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
莫言 高粱红了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中国文学界为之沸腾,也让亿万国人备感兴奋!
正如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所说,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
莫言获诺奖,意义非凡。借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莫言,破译他成功的密码。
对话莫言
“我会继续努力”
《环球人物》杂志驻瑞典特派记者 | 刘仲华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董阳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 张晓博
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北京时间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自瑞典的选择
当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特意提前1小时赶往瑞典文学院,经过两道安保的检查才进入现场。此时,古色古香的文学院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占位的媒体记者和各种机器。大家都把镜头对准了大厅一角紧闭着的大门。它是通往院士会议室的,已经被围栏围住,待会儿,宣布者将把神秘的答案从这扇大门里带出来。
记者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次参加发布会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多。除媒体外,现场还有一些学者和高校学生,站在记者旁边的约兰·埃里克松教授是从400公里外的韦克舍大学赶来的,他说:“瑞典文学院每年抽签决定谁可以到现场旁听发布会,我今年幸运被选中,一大早就坐车赶来了。”知道记者是中国人后,他说:“今年肯定是亚洲作家获奖。”
13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走出来,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他如往年一样淡定,先用瑞典语、后用英语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媒体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在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后,纷纷表示祝贺。一位瑞典记者着急地问,莫言两个字如何拼写,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大厅的另一侧有一个空的桌子,起初无论大厅里怎么拥挤,主办方都不肯将这个空的桌子提供给记者们摆放设备。大家一直在猜测桌子的用途。此刻,桌子迅速布置成一个展台,放上了10多本莫言的瑞典语、英语和法语著作,其中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的旁边还摆放着瑞典文学院关于莫言获奖的一大沓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新闻公报,上面有对莫言本人和作品的介绍以及评价,供与会者取阅。
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记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5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记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由于经济不景气,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在高密平静面对
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有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记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此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3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莫言:《蛙》是一个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莫言:我现在不敢轻易谈创新的问题,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对自己来说是新的,在别人看起来往往还是旧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你过去没有写过,现在写,就是创新;别人写没写过,可以不去考虑。
创新离不开传统,创新也必须向外部学习。你只有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你只有知道现在国外的作家在写什么、在怎么写,你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另外,我觉得要创新还必须大胆向小说以外的艺术形式借鉴,比如传统的作家应该谦虚一点,向网络作家学习、向年轻作家学习,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写了什么东西,你谈创新,也是一句空话。当然,还要尽量涉猎更多的艺术样式,包括话剧、戏曲,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说里面,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
新作品的新,就是我前面说的三点,第一是题材新,过去写得很少或者没写过的;第二就是大胆对一些东西进行反思,文学里面应该有忏悔,作家应该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进行反向思维;第三,关键是人物,一个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不是他讲的故事,而是他塑造的人物,讲曹雪芹想起贾宝玉、林黛玉,讲鲁迅想起阿Q,讲张爱玲想起曹七巧,故事我们可能都忘掉了,但人物在我们脑子里有形象,如果一个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或者几个让人难忘的新人物,这个作品肯定是成功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小说里的故事都很神奇,是您的个人经历就那么神奇吗?
莫言:很多事情是童年听说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写的时候肯定有大量的想象,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想象和发挥,也会变得非常华丽,非常复杂。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小说有一个永恒的背景,就是家乡高密。现在有个说法,您就是高密的一张名片。
莫言:高密没有旅游资源,山啊、水啊、古迹啊都没有。它曾经是个很发达的县城,有庙宇城墙,如今彻底没有了,片瓦不留。高密也想搞文化、搞旅游,难度很大,就拿我来做文章了。我跟我们县里的领导说,只因高密名人少,故把莫言捧上天。但我头脑是很清醒的。高密建了莫言文学馆,怎么来的呢?最初退休的老干部成立了莫言研究会,正好县里有个空置的旧楼,他们跟县里商量,反正空着,索性拿过来给我们用,于是在那里搞了一个莫言文学馆。我是反对的,但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你没权干涉吧?2009年举办开馆仪式,我说我非常感谢,但这个小楼里摆的那个莫言跟我已经没有太大关联了,我非常清楚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高密就是作家少,如果像北京、南京一样多,肯定就轮不到我。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些西方学者批评您的作品,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说您用43天写出一部小说是“不尊重语言”,德国很多作家1天只写1页;而且批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差,没有开阔的视野。
莫言:我1987年就见过顾彬,他的批评我觉得有道理。德国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们这样迷恋故事,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但如果小说光有思辨,没有人物,还能算个小说吗?
顾彬对语言的重视,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写故事性强的小说,还是写思想性强的小说,语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那更好啊。假如我们能直接阅读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说,可能比读翻译的小说好得多,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有的小说可能是一流小说,翻译过来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门外语,我肯定会和母语形成一种对照,在比较中我才会知道汉语哪里比英语好,哪里不如英语,才有可能形成语言的创新。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50多岁了,再要求我学外语,我努力一下,也许能学会问路、点菜,但要学会阅读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妙,那太难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环球人物杂志:前面您也提到,传统作家要向网络作家学习,您怎样看待当下的网络文学?
莫言:网络文学我读得不多,但我知道在网上已经热火朝天了。我上过一次小说网站,发现很多网络作家的语言十分纯熟。一些活跃在年轻人口头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我的交往圈子里是听不到的,很生动,当然有的也很玄。阅读这样的网络文学,能使我与当下的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我现在不熟悉的生活氛围。比如,网络上很多人写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想象力是非常发达的。
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早些年的网络购物一样,是势不可挡的。将来文学阅读的时间,慢慢会被网络阅读吃掉,人们读小说更多是通过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传统的纸质阅读肯定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角落,但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手捧一本书的感觉是特别的,是能够欣赏书本装帧的艺术美的,会有一部分读者愿意用这个方式来阅读。只不过,再也不会有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将来纸书肯定是不贵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当下的“80后”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可能很简单。
莫言:生活经验简单对初期写作肯定构成障碍,每个作家的初期写作多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写自己。但写“我”、写学校,这点资源写两本小说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写你高中那段生活。现在很多青春作家面临着怎么突破小我、小环境、小圈子,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的问题。
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只有通过阅读和生活,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可以弥补生活经验的贫乏,读历史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前提,读科幻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外扩。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都充满了时代意识,“80后”作家和“50后”作家写的历史小说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意识不一样了。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马小淘,这些“80后”作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李傻傻是从农村出来的;韩寒是离经叛道的、反叛者的形象;郭敬明的作品是建立在动漫基础上的小说,想象的东西比较多,跟现在生活的关联非常少;张悦然刚开始是写女性的情感经验,现在也在慢慢扩展。他们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家在“高密东北乡”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许陈静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几乎一夜之间把中国的乡土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坛之巅。
“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家乡。
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几年前,一批文学青年曾结伴游览高密,只为亲身感受莫言笔下的风物人情。看到一些和小说里相符的场景,他们会激动不已:“这是当年《红高粱》里的那块地,这是《丰乳肥臀》里提到的,这是《蛙》里写过的……”
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那个年代,当兵是男孩子的最高理想。经过4次报名,1976年,莫言终于如愿参了军。在站岗放哨时,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3年后,莫言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叫《春夜雨霏霏》的文章,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一个冲动,诞生了《红高粱》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会上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那时候,站在莫言面前的张艺谋也还是个年轻人,光头,短裤,赤脚,手上提着两只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他是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当时即敲定了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当时莫言对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人们都知道,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住进楼房,却做不了城市人
《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的近30年里,莫言一直在忠实地延续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2005年,又用《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
莫言说,他最怀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很多作品是我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很吵。”后来,莫言的家搬到北京的平安里,他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触手可及处,就有一本《高密县志》,随时备查,以免在文章细节上犯技术性错误。但莫言说,其实他根本无法做一个纯粹的城市人,因为一直根深蒂固地怀念着土地和乡村。于是,他在客厅和书房里摆上各种植物,阳台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这是山东农民最爱的食物。“每年我都会回老家过年,我父亲、哥哥、嫂子、姐姐、侄子们等,几十口亲人都住在乡下。我叔叔家的一头母猪生了16头小猪崽,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头牛生了3个小牛犊,也会当作喜事告诉我。”
莫言说他并不满意现在的写作环境,“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他最理想的状态是,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住下,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桌子,泡好一杯普洱茶,点一支烟,开始写作。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打药治虫、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业搞写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读书。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父女作家,又给中国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是一个极具本土性的作家。他始终执著于描写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无论直面现实或重述历史,高密始终是莫言的精神圆心。
年轻时的管谟业与大多数农村少年一样,拼尽全力离开故乡的土地,但多年后,作家莫言又以文学虚构的路径回到故乡。和很多成名后始终把自己悬挂在都市中咀嚼记忆的作家不同,他终于明确,自己不但需要在精神上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对莫言来讲,故乡高密是一个切片,这里的一切足以反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
诺奖将莫言真正推向了世界。但除莫言和其他几位有限的作家,中国的写作者在世界语境下显得颇为沉默。如今,中国作家的写作技巧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与世界隔膜,但如何通过翻译和文学活动真的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
莫言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让文学归于文学,按照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文学才是莫言获得诺奖最重要的启示。
莫言:出高密记
他曾掉进粪坑,曾被小学开除,曾认为发表处女作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他从中国极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观中国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山东高密)
“我觉得,得了这个诺奖或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做人风格,也不会改变我的写作风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区的住所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获奖之后,莫言似乎成了“万能的”,据说他的获奖甚至拉动了某些股票价格的飞涨。众多问题向他抛去,关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钓鱼岛争端甚至中日关系都被问及。甚至有媒体多次让莫言推荐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莫言有些无奈地说,“太多了,没法推荐”。
“我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懒得去说话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表示。
事实上,在获奖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访,“想从热闹和喧嚣中解脱出来”。但在获奖两个小时后,莫言便于山东高密的一家酒店召开了首次媒体见面会。第二天下午2点半,当莫言出现在酒店二楼的电梯口,鲜花、相机、人群一齐涌向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来了更多记者。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什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及几家日、法媒体采访时说,“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提前20分钟给我打了电话,我感到既惊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这个荣誉吗?这是当时的感受。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很平静。”
“把‘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
“一人(只提)一个问题。”莫言落座在沙发上,对记者们比出“1”的手势。13日上午,他也回复了此前和村上春树的“博彩赔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竞争诺贝尔奖,这完全是一种猜测。把两个作家所谓的PK类比于中日关系,更是一种玩笑。”
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莫言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从短篇小说《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丰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乡土气息浓厚,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学地域。
莫言研究会会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本土的文化对莫言的影响,也不会有莫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和题材。他自己讲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写小说的,我用的语言是高密的地方语言,题材也是高密发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学馆外打着一条横幅,写着“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毛维杰认为:“他的创作离开了这种(故乡的)东西,去写别的东西,问鼎诺贝尔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文学馆开馆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内。这栋4层建筑里展出着莫言所写的书、信、照片,以及一些奖章和研究资料,目前下面的两层作为展厅,上面的两层在莫言获奖之前就已纳入“二期工程”规划。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一个缩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够。”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事实上,莫言最初是反对建馆的。毛维杰回忆,“他自己曾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家乡再给我建一个馆,这不是引火上身吗?’但是我们研究会一直坚持。”
“是否有先见之明?”
