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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封面稿件：中国这十年。 中国这十年
编者按
十年中国，发展之路高歌猛进，成就传奇的同时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建设可圈可点，亦有问题待解---“做蛋糕”与“分蛋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当之无愧成为这十年的第一主题。
十年里，国际社会气候多变，中国模式拯救论与中国威胁论的鼓吹和散布都给长期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中国设置了需要应对的“环境问题”；国内社会借助中文互联网的飞跃发展，让民意参与有了机遇与力量，而通过规范走向良性发展是这种力量接下来的“转型”课题。
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按照既定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本刊梳理了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形成脉络，以及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大事件，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同回顾并解读我们的过去十年。十年，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执政党和国家的历程，有启示，有激励，也有深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正是站在过去岁月的基石之上，向国家、政党的未来敞开期待与邀约。
中国十年纪事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2012年7月底，伦敦奥运会前夕，一篇题为《感谢上帝，中国放弃了2026年世界杯》的文章急速走红。英国记者罗伯特。弗丘以幽默语气写道：“在未来20年里，只要中国人不出手，整个银河系都不再会出现一届能被称为完美的，规模宏大的运动会了。”
弗丘的英国式幽默固然夸张，严肃的《经济学人》可不开玩笑。2012年，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首次开设了中国专栏。对于这家全球财经媒体权威来说，这是70年来它第二次给一个国家开专栏，前一个是美国。
如果对1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说，2012年的中国享有如此“礼遇”，多少人会相信？
时间回到2002年。新华社评出的“2002年十大国内新闻”大多事关“发展”：
比如，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济增长率达到8%，“经济总量迈上一个新台阶”。而2011年的中国坐拥47万亿元的GDP，这个数据却不在当年十大国内新闻榜单之列---对经济增长，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再如，2002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外贸排名由世界第六位升为第五位；外商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居全球之首，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第一大国。
就像这些淹没在统计文献中的数字，对多数普通人来说，回望2002年的中国，少有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符号。那时的中国像一辆在赛道上全速发力的赛车，速度极快，无暇他顾。
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之前的提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这个目标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涵义？要实现这一目标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很快，答案逼近眼前。
非典启示录
2003年来得突然而猛烈。
2002年底，非典在广东首发。后来的事实证明，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而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是安全的”。
到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并不足以显示当年病毒造成的恐慌。对于上任不久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说，考验空前。
这场战役的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0日。这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向记者通报情况：“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仅37例。
并非疫情突然失控，高强很快给出答案：“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4月20日晚，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申请获人大通过。
中央此番决定被舆论评价为扭转乾坤之举。4月20日之后，全国各地每日全面公开疫情，此前因隐瞒造成防疫之战的被动局面迅速好转。到5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整个过程中，此前颇为被动的政府大大得分。
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衍生了众多社会乱象。坊间偏方层出，包括煲醋和喝板蓝根等，导致市面上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而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强震引发海啸和核危机之后，类似的抢盐风潮再次上演，网友调侃中国人是“盐荒子孙”。相隔近十年的闹剧重演，引人深思。
非典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并非卫生和医药知识。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从八个方面对抗击非典斗争积累的经验、获得的启示进行了总结。他说：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以人为本”的启示，融入了执政党的最新执政理念。对于其后十年的中国，这一启示弥足珍贵。
在2003年、2004年，除了非典，还有一些事件扰动中国人的神经。和非典一样，这些事件都有着某种启示意义。
“哈尔滨宝马案”发生在2003年10月16日，苏秀文驾驶宝马吉普造成一死12伤的惨剧。消息一经公开，传言相伴而生，虽经官方辟谣，但呼吁严惩与担忧不公之声依然在坊间持续，案件审理和争议延续至2004年。
十年中，与哈尔滨案相似的舆论争议事件绝不鲜见。一起交通事故、一件民事纠纷，都可能在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显性化的背景下，裹挟着谣言迅速发酵。
另一记警钟敲响在安徽阜阳，2004年，上百名婴幼儿因饮用劣质奶粉成了“大头娃娃”。
而让中国人谈奶色变的事件则发生在2008年。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实现全国第一的三鹿在这年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这个化学名词自此家喻户晓。
食品安全在随后几年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餐桌丰富多彩，麻烦防不胜防，更多更好对应着更担忧更疑惑---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缩影。
大国前奏曲
事实上，检索这十年的开端，让中国人开心的大事着实不少。
2003年，中国第一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杨利伟成了中国的加加林。由此，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杨利伟踏出了过去十年中国航天事业黄金期的第一步。2005年10月，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中国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跨越；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升空，中国跨入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2008年，神舟七号升空，中国宇航员首次出舱活动；2011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两次空间交会对接成功；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这是中国实施的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敢上九天揽月之外，地面上的中国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各个方向上成长为更加重要的国际力量。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首次排在第二，此前的奥运金牌榜头两名常年被美俄把持。这次突破，为2008年中国成为金牌榜新霸主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2004年，发生了另一件让国内舆论兴奋的事。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个人电脑)业务。仅仅在20年前，联想还只是IBM这个IT领航者的一个中国经销商。
