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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第40期封面 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
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出现在国外一些媒体上的图像不是这位中国作家本人，而是电影《红高粱》的女主角巩俐。
这部1987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引发轰动，成为西方观察家窥视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的一道缝隙。
同时，它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作家叫莫言。
《红高粱》崭露头角
在莫言获奖的当天，微博上将当年拍《红高粱》时的一张旧照片翻了出来：23岁的巩俐站在莫言、张艺谋和姜文三个赤裸着上身男人旁边，神情羞涩。“当年莫言32岁，张艺谋比他还大些，巩俐大二……如果来一老道，说，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金熊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估计谁都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这张老照片的配文这样说。
其实不单公众，就连莫言自己也猜想不到自己能获奖。2009年12月，已经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名的莫言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谈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看也获不了，是吧？
当初在剧本改编时，莫言对张艺谋未作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姜文饰)、‘我奶奶’(巩俐饰)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尽管最后呈现在莫言面前的剧本定稿和他的小说几乎是两码事了，但毫不妨碍那么多年来人们把电影《红高粱》和他捆绑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纽约评论家理查德·布罗蒂(Richard Brody)重看了这部电影，对《红高粱》所展示的美学，有了进一步的体悟，“张艺谋的电影仍然显得过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他运用电影媒介的方式，仍是某种非个人化的表现、和去个性化的漂亮”。 但他格外留意到电影中，那个承担叙述者的话外音运用，使得那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个人记忆凸显出来，“而这要归功于莫言的文本给它投上的色彩”。
莫言的小说有别于他的电影合作者，正在于他没有张艺谋电影所定义的中国民俗风情式的“漂亮”和“原始”，而是进一步反思了中国当代艺术表现手段中流于“典型化、图示化和简单化”的根源。
迄今为止，莫言有4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除《红高粱家族》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但在西方被提及最多的，仍是他亮相海外的“处女作”《红高粱家族》。这部以谷物与酒精的关系为入口的小说，更容易勾起西方读者、书评人的想象。
在《纽约客》的评论中，莫言被拿来与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相提并论，不仅因为这个美洲人曾被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更因为《红高粱家族》的阅读体验，让他们想到了有浓重民俗神话色彩的政治控诉小说《玉米人》(阿斯图里亚斯写作于1949年的代表作)。
“靠谱翻译”
如果说张艺谋要感谢莫言为他的电影提供了最佳剧本，那么莫言则要向自己作品的英语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致谢。
“葛浩文”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近二十年里，他一手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等的小说译成英文，俨然是向英语世界引介中国文学作品的传道者。而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国年轻作家们口耳相传的进入西方读者圈的“靠谱翻译”标签。美国评论家厄普代克甚至谑称，“英语世界的中文翻译似乎成了葛文浩一个人的孤独星球”。
1993年初版的《红高粱家族》并不是葛浩文接触到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在此之前，他在一份香港刊物上看到了莫言写于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我很惊讶，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
此间，一次偶然的机会，葛浩文经台北的朋友推荐看到了《红高粱家族》，没看多少，他就坐不住了，决定暂时放下《天堂蒜薹之歌》，先翻《红高粱家族》。就这样，他在二十年里陆续翻译了六本莫言作品，从最先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国》、《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集。
据葛浩文说，《红高粱家族》的英文版在十几年里发行到两万册，已很不容易，曾创下中国文学海外销量的最高纪录，只是后来被同为他翻译的《狼图腾》所打破。
除了少数殿堂级作家，“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读者中难以立足”是出版业尽人皆知的。当初《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在美国发行时，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曾寄望，“莫言的声音将打通进入美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就像昆德拉和马尔克斯曾经做到过的。”
自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了《红高粱》的英语译本以来，二十年里，莫言的作品已有德文、法文、瑞典文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如今的亚马逊网站上，能找到的中文以外语言版本的莫言作品共计371种(包括重版、再版)，在中文作家中称得上是个领跑者。
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
