力，私营企业则不能得到政策庇护。简言之，市场需求与计划调整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10年前的1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采访龙永图的节目中，一位观众问龙永图：“作为谈判专家，您在进行入世谈判时，有多少协议高出您的底线，有多少低于您的底线，有多少是在底线附近的？”
龙回答说，谈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关键是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就比如一个妇女到商店买衣服，通过货比三家，她已经知道这衣服的市场价格是80元，但她到大商场人家却开出100元，怎么才能做成买卖呢？她出价时不会从80元开始，她会说60元，不行，她又说70元，对方还不答应，这时她就再让一步说80元，对方也满意，买卖做成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赢”。
十年过去了，我们像是真的双赢了。
被时代选中的海盗
1967年8月7日—8日，当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这个致力于国家合作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推动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准备向纵深发展，年轻人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工厂停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潮流。
在衰败不堪的青岛电机厂，工人们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仅有的生产也只是为了按时完成政府的计划。而作为他们支柱产业的电冰箱业务，自1959年起就已经陷入破产的地步。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青岛电机厂在1980年与青岛第四工具厂合并改称为青岛日用电器厂，生产电机和吹风机，后又研制了洗衣机。经营多年，终因生产的洗衣机质量不佳，在同行业产品评比中败下阵来。1983年，他们开始研制电冰箱，翌年，试制成单门直冷式电冰箱。
开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985年11月，在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的15条电冰箱生产线后，更名为青岛电冰箱总厂的日用电器厂最终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它变成了现在的海尔集团，而它的CEO张瑞敏，则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领袖。在中国政府的计划中，海尔集团正在朝着跨国公司的方向前进，而张瑞敏则被认为是亚洲企业家新的典范。
2003年，网名“成一虫”的一位分析师开始撰文系统性质疑海尔。海尔起诉了他。这桩丑闻上了美国《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叫做《海尔为什么要让这个人闭嘴》。然而这丝毫没影响海尔在海外的扩张，更没影响到中国会出现一部叫做《首席执行官》的影片，竭尽所能地对“凌敏”进行奉承。
这是足以颠倒乾坤的十年。
当年，著名的唐万里、唐万新兄弟操控的德隆系曾经风光无限，他们也曾意气风发地在德国收购机场。突然之间，并购行动失败了，像傅成玉掌握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样失败了。
如今，旧日的大佬下了狱，风光不再，留给人们的只有传说和回忆，以及出狱之后试图东山再起的各种传言与谈资。
2001年的时候，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触目惊心。10年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该剥离的不良资产都剥离了，该上市的都上了市，通过一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熊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层被成功地套牢。
2001年，大连万达的王健林已经离开了足球。他目睹了中国足球最悲催的“金州不相信眼泪”，也目睹了中国足球的最后狂欢。可是在2011年，他以救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足球，成为中国足球最大的金主。然而他依旧没能拯救这个破败的梦想。足球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个破球。
那个被褒奖为教父的柳传志，在10年当中，他掌控的联想集团曾经风光无限，市值高达千亿港币，也曾因收购IBM而陷入低谷。他曾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又成功复辟，出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突然之间，他又放弃了主席的位置，回到家里，回到农田，准备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个“果园老农”，就像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要联想学习苹果一样。
2001年开始的中国互联网“黄金十年”突然之间戛然而止。2000年的纳斯达克股崩传导到中国时，已经过了漫长的一年。但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丝毫不受影响，在1999年中华网上市之后，新浪、搜狐、网易纷纷上市，组建了华丽的“中国军团”。
可是现在，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中华网在2011年宣布退市，“中国概念股”遭遇空前的做空，浑水公司轻松地腰斩了分众传媒。2001年叫嚷的“互联网的冬天”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冬天，真的降临了。
中华网用“退市”过冬，新浪用“微博”过冬，盛大用“私有化”过冬……张朝阳从摄影师王景春镜头下的“大男孩儿”变成了“老男孩儿”，还在描述着他能够活到150岁的老年生活；丁磊养起了猪，尽管传言中“丁家猪”已经被提前数年预订一空，但谁也没见过它们的真实面孔；马化腾的腾讯倒是掌握了话语权，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海盗模式”；在经历了与雅虎不幸福的婚姻之后，阿里巴巴试图整体收购雅虎，但人们听到的故事却叫做“爱国流氓”发动“淘宝伤城”……
那时候，硅谷的“海盗”们被称为“英雄”，所以《硅谷海盗》会被译为《微软英雄》。可是比尔·盖茨退休了，他逃匿到了慈善事业当中，寻找救赎，传播福音；史蒂夫·乔布斯退休了，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教上帝如何进行创新。人们总是在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乔布斯啊？
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即或曾经像海盗一般罪行累累，但他们被时间选中，改变了时代，改变了世界。他们代表着我们不灭的希望与向心力。他们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充满了偶然。他们的行动像这个国家一样，常常令外人捉摸不透。
在长城和空城计之间
“中国的行为常常令别人捉摸不透。它曾在千百年间自居于它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及其引起的国际法充耳不闻。今天它却捍卫着一种纯粹主义式的、起源于欧洲的国家主权观念。”
这是美国的政治研究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在其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一书中提出了上述观点。
事实上，中国花了10年时间脱离“空城计”，而形成自己的长城，这种观念上的长城已非昨日用以抵御外族入侵的万里长城，更不是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象征。“长城”现在变成了有原则的开放、有步骤的改革和趋于简单的组织结构。
2001年，因为中国加入WTO而成为中国的“全球化元年”。10年之后，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了屹立潮头的领导者。
这10年会让人想起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会让人想起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会让人想起黄庭坚的《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会让人想起陈奕迅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在这10年当中，在全球化从若隐若现变成滚滚洪流的变化当中，在一个世无英雄的年代里，竖子都暴得了大名；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中，出类拔萃之辈的光亮相互遮蔽，使我们看到了温暖，也看到了阴翳。