很多人认为，上述事件是一个象征。正如后来吉利收购沃尔沃，TCL收购阿尔卡特一样，中国企业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有力证明。
宏观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上升：到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形象也有了新的注解。2006年，陈冯富珍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媒体说，此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实力，也显示其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
就在这几年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吹捧”成为一种现象。
2005年1月，英国《泰晤士报》刊发了该报前总编的一篇评论，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5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世纪》。
在此之前，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认为中国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1989年，为了给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方案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即“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甫一问世，便不断被拿来与“华盛顿共识”作比较。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认为，一种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只能导致灾难。”“中国探索的这条自己的道路，是中国力量的源泉。”
雷默开启了一扇大门，“北京共识”提出之后几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媒体界到学界，十足热闹。不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11年全国两会上，总理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网络新时代
就在中国的经济建设高歌猛进，中国模式的宏大叙事正在成型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在酝酿着变化。
2005年，一些前所未见的“欢乐元素”进入普通人视野。到2012年还活跃在网络甚至上了央视的芙蓉姐姐和已经销声匿迹的后舍男生，都在该年爆得大名。那年，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遭遇无数恶评，而恶搞该片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大受欢迎。
这一切，都源于互联网。尽管方式各异，尽管饱受争议，但借助互联网，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个人有了机会展示和表达自己。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网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网络世界探索，而2005年则是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年份。
2005年，中国互联网有了一个“全球第一”：演员徐静蕾的博客成为全球点击量最高的博客。博客作为网络新事物开始为人所知也就是在这一年，可见其在中国生长速度之惊人。4年以后，微博的兴起迅速取代了博客的地位，但博客却是将大多数网民带入网络公共生活的领路人。
2005年后的一两年间，Web2.0、自媒体等概念开始风行，普通人开始利用这些平台发表对公共事件的看法。
2006年，作家白烨写了一篇评论80年代后文学评论的博客，青年作家韩寒旋即在博客上予以回击。2012年的“方韩大战”中，有人专门查看了韩寒的博客总结道，韩寒的转型是从2007年开始的，这年以后，他刻意地广泛介入公共议题，并在媒体包装下被塑造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
上述总结不经意间契合了中国网络的发展历史：网络开始作为一种力量广泛介入中国的公共事件中，就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的网络极为热闹，从华南虎照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曝光、厦门PX项目迁址、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中，都能见到网民们的唇枪舌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在中国改革史上，这一年、以及在这一年发出声音的一亿多网民，终将被载入史册。入选理由，不只是中国互联网诞生20周年，更是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
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胡锦涛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面对面交流。2009年2月28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
到2011年11月，中国微博客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大量政府机构和官员推出了经过认证的实名微博，政府机构首次大规模参与和普通网民的直接互动。
普通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与中文互联网的兴盛，两者的相互作用为十年历史中的最近两年贴上了鲜明标签。
新挑战标本
要理解2007年以后中文互联网世界的喧嚣，必须要回归现实世界。
2007年，一个原本计划在厦门海沧区兴建的对二甲苯(PX)的化工项目引发了厦门人的担忧。当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6月1日，厦门市民理性平和地表达了抵制PX项目的意愿。随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并启动二次环评，在此后多个月的时间里，厦门市政府广开言路，通过召开市民代表参与的环评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沟通各方意见，最终决定迁址。
《人民日报》刊文称“厦门PX风波，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在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面前、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面前，政府与群众的沟通，要有预见，有渠道，有提前量；企业必须重视与社会、与群众的沟通，要积极要主动，要有新办法，要有亲和力。
商业利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碰撞，在这几年间日渐升温。
2007年2月，一组题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图帖在网上疯传，引起中外媒体关注。图片拍摄的是重庆杨家坪立于工地基坑中的一座“孤岛”民宅。
此图爆红网络的半个月后，正值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以赞成2799票、反对52票、弃权37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一法律中对于私有合法财产的保护，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内容，引发众多法学界专家的讨论，而杨家坪钉子户适时提供了一例样本。
对于杨家坪钉子户，舆论看法并不统一。《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显示：有46.5%的人认为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现代公民”，40.5%选“说不好”，13.0%认为是“无理刁民”。
《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评论说：“孤岛图景”在某种程度是一幅容忍钉子户、敬畏法律的图景。
最终，杨家坪钉子户在当年4月接受了易地实物安置，“孤岛”建筑随即移平。
在中国城市化大潮的进城中，拆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性不容回避。此后几年中，宜黄事件等多起公共事件皆因强拆而起。