“当时我们只是说,他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个中国作家。”毛维杰说。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争议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但莫言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
本刊记者/万佳欢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似乎愈发“左右不是人”。有些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些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诺贝尔奖评委。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静,“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对这些他早就习惯了。在31年的创作生涯里,莫言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绝然相反的尖锐争论。在体制内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现实主题作品的夹缝中,他一路走向国际知名作家的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
莫言的开局
1986年,36岁的张艺谋从《人民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兴奋不已。
彼时,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发文坛震动。1986年,莫言把这部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后,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
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里,《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其热度不逊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今天。
莫言没有想到,张艺谋的出现给“莫言热”又添了一把火。当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赶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
当时已经有一些电影界人士向莫言表达了对《红高粱》的兴趣。但莫言一见张艺谋,看到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就觉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产生出一种信赖感。
张艺谋有点顾虑,说自己没多少钱,莫言说没事,你拿走吧。张又提出我们电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鲁迅。” 交易很快达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作为“编剧之一”,他还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拿下1949年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有分量的国际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固然借了小说的光,而与张艺谋的合作无疑也对扩大莫言的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那时是1981年。此后,他经过四年的摸索和积累,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后才凭借《红高粱》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红高粱》也是《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读的第一部莫言小说。如今,叶开与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来,莫言迄今为止31年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每阶段又各有一个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无疑便是《红高粱》。它“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这部作品给莫言带来了第一个重要文学奖项——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直到2000年之后,《红高粱家族》仍在不断获奖并入选各种刊物甄选的20世纪优秀文学榜单。
1988年,莫言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单行本。小说取材于一则真实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导致了农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骚乱。这一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译他的作品。他最早想翻译的并不是《红高粱》,正是这部直面当下农村苦难生活现状、且到直至今日都饱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当有文学鉴赏力的汉学家,”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写得触目惊心,本身就直面鲜血淋漓的现实,而且在艺术、结构上已经十分高超。”
不过,出于世界性市场的考虑,美国方面还是决定先推出《红高粱》。莫言得到了让当时的人们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税,也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看起来,莫言获得了一个文学创作上的“梦幻”开局。
争议中的创作高峰
虽然一度为中国带来文坛热潮,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说《欢乐》里,用异常残酷的笔法描写了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亲形象招致了广泛的批判。另一个中篇小说《红蝗》也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让评论家们表纷纷示完全无法接受。
写作实验上的突破开始升级,创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长篇小说《酒国》讲述了一个奇幻而大胆的故事:酒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前往调查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也没能经得起诱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酒国》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语言探索、实验,完全不输给世界上那些先锋的小说家。”彼时,曹元勇与莫言尚未结识,如今曹元勇已编辑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
《酒国》中那个带有极强隐喻的故事没有刊物敢于发表,当小说费尽周折、终于出版后,国内批评家却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节,莫言开始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澜壮阔地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语言极具爆发力。莫言认为这是自己最为沉重、最为重要的作品,它同时也被《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认作莫言在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一部总结性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
年底,《丰乳肥臀》由《大家》发表,不久便获得了首届“大家文学奖”,奖金空前地达到十万元。得奖当日,莫言就预感到“麻烦即将来到”,接着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袭击”——这部书的“艳名”早就被批为出于商业包装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产党”和“性变态”的罪名。他还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写告密信的中伤,上头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又要求他写信给出版社,让他们销毁、禁止自己的作品。莫言后来在散文《读鲁杂感》中写道,“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
《丰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写过一些电视连续剧,基本在文坛消失。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写成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寄到《收获》杂志社,并连续在《收获》上发表了四个中篇。叶开和同事们发现,“他的语言运用更加精妙、更为收放自如”,他由此将莫言消失的几年称为沉淀期、积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继续把他那种极端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劳》则被叶开认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残酷现实的汇聚”,也是他第三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不过,“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2008年,莫言终于凭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蛙》获得了中国大陆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31年来,莫言仅小说就发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长篇,数量蔚为可观。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长时间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说被编者提及,《丰乳肥臀》只被简单表述为“作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除了沿袭《红高粱》的叙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艺术上尚没有一个更新的质的飞跃”。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当代文学的隔离都很严重,”叶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莫言的整体的评判,我觉得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学界是失语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实在是不称职。”
与之相对的是出版社对莫言的争抢和追捧程度。莫言绝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读者,一直比较畅销。在中国大陆纯文学作家中,叶开觉得他作品的销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维持着跟国外译者、出版机构的良好关系,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实际上,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人选的消息已经传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学格局里,他其实很早就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叶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华语文学尚处于世界文学边缘地带的背景下,他还凭《酒国》获得过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又曾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外重要奖项。
外国读者喜欢他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类似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马孔多”的“高密东北乡”,也对他极强的表达能力印象深刻。2000年《酒国》推出英文版之际,莫言前往美国,在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多所大学连续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叶开认为与莫言的性格有一定关联。“莫言本身是一个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对版税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斤斤计较,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打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给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卑”。1998年3月,刚刚参加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访了莫言。此前,他写过一些莫言的书评,又在攻读博士期间为出版后默默无闻的《酒国》抱不平,跟叶开、张闳做了一次针对《酒国》的三人对谈,把整理后的三万多字寄给了莫言,这样便渐渐跟他有了些联系和交流。
曹元勇给莫言打了电话自我介绍,愣头愣脑地去了他家。想不到,莫言给他泡了茶,“丝毫没有摆架子”。两人天南海北,聊《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问题,聊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又聊自己的家乡。临走时,莫言说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启发,还递给他一盒家乡产的香烟。
叶开对莫言的印象同样是“好讲话”。“作为一个编辑,觉得他为人爽快、大方;作为朋友,跟他开玩笑会很自在,他不会很端、很装,”叶开说,“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着架子的人了。”
由于“好讲话”,出版界、科研机构纷纷约请莫言进行与海外作家的对谈活动。“他很厚道,推辞一次两次,后来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绝,”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然,这与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对他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2002年春节,一直欣赏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亲自与NHK电视台一起前往山东高密,对莫言进行了采访与对话。2007年,莫言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了单独交流,又与韩国作家黄进行对谈。
莫言的对话对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学作家。2012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莫言在上海与来自日本的悬疑小说家阿刀田高进行对话,主题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及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除了严肃文学爱好者,对话吸引来不少侦探小说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见过,”曹元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觉得对方是个畅销小说家,就刻意不去跟他进行交流对话。”
如此一来,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作家。除了跟海外作家频繁对话,人们还能从《幸福时光》《暖》《太阳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电影为文学开路”的影响力,但仍让部分观众知道并开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评论界的状态不同,莫言乐于与批评家交流看法。2003年,他与苏州大学文学评论家王尧的《莫言王尧对话录》出版,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关注。
莫言曾把自己形容为“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他给自己起了笔名“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需要不断地说话。
2001年,他在苏州大学演讲时说,“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学界最熟知的中国作家之一,不可否认,对于莫言的获奖,众多海外译者、出版商、媒体和学者的“共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记者/吴子茹