10年之间，在长城和空城计之间，我们徘徊了许久。终于，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回到那疑问当中——未来属于中国吗？
《未来属于中国吗》透露：乔舒亚·库珀·拉莫在与高层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会晤后，撰写了一篇名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新外交政策的迷人图画。“中国的目的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成功地制定战略，有效地控制局势，结果自然有利于中国。这种思想源于中国最早的战略家——孙子，他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写道。
法瑞克·扎卡利亚援引了他的话，得出了属于自己的结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中国的智慧。现代化中国崛起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的智慧。”
入世凭什么？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石广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今，入世后又整整10个年头了，中国成功应对了各种挑战，取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也因此而受益。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回首往事，思绪良多，更多地回忆历史的启示和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启示和经验是：中央的决策正确，保证了中国的成功。
成功入世的历史要因
时机的掌握
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央就着手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出于当时的中国情况，“文革”远未结束，中国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关贸总协定成员主要是富国成员，加之中国对国际组织了解甚少等因素，中国自我决定，不申请、不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到了1980年，“文革”已经结束，中央决定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开始谋划经济发展，其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开大门，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因为中国要建设，急缺外汇，同时，企业要生产，劳动力要就业，产品要找出路，很重要的出路就是出口。
关贸总协定正是当时主导国际贸易的组织和协定，中国开始对它进行研究、考察，逐渐认识到关贸总协定对我有用，并且很重要。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决定，申请复关。又经过三年多的充分具体准备，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中央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是不失时机的。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谈判。
事情发展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认识问题，同年，中央决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复关谈判立即进入了新阶段。
1995年，关贸转为世贸组织，入世谈判也有了新进展。中央为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同时也为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作出决定，加快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同时，中央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谈判方针和政策，如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权利和义务必须平衡，永久解决中美相互最惠国待遇；谈判方针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等。这些决定对排除谈判的各种国际国内干扰，坚定谈判信心，掌握谈判斗争策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谈判的进展，复关和入世谈判进程又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开放。这种相互作用，在15年的谈判历程中显得特别清晰。
比如：1992年以前的复关谈判，关贸总协定主要审查中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审查中发现我们汇率是双轨制，外贸权是国家统一经营，价格是国家制定为主，出口是国家补贴等等。由于对外谈判的形势和需要，迫使国内必须加速改革，于是我们选择时机，汇率并轨了，外贸体制做出了重大改革，权力下放，放宽经营权，授权生产企业做外贸；出口企业分期实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取消出口补贴；价格也在逐步放开，企业自主定价等等。
反过来，国内的各项改革又大大促进了谈判的进展，审查初期的许多问题，我们改革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诸如上述，就不再谈了，因此加快了谈判进展，特别重要的是当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关贸总协定谈判立刻结束了长达7年对中国体制的审查，因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国家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以前我们总是说中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者中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外国听不懂，不明白。
后来加入世贸组织8年的谈判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每深入一步，入世谈判就进展一步，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参与过谈判的人员，感受得十分深刻。
第三世界的支持
上世纪90年代是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各国的资源、市场、资金、人力等发展要素，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这些要素的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单靠自己，快速发展，解决国内问题已经不可能。
因此，世界离不开中国了，当然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了。这就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因此，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必须加入和参与。
世界经济格局在变化。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操盘手是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制定规则由他们主导，市场要服从他们的利益，贸易不平等、处理争端不公正等等不合理、不公平现象长期存在。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的治理结构，中国是个重量级发展中国家，迫切欢迎和期盼中国参与并发挥作用，改变力量的对比。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为热情地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感受得非常直接和感动。
政治上，冷战结束，两极根本对立局面不存在了，大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上，这为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政治环境。尽管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国际政治干扰，但却改变不了这个大环境。
体制优势办大事
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
从复关谈判开始，国务院就成立了部级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研究解决谈判中的重大问题。谈判后期中央还成立了“WTO领导小组”，不仅仅协调谈判问题，还负责指导整个国内的应对工作。