2011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规范征地拆迁，严格界定公益和经营性用地。
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值得解剖的问题样本。
事件源于一名中学女生的非正常死亡，经过复杂的发酵，引发群众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突发事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为此三次向百姓道歉，他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治安欠佳，产生民怨，使黑恶势力能乘机煽动民众冲击政府。
《瞭望新闻周刊》当时发表文章，将瓮安事件称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并呼吁“谨防透支政府信用”。纵观此后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2010年的浙江钱云会事件等，这个“谨防”依旧必要。
回到2007年，这年秋，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年前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届党代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五点要求显示，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执政党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正在与时俱进。而越是往后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就越是可贵。
荣耀与磨难
2008年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奥运会。这本是个再好不过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超越德国，排名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间，欧洲三大强国法国、英国、德国先后被中国甩在身后，而对日本的超越也将在2年后完成。于是，G20之外，有人将中美称为G2。
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显现威力。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期待不久后成为世界舆论的重要话题。
经过百年动荡和低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近在眼前了。以至于在2012年，有专家推出一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并测算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从气势恢弘的开幕式到金牌榜上的51块金牌，媒体与群众都有了充分展现惊喜的理由。正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分别代表了日本和韩国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被外界赋予了同样意义。
但是，这个巅峰之年，也是艰难的一年。
开年之初，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了南方大部分地区，更大的天灾在几个月后击中了中国，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3月14日，境内外“藏独”分子相互勾结在拉萨制造出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后的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同样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事件。
瓮安事件和三鹿事件亦发生在奥运会前后，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企业开始艰难度日。
当2008年走到尽头，当荣耀和磨难交汇成一番复杂的回忆，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成为最意味深长的概括。
2009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尽管关于4万亿导致经济转型退步的批评在国内没有停歇，但就当时看，中国经济仍然一枝独秀，中国模式大合唱响遍全球。
这一年，钓鱼执法事件、“躲猫猫”事件、王帅跨省追捕事件、杭州“70码”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舆论依然繁忙。
2009像是一个规模小些的2008：荣耀与磨难依然如硬币的两面同时存在。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物质财富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由改革和发展而来的新问题，正以不同形式不断上演。
这几年中，党中央向全党强调“忧患意识”。面对复杂的转型时代，执政党对现实的认识无比清醒。
2009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发表讲话中提出“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在危险和考验面前，党中央确定了坚定的方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评论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民生、民生、民生
离开喧嚣的舆论，触摸另一个中国。
2005年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8914亿元，其中农业税收入为5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6%。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份额已经极低，但取消农业税依然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决定，是这10年中央大幅提高民生投入的一个缩影。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全年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30亿元；2008年9月1日起，全国范围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此前已经免除；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此后3年共投入达到8500亿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意味着我国至少有上亿低收入人口将享受到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到2011年10月底，2011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十二五”期间总的计划数为3600万套。
媒体统计近年来的全国“两会”热案，结果发现，个税起征点、收入分配、房价、教育等民生问题常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要视野。在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时，如何“分蛋糕”，让国民共享财富，近年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通过密集的政策，中央施政的重点显而易见，民生工程的开展是十年中国历史的浓重一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的民生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财富问题。
2010年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如何体现，引来媒体众多诠释。《人民日报》一语点睛：“体面劳动不能止于‘加薪’。”
同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与“体面劳动”和“尊严”一脉相承，“幸福感”也随后进入官方话语。这些词语无一不在明示着，人民需要的不再是简单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大蛋糕，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8∶1到4∶1的变化，而新修改的选举法则首次将这一比例规定为1∶1。中国城乡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权”。
基层“正能量”
2012年年初爆发了一场吸引了无数眼球与口水的网络对战。
对战双方，一个是打假名人方舟子，一个是青年作家韩寒。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为代笔，由此衍生多场“局部战争”，大量持观点各异的网民参与其中，从论战变成骂战，硝烟至今未绝。
这场网战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没有地域之争，甚至没有明确的主题，却将网民意见生生撕裂开来。