年届七十,瑞典汉学家罗得保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里住进了一位中国客人。罗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经常过去聊天。有一次问起中国最近有什么不错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红高粱》不错,”那位中国客人很简短地说。
1990年,罗得保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一到北京后,他就开始到处找莫言的小说。那位中国朋友所说的《红高粱》,还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当时也已经出版。他很快就读完了,“非常、非常喜欢,它反映了当代的中国,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七年后,《红高粱》被译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这两本小说与后来的《生死疲劳》一起,被许多人当作莫言进入瑞典文学院视野、并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契机之一。这三本小说的译者都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出版商就是罗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两部作品的翻译。
时隔多年,罗得保回忆起他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无限感慨,“应该得的,很多中国作家都很优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
罗得保的“鹤”出版社,也许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罗得保一个人,主要出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但由于特殊的经历,而且自己又是汉学家,罗得保更偏好中国文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得保先后两次到过中国,在《人民画报》社任翻译工作。1977年回国后,他继续学习中文,读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学,并且自己翻译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无疑问,在瑞典这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莫言的读者数量远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读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小说被翻译成瑞典文,对他获得诺贝尔奖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次下楼买菜的时候,罗德保又遇到了邻居、同为中文翻译的陈安娜,“鹤”出版社刚出版了她翻译的苏童小说《妻妾成群》。这次罗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没想到娜娜也听说过莫言,她也很感兴趣,”这让罗得保很惊喜。陈安娜于是开始着手翻译《红高粱》。
“我们经常在买菜的时候碰到,因为住得太近了,都是学中文的,见面离不开聊这个。”罗得保笑着回忆往事。
然而,如同多数中国文学作品的命运一样,《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让“鹤”出版社入不敷出。罗得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间,远远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仓库里还是剩下许多卖不出去。
罗得保经营了五年“鹤”出版社,最后负债累累,只好将出版社免费转让给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欧盟当翻译,谋生还债。但莫言的名字却因此得以进入了瑞典文学界的视野。这两本小说的出版,对瑞典的文学界了解这位中国作家,“可能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吧,”罗得保十分谦虚地说道。罗得保说他至今都没有见过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国内,“特别遗憾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见到。”
今年5月,陈安娜花了六年时间多次翻译修改的《生死疲劳》终于得以出版。此前,“鹤”出版社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只出了1000本,毕竟有前两部书的教训。虽然距离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之久,但显然,在“鹤”出版社新的老板看来,出版这位中国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个十分冒险的举动。
“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
与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国家,早已是深受当地文学界欢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尽管井口晃在译者注里对这两本小说有不少指责,但从此以后,日本对莫言的关注就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广受关注,甚至得到了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译家藤井省三将莫言的《酒国》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译本更为通俗易懂,他在标题下加上了“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作为这本小说的副标题。藤井省三的导读也较为中肯,认为作品是“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如出一辙。
英语世界的批评家和学者们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大多数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莫言是中国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余华、王安忆、残雪等,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错。”
“莫言的作品根植于中国的农村,他的写作有丰富的精神性,它笔下的人和物,有时候很疯狂,有时候又很荒谬。它们完美地将这段时期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乡村,用传统的讲故事的风格描述了出来……”拉伏林评论道。
然而,如同对其他小说作品的认识一样,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体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并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样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很多时候,考虑得更多的因素还是题材。
“哪部小说在中国被批判了,就翻译出版,哪个受批判,外国版权就买哪个,”莫言自己对这一点曾经似乎也很无奈。“80年代初的时候有电影开路,我,余华,苏童。现在电影开路也不是特别行了。”
作为《生死疲劳》的德文版译者,郝慕天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年,她拿着《生死疲劳》的一小段译稿去德国找出版社,结果吃了不少闭门羹,“都觉得太厚了,怕没有人看。”而翻译计划生育题材的《蛙》时,德国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应。
“计划生育这个题材的原因很多人感兴趣,我觉得读者也都会比较感兴趣,”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特别不理解,但也知道这是中国一个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蛙》出版以后,广获好评。欧美重要的媒体如纽约时报书评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莫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让他成为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
一次采访中,莫言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关注情况:总的来说,关注度最高是《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四部作品。《生死疲劳》由于出版时间相对比较晚,莫言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所以也就成了关注度最高的小说。
莫言细数不同语种的翻译:“荷兰文大部分通过英文转译,难说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译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语翻译我拿不准,《檀香刑》这东西我怀疑德语根本翻不过去,能按原来风貌呈现一半就很幸运了。”
据莫言回忆,最早找到他说想要翻译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国人。他想要翻译《红高粱》的第一部,当时出版社和译者签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现在,《红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劳》的法文版在上市两个月后就卖到了八千本,当时就先后加印了两次,莫言在法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莫言获诺贝尔奖,与他的小说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顾彬对莫言的作品有诸多批评,但他也承认,与其他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对莫言作品的接触和认识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译本中,顾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译本。“葛浩文不光翻译,他还再创造原文,虽然德国的翻译家也都很不错,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顾彬认为,葛浩文的翻译十分优美,将莫言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奉献给了英语世界,这让他在英语国家广受好评。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译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于英语和瑞典语有固定的译者,在德国,莫言的译者比较多。
2006年,莫言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刚出版不久,德语译者郝慕天就读到了中文版,刚读了个开头,郝慕天就被里面的轮回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别激动”,她接着开始联系作者莫言、在德国找出版社。郝慕天回忆,她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一心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介绍到德国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在波恩大学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周”,向他的学生介绍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顾彬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莫言也在德国,有一段时间还住在顾彬位于波恩的家里。从那时候开始,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就已经陆续被翻译成德文出版。用顾彬的话说,在德语世界,“莫言的书卖得都还不错。”
然而在联系出版《生死疲劳》时,接下来的过程却并不太顺利。跟莫言本人谈妥以后,郝慕天拿着自己翻译的25页内容,包括自己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辗转联系了德国几个比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这本书太厚了,他们担心德国的读者不太喜欢,销售情况不会太好。
除此以外,他们也担心小说里讲的轮回故事,德国读者没有办法接受。“这里的基督徒并不信轮回这个东西,”郝慕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看,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接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郝慕天还记得自己首先节选出来翻译的内容,是小说的第七章,关于毛驴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这只轮回的毛驴打死,“这个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来了,”郝慕天说,“翻译的时候就一边哭,又一边笑,自己感动极了。”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说,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德国媒体一拥而上,霍勒曼成了媒体的焦点。
11日当地时间12:55分,距离诺贝尔奖揭晓还有5分钟,郝慕天突然强烈预感到莫言可能会得奖。5分钟后,《蛙》的出版编辑打来电话:“你能不能翻译快点啊,这本书我们要赶紧出!”
“现在他们可后悔了,”郝慕天说,当初她也曾拿着《生死疲劳》25页的翻译,希望现在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们拒绝了。后来谈出版《蛙》时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来,因为她知道今年是中国的龙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边并不着急,总想往后再推一推。对他们来说,出版《蛙》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现在变成他们整天催我啦,说快点快点,” 身在德国汉堡的郝慕天,电话里难掩自己的兴奋,“本来12月打算去中国的,这下肯定不行了。”
博彩公司的秘密
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近年来愈发热闹,而博彩公司开列的赔率表名单也愈发精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背后有着怎样的操作方式
本刊记者/吴子茹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上午,距离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剩下几个小时,欧洲博彩公司优胜客(Unibet)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赔率下调到1赔4,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不变,依然是1赔4.5。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以最低赔率稳居榜首的莫言跌到了第二位。
这意味着,优胜客作为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最终认为村上春树获奖的可能性大于莫言。而仅仅就在几天前,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赔率表上,爱尔兰文学元老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由100降低至8,成为一匹黑马。一直稳居赔率表第二的莫言,此时退居第三。
诺贝尔文学奖博彩市场风云变幻。而在遥远的中国,一大批关心这一奖项的人们,心情也随着赔率表上排名的升降而起伏不定。中国作家莫言是否真的有机会问鼎诺贝尔?时间回到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点前,一切,都还未知。
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
8月20日,优胜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的赔率表,正式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项博彩市场。中国作家莫言的赔率最低,以1赔4位于榜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为1赔8。
这一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直到10月上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莫言仍然稳居优胜客的最低赔率。此时,在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则在最低赔率占据榜首,莫言第二。
中国国内的诺奖情结再次被点燃。
此前,立博公司曾分别猜中2004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5年的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以及2006年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去年获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优胜客的赔率表上一直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在立博的赔率表上位于第二名,与今年中国作家莫言的排名一样。