在谈判的重大关头，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和指挥谈判工作，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认真贯彻执行。中国政治体制，保证了决策果断、及时，贯彻有力，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既增加了我们谈判的信心，又取得了谈判各方的信任，最终赢得了中国顺利地加入世贸组织。
谈判的艺术
入世谈判中，各方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实现双赢。首先，谈判的各方(双、多边)必须平等，任何一方不能强行让对方接受不可能接受的内容，我们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能同意的坚决不同意，应该得到的，必须得到，否则宁可不加入世贸组织。
比如，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解决美国长期拒绝给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必须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必须确保中国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如：电讯的关口局，外国只能通过中国关口局，确保国家安全；经济上，不放开A股市场，人寿保险合资外方股比不能超过50%，等等。
与此同时，为了中国能加入世贸组织，在确保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也尽可能照顾谈判方的关切和利益。因为世界上的任何谈判没有相互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谈判中，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尽量照顾和满足，甚至我们尽帮助之义务。对发达国家要严格区分谈判内容，对那些不损害我核心利益，我们可以承受或者受些损失我们仍可承担的内容，可以做出让步，即使这样也要相互让步。
如，我们在纺织品条款、特保条款、反倾销条款就做了让步，但坚持了“日落条款”(即到期自动作废，纺织品条款2008年到期已作废，反倾销条款加入之日后15年、特保条款加入之日后12年失效)，拒绝了谈判方使其永久化的无理要求。我们容忍了这三项条款的一些内容的不合理性，对方放弃了永久化。
类似的还有一些，如，农业补贴我们曾要求允许补贴10%，谈判方只同意5%，最后达成了8.5%；汽车关税25%，我们曾要求到2008年实现，谈判方要求2005年，最终达成协议是2006年7月1日。
因此，对中国入世协议和承诺，世界较普遍反映内容是合适的，是双(多)赢的。1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承诺认真履行了，做出的让步中国承受住了，中国受益，世界也同样受益。
入世利弊辩
加入世贸组织10年的实践证明，对中国确实是有利有弊，但总体利大于弊。
入世对中国最大的利是，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
中国的对外贸易，2001年至2010年货物出口年均增长22%，规模扩大4.9倍，占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由4.3%提高到10.4%，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走出去”步伐加快，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对外开放拉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至2010年的40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世界排名升至第二位，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入世还为中国今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一切都正在为中国创造着有利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设想，如果至今中国还不是世贸组织成员，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仅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意义是深远的。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确实有弊，而且不能忽视，应认真应对。我认为，最集中的“弊”就是国家要让市场，企业要拼竞争，政府要改管理。
这些弊也可以理解为“挑战”。因为我们让市场主要是为了换取其他成员的市场；企业要拼竞争是为了在国内外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并不断做大做强；政府要改管理就是改变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必经之路。
十年的历程证明，我们应对得很好，中国的市场不是因为让出一部分而变小了，而是扩大了，2001年至2010年，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37595亿元扩大到154554亿元。
中国大多数企业经受了竞争，许多企业变大变强了，2001年中国企业成为世界500强仅有11家，今天已经54家了，数量还在增加。
与此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优化了，产品质量档次大大提高了，压力变成了动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逐步适应市场经济。
当然，由于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风险也大大增加，特别是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今后世界和区域的各种经济危机肯定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这是我们应认真面对的。
中国改变的世界
中国加入世贸，对全球影响重大。
中国的进入，令世贸组织的成员结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世贸组织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实力对比不平衡，实际上主要由发达国家所主导。过去世贸组织只有一个“四方”决策机制，即由美、欧、日、加四方组成，都是发达国家。
中国加入后，逐渐演变，现在形成了“七方”，即由中国、巴西、印度、美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新兴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主导谈判的核心层，发展中国家对谈判进程开始拥有了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大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权。
1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受益，世界也受益。我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2003年为4.6%， 2009年为1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2001年到2010年，中国进口年均增长21%，规模扩大4.7倍，占世界比重从3.8%提高到9.1%，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年，我国占世界GDP比重持续增加，从4.4%增长至9.3%。特别是2008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提振作用，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作用。
中国参与制定新的规则，有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自入世后就全面参加了多哈回合谈判，谈判的目标就是在规则上解决当前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税等有关问题上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秩序。中国在谈判中坚持维护自身权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主动协调各方立场，先后提交了100多个提案，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
做强中国
入世10年后，中国将面临很多新挑战。