如果说方韩之战给网民带来热烈过后的迷失感，那么另外两件不太起眼的事情却让许多网民陷入难以表达的复杂情绪中。
同样是在2012年年初，南京政法委书记告诉人们，5年多前的彭宇案，舆论和公众所认知的并非事实真相。根据他的说法，彭宇原本被认为是助人为乐反被污蔑，而真相却是，被认为污蔑了彭宇的老太太徐寿兰才是被污蔑的人。
2012年7月31日，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害案”宣判，药庆卫胜诉。2010年10月，药庆卫的儿子药家鑫制造命案。案发后，张显不断在微博暗示药家“有背景”，案子有黑幕。但后来曾因张显的暗示而激愤的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再过几年，上述两个事件没准再次遭遇舆论翻转，但更多的可能则是被渐渐遗忘。
历经十数年，网络混战依然继续，舆论混沌依然如故。但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相比感性的一呼百应，在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理性绝不可缺位。厌倦了口水的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正能量”，建设性的力量正从基层悄然生长。
官方也在作出积极回应。2011年4 月 21 日至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评论部”署名发表5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分别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随后，《人民日报》再接再厉，刊发“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评论：《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实践也在进行时。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时收到的23万多条意见已经令人兴奋不已；2012年8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征集意见，共征集到意见超过30万条。这些举动，都是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益尝试。
2011年，中央各部委首次公开年度三公经费，接受社会监督。约束公权力的征程，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未来何在
新问题不会消失。
2012年，中国周边海域风云变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诸岛接连出现纷争。在海洋世纪的开端，中国遭遇了巨大阻力。埋头发展了多年以后，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享有平稳的发展环境？
不光在海上，不光是对资源的争夺，孔子学院风波也让中国人意识到国际环境的严峻。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称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部分中国汉语教师必须于6月30日前离境。尽管该问题在8天后不解自开，但对于意在增强软实力的中国，可见前路并不平坦。
孔子学院让人想起了姚明。2002年，姚明以NBA历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的身份加盟休斯顿火箭队。他在美国打球10年，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当2011年姚明宣布退役，《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姚明是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内地涌现的文化形象代表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像姚明这样的全球偶像却是十年难遇”。
就在姚明退役这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2011年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用意不言自明。
2012年夏雨滂沱，北京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如同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一样，出人意外而惊心动魄。宜居的城市，安全快捷的交通，在这十年的尾声，依然留下了诸多课题。
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式上总结道：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强调。未来如何？他说：“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科学发展观形成记
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这其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段表述引人瞩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注意，其中用到‘极具’，过去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词汇。”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告诉《望东方周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统一党的高级干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已经成为20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讲话中不断重申，说明未来还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继续前进。”张贺福说。
一脉相承：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非头脑一热。”张贺福说。
时间回到1978年，这一年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并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到1992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思想解放初期和理论创新的准备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十四大鲜明地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王怀超告诉《望东方周刊》。
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后几个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实际上十四大已经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概括，只不过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说法。”王怀超说。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邓小平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同样是在十六大，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之前，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末已经基本实现“小康”。
“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如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李君如说。
“加上科学发展观，纵观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三个理论正好对应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而结合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的理论在与时俱进。”王怀超说。
他认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华所在。“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发展生产力。而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个问题，发展为了什么？为了人。这就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望东方周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的新时期，极具现实针对性。除了非典，在十六大之后，我国还遇到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引发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给松花江沿岸特别是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辞职。