“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莫言在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中很受欢迎,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最后一次调整赔率之前,优胜客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皮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博彩本来就是一个打赌的行业,我们选择相信中国作家莫言。”
事实上,从赔率表出炉后,客户纷纷下注村上春树,莫言虽然排在第一,但他的实际支持率一直远远低于村上春树。尽管如此,一个多月以来,莫言最低赔率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优胜客甚至还将莫言的1赔6.5下调到了1赔4.5,博彩公司对莫言的信心显而易见。
然而直到诺贝尔奖揭晓前的最后一刻,优胜客终于改变了想法,将莫言调到了第二。原因是他们搜索各社交网站、博客等,发现“莫言受欢迎的程度已经降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并且一直以来村上春树的支持率都很高。”
这并不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出现在这样的名单上。去年优胜客的赔率表上,莫言就曾以1赔12.50的赔率排在第五名,而在最近几年,诗人北岛则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名单上。但如今年这样,中国作家处于如此靠前的位置,还是第一次。
一只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搅动了整个中国。诺贝尔奖揭晓的前两天,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莫言可能获奖的消息,微博上也吵成一片,其中有期待和祝福,也有讽刺和挖苦。莫言回到位于山东高密的老家,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不发一言地关了手机。
赔率表名单的秘密
作为欧洲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优胜客将它的网站设在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项的诞生一样,优胜客公司关于这一奖项的赔率表也在这里产生并公布出来。这家创立于1997年的博彩公司,提供体育、游戏及网上扑克等多项博彩业务,客户对象来自全世界范围内的150个国家,共约6700万人。
2008年,优胜客首次涉足诺贝尔文学奖业务。到目前为止,参与这一奖项的投注者则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所以涉足这一市场,是因为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客户“多数有十分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学识,对文学有很好的涉猎和比较浓厚的兴趣。”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50年内不公开,所以要猜测每年的获奖名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根据传言,这类博彩公司都有得到“内幕消息”的特殊渠道。然而对于这类传言,优胜客公共关系负责人麦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并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和“关系人士”,一切都只是基于专业研究基础之上的推测。“莫言最终是否胜出,在答案揭晓的那一刻之前,谁都没办法知道,我们和大家一样十分紧张。”
麦克说,在8月20日正式开出这个赔率表之前,公司经过了广泛而且严格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综合了文学读者和评论界等各方面因素,经过仔细研究和推敲,最终汇编出了这样一份赔率表。但公司里并没有传说中的文学研究团队,专门来做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市场的工作。他们专门聘请了一位“阅读量十分广泛”的人士,这一资料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由他来执行,每年的赔率表也是由他汇编而成。
无独有偶,另一家博彩公司立博的公共关系负责人阿莱克斯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所谓的研究团队并不存在,立博也有这样一位神秘的文学爱好者,负责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即时对赔率作出调整。
资料的来源很广泛,作家的作品质量、翻译和销售情况、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和同行、文学记者中的名誉度,都成为其是否有资格问鼎诺奖的因素。阿莱克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莫言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西方,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很受读者欢迎,这是博彩公司将莫言的赔率设置较低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圈内其他作家和评论者对莫言的评价。优胜客之所以将莫言列为赔率最低的作家,最重要的还是考虑了这一因素:同行作家以及文学评论家、记者等对待莫言作品的肯定态度。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莫言公开的多次推崇,这是优胜客认为莫言最可能获奖的原因之一。
经过资料研究后,优胜客认为,莫言“在很多中国作家都保持谨慎态度的时候,莫言用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而这一点,恰恰是“在欧洲文学界尤其受欢迎的一个方面”。此外,莫言坚持用墨水和钢笔写作,一笔一划,这也是优胜客猜测他更受瑞典文学院评委喜爱的原因。
“他们喜欢这样传统的写作方式,据我们所知,莫言的上一部作品《蛙》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麦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
虽然长时间以最低赔率位于优胜客赔率表的榜首,但与村上春树相比,人们似乎并不看好莫言。
共有两万多人参与了优胜客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彩项目,这些客户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然而自从赔率表开出以后,对村上春树的下注持续保持在62%左右,莫言则仅占21%。这一大致比例一直持续到诺贝尔奖最终揭晓之前。另三位上赔率表的作家,79岁高龄的荷兰小说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瑞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则都鲜有下注者。
另一家公司立博的赔率表上,村上春树和莫言同样长期“对峙”,只不过二者调换了位置。直到答案揭晓前几个小时,爱尔兰文学家威廉·特雷弗的赔率突然由1赔100突然降至1赔8,莫言则取代一直位居其后的赛斯·诺特博姆,成为榜上第三名。
此时,关于村上春树即将胜出的消息愈传愈烈,优胜客也决定调低村上的赔率。
麦克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最后时刻改变赔率的初衷:“根据我们的研究,莫言一直是最受文学评论界等各方面欢迎的,但就在昨天,他的支持率跌到了村上春树的后面。”
通常情况下,赔率表开出以后,博彩公司时时关注博客、社交网站,看大家对莫言、村上春树及其他上榜作家的看法,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专家、学者和记者的看法,并且想根据这些资料来改变赔率。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很在意这些看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诺贝尔奖最后的归宿。”
然而,就在几大博彩公司难得一致地认为村上春树会胜出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时间11日下午七时,答案终于揭晓,这场村上春树和莫言之间的战争,终于由中国莫言的胜出划上了句号。
“就是这样了,我们的预测接近准确,已经不错了。”最终结果出来以后,优胜客方面略带遗憾和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保证绝对命中,有意思的是,你为人们猜测和下注提供了基础,这就够了。”
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文/谢有顺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记者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但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为主流文坛所认可,可他的写作风格、艺术趣味、精神特征,其实一直都是反叛的、孤立的,他是文学的异类,并从未停止自己对文学的探索——无论叙事角度、话语方式,还是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警觉。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堪称是中国小说界的天外来物。这部小说,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难以压抑的才华,他对苦难记忆的处理,对现实隐忍的抗议,对叙事角度的自觉选择,以及通透的感觉、杰出的语言能力,都远超同时代的作家。而且,这部小说还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黑孩。
那是在1985年,莫言30岁。那个时候,中国多数作家还在一种旧有的艺术惯性里写作,但此时的莫言已经从现有的秩序里出走,成了一个文学的先锋,他所理解的写作,不是摹写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提纯自我经验、省思心灵苦难的容器。
这种全新的探索,不仅重建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昭示出写作的个体时代真的来临了。
这是一个有声音的作家。“黑孩”所听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喧嚣,也有内心的呢喃,有灵魂拔节的声音。正是这种出神的、幻化的、泛灵的、隐秘的声音,构成了莫言作品中奇异的段落。之后的《红高粱》《欢乐》《丰乳肥臀》《野骡子》《檀香刑》《蛙》等作品,都是众声喧哗的写作。
莫言不仅能写出不同声音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能让这些声音对话、交流、沉思、争辩,无论表面怎样热闹,莫言都能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压抑和被损害的声音从他作品中尖锐地响起,那种拔地而起的悲怆与华丽,会突然打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进而挣脱现实的束缚,让读者逃逸到想象世界里去经历那些心灵的事变。譬如《檀香刑》,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声音,最后都成了人性的幕布,当“猫腔”响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旋,一下就把各种声音的对话和激辩都吸纳进来了,整部作品既充满喧嚣,又归于寂静,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就此而言,《檀香刑》肯定是当代文学的经典。
莫言处理多种声音对话的能力,令我想起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而在莫言的心中,那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显然比“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更重要,也更让他着迷:“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四十一炮》里,饥饿的肚子总是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里,甚至还洋溢着食物的味道;《丰乳肥臀》和《蛙》里,甚至万物都会说话,都在发声……
莫言的作品没有图解和定罪,也拒绝成为某种社会思潮的传声筒,他走向大地、民间,所着力倾听的是那些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遗忘的声音,他要让这些声音从黑暗中、地狱里走出来,成为任何主流声音所无法抹杀的存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的作品风格,为何会如此大胆、恣肆,甚至还有大量肉欲、淫荡、邪恶、血腥的描写,他要书写的,正是这种现世的罪与恶,苦难与污秽。他当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对生的关切与礼赞,但这样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写现世在欲与恶中的狂欢。
只是,莫言面对如此嘈杂、赤裸的罪与丑,他不轻易作出道德审判,他深知,文学的道德不是决断、斥责和批判,而是发现、理解与宽恕。
这仍然是非主流的。正统的文学观,总是教导作家要有是非善恶观,态度鲜明、立场明确,但莫言的文学世界是野生的,他想描绘生命的热烈、顽强、粗砺、荒诞。他也悲悯,但藏得很深。他笔下的故乡、人、动物、植物,甚至河流和石头,充满的是原始力和生命美,这不是传统伦理教化的结果,甚至也不是乡间文明培育出来的面容,它更多是出于生命的自在状态,是一个在想象里生长的世界。
莫言的写作,很好地诠释了写作是一种造物的真义。
而莫言所创造的,正是一个野生的中国。这个中国,我们在历史书中未曾读过,在过往的文学作品里也无从比照,它来自莫言的记忆与想象、戏谑与虚构。他着迷于呈现自己看见的和想见的,却拒绝为它们归类。那些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驯化,更是难觅踪影。有人试图把莫言的作品解读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并指证这样的写作与主流思想之间有一种甜蜜的关系,那确实是没有读懂莫言。
这点,还可从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中得到论证。“五四”以来的主流知识界,思想是启蒙的,语言是白话文的,艺术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上也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但莫言的写作,显然与这样的主流格格不入。实际上,莫言作品中对“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充满着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对西方话语也开始怀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恢复一种说书、说唱的民间叙事传统,在语言的选择上,他也是反普通话的,大量来自乡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间艺人的词汇、语法进入他的小说——他要恢复语言中那些被文化与教育所删除的枝蔓、血肉和味道。
所以,莫言的小说语言往往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并由此遭遇许多诟病和批评。就传统的语言观而言,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莫言的骨子里正是要反抗原有的语言伦理,并试图接近一种语言的本真状态,保存语言中那些活泼的生命因子和毛茸茸的语言状态。
假若语言是一道洪流,那洪流过后,终归有石头沉下来——莫言所追求的语言境界,正在于此。
莫言从一开始就是反叛的,也一直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成功消化,他的小说,无论精神指向,还是叙事风格,都是先锋的、独立的、非主流的。他没有成为这个盛世的合唱者,他眼里所看到的,也多是受伤者和软弱者,他写的,就着中国庞大而坚硬的现实而言,是边缘的,是经常被人忽略和删除的。因为莫言的存在,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呈现出自己的另一种风貌,一种和当下的宣传、书写所不同的风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莫言回应获诺奖质疑: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学的胜利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时,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种猜测中尘埃落定,莫言因其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而获得殊荣。
这是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获得诺奖。伴随鲜花与掌声的,还有板砖和臭鸡蛋。面对种种质疑,莫言强调自己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突破了阶级的、政治的界线,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每个事实总有多个面向,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次“文学的胜利”。(钱亦蕉)
莫言对你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特约记者|华超超
在诺贝尔奖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离开北京前,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十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深夜2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是不是该低调一些?
