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类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斯坦福女人类学家Genevieve Bell
最近有IT公司高薪寻找人类学研究员，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是人类学研究员？为什么一定是学人类学的，心理学、社会学不行么？人类学毕业后又有多少人在IT行业就业呢？“我们学人类学的，在IT企业中能做些什么啊？”即便是我的人类学同学，也这样问我。
简单来讲，人类学者在IT行业能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用户研究方面，但是，数字人类学，不仅仅是用户研究。
数字人类学是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步兴起而出现的，最初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人们如何使用新的科技产品，类似于科技人类学对古代工具的探寻一样，通过解释人们使用工具的意义来理解社会文化。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猎杀野猪的3种不同陷阱，到摩洛哥的传统水车，再到Facebook，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工具使用的进化史。
随着数字产品的普及，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数字人类学者要解决的不再仅仅是人们如何使用数字产品的问题，更要洞悉手机、电脑、互联网这些数字工具如何“Use”使用者、进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怎样的质的变化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微软、谷歌等公司都会聘请人类学研究员来主持产品策略等战略性工作的原因。数字人类学家Michael Wesch教授使用Web2.0工具对新媒体的社会影响进行开拓性研究，在2007年被《连线》杂志誉为互联网的“解释者”。
斯坦福女人类学家Genevieve Bell在2010年成为了Intel交互体验部的掌门人，她被誉为Intel的秘密武器，率领数十名社会科学家、设计师、研究人员和行为工程师致力于研究全球各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家电产品，为Intel的“数字家庭”项目提供战略意见。
毕业于UC Berkeley的Danah Boyd主要关注社交媒体中的青年亚文化，她认为“人们以一种非常合理、理智的方式对互联网结构情况作出应对”，而数字人类学家的职责是“发现它，并以一种让你明白的方式将其阐述出来”。扎克伯格曾请她喝咖啡讨论青年人在线上社区的隐私保护问题，而她现在以社交媒体研究员的身份在微软研究院工作。
除了IT公司，社交媒体、人力资源及数字营销公司也都需要人类学研究员，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如何由于不同的兴趣和想法聚集而来。每一个社交网络平台都有不同的社会圈子，这些不同线上社群之间有着怎样的行为模式，又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规则，甚至他们的欲望又是什么？虽然进来“大数据”的解读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业界人士抱怨大数据并不能有效帮助提高转化率，更很少有人可以深入解释这些数据背后的行为密码。如果能洞悉这些“密码”，并将其转化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便能为互联网行业开掘到新的“金矿”。
数字人类学家又有哪些开矿的法宝呢？其实数字人类学家和传统的人类学者使用的方法，并无特别不同之处。他们通过参与式观察(PO)、深度访谈（IDIs）、卡片分类法（Card Sort）、故事版（Story Board）等方法，对使用数字产品的用户进行民族志研究，从而发现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并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中解释这些行为，挖掘用户深层次的消费需求和用户体验的真实感受，为产品开发和交互设计提供可靠的灵感依据。
当然，这些方法也会为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所用，但是数字人类学最独到的地方，是拥有人类学的独门秘籍：“反身性”，即能够对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本身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在人类学研究员的眼中，研究者便是一个研究工具，就如同化学家手中的试管一样。这个肉身“工具”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处于怎样的工作状态、如何影响研究对象的表现，如何推动研究的整个进程，都是人类学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内容。正是拥有“反身性”这个方法论，让人类学研究员从事IT行业时，能够发挥其他专业所不具备的“深描”（TD）能力。
作为一枚对互联网感兴趣的人类学门徒，希望通过【数字人类学】这个专栏，和大家分享数字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让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学，了解数字人类学，让人类学者可以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寻找到更多的“金矿”。
