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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曾经编创的剧本:《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

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史诗剧《切·格瓦拉》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在一片轰动且褒贬不一的喧闹声中,《切.格瓦拉》剧组远赴河南、上海、广州等地,阵阵的掌声和争论还没有结束,来自深圳、四川、山西等地的邀请接踵而来。“想不演都不行”,几乎成了剧组演员的口头禅。


  作为《切·格瓦拉》剧组的编剧和领队,黄纪苏从2001年5月份开始,又将带着剧组奔赴新的战场,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很多人见到黄纪苏都大感意外。因为《切》剧“对举世关注的大事、貌似神圣的扮演、深奥的理论、复杂微妙的关系,往往以时下流行的语汇出之,化抽象为具象,寓大雅于大俗,奇思妙想,常令人惊叹不已”,未想竟出自这样一个瘦弱的男人之手。而他言谈中的朴实和谦虚,和《切》剧中他刻画的反面角色的伶牙俐齿相比,倒真的更难让人相信。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切》在新世纪掀起的高潮,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切身的体会、深刻的认识、独到的感受,不无关系。
  1990年的夏天,大学都没上过的黄纪苏,直接考上了美国某大学的社会学硕士专业。1993年回国。从没学过戏剧的他一跃跨入了编剧的行列。缘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戏的沈林博士送来的免费戏票,黄纪苏才开始对戏剧有了“一星半点儿的了解”。而他和戏剧直接发生关系是缘于《小丑之夜》。中央戏剧学院有位艺名“笑倒天”的以色列留学生。“笑倒天”是犹太人,在欧洲遭白眼,于是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剧团里当小丑跑龙套,心有不甘,于是跑到中国试运气,但生计还靠在公司教英语或在电视片中演外国无赖来维持,被压迫的底层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半生的鸟气,被他熟练地装进一个反专制争自由的近现代套路,演绎成一出有声有色的喜剧剧本《小丑之夜》。这出戏,“笑倒天”十分看中,想找人译成中文,沈林便介绍他和黄纪苏接了头。这样一出剧在中国上演是不大容易的,但通过翻译这个本子,按黄纪苏的说法,他开始对话剧这个以往只觉其“拿腔拿调”、极不顺耳的行当生出几分好感。后来因为“笑倒天”不是名家,找不到资助剧本没能上演。听“笑倒天”说完遭遇,黄纪苏“很为这个势利的社会感到难为情”。
  后来黄纪苏编写了剧本《爱情蚂蚁》,改编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最有意思的是,去年4月份,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切》和首都大剧场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同时上演,却又同时爆满,票房出奇的好。黄纪苏曾说过一句话:“以人道为终极目的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人类在价值上告别动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壮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千徊历程,是一首悲喜交集的史诗。”我们期待《切》在外地的演出活动中,取得成功,也成为戏剧演出史上的一次史诗。
  2006年黄纪苏编写了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批评的语气浓重,最后提出“我们一起走”。
  近著《中国不高兴》(合著)、《与精英保持距离》等,有广泛影响。

黄纪苏家事一二三编辑本段回目录



  近代中国书香门第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文脉传承所依托的重要载体,这些书香门第有的很强势,有的也很弱势,但不管强势还是弱势,他们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一、著名剧作家黄纪苏
  黄纪苏是因为他编剧的几个话剧被读者熟悉的,从早期的《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到后来火暴的《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早在此之前我就看过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后来更是读到过他大量的议论文章,虽然有些观点不免偏颇,但是文章绝对好看,看得出他对社会研究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他的《切·格瓦拉》上演后我曾经在《作品与争鸣》写过一篇评论,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
  黄纪苏是我在北京不多的几个亦师亦友的兄长之一。我与他的关系并不像他的那些“发小”那样亲密无间。我认识他是黄以明介绍的,他当时对我发在《诗刊》的一首小诗《病猫》印象不错。在他那个著名的演讲《高高低低话平等》里曾经介绍黄以明当诗歌大赛评委看上的那组诗歌就是我写的《核武器与癌》。
  黄以明比我年长,在诗歌、学术、书法等方面的造诣很高,是那种真正的没有证书的一代大师,但与我一样都是来自外省的、体制外的文化人,是所谓“北漂”一族,对学术界来说是外人,在学术界同样遭遇了郭沫若当年的尴尬。但黄纪苏对我们没有一点偏见,非常关照我们。尤其,黄以明因为年龄较大,适应能力、生活压力都比较大,所以经常得到黄纪苏的关照。每次他的新剧出来都请我们去看,一点不把我们当外人。
  因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精神上、观念上、文化上的一种理解和认同,是一种神圣的同盟兄弟的关系,而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很熟。加上我们一般都注重个人才能和精神的层面,并不关注他们家族是否有什么背景,说实话也不爱打听这些“花边”、“八卦”。
  偶然一个机会,我发现了黄纪苏家族的秘密和文化的基因。原来,他们家族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当代很重要的中华文脉之一,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们黄氏家族是近代中国书香门第的活化石。其祖父黄文弼(字仲良),生前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新疆考古学的先驱者”,是“西北史地专家”,是全国政协委员;其父黄烈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唐以前)学家,曾任郭沫若秘书,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的负责人。
  二、黄纪苏祖父:黄文弼
  关于其祖父黄文弼,黄纪苏最近刚刚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祖父黄文弼》,文章写的很小心,很拘谨,写的是外界很少知道的一面。据黄纪苏的文章,他与祖父的关系很一般,与祖父的全面接触也仅仅二次,一次是黄纪苏刚知道东西南北时给老爷子展示过一次,一次是老爷子自己找孙子交流毛主席语录的学习心得。
  此外,黄纪苏对祖父的了解与我们差不多,一个是通过黄文弼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相关旧闻和国外的资料。