《新民周刊》:你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莫言: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新民周刊》: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时,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莫言:接到瑞典学院的秘书电话的时候,我惊喜又惶恐。今年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所以我惊喜。不到一会,我又开始惶恐,我拿了奖了,这么多媒体来找我,我该怎么应付?
作为作家,我身上又多了这么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盯着我,找我作品的毛病挑刺,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新民周刊》:结果公布前,因为你是第一号选手,微博、网络上对你应该不应该拿奖,吵翻了天。
莫言:这半个多月来,围绕这件事已经吵来吵去,我对这个奖已经挺麻木了,所以得和不得无所谓。而且这几年一到这个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都爱找我,拿我说事。我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批一通。
所以,今年一个月前我就回来了,想集中精力写点东西,这个季节也比较好,正是秋收的季节,跟我乡亲们一块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了解一下当下的农民心理状态。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找你,你手机还关机了。
莫言:我手机坏了,这些天也为了清静,躲开媒体。高密这个地方比较小,没有北京那么多人,没有北京那么喧嚣,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现在老家来了很多的记者,呆了几天,高密市的一些文友过来做工作,我想记者们也很辛苦,就从家里过来,聊了15分钟。那现在媒体记者越来越多,我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几天都没有睡好,嗓子都哑了。
《新民周刊》:下面的采访你怎么办呢?海内外的媒体现在都来了。
莫言: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很忙,要应对朋友安排的一些采访,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我想很快会过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是成群结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了这个奖,自己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能够让我站稳脚跟的,还是继续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写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读懂你的作品了吗?
莫言: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的,应该是根据作家全部的创作。评委们可能是刚读完《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刚刚被翻译成瑞典文,作品带有某些魔幻色彩,但这个魔幻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也与现实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对的,也不是和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创作的一个特质。如果说把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进行全面概括,这么简短的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在创作上你越来越自信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自信?
莫言:我到了50岁这个年龄,才多少有了点自信。过去都是不自信的。写《红高粱》的时候,写完了我想这是不是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可不可以这样写,都要通过别人的判断,来给自己定位。到了写《酒国》的时候有一点点自信,写完了之后感觉到就是应该这样,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了,到了《丰乳肥臀》,还是有点犹豫。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
《新民周刊》:《生死疲劳》为什么写得这么快?43天时间写了一部50万字的小说,有媒体说你的写作速度应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莫言:我们不应该注意作家写作的速度和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写了一百年写的东西不好也是白费,写了一天写出来好也是很好,过程并不重要,质量才是唯一标准。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的时间非常长,修改比较充分,考虑比较周到,这是一种写法。但也有一气呵成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一部伟大小说的作家,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一气呵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死疲劳》是一部“伟大作品”,我还没有蠢到这种程度。
《生死疲劳》刚出版时,采访我的记者老是问“你写了多少年?”我实事求是说写了43天。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我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用43天写了43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49万。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状态,和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时很相似,没有任何小说之外的功利得失的考虑,也没有考虑读者评论家会怎么说。
在当前大家批判文学创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我这么说有点自找难堪,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43天,但这个小说在我心里积累了43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蓝脸的原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期。
农村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新民周刊》:《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上都有很大变化,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表现这些问题。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会使社会有节律地、有节制地、健康地发展,但如果欲望疯狂扩张,那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将会给后代儿孙留下无穷的麻烦。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民问题?
莫言:所谓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
我想,要写农民,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这些红色经典的呼应。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单干,但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财产不一样的。但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民,也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都从一个严密地控制着自己的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不但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对土地是非常热爱的。农民热爱土地,土地也慷慨回报。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许多地方疯狂地建设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水、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辛苦劳动一年,劳动力不算钱,还是赔本。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亿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是种地不赚钱,二是地不够种。当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有很深的悲剧性。
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恨不得把房顶上都种上庄稼,但就是没粮食吃。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撂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现在突然粮食不值钱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粮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说没有会突然没有了,说有,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新民周刊》: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各种电器产品,手机、电脑,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在《四十一炮》里就是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欲望。
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莫言:我认为这种几近疯狂的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觉得应该慢一点,没有必要这么快。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呢?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当年改革开放步伐比较慢的地方,反而吸取了很多教训,避免很多错误,我给他们题字,“春潮带雨晚来急”,慢就是快,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呢,你盖了这么多水泥钢筋怪物,拆掉就是永不消解的垃圾。当时所谓的引进,外来的投资,国外的垃圾产品、高污染产品,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土地破坏掉,把我们地下水污染,代价太大了。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
口述|管谟贤(莫言大哥) 采访|华超超(特约记者) 整理|林鹭萍(实习记者)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回忆:大江健三郎曾经说,最迟在2015年莫言会得诺奖,到时候我再来。当时我想既然大江有这个看法,说明这个事靠谱。
把自己弄漂亮了
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解放以后,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当时要养活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压力很大。全劳力一天工分十分,莫言刚开始的时候连半劳力也算不上,每天就割草,割了草以后交到饲养室,给你过过秤,给你记工分,哪一天割少了回到家里就挨骂。
莫言五年级就不上学了,被学校开除了。 原因是造反,这个事我心里很内疚。因为当时我上大学,1967年上海一夜“革命夺权”了,传单我带了回来,他看了以后就造反了,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到学校里就把作业本撕了造反,骂老师是奴隶主……因为这个,他没得上学了,上初中都是贫下中农推荐,推荐不到你,你是中农的孩子。
1972年的时候,他到棉花加工厂,那时候十几岁。厂子是县里办的棉花加工厂,在我们公社所在地,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也算是走后门。其实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是自己的。
这个工作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农村里很多农户干一年就透支,因为按人口分粮食,你挣的工分抵不上你分的东西就是透支,有时干一年一分钱捞不着。他是每个月发工资,一个月弄十几块钱,一年一两百呢。莫言把大部分工资交给了家里,自己留个一块、两块的。他拿那些钱自己打扮自己,买个牙刷(农村孩子不刷牙),买雪花膏抹抹脸,弄漂亮了。他在棉花厂干了一段时间,在他参军之前就没有其他工作经历了。
齐文化里寻根
我有一个观点:研究莫言必须从齐文化这个根上来找,不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是统称,鲁仍然是孔子那一套,齐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说。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你从齐文化找根。莫言生活在高密的大地上属于齐文化,这个文化DNA很深,祖祖辈辈,老一辈流传下来,我爷爷他们讲故事,讲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讲了很多,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喜欢文学,估计跟这个有关系。