在对经济发展速度追求多年之后，人们对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弊端有了切肤之痛和更深刻的认识。
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加深了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一年初，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偏大、经济过热，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至年底，调控初见成效。
当年12月3日，胡锦涛在作总结时提到：“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在意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不能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工作指导上出现的传统发展观或者庸俗发展论的错误。”李君如说，“要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而且其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解放‘人的因素’。”
完善：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
“2005年‘十一五’规划制定时，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已经正式作为一个方针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张贺福说。
早在2004年5月，胡锦涛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大步骤。
之前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抓住城乡发展差距，实际上就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的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就抓住了增强发展协调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贺福说，“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就找到了破解发展与资源环境难题的正确途径。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央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另一重大战略思想。
竹立家说：“2005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权力腐败现象有所突出，所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提出和谐社会。”
王怀超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了民生建设，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就是要注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理论提出一个目标，发展经济、政治，目的是构建和谐、团结、友爱的社会。而落实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此届全会，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张贺福评价说：“通过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更加完备了，其理念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后就是5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2007年，在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得到了系统阐发。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产生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十七大报告还就我国发展的新阶段特征从八个方面予以概括，这些可以视为科学发展观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从十七大对于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的论述来看，科学发展观的的确确是由于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么一个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张贺福说。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汲取经验：增长与发展之辨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特别提到科学发展观“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2011年底，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公布最新世界经济排行榜。巴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个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经济彗星”的国家重新赢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股强大的发展潮流造就了一个个“经济神话”。不过，这些国家大多并未走得太远。作为其中的代表，到上世纪80年代，巴西的发展大幅下滑，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讨论增多，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延续过去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难以为继。
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党中央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全局高度，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回答：在新的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张贺福说。
李君如说，在学界的研究中，以上世纪的巴西为代表的这些相继破灭的经济神话，被称作“有增长无发展”或者“没有发展的增长”。
“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这是发展的基础，但是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考虑经济的质与量的统一，不考虑财富的分配，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这种认识，促使人们在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从‘增长’走向‘发展’，并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发展观。”李君如说。
十七大报告中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反映了认识上的巨大跨越：“十一五”规划之中所说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已经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在全篇报告中，转变发展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要求。
实践：转型与民生
158年历史、6000多亿美元的债务。2008年9月15日，当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时，美国股市创下9.11以来最低点，拖累全球股市应声下跌，金融股更成为重灾区。
这场自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冲击，也成为十七大以后推动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2009年，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李君如说，为此，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提出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中央将此次危机视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如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十七大开始便是中央工作的重点，2010年更是被确立为“十二五”的主线。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指导，在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些弊端，使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张贺福说。