丹纳•博伊德的数字人类学观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就是明知故问。”丹纳·博伊德（danah boyd）说，在微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她交叉着腿、光脚坐在荧光绿的椅子上，俯视窗外结冰的剑桥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她的雪地靴被踢在一边。这位33岁、体型娇小的互联网和年轻人研究专家穿着一件蓬松的棕褐色毛衣，银质耳坠在她耳朵上摇晃着，头上戴着一顶有如波西米亚小白狗耳朵的绒毛帽子。
为什么她名字开头是小写呢？这可不是印刷错误。在2000年从布朗大学获得电脑科学学位毕业后，她就依法改了名字，因为她“从政治角度反感大写化的重要性”。
你可以不屑一顾或是大笑，但博伊德是个非常抢手的人种学家，她帮助科技公司针对青少年用户开发在线产品和制定隐私政策。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也是她即时聊天工具上的好友。她曾在Friendster、谷歌、雅虎和英特尔等公司工作。每年她都花数月时间进行“实地研究”，调查美国的青少年如何使用科技——她好比是青少年们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美国女人类学家——译者注）。在2009年，博伊德成为发现受过教育的白人和亚洲人正在远离社交媒体网站MySpace、转投Facebook现象的第一人。
对于互联网剧烈地改变着文化这个传统观点她并不认同；我们只是在寻求通过数字的方式复制离线行为。“我们有关科技的问题甚少是与科技本身有关的。”她说。目前她即将完成一本于2012年出版的书籍写作，这本书揭露青少年和社交媒体之间的误区（误区五：小孩子并不重视隐私）。马克·扎克伯格应该会去买一本，“他非常聪明，但是我们对关于世界的某些哲学观点存在根本差异。”博伊德说——实际上就是两人对待隐私的态度（扎克伯格拒绝对此做出评论）。
“她的名字在科技领域一直都被提及，且往往伴随有虔诚的感情，”问答网站Formspring通信部门主管莎拉简·沙切蒂(SarahJane Sacchetti)表示，“她组建的青少年焦点小组使她了解年轻人如何使用互联网，并且她能以缜密和合理的方式对此进行探讨。”
博伊德拥有伯克利大学信息研究博士学位，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凭借与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和互联网社交权威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辩论崭露头角。特克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卓越的均衡器，在其中用户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构自己的性别和身份。博伊德回应称种族和阶层的差别在数字空间同样存在。
在新出版的书籍《一起孤单》（Alone Together）中，特克采纳了反乌托邦主义的观点，谴责机器扰乱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博伊德在此问题上再次与其针锋相对。“科技只是反映和放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好的、坏的和丑的。”她这样说道，并以目前困扰社会的网霸（cyberbully）问题为例，“恃强凌弱问题现在并没有恶化。科技只是使其更加容易被显现，并留下证据。”
这并不是说青少年在上网时所做的一切都很明显。当青少年在Formspring网站上遭遇匿名网霸问题时——“为什么你不憎恨克里斯丁（Kristen）呢？”或者“为什么你这么淫荡？”——博伊德对此进行了分析。她分析了Formspring的登录数据，认定部分恶意问题是由一些遭受攻击的年轻人所提出的。博伊德推测这是在唤起关注，是一种聚集朋友们来维护自己的方法。她将这种行为称为“数字式的自我伤害”。
博伊德在微软研究中心的工作类似于在学院的工作。她所获得的奖金取决于她撰写的文章的曝光率或其所获得的奖项。她能够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每年还能有一个月的电邮公休假，期间她不仅无视所有收到的电子邮件，还将其全部删除。
如果你想看到博伊德生气的话，只要在她面前提及扎克伯格所说的“隐私不再是一个社会准则”就行了。他们两人在2004年时就已经相互添加对方为即时通信软件上的联系人，当时扎克伯格特意邀请博伊德去喝咖啡以了解她对Friendster用户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观点。她表示，人们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的隐私，并举例说，一个她认识的少年在Facebook上活动后，不是退出账户，而是直接撤销。
博伊德认为国会应该关注在线隐私。“Facebook是一个社会机构，机构要被规范”——但是这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例如，一项保护未满13岁儿童隐私的法律行不通，因为孩子们会谎报自己的年龄。
“人们以一种非常合理、理智的方式对互联网结构情况做出应对，”博伊德说，“我的职责是发现它，并以一种让你明白的方式将其阐述出来。”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102/0007496_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