莫言对待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看过人家的书,看一遍就丢掉了。我们高密研究会的会长提出了一个观点,天才的莫言,勤奋的莫言,高密的莫言,世界的莫言。人在这方面要有点天才的,想象力、观察力,特别是想象力。
莫言听故事,多是听我爷爷和我的大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哥)讲的,也有听我爸爸的。我爷爷的哥哥是个老中医,有文化。我爷爷虽然不是,但是从盘古开天到清朝民国,朝代的更换,哪个朝代的皇帝姓什么他都知道、我爷爷非常聪明,虽然一个字也不会写,但是过去我大爷爷开个药铺,他可以看着药方给人家抓药。
莫言是自学成才,读我上大学之前留在家里初中、高中的课本,还有家里买的一些闲书,连我的作文他都看了,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篇作文是“拾棉花”,我说天上的白云像棉花,地里的棉花像白云,我自己都忘记了,他还记得。
后来莫言成为作家,我和父亲感到很奇怪,很惊讶。我第一次看他写的东西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在湖南常德工作,我感觉到他只上了五年学,这个信写得太漂亮了。信的内容就是汇报他当兵这个单位的现实情况,语言很漂亮,很有感情。
我说写作文要把自己摆进去,要有真情实感。那时我在教初中,是语文老师。我当时把这封信念给学生听,我说这封信写得好不好?大家都说好,我说写信的人是小学五年级,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们都说老师骗人。
后来他说要写小说,我开始是反对的。当年的文坛是个陷阱,非常危险,断章取义就可以让你吃官司,那样你永世不得翻身,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我说你别搞这个,太危险了,连学文科的我都一个字不敢写。我真正写文章是1987年以后才写的。
他的第一部作品不是小说,是个剧本。他当兵的时候写过一个话剧叫做《离婚》,没发表,寄给《解放军文艺》给退稿了。一位干部开玩笑说,行啊,你折腾得《解放军文艺》都给你回信了。他在保定发表了作品以后,特别是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真正算是了解到了什么是文学。他考上艺术学院,文章发表以后,我提醒他:你在古典文学方面,起码从诗经、楚辞开始,一直到《红楼梦》,要补补课,中国历史课本你要读一下。这几年看还可以,还是积累了不少的东西。
现实高密乡
我们家乡,高密这个地方没有山,没有水,都是一马平川,红高粱早就不种了,高粱因为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用。70年代以前还大量种红高粱,特别是70年代初,这里公社干部到海南岛引进一种多穗高粱,种一个下去像小麦一样收很多,那个难吃!像石头一样,磨出的面粉做个窝窝头可以打死狗,像石头一样,也就是造酒有用。莫言小说里对红高粱的叙事背景,比较多的是来源于流传的故事。
现实和文学有差异。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不会有沙漠,也不会有高楼大厦,都是乡村。小说里什么都有,森林也有,湖泊也有,他需要什么就把什么挪过来。
大江健三郎的预言
莫言的性格比较坚韧,坚持的东西,看准的东西百折不挠坚持下去。他应该说不是很顺,有很多事情现在还是不大好说,各种各样的挫折,有时候打掉牙往肚子里吞,人生不可能是十分美满,包括现在也不是非常完美,总是有缺憾。《天堂蒜薹之歌》的纠纷还好说,关键是《丰乳肥臀》的风波厉害,《红高粱》时也有一些。
莫言在文学道路上,我和我的父亲一直是有担心的。我觉得这个奖拿着很高兴,不拿也无所谓。拿奖我倒是有点预感,觉得他是迟早的事,但没有想到那么快。不是不可能拿奖,我觉得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实际上是融入世界文化大的范畴,是独具一格的。
大江健三郎上次来过一次,把我们都访了一遍,而且大年夜在我们老家过的,过年吃的饺子,最后县领导在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把他送到青岛。他曾经说,最迟在2015年莫言会得诺奖,到时候我再来。当时我想既然大江有这个看法,说明这个事靠谱。
我父亲对莫言很严厉,一直劝他,不管你将来做出什么成绩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做人一定要低调。我们都怕他,小时候生活压力太大了,成分又是中农,不是党员,一直当大队会计,五分钱一支的圆珠笔,要大队书记签了字他才敢去买,在家里见了老婆孩子能有好脸色吗?不是骂就是打。
莫言的想象力应该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恐怕培养不出来。他作品里的想象力我是能理解的,甚至有共同的地方。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说头发掉下来都听得到声音,我完全有同感,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说起来很丢人,我小学毕业考初中第一年没考上,家里我父亲对我非常凶,让我自己到田里除豆子,让我母亲送饭给我吃,中午不准回家。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除了玉米,高粱,就是豆子,人像掉在井里一样,回家静得一个人都没有,只听到几个虫子在叫,真是头发掉地上都能听到。
诺奖助跑纯文学?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
记者|何映宇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诺贝尔文学奖创办至今,每次颁奖,几乎都会引发一场不小的口水战。达里奥·福和赫塔·米勒得奖的时候,众文青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嘀咕:此等大佬,何方神圣?然后喜欢以阴谋论视之的一群人又要大做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西方政治势力攻击中国的砝码啦,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坛操纵的游戏啦,不一而足,且颇有市场。
今年可好,还没颁奖,力挺派和拍砖派早已争得面红耳赤。力挺派觉得,莫言是像鲸鱼一样的作家,其文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想象力上可入天揽月,下可探海擒鲨,而且精力旺盛,居然44天就写成50万字的《生死疲劳》,乃中国文学中最有可能得诺奖者;拍砖派则以许纪霖教授为代表,即使在莫言获得诺奖大众热情高涨莫言一书难求时,他还是要指责他:“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
尘埃落定,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重口味诺奖的史诗情怀
争议恐怕难免,但诺奖还是业界标杆,无人可以撼动。
近20年来,虽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读者流失的普遍困境,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凭借其百年老字号的良好口碑依然可以笑傲江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气,不管最终得主你是否听说过,每年10月的这一天,世界文学爱好者翘首以待,都会为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最终花落谁家而狂喜或吐槽。
君特·格拉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名已久,在文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无人可撼,在得奖之前,关于他们的介绍评论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他们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托妮·莫里森、多丽丝·莱辛、萨拉马戈、奈保尔、勒·克莱齐奥,刚得奖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陌生,但是在文学圈里,各种翻译类的文学期刊,早就有过介绍和翻译,只是说没有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而已。
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出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一本蓝封面的小册子,作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的一种。纳博科夫《洛丽塔》的首译者于晓丹是这本书的校对,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这套书,因为最早在中国翻译介绍阿赫玛托娃、帕斯、热内、巴别尔等重要作家,以其独到眼光在近年逐渐成为文青们热衷于搜集的口碑之作,但在当时,《米格尔大街》只印了区区的1500册。
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早在1992年就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一种出版(主编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当时的译者是许钧。1998年,译林出版社再版《诉讼笔录》,译者换成了李焰明和袁筱一,许钧先生担任校对,这么晦涩难懂的所谓新寓言体小说当时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但并不表示克莱齐奥的重要性被我们忽略了。
而另一类获奖者真的只能用另类来形容了。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又译希姆博尔斯卡),一生不过写了200多首诗,得奖之前在波兰以外没什么国际影响,尽管激发了几米绘出《向左走,向右走》,但其实力恐怕无法与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众多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叶芝、希尼、埃利蒂斯、圣·琼·佩斯、帕斯——相提并论。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璀璨群星中确属罕见,而且,文学审美总是见仁见智,与译者的水准也有很大的关联,辛波丝卡的诗歌,台湾陈黎、张芳龄的译本就要比大陆林洪亮的译本更胜一筹,诗意的呈现,在于选词与韵律的结合,在这方面,台湾同行似更踩在诗歌的鼓点上。
没听说过不等于就是垃圾货。2009年得主赫塔·米勒的出现不要说中国文学界,就是德国文学界都为之一惊,这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大神吗?不过翻阅中译本的赫塔·米勒,除了诗歌不忍卒读之外,她的小说用词简洁有力,叙述不落俗套,常有惊人之语,确属神品。在非线性的迷幻故事中,赫塔·米勒用她对文字的控制力牢牢掌握,让人感动、战栗、心碎,这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名声的力量。
从赫塔·米勒的获奖也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选择获奖者的标准,只在于文学本身,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挖掘与体验。当然了,从诺奖颁发之日起,诗人和史诗性的小说家,就颇受评委的青睐。略萨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一样常常厚如砖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有游戏的成分,但从家族的百年变迁来折射哥伦比亚的国族命运,显然正中诺奖评委的心意。这一次,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就这样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这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史诗性,一直是诺奖最具标志性的评奖标准之一。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个性昭彰的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历史舞台。但那并不表示诺奖开始从重口味走向小清新,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写的就是一个性变态女教师的故事,这似乎非常另类,不该为那些年过花甲的高龄评委所喜,但你要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存在主义、新寓言派、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各种实验潮流或多或少都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找到它们的代言人。大江健三郎,简直就是法国存在主义老法师在日本的入室弟子,哈罗德·品特的实验性读过他剧本的应该都感同身受,毋须在此多言。
就具体的流程而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之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的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国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多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而这5个人的名字,只有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再次开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所以,理论上,公众不太可能知道谁被提名,也不可能在事先知道今年最终的获奖者,但今年居然有大批媒体堵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是押宝押对还是有人透风?外人不得而知。
中国的诺奖情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风起云涌之时,多少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汪国真不是曾经在高校演讲中说“我愿意为诺贝尔文学奖做出自己的努力”?不是有作家每年颁发诺奖时都守着自家电话机前,等待某位陌生的老外告诉他获得诺奖的喜讯?