  [黄文弼学术成就](1893~1966),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省汉川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1927~1930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又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黄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贡献。他曾在吐鲁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遗址和交河古城遗址,发掘雅尔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进行调查。1957~1958年的考察,足迹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库车及阿克苏、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区。他在考古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纪年顺序和茔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的变迁问题;更为探讨新疆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黄文弼的著作有:《高昌陶集》(1934)、《高昌砖集》(1951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3)、《西北史地论丛》(1981)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等。
  [黄文弼的为人、性格] 黄文弼性好胜,有倔劲,1927年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是中方唯一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对政治并不关心,但涉及国家主权方面,黄文弼尤其做得“寸土不让”。在考察团穿过蒙古高原途中,有一次,在露营时,斯文·赫定随手将瑞典国旗插到沙丘上,黄文弼看到了,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一边就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中国国旗。斯文·赫定只好无奈地笑笑。
  这场被近代科学史认为“无论怎么评价其作用都不为过”的考察,过程坎坷,条件恶劣。3年后,一口牙齿几乎全部掉光的黄文弼, 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当他返回北平后,中国政局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学术界仍深受鼓舞。北大专门为黄文弼举行了报告会。在会上,陈大齐教授说:“黄文弼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19世纪末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地理调查,回国后写了三本书,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的读书能力很高,但却不做野外考察,所以中国人不能也不会学地质学。此说可谓一语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习惯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而疏于作野外调查,这也是传统金石学没有转变成为近代考古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虽有上至司马迁,下至顾炎武等学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传统,但毕竟寥若晨星。黄文弼将文献史籍、考古新材料和实地考察三者结合起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摸索出一条道路。黄文弼于1930年从蒙疆考查回来后,中国的考古学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考察团被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收”,但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据说,许多学者都是从国外文献上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而发起这次考察的北京大学,其校史上竟然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字未提。
  [黄文弼的四次入疆]斯文·赫定对“将古代中国的文献装成6个木箱随身携带”的博学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很是敬佩,在他的旅行记中写道:“在现场,凡是你想了解的事情,不论是史料,还是对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学者,黄都能让你立刻知道。”他还说:“我把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为的是可以得到一个观念,能明白和中国学者们合作,对于一个在中国境内的欧洲考查团有多么大的价值,要只是我一个人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二千一百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愿知道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查事业增加无上的价值,现在大家该了解我了吧!”
  1927年黄文弼是第一次进新疆,是随中瑞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进新疆的,第二次他是于1933年在教育部的资助下再次奔赴新疆。
  黄文弼是我国解放前惟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第二次他进入新疆后南行到罗布淖尔地区,由于他事先选择了一条比上次偏西的一条道路进入罗布泊,因而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一次工作过的烽燧台遗址上又有新的收获。此外他找到的罗布泊北的一段丝绸古道以及古渠遗址和屯垦遗址。但使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次他又未能进入楼兰古城。
  第一次赴新疆时他来到罗布泊因孔雀河水暴涨未能进入楼兰,第二次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的遗憾也是中国考古界的遗憾,中国考古学家的遗憾,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中国考古学家才第一次进入了楼兰,完成了黄文弼先生的宿愿。
  1943年,黄文弼已年过半百,就在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对同伴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是斯坦因雇用印度人测绘的,我们身为中国人难道不引以为羞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吗?”这次实地考察使黄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所没有测到的空白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1957年,年过花甲的黄文弼第四次进新疆。这一次他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共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营、库车做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