为解决新问题，十七大已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个体现。”张贺福说。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不仅要转变增长方式，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李君如说。
2010年2月，在省部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8点意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七大之后的5年，是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的首个完整任期。除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工程的空前重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同样是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十七大之后，中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五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之大，老百姓在社会保障的各项领域得到的实惠之多，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密集的政策说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如果改善民生这个工作跟不上，会影响到发展方式转变。”张贺福说。
竹立家说：“对各个阶层、不同人群，实现个人发展方面要有公平的机会和权利。只有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特约撰稿叶雨岑对本文亦有贡献)
十年经济：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特约撰稿郑馨、叶雨岑 | 北京报道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特约撰稿郑馨、叶雨岑 | 北京报道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针对过去十年间经济领域的若干争论与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界人士，包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马光远。
经济转型不是短期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最大的得失是什么？
张卓元：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经过十年的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但也面临着需要转型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出口，但这并不是我们主动进行的，是被迫调整。除了出口，从投资和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到目前为止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还比较低，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经济下滑，当下还强调主要靠投资来刺激增长，这样又会使得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构加重，所以这一转变的进展也不是很大。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转型，有一些进展，不是很明显。现在主要还是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还是百分之四十几，我们的GDP从2000年到现在增长接近两倍，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停步不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一定进展，我们一直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科技产业，但仍缺少大的突破。
《望东方周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过去十年的转型并不顺利。比如，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不理想。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困难？
张平：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在构建自己的住房资产，出现大量的私人投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基本上都呈现为投资比重高于消费，这是一个阶段特征，不能算作一个调结构的特殊问题。
就全世界的经验来讲，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才能实现消费上升投资下降。在城市化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状态：先是消费下降，城市化达到60%开始消费上升，投资下降。
张卓元：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要刺激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这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今年的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收入差距仍较大，收入增长幅度慢，的确有些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13亿人口，广大人民群众才应该是消费的主体。
总的来说，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受很多条件的制约。现在为了稳增长又强调投资，结构又会受到影响，但是短时间内又不得不这样做。比如扩大内需，最简便、最实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政策的困难。
贾康：就现在来说，投资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如何在投资的过程中拉动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此作为更重要的事项对待，这些问题当下其实已经有所考虑。比如现在的“营改增”关系到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提振消费。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以及相关的类似于“营改增”的政策，综合起来是一个慢变量。所以不能说我们现在需要更注重消费，就等同于我们过去完全依赖了投资。这是一个动态的逐渐优化过程。
4万亿投入有明确结构导向
《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财税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贾康：总的来说，政策组合的整体水平在提高，特别是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政策是按照反周期和改进民生的导向来动态优化、相机抉择的。比如以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计划，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即4万亿的政策投资总量过大，实际上4万亿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导向，它分成7个大的投向，其中1.5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它支撑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1万亿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对民生有重大改进和支撑的意义。另外还有5个大方向，分别是保障房建设，从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供给；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设施以及公共工程；生态环境方面的改进；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科教文卫的硬件投入。
4万亿在7个方面的投入都带有明确的结构导向，这就是从总量到结构的一个正确组合的具体例子。总体来说，这既考虑了短期调控的扩张需要，又考虑了中长期发展后劲的培养，以及怎样把缓解资源环境事业和改善民生结合在一起。
“国进民退”只是个争论