笑谈也好,做梦也罢,今日莫言梦想成真,成就中国人百年文学梦,实在是可喜可贺。
追溯起来,第一位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是鲁迅。埃斯普马克和另一位瑞典文学院院士斯图·阿伦合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诺贝尔文学奖简介》,其中就提到,瑞典文学院曾经考虑提名鲁迅,结果鲁迅一口回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到中国,与刘半农商议后决定提名鲁迅参选诺奖,想征求鲁迅的意见,结果鲁迅回信一口回绝:“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不过马悦然的说法是,瑞典文学院从来不会因为作家本人的意愿而改变评审结果:“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
斯文·赫定——这位马原最崇拜的探险家——是中国通,他可能太爱中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又向文学院推荐林语堂,但评委们通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后觉得他的写作在“精准的人物描写”和“力量与深度”方面尚有欠缺,遂作罢。
这一时期,最接近诺奖的,当数沈从文。马悦然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提到:“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马悦然是沈从文的骨灰级粉丝,他对沈从文非常着迷,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他还让他的同事们一定要读沈从文,即使一开始别的院士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也没有灰心,而是苦口婆心说服和他一样顽固的老先生们,并让沈从文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沈从文,可是,他等到的却是沈从文已于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的消息,事实上,在他的晚年,即1949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甚至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个叫沈从文的小说家写过如此出色的作品。
和沈从文情况类似的是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舒说,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老舍,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那年,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瑞典方面的证实。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北岛、李敖和王蒙都被曝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说法真假难辨,因为诺奖评审有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只能权且一听而已。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误读和顾彬的激烈批评,我们还是要感谢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葛浩文是莫言英文译本的翻译者,之前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他当初翻译《红高粱》的情景:“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他有一年给我寄了一份中国内地文学刊物,上面刊登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应该注意的作家。我开始读,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有一天,我到了台北,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台北的朋友,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暂时放弃《天堂蒜薹之歌》,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生死疲劳》。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
虽然葛浩文告诉记者,这些译本在海外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中国作家仍希望翻译家的工作能让西方更了解他们的写作并帮助他们获得诺奖,旅加作家薛忆沩认为,中国人还是有一种诺奖情结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人们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一部分中国作家中间蔓延,更多的,则是对诺奖的艳羡,像汪国真这样口出狂言的未必有很多,但在私底下暗暗较劲的,至少在80年代,可不在少数。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诺奖,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中国作家乃至全球大众的心目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众多世界重量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抢购狂潮之后
高粱红了,中国大地一片欢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此的看法独树一帜:“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会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他的评点招致非议,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当然了,我们身边的中国本土作家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的文学奖项,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高兴和鼓舞。”
这种鼓舞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莫言获奖之后,国家的投入会不会可能加大?多少年铁打不动的文学期刊稿费标准会不会提高?对文学新人的帮助会不会更加给力?应该来说,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估计会往积极的方向走,虽然,中国能否产生第二位诺奖得主,还得看个人造化。
莫言16卷文集的策划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对本刊记者说:“莫言的获奖肯定会提升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自信心,原来读者老是抨击中国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宽容地看待中国文学。而且,莫言得奖会让更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到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来,不再将赚钱或快餐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使普通读者加大对原创文学的关注。”
莫言得奖的喜讯一经传出,莫言的书籍就成了香饽饽,一书难求。诺奖颁发的第二天,上海书城开门仅5分钟,所有莫言书籍被抢购一空,预订者铺天盖地,记者在上海书城看到,底层大厅醒目位置贴着红纸,上写:“莫言作品已售完,最快将于下周到货,请至上海书城淘宝店预订,或直接在服务总台预订。”
孔夫子旧书网上,莫言的签名本被热炒到最高198888元(最高成交价已飙升至9900元,是一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1版1刷的《生死疲劳》)。曹元勇对记者透露,莫言图书的码洋现在已经突破3000万元,订单更如雪片般飞来,他们加班加点加印20万套以满足现在读者的需求,“像《蛙》、《丰乳肥臀》、《红高粱》这样的莫言代表作,很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百万册的销量,《蛙》之前已经有20万的销量,《红高粱》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初版算起,销量又何止百万?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他的作品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众追逐的热点。”
假设莫言的16卷文集每本都能突破百万,这将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带来超过5亿元的码洋收入(利润有可能超过1亿元),曹元勇对记者透露,文艺社开给莫言的版税,按照销售册数分等级,最低不低于12%,如果以现在莫言小说的热销程度,莫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套大房子的愿望将很快得以实现。但是趋之若鹜的购书者们真的能理解莫言吗?在新浪的调查“之前你认识莫言吗”中,至10月14日21点,选择“看过《红高粱》知道作者是莫言”选项的仅为4224人,而“嘿嘿,说实话不知道莫言是谁”的居然高达18105人。在购买预订莫言全集的读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之前从未阅读过莫言作品,这次因为莫言获了这么大的文学奖,他们才要一睹为快。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
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杰出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坦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撰稿|叶 开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并未有效地终结争论,却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式诺贝尔奖焦虑症。
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他以自己丰富的作品、杰出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坦然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我和莫言结识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酒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出版后遭到了中国大陆批评界的冷遇,后来格非从北京带回一本赠书,在上海,我们一起聊天时热烈地讨论这部小说。特别喜欢《酒国》的还有曹元勇,我和曹元勇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研究生,我硕士,他博士,可能是志趣相投,我们都认为这是一部杰作。1996年春天,我们去上师大,和张闳一起正儿八经做了个《酒国》三人谈,发给了莫言。那时张闳先认识莫言,后来曹元勇去北京时拜访了莫言,我最后认识莫言。但因为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认识之后,交往就频繁起来了。
莫言来上海,一般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或发条短消息。有空我们就一起聚会聊天,没空只是说一声来上海了。那时候的聊天也只是家常,或者相互推荐一些好作品。
2007年8月的某个傍晚,我和曹元勇兄陪莫言在上海瑞金宾馆前的草坪上聊天。我记得,那天,日光已经散尽,四周繁茂梧桐枝叶丁当作响,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那时候我花了近一年半刚完成《莫言评传》初稿,正打算征询莫言的意见。
2006年谢有顺兄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邀我撰写《莫言评传》。为打动我这颗不坚硬的心,他还以稻草成金的娓娓动听话语说:“莫言将来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就成了首席研究专家,谁也绕不开你了。”
我还在犹豫,有顺兄继续吹风:“你博士论文也是写莫言的,顺便写评传,不是轻车熟路嘛。”
我就这样被说动了。
那天傍晚在草坪上,似乎有凉风从脚底升起。他们一人喝茶另一人咖啡,我赶时髦喝依云矿泉水。谈到我写的评传,莫言似乎略有些紧张。我记得我当时还开玩笑吓唬他说:“莫言老师,您看我掌握了您的生杀予夺大权,您得对我友好点。”
莫言说:“你一定是写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家伙。”
我说:“确实,我虚构了一个莫言……”
莫言如释重负。我也如释重负。
莫言说:“这句话就放在扉页里吧。”
遗憾的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放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责编杨莉前天跟我解释说,因为是评传作品,她担心扉页上写这句话,可能会让读者产生误解。我和莫言本来就是带着戏谑、开玩笑心态,如果登了这样一句话,那多有意思啊。而且这也是对那种“全知全能”写作的一种批评。我对那种貌似权威的“客观化”叙事一直很警惕,写作体现的是作家本人的独特角度,但在“客观化”叙事中,人们总是伪装成全知全能,而企图灌输读者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我的理解则很个人化,在评传里,作家不过是一个描述对象。我看到的莫言,跟其他人看到的莫言,不会是完全同一个“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莫言形象。“虚构莫言”的意思即如此。我理解杨莉的担心。我们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紧张,想象力和幽默缺乏足够空间,开玩笑是要谨慎的。一个简单玩笑可能会让人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米兰·昆德拉对此深有体会,他写过一部精彩长篇《玩笑》,还在随笔里专门谈到幽默。他引用的那句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自以为思想深邃,超越别人而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都应该再读一读这句话。
但是人开玩笑呢?幽默呢?上帝会不会发笑?
莫言是个很警惕的人,他也善于自嘲。一个自嘲的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莫言对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提起来却总很谦虚。他写完长篇小说《蛙》后发来给我,以续和《收获》的前缘。在他的一再请求下,我提了十一条个人阅读感受,供莫言参考。收到信后,莫言觉得有道理的地方,都逐一作出修改。他改完稿子后发给我,发信时间竟然是凌晨五点半。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创作上追求完美的精神,并且写作上很有激情。一般作家说“多提宝贵意见”都是假客套,不能当真的,当真你就落入陷阱了。但莫言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话可以当真。在很多文章里,莫言都提到编辑朋友的意见。在“收获精品系列丛书”《司令的女人》自序里,莫言就写道:“1986年冬天,我写完《红蝗》,再次寄给《收获》。李小林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她抄了一段话给我,大意是说,一个人只有在冷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莫言对写作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每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结构都绝不重复,都有新发现。在中国作家中,近三十年来莫言是最具有文体意识、对小说结构最有追求的作家,不是之一。
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故事背景,是山东苍山县农民因干部工作不力而导致丰收的蒜薹大量腐烂在地里而引发抗议和暴乱。这部小说在莫言的创作系列中属于“残酷现实”部分,直面了当时的具体现实,用直接、锋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土地的心脏,而因为这种切入实在太沉重、太暴力,莫言又通过一个卖唱的瞎子张扣在每一章的开头的唱词,来减缓这种语言的暴力。接着莫言创作了那部极其怪异的长篇小说《十三步》。莫言自己在回顾时说:“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写得比《十三步》更复杂,我把汉语里面能够使用的人称或者视角都试验了一遍。”
但在当时,这两部长篇因其复杂性、探索性和超前性,出版后没有什么反响,反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莫言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教授一眼就看中了《天堂蒜薹之歌》,与《红高粱》一起,在1988年就翻译介绍到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世界。
在我看来,莫言的小说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开始发表的《红高粱》系列,以此为核心,他写了《食草家族》等一大批小说,创造了一个慷慨激昂、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共和国。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是莫言的第二个高峰,他自己认为是他所有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他全部作品的基石。此前于1992年出版的《酒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技艺高超的杰作,但长期遭到忽略。第三个高峰是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此前的《四十一炮》和《檀香刑》都令人印象深刻,但《生死疲劳》是真正的杰作。这部小说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轮回”结构和狂放中收发自如的语言,描写了土改、“文革”及其之后的一个令人眩晕的恶意乡土,并在小说的推进中,以中国小说中缺乏的、也是最难得的“宽容”精神加以和解,从而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情怀。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对过分惨烈的残酷叙事作品《檀香刑》作的修正。200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蛙》,则延续了《生死疲劳》的思考,通过“姑姑”这个现实中有原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相关政策在乡村中造成的各种惨烈危害,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控诉:“姑姑”退休后,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她与做泥人的丈夫一起为自己亲手“杀死”的2800个孩子做了塑像,供奉在三面墙的壁龛上,每天燃香诵经,为自己赎罪。这种“赎罪”行为,是莫言自我救赎的心迹体现,莫言自己在年轻时期,就曾因为计划生育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带着怀孕的妻子去做人流,这件事情,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让他一直深深自责。他在长期内心焦虑中,通过创作进行自我救赎。
《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创作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作者系《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莫言评传》作者、莫言多部重要作品首发编辑)
诺奖不是异议作家的专利
只要我们梳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全然“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的文学奖项。
撰稿|河 西
以政治标准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诟病诺奖者的主要手段,有人要说莫言太软弱,有人又说索尔仁尼琴以政治换取文学的筹码,事实是这样的吗?