顾彬说，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将原作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正是因为“最初读到葛浩文的《红高粱》英译本，非常喜欢”，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才开始着手翻译莫言。而此前她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苏童的《妻妾成群》。
诺奖揭晓当晚，已翻译了三部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在微博上发布了“太阳、蛋糕”的图像，淡然的喜悦，尽在不言中。外界在这个时候频繁引用她的老师——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之一的马悦然的话，“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中国作家得诺奖)时候到了。”突然从一个冷僻领域跌入风暴中心的这个北欧女子，此时却显出了超然的冷静：她选择第一时间向莫言作品的英语译者葛浩文致敬。
体制内身份并没受排斥
莫言在国外出版的有些小说，和在国内的版本略有不同。译者葛浩文称，他翻译所依据的《丰乳肥臀》的稿本，就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对1996年在国内出版时遭遇的增删做了重新修订，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更简洁、电脑打印的稿本”。
在西方，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并没有评论家引为排斥的论据。作为中国首位合法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更多被当成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接纳。
在2005年发表于法国《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莫言记述了在1937年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的体验：周围的人都在为片中女主角的悲剧命运哭泣时，他感到不可理喻的“荒谬”，“差不多忍受了同等苦难的观众，怎么可能看到比我们还惨的生活而为之哭泣？”他最终得出这样的观察，在“文革”中“人们丧失的不仅是生活的自由，还有感受力的自由”。
而这一点，正是厄普代克、史景迁等西方知识分子进入莫言作品的切口。厄普代克在给《丰乳肥臀》所写的评论中，曾提到，“莫言作品的低俗闹剧和粗野淫秽的表面之下，那种道德风险反而消失了。尚未被拖垮的读者在疲惫中所忍受的，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连绵苦难。”
200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论莫言的力作《生死疲劳》时，甚至从“小说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看出了“反政治的激情”。他进而预言，“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他的小说艺术成就在西方读者中所引起的争议，在于他不同于传统、陈旧的语言叙事风格。热情的西方译者在把莫言比作拉伯雷或狄更斯式“粗俗、大胆、幽默的语言大师”时，也承认“他那种中国民间传统讲故事的方法，有时也会显得啰嗦”。 厄普代克在评论莫言泼墨奔放而旁枝错杂的文体时，就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今年10月11日文学奖最终揭晓时，表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还特别推荐了其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而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
记者_荷李活
加西亚·马尔克思的作品《巨翅老人》描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老人跌落人间，人们络绎不绝赶来看热闹，尽管他看上去完全不会任何魔法，但是包括那个地方的房主、赶来搭台子做生意的人全赚得盆满钵满。
这像是一个喻义。莫言曾坦言魔幻现实主义对他影响非常大。现在，由于诺奖，魔幻现实主义开始走进获奖后的作家自身。
在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后，至10月15日中午12点，新浪微博的调查数据显示，有19849人表示在此之前不知道莫言是谁，占被调查的24538人中的80%；但获奖消息甫一公布，莫言得到万众关注，各行业迅速行动，一条以莫言为核心的利益链条正在蓬勃生长。而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诺奖引发的书荒
最早尝到甜头的商家是出版社。
早在诺奖公布之前，莫言的部分书籍在当当、卓越已经售罄，被改编成电影的早期代表作《红高粱家族》要先预订，十天到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相关营销人员表示“在莫言得诺奖前，这本书原本销量一直都一般，在传莫言有可能得奖之前已经开始加印。”
北京时间11日晚上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晚有许多读者前往北京图书大厦连夜排队购书，次日早上还不到10点，北京图书大厦二层300余册莫言图书全部售罄。
10月12日下午，《莫言文集》即将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举行，北京精典博维公司总经理陈黎明宣布，囊括莫言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20卷本《莫言文集》将由该公司策划，近日起由作家出版社陆续出版，文集将包括《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等长篇小说11部、《与大师约会》等中短篇小说集5部，散文、剧作、访谈录、演讲录各一部。莫言从未出版的剧本集《我们的荆轲》也将于本月底面世。
另一方面，读者也在行动。淘宝数据显示，从11日晚8点至12日早上8点，仅仅12小时里，网友疯狂下单2600笔，长篇小说《蛙》、《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分列前三位；相关莫言的搜索指数开始飙升，猛涨了26倍。在天猫商城，销售莫言作品的商家竟多达4000家，其中一商家11日晚推出的“预售包邮、莫言、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蛙》”，更是在一夜之间销售千余本，截至15日中午12点，该书已经销售4755本，且数据仍正飙涨。
10月12日上午10：46，一位网友发微博说：“路过百万庄图书大厦，好信儿进去搂了眼，重要位置、莫言专区，找不到一本莫言的书。一问工作人员，早上被一个人全都买走了！干吗呀！当食盐抢呢呀！”
这样的微博描述很多，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全国各地的书店演绎起了当年的“盐荒”、“酱油荒”的相似一幕，也有人自嘲说买书的目的是“如果以后说不出得过诺贝尔奖的中国人的一两本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看过书”。