《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我们遇到了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挑战，中央通过宏观调控、4万亿投资等方法予以应对。但也有声音认为，调控和应对本身加剧了投资拉动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所谓“国进民退”成为一些人的担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平：这只是一般的说法，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是统计数据到底能够证明多少“国进民退”。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数据，只是一个争论。
国企也有些特殊权利，可以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所以“国进民退”问题现在更广泛地表现为平等主体问题。
在国有经济问题上，这十年有几个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完善。第一个是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在这十年并没有完成。第二，国企冲击五百强使得国企过度追求产值扩张，原本是战略性调整，集中于主业，现在国企扩张全面扩大化，在房地产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强。第三，国企在市场地位上不同，它们还能得到特殊融资。比如2008年的扩张，这使得国企的控制力仍在加强。
国企的十年改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相对平衡，对统计数字的争论很大。然而国企的竞争力提升也没有完成，而且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它们利用了更多的金融渠道，竞争的不平等性特征也没有消除，所以最起码国企现在没有完成战略性调整。
贾康：“国进民退”这个说法太标签化了，哪些地方需要国进，哪些地方需要国退，有一些重要的增长点或者一些资源垄断的领域里，“国”是否已经转化到充分到位的状态需要具体分析。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这个说法之下，掩盖了一些过度垄断的问题。所以，通过国有经济的配套改革加以消除，这个命题应该确立起来。
加大力度扶持民营企业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国务院先后出台过“非公经济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旨在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对此如何评价？
张卓元：“非公经济36条”被提了两次，有进展，但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是有些滞后，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比如放宽市场准入方面，虽然为民间资本创造条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受到部门利益和行业既得利益的阻挠，进展不是太顺畅。
现在对民间资本的借贷开始放开，银行、铁路等行业也有一些进展，暂时效果还不太显著。因为民间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如果抓住盈利水平高的行业不放，只放开一些相对较弱的行业，比如铁路按现在的状况可能是要赔钱的，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效果不一定很好。
另外，金融方面进入门槛较高，民间资本不好进入，所以这方面需要再改进。像电信、教育、文化、医疗以及一些服务行业，这些都可以再放开一些。现代服务业放开的步伐还可以加快一点，这对促进就业也比较重要。
马光远：过去十多年民营经济或非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政策，之所以会出台这两个政策，是因为发展得不够好，总体环境不够好。
建立市场经济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原则，如果政府控制过多，给予一些主体机会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主体，那就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除了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最主要的是我们确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
应对国际分工变化
《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张平：中国的经济环境这十年面临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国际环境。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两个危机宣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发达国家消费、制造业国家制造、原料国家供给原料这个旧的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的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WTO，快速拉动出口。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07年开始，沿海发达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都减缓了，上海的增速折半，广东也差不多。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全球再平衡，我们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模式结束了，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我们加入WTO，加入全球化，在汇率体制方面还是要调整适应，人民币升值是早晚的事。在全球化条件下，货币不参与，资本不参与，世界就很难接纳你。从得失来讲，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主要是刚才提到的分工和变化，中国以什么方式发展的问题。
张卓元：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成绩突出。但另外一方面，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的问题也很突出。
从国内看，人口红利现在还存在，可能15年左右以后才消失，但我国劳动力密集行业的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因为周围的一些国家劳动力更便宜。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保障任务更加繁重。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利用了两个成果，一个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个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这使我们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外贸等都发展起来，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外企的萎缩，我们原来百分之二十几的外贸出口增速一下就降了下来，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性问题。外企一减少，主要靠内需拉动的问题就突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突出了。未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存在像前十年一样靠外企、靠投资去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环境了。
产权制度改革是棘手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高房价是最近这些年舆论最关注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武康平：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在房地产政策、土地政策方面做得不那么令人满意。房价飙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土地不断被征用，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发展的不利因素。
产权制度改革在今后几十年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举个例子，城市的房子，卖给老百姓的属于什么产权？使用权。使用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具体的棘手问题。不能明确产权，这会导致一个结果，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产权明确了，对于城市胡乱扩张、占用农村耕地，也能起到抑制作用。
(特约撰稿梁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