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指责,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其中,托尔斯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缺席总是一件让文学爱好者觉得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梳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全然“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的文学奖项。
1921年,为了“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其特点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阿纳托尔·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就在这一年,法朗士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19年,在寒冷的北欧国家芬兰,31岁的青年作家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发表了长篇小说《赤贫》。从这个题目您大概就能猜个大概,西兰帕所同情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大众。这部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背景展开的悲剧小说。贫农本杰明在贫困中撒手人寰,他的妻子女仆玛嘉和儿子尤哈生活无着食不果腹,乃投奔舅舅凯莱,不料舅舅翻脸不认人。在绝望中,母亲死去,之后儿子的生活常常无米为炊,生活在贫困线上,直到他参加了芬兰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才找到人生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红军与白军的对垒以红军惨败而告终,在白军的大屠杀中,尤哈难逃被杀害的结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怎么看都是苦大仇深阶级斗争的最佳样板。但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以及同样描写物质贫困的小说《少女西利娅》(又译《红颜薄命》),为西兰帕赢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他有个座右铭说他要“创作富有战斗性的戏剧”、“真正的人民戏剧”。因为这个敏感口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剧团被当局指称为从事“赤色鼓动”的“共产党剧团”,每次演出,为了防止意外,警方都派专人在场,检查演出中有没有宣扬赤化的台词。虽然1968年,达里奥·福在热那亚青年剧场演出了布莱希特式的训诫剧《工人认字三百,老板认字一千;所以他是老板》和《把我绑起来,否则我就把什么都砸了》两剧时因为批评意大利共产党而与党组织产生矛盾并进而退党,但是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左派,也一直支持重建意大利共产党。
另几位诺奖大佬同样有左翼情结,萨拉马戈是葡萄牙共产党党员,聂鲁达是智利共产党员。萨特虽然于1956年脱离了法共,但和达里奥·福一样,一直是著名的左派作家,1959年,他访问中国,在《人民日报》发表赞扬中国的文章。1968年法国学生发生“五月风暴”时,他坚定地站在造反学生一边,他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当然需要反思,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有一颗红色革命的心!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长期担任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职务,在中国,就相当于作家协会主席的地位。更著名的体制内作家是肖洛霍夫,这位前苏联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帕斯捷尔纳克得奖7年后获颁诺奖桂冠。虽然他早年遭受过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迫害,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才华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他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39年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0年获列宁文学奖金,他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可就是他,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而弃之门外,同样在颁奖词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描写顿河的史诗般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左翼作家并未缺席,对穷苦大众和左翼运动怀有同情心的诺奖作家可不止这区区几位。花力气盘点这些往事,只是想说明,简单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异议作家的专利,显然有失偏颇,也与事实不符。
相比暴炒有余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国际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在中国老百姓中受关注的程度就要可怜得多。然而,正是这些文学奖的存在,造就诺奖强大的后备军。
记者|何映宇
“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一个文学奖,不需要将它拔到太高的地位,最初,也就是有诺贝尔这样一个好心人,出一笔钱,想要奖励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其中就包括文学家。文学奖就是一个标准,使得得奖者成为一个标杆,如此而已。”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觉得,中国人还是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相比暴炒有余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国际上知名的文学奖项在中国老百姓中受关注的程度就要可怜得多。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只有1-2名幸运儿有此机会获此殊荣,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大多数有实力的作家,还得指望一些相对更靠谱的文学奖项壮其声威,可以说,正是这些“中间代”文学奖的存在,造就诺奖强大的后备军。
布克奖:英语世界的诺奖
陈村和作家路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布克奖,陈村说他也只是从报纸上看新闻了解一下动态,而路内则说他有时候也会找来得奖作品一读,虽然也不是那么刻意。
布克,也就是booker的英译,全称是The Man Booker Prize,又简称the Booker。英国最大的现购批发商、英国出版名人马斯开尔找到企业赞助,于1969年成立的这一奖励当年度最佳英文小说的文学奖项(但不限英国籍),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相媲美,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重要的奖项。每年颁发一次,与诺贝尔奖一样,只颁予仍在世的作家,头奖奖金21000英镑。
记者查阅了一下历届布克奖的获奖名单,发现此奖项果然星光熠熠名不虚传。1971年凭借《自由国度》获奖的奈保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获奖的南丁·戈迪默和1980年的威廉·戈尔丁后来同样晋级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庭,堪称英语世界的诺奖。
除了这些加冕诺奖的幸运儿,另外一些作家作品同样耳熟能详。拉什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英国病人》、《辛德勒的名单》、《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微物之神》……或是借助大导演搬上银幕的东风,或是凭借其不俗的口碑,它们被引进中国之后,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也有不错的销量。
布克奖管理委员会包括作家、出版商、代理商、书商、图书馆管理员等等,而主席则由布克公司指定。除了每个出版商可以提出五个建议名单外,布克管理委员会也选出五位具有专业背景的评审(包括文评家、学者、文学编辑、小说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审核。特别的是:每一年的评审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位评审都读过入选名单和建议名单的所有书籍,最后才选出得主。
1991年俄罗斯设立布克奖之后,布克奖就开始走出英国面向世界,2002年,曼财团赞助的曼氏布克奖成立(2007年开始在亚洲设立单独的文学奖),2005年6月2日,首届布克国际奖在伦敦揭晓,获奖者为阿尔巴尼亚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他得到的是6万英镑的奖金。对于这位声誉越来越高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布克奖显然是青睐有加,同年,布克奖专门为翻译家设立一个奖金为15000英镑的特别奖项——布克翻译奖,结果摘得头筹的是卡达莱作品的英文翻译大卫·巴洛斯。国际布克奖的存在让非英语国家的作家有了用武之地,2011年苏童和王安忆被提名国际布克奖,而之前,2007年,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授予了姜戎的畅销书《狼图腾》,2009年,苏童和他的长篇小说《河岸》再获此奖。
中国作家在布克奖的舞台上正在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出现丰富了世界文学格局的版图,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区域性奖项汇聚成海
非国际性的文学奖有时候也会具有国际效应。
因为华裔作家哈金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奖项开始为中国文坛和媒体所了解和追捧。
有美国国家图书奖,当然也会有英国国家图书奖,今年在上海书展掀起热潮的大卫·米切尔是2004年英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由于他的小说被沃卓兄弟看中即将拍成电影,还有周迅的加盟,大卫·米切尔的作品在中国也就水涨船高,在此之前,英国国家图书奖可没什么中国人注意。就像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去年得奖的是谁你能脱口而出吗?
龚古尔兄弟设立的这一奖项可以视作是法国的国家图书奖,1919年,意识流的一代宗师普鲁斯特凭借《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54年,萨特的情人、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西蒙娜·德·波伏娃摘冠,还有杜拉斯、安德烈·马尔罗、芒迪亚格、莫迪亚诺……几乎囊括法国最重要的作家队伍,自1903年设立以来,一直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在法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法国文学,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自然更是难以越过。
这些地区性的文学奖,因其地域限制,不可能总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诺奖似的风暴,但正是这些“中间代”文学奖项的江河汇聚成海,才有浪尖上的那朵美丽的浪花成就莫言们的精彩。
普利策奖的光荣与梦想
在美国,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奖项是包罗万象的普利策奖,它包括新闻类和文学艺术类两大类,文学艺术奖有小说奖、戏剧奖、诗歌奖、美国历史作品奖、自传或传记奖和非小说作品奖。这个原本为鼓励新闻从业人员而设立的奖项(约瑟夫·普利策本人生前是美国新闻业大佬)因为其中含金量颇高的文学类奖而成为美国文学界的年度大事。
1917年刚刚设立普利策奖时,慷慨的普利策虽然已经死了,但还是留下了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不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人们怀疑,一个瞎子设立的奖项还能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呢?20世纪20年代,普利策奖相继颁给揭露三K党罪行、灭绝人性的监狱虐囚事件以及国家煤矿的矿工大罢工所引发的劳资矛盾的新闻纪实性作品,以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扫新闻业界的陈腐之气。连带着,文学类奖也开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是宫廷贵族的消遣,在那些文笔华丽的作家的笔下,总要能让社会现实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轮廓,这也许是让普利策奖评委们特别反感的。小说有其特殊性,但也得照顾一下普利策奖的整体氛围。一开始,普利策小说奖要求授予一部全方位地展示了美国人生活图景的作品,1921年,评委会一致否决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将该奖颁给了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后来它被马丁·斯科塞斯拍成了电影),原因仅仅因为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比辛克莱·刘易斯的视野更为宽广,这确实是事实,但以此就否定一部杰作未免失之公允,显然也过于拘泥。这让刘易斯感到愤慨,此人的小说在上世纪20年代风靡美国,红极一时,哪里吃过这个亏?所以当5年之后(即1926年),他的另一部长篇《阿罗史密斯》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时,他也给了普利策组委会当头一棒:他拒绝领奖。
纵观美国普利策小说奖的历史(1948年之前都颁给长篇小说,1948年之后改为普利策虚构类小说奖,长短不限),你会发现,得到普利策奖的小说家很多都是惜墨如金的短篇圣手。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度让马原的写作激情彻底冻结在冰山里了。雷蒙德·卡佛也擅长电报体,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大教堂》算是长的了,也就是1万来字,对他来说可已经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了。还有1979年获奖的约翰·契弗,他获奖不是凭借他的长篇《弹丸公园》和《法康纳监狱》,而是描写中产阶级生活、具有风俗志性质的自选集:《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这和普利策传记类作品的评选恰成对照,2003年,罗伯特·卡洛传记系列作品的第三部《参院之主》(以美国越战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为主人公)获得了普利策奖,但问题是,这套约翰逊的传记还没写完,《参院之主》作为第三部就厚达1152页,而且,最令人吃不消的是,到最后一页,约翰逊还没当上总统呢,这本书猴年马月才能写完?和普鲁斯特一样事无巨细的传记还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真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