莫言牌取款机
12日，全国几乎所有日报都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头版头条报道，有媒体用“莫言空前，莫言绝后”做标题，很是夺人眼球。
与电影《大腕》中曾揭示的商品社会众生相情节相似，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几天之内，莫言也仿佛成了一台活体取款机，人们想尽办法开发莫言的商业价值。
首先是文化传媒类股票大涨，12日当天新华传媒、长江传媒、出版传媒、奥飞动漫、时代出版、大地传媒等文化传媒类股票集体开盘涨停。实际上这些A股上市公司与莫言作品并无直接关系。目前莫言作品在大陆地区的唯一授权出版方北京精典博维，还未上市，但该公司即将推出的《莫言文集》，出版方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新华传媒的合作方，长江文艺出版社是长江传媒子公司。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在这一天的A股市场得到演绎，房地产、餐饮、服装、药品等行业，都纷纷在跟进。
莫言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的一句“准备在北京买套大房子”，也成了被广泛调侃的话题，有许多网友甚至在微博上@任志强、潘石屹等著名房产商，“话都递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还不赶紧送一套？”
经常走在时代前沿的陈光标，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盛宴”，他马上公开表示，想将自己在北京繁华地段的一套房子赠与莫言，以鼓励更多的人弘扬文学。
莫言的家乡高密政府也坐不住了，据《扬子晚报》报道，他们宣布要在高密筹建大纪念馆。“莫言是我们高密人的骄傲，我们要建更大的展馆，来弘扬他的文学精神”，高密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在莫言获奖后对外宣布。目前莫言文学馆在高密一中里，仅有两层小楼，里面有莫言的各种荣誉和他成长的脚步，但是随着他名气越来越大，这里面已经满足不了。
临近高密的潍坊某饭店也迅速做出了反应，网友“临记罐装饭小桶”记录说，“饭店避风塘煎包都改成了莫言炉包……不然就可以说吃了莫言……的炉包。”
商家们八仙过海，精彩纷呈。莫言去年为四川某白酒厂商所写的一篇软文《水乃酒之魂》，10月12日被该酒厂翻出来登在报上，此文因“诺奖得主所写软文”而身价倍增。也有些意识超前的服装鞋帽类、药品类、饭店宾馆类和广告设计类的商家，就像当年抢注“姚明”、“乔丹”的名字一样，迅速地抢注了“莫言”这个名字。
还有另一种非常魔幻的“抱大腿”方式：莫言获奖的纪念邮戳、纪念T恤在淘宝网上出售，T恤上印着中英文“诺贝尔文学奖”和莫言的漫画头像；邮戳以济南将于13日启用的“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纪念邮戳为卖点，售价2元。以“莫言同款”为名出售的服装也冒出来，服装简介中配有莫言照片，出售商品则与莫言所穿的毛衣、西装款式相似。甚至还有一家卖女装的店，在所出售的女装上也打出了“莫言同款”的字样来吸引眼球。产自“莫言故乡”的“高密火烧”和烤鸡，也登堂入室。
道莫言说莫言
早前就有人预言，莫言诺奖将引发一系列效应，其中有一条必是：朋友、笔友、亲戚大增……一位叫做“痞人日记”的网友13日预测，估计不久会出来几本书：《我和莫言》、《莫言的成功之路》、《我眼中的莫言》、《莫言：怀乡男人》、《莫言人生》、《别说》等。
这些说法并不夸张，11日获奖消息公布后，祝贺和赞誉之词如期扑面而来。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作协主席铁凝、日本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各路作家、导演、国内外媒体都表达了祝贺，很多人晒出莫言的签名、和莫言的合影，以及相关细节，莫言的官方腾讯微博在一小时之内粉丝数量激增了20万，目前已达650多万。当然，比较幽默的是韩国媒体，他们慎重地表示莫言是个—具有代表性的“知韩派”人士，谨慎正直，有信念。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用大量作品构造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同样，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中也以家乡高密为核心。诺奖公布后，莫言老家的二层小楼很快就像《巨翅老人》中贝拉约家的院落，成了喧嚣市场。两天之内在高密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莫言在这里会见纷至沓来的中外媒体。在莫言北京的家中，也有多名媒体记者日夜“站岗”。
据新华社从山东省邮政公司获悉，为祝贺和纪念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家乡山东省高密与济南市邮政局推出纪念邮戳各一枚。前者的图案分别嵌以莫言肖像和诺贝尔文学奖金牌的正反两面图案，并有莫言的手书。后者则注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文学诺奖第一人打破欧洲作家垄断”、“2012.10.13济南”等字样；高密邮戳注以“中国·山东·高密的骄傲。”
与此同时，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语文教材编写部门未来会考虑增加相关篇目和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容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旅游行业也在行动。据高密文联主席张家骥透露，“当地的旅游单位也在整理莫言旧居，想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
莫言的此番获奖，激起千层商机，一块巨型蛋糕正在烹制。
在《巨翅老人》的结尾，休养生息完毕的巨翅老人飞离了收留他的贝拉约家。而现实生活中，获奖后的莫言感叹道“记者们给我发了短信、邮件，我确实没法处理，手机一打开就没法弄，电话也响短信也响，实际上一个短信也看不了。”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主持人董倩问他，此刻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莫言回答说“结束采访。” 实习记者陆诗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_唐不遇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毕业论文《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还有多远》该怎么写下去啊！”据说这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签名，近几天在网上以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