中国入世就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当今的世界，各国较量的要素是整体经济素质，包括体制、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企业的竞争力，等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资源相对贫乏，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仍不完善，企业竞争力在增强但多数企业竞争力仍不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仍待优化，政府管理方式需要改革等等，总体上抗大风险的能力还不强，今后类似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种危机肯定会不时发生，这必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必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历经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多轮谈判，虽然这种不合理不公正正在变化，发展中国家参与权也在增加，但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经贸秩序和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权并未根本改变。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规则和运用规则能力仍显不足，必然影响中国从多边体制中受益程度。应该说，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制定制度权大大增加了，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已进入核心决策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力量仍不强，参与的经验和能力明显不足，迫切加强中国的能力建设，任重而紧迫。
新一轮谈判即多哈回合由于大国的政治经济因素，谈判进展艰难，对国际经贸秩序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1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国人举国上下关注，世界也瞩目。10年后的今天，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做对了，世界也做对了。
十大行业的十年之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汽车行业：增长10倍
2000年，国内汽车销量是200万辆，主管部门预测2005年将达到380万辆，结果2002年就达到了，2010年已高达1800万辆。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一个汽车大国的汽车社会已经加速成型。但十年的繁华，并未能成就一个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的内功还欠火候，交通拥堵、能源供应、环境保护的制约在未来也将越来越明显。一个由大变强的汽车业，任重道远。
家电行业：由2000亿到近万亿
入世之初，中国家电市场不到2000亿元的规模，而且技术落后、管理粗放。但10年之后，中国的家电业总产值达到了9642亿元，比10年前涨了近四倍。出口方面，2001年，中国家电行业的出口产值仅为70亿美元左右，到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攀升到了1500亿美元。但未来，中国家电业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例如产业的转型升级，上游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国际化发展等等。
纺织行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翻番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纺织出口总额达到了2065亿美元，相比入世前2000年的560亿美元增长了268.75%。2010年，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全球市场比重已达32.71%，与入世前的2000年相比较翻了一番。但挑战同样存在：贸易摩擦增多，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产品定价权缺乏。更为尴尬的现实是，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赚了吆喝却没赚什么钱。
农业：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农业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10年间，中国严格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贸易额由2001年的279.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219.6亿美元，增长3.4倍，年均增幅17.8%，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银行业：大改革
过去的10年，是中国银行业大改革的10年，也是其竞争力提高最快的10年。2003年开始，中国银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行、中行、工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相继成功上市。我们曾有过最坏的估计：10年后，外资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10%-15%。现实显然要好得多，外资目前所占份额仍不足2%。从资产规模上看，中国银行业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但与外资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仍有较大的差距。
日化业：被围剿
日化或许是入世之后受冲击最大的行业。2004年中国护肤品市场开始迎来飞速增长，到2009年中国化妆品销售额已经超过1400亿元。入世10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化妆品销售市场。然而，在这市场急速扩张的背后，日化行业的民族品牌全面惨遭外资围剿，大宝、小护士、紫罗兰等一大批民族日化品牌在遭遇外资收购后，大多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民族日化品牌频遭外资并购，正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钢铁工业：博弈话语权
入世10年，中国钢铁行业粗钢年产量由1亿多吨上升到了6亿吨，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4.3%，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65%，在与国外矿山的博弈中，我们始终处在被动地位，中国钢企的利润被国外矿山严重挤压。
电信业：跻身世界一流
10年前，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中国电信业的开放比例是49%。这一承诺被国内认为不可思议，甚至不可接受。但10年过去了，中国通信业从一个原始的国家垄断产业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通信市场，电信业网络规模、用户规模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第一，通信设备商华为、中兴等制造公司开始跻身国际一流行列。截至2011年9月，中国拥有固定电话用户数2.8亿，移动电话用户数9.5亿。
零售业：阵痛中壮大
入世10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1年的4.3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5.7万亿元，年均增长15.4%。2004年，中国零售业市场开始向外资全面开放，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国际零售业巨头纷纷抢滩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零售业品牌，也在世界零售商们的挑战中，形成了国美、苏宁、百联等千亿规模的大型零售企业。
医药业：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
入世10年来，中国医药外贸总额从9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602亿美元。医药进出口占全国整体进出口的比重从1.7%上升到2.6%，占世界医药贸易的比重亦从不足2%上升至5%。根据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在2011年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市场规模达500亿美元以上。但随着全球医药产业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医药企业也面临越来越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挑战，例如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带来的应对难度增大等等。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根本性转变仍然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