  黄文弼四次进新疆等地考古的传奇经历,已经被当代喜欢户外穿越和考古探险的青年人看作楷模,虽然他生前有些落寞,但身后还是有很多精神的追随者。
  三、黄纪苏的父亲:黄烈
  黄纪苏对他的祖父说的虽然不多,但还写过相关文章,但对他的父亲似乎说的并不多。我曾经去过他家,有幸见过黄老先生一次,但没有说过话,也没有看出黄老先生他是个大学者,一点也没有影视剧里有学问的人的样子,就一个普通的老头,与当年黄纪苏看他祖父的感觉一样,没看出什么异样。
  其实,黄烈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因为我看书很杂,所以他的文章我是看过的,尤其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看过不少郭沫若的书,而郭沫若有些书的序和后记就是黄烈写的,因为黄烈曾是郭沫若的学术秘书,也可以说是郭沫若的学生,而且担任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
  [黄烈与郭沫若]郭沫若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曾经被誉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是一个高居时代之塔顶,随着时代之风潮而叮当作响的人物。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干将,到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从反蒋斗士,到舍家赴国难的爱国英雄,到最后的共和国领导人,郭沫若的大半生,和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国成立之后,郭沫若曾经身兼数种要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俗人眼里郭沫若的地位可以说已经是高不可攀了。
  郭沫若能成为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自己的才华横溢,一个可能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是周恩来亲自撰文把他推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虽然贵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贵为国家领导人,但因为他在学术界缺乏师承关系、被小心眼的学人视为外人或野狐禅,加上后来他的地位的提升和个性关系,也扩大了他与学术界的矛盾。
  据说郭沫若晚年曾抱着“解释、求得谅解”的目的南下广东,去拜访蛰居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见面寒暄之后,郭就问陈“今年高寿几何”,得到回答,才思敏捷的郭马上将陈和自己的生辰、生肖及对应的干支五行镶嵌成一副对子的上半吟出:壬水庚金龙虎斗。同样是才子的陈寅恪很快吟出下半来回应:郭聋陈瞽马牛风(其时郭的听力已经衰退而陈已经目盲)。郭在上句中自嘲似的点出了他们过去恩恩怨怨的“龙虎斗”,以期得到陈的谅解,而陈却答之以“马牛风”,大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嘤嘤其鸣,求其友声”,郭沫若的这一次“同气相求”的努力,显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回应。
  黄烈1924年12月1日生于湖北汉川,于2006年7月29日辞世。黄烈是学历史的,中学时期就读过郭沫若的书,对郭沫若很是景仰。1955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决定调黄烈担任郭沫若院长的秘书,帮他处理一些学术方面的事务,在郭沫若家中办公。当时黄烈正在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30岁刚出头。
  黄烈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郭沫若治学大半辈子,并没有用过助手,累累成果,从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写成著作,直到校对清样都是亲手完成,这就使郭老的作品具有完全属于郭老的可靠性,以及掌握治学全过程的完整经验。黄烈说郭沫若是一个自学成功的典范,大家知道郭老是学医的,但他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方面取得辉煌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靠自己探索前进。正因为如此,也就没能什么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陈规旧矩的约束,他在诸多学科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与此不无关系。
  黄烈担任郭沫若的助手后,他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治学习惯,一般学术文章都是自己一气呵成,只偶尔要黄烈帮他查核一些出处和校订引文,征询读后意见。郭沫若十分尊重黄烈的劳动,并不要求黄烈过多地从事辅助工作。
  1956年冬,黄烈写了一篇《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看郭老来到书房时,他顺便交给了郭老。郭老看了题目后马上带回到自己房间,两小时后他又回到书房,把文章交还给黄烈,上面用毛笔批着“这篇文章很好,建议历史研究编辑部采用”,后面是郭老的署名。黄烈再翻阅里面,郭老竟为他作了编辑加工,把标点符号都规范化了。这对黄烈这个刚刚跨进学术门槛的无名之辈是多么大的鼓励,又是多么深切的教诲!后来编辑部抽去了郭老的评语,把文章交给贺昌群先生审阅,得到肯定的评价后发表了。
  黄烈后来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唐以前)著名研究专家。黄烈的成长曾得到郭沫若提携,黄烈也得到过郭沫若的治学精髓。郭沫若生前在学术方面因为没有师承,在密不透风的学术界是受过委屈的,而且他一去世学术界就掀起了一股冲击郭老的风,正如黄烈说的情况是复杂的,有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也有在学术名义下的意气之争,也不乏混水摸鱼之举。好在他还有黄烈这样的学生,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够为他说公正的话,想必九泉之下的郭老应该感到欣慰。
  [黄烈与黄文弼]据黄烈说,郭老比他父亲黄文弼年长一岁。因为曾经与郭沫若的亲密关系和学术师承关系,他参与编辑了《郭沫若全集》,并担任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负责人,也是研究郭沫若的专家。而其父亲黄文弼生前也不太被关注,所以他还为整理出版先父黄文弼的遗著倾注了大量心血。关于父亲黄烈,黄纪苏似乎说的很少,但他曾对记者说黄烈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天下家国常在他视野之中,在黄烈临终前几天,稍稍清醒时还让子女为他读《参考消息》。辞世前,曾留下丧事从简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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