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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草根才子”之开卷力作 见微知著之“新人类史”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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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书名: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

英文名:THE DETAILS OF HISTORY 

作    者:杜君立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

书号:ISBN 978-7-5426-4088-8 

出版时间:2013.4 

定价:39.80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但农耕中国为什么却可以击溃游牧民族匈奴?“上帝的鞭子”又如何用马镫轻易地改写了欧洲史?民主又何以出现在欧洲?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火药和印刷如何成为现代文明的起源?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发明枪炮?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为什么中国发明了轮子,却盛行轿子?为什么中国发明了铸铁和采煤,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主导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这部闪烁着思想光芒与历史细节的大作品中,“草根才子”杜君立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睹始知终,气势恢宏,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史中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纷杂吊诡的物质动因。在当下这个将历史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戏说恶搞潮流中,本书以其广博理性而震撼人心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实,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

本书是当下人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明进化史的一个独树一帜的重要文本,它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及其诸多人类不平等形成的历史原因。同时,本书也是一部有诚意有良知的关于人类文明谱系中不同民族发展命运的历史读本。基于人类生活休戚与共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作者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娓娓道来,既有宏大叙事之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信息量大,启迪性强,更难能可贵的是知识性、文学性与思想性,均面面俱到;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本精英的高端的著作,而是一本草根阅读者奉献给草根阅读者的枕边读本,其可读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杜君立杜君立

杜君立,不惑之年,关中西府人,下中农出身。中学文化,业余写作者。2003年尝试文学写作;2009年,从博客中国开始网络随笔写作。其作品以社会时评、思想解构、文化批判和历史随笔为主。2010年出版《找准你的职场定位》(原名《职业人格》);2012年被评为“影响中国100名博”。历史专著《历史的细节》将于2013年4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自序:历史的终结
第一章  马镫的民主
一个养马的古老部落用马征服了中国,并创建了一个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帝国,而这个帝国又屡屡遭到北方马上民族的侵犯和征服。如果说马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导致了战争的滥觞和国家的出现,那么马镫的出现则结束了罗马帝国。一群马镫上的贵族拯救了中世纪的欧洲,这些人被尊称为骑士(knight)。小小的马镫打造了一个孕育出现代文明的骑士时代。

1马的驯化
2马的统治
3马的历史
4马的征服
5马的战争
6中国靴子
7骑士时代
8十字军骑士
9城堡时代
10骑士文化
11骑士精神
12骑士文学
13中国的骑士时代
14士与侠
15日本的现代化与武士道
16骑士的挽歌

第二章  轮子的征服
从移动的那一刻开始,轮子就是一项真正伟大的发明,它改写了人们曾经用双脚认识的空间。人类成为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之后,轮子使人离开地面,并最终使人飞上了蓝天。作为道路的产物,轮子导致了征服与奴役,权力借助轮子孕育了国家,轮子也成为国家的象征。轮子体现了人类超越自然的高级智慧和创造力。如果说轮子使人类拥有超越所有动物的速度,那么轮子文化则带给人类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P139)

1轮子的起源
2中国的起源
3政治的起源
4帝国的起源
5革命的起源
6礼制的崩溃
7战争的起源
8不平等的起源
9现代的起源
10速度的起源

第三章  机器的塑造
从石器时代的弓箭到青铜时代的轮子,人类就开始从工具到机器的旅程。当人类发现时间并驯服时间,人类最终被时间驯服,钟表成为关于机器和未来的隐喻。2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我们打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人们制造出机器并奴役它们,直到最终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战争沦为机器的杀戮,人类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了机器,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人类自己,使人类本身越来越像机器,直到被机器取代,这就是现代。(P199)

1时间的起源
2时间的机器
3木器时代
4棉花革命
5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6机器的心脏
7工业革命
8机器公敌
9机器资本主义
10美国模式
11杀人机器
12李约瑟难题
13传统遭遇现代
14中国的轮回
15机器的专制
16浮士德文明
17机器的终结
18美丽新世界

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别开生面透视历史小细节,见微知著再现世界大历史。
从全球背景看中国大历史,以中国兴衰看人类大文明。
以理性解读新历史,以历史印证大智慧。
一本没有权谋的历史读本,告诉你真正的人类智慧和中国历史。
放下权谋与功利,带着思想和智慧去读一本真正的历史。

可以说是中国人写的《枪炮、细菌、钢铁》。(M78星盗)

真诚地感谢杜君立先生!如此好文、奇文、妙文,读来令人欣喜,令人振奋,令人拍案叫绝!作者是具有怎样般的锦心绣口,怎样般的侠肝义胆,怎样般济世情怀,方能写得出来!五千年的漫漫长途,何其修远乃尔!您是怎样爬涉而越过?更何况已是,云遮雾罩,更多颠倒扭曲,这是怎样的慧眼才看得清楚,怎样的慧心才想得明白,怎样的气魄才写的出来!钦佩之至,钦佩之至。太激动了,太兴奋了,总想说说初读大作的感受,可夜深了,哦,已是凌晨2:15,且暂住。(米石头)  

真大手笔也!不由不赞!(看松听月)

历史的细节,细节的历史。这样的文字堪称伟大。(玉搔头)

写得太好了,不知道作者哪里弄倒这么多,这么丰富,且涉及多种学科的材料。大才,大才。如不能出头,真是国之憾事。不知道作者是怎样的人物,心向往之。(红绿茶汤)

知识量非常丰富,辛苦了,支持!(犀利哥说史)

自序编辑本段回目录


历史的终结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很多年以前,因为“历史的误会”,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卷入了一场“历史的纠葛”,他留下了这首绝命诗和一篇《多余的话》。这个人就是瞿秋白。这首诗乃是集唐人诗句而成:第一句来自韦应物,第二句和最后一句来自郎士元,第三句来自杜甫。对现实来说,知识分子是多余的;对死亡来说,思想是多余的;对一本书来说,“序”是多余的——“多余的话”。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瞿秋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疑问:“人如果有灵魂,还要这个躯壳干什么呢?人如果没有灵魂,有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呢?”

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棒的发明。”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人的一生意味着成长与进步。作为一个传统时代的中国智者,孔夫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我离开三十走向四十的时候,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思考与解释。我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这样,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正如伏尔泰所说:“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有幸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惑”吧。我和王小波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绕在人类灵魂之中。”我试图去理解哲学与宗教,虽然我不是一个像样的读书人,更谈不上虔诚。

一个人一旦开始介入思想,困惑总会随之而来,每一种事情你总会得到无数种不同的解释。“人可以通过对事物原因的理解而获得自由”,世界如同草木生长,你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其实,人的智慧永远难以超越他的生命。因为寿命和经历的局限,所谓“智慧”往往只是一时一地的见解。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理论上每个人都拥有全球的图书馆,这种海量信息足以使现代人比古人占有更多的知识。斯塔夫理阿诺斯曾说:“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就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再现,而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则知之甚少”。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甚至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我们占有的知识依然很少,甚至连常识都如此匮乏。

事实上,我们并不比修昔底德做得更好,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常言说过犹不及,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人类好学的美德才得以传承。

正如波兹曼的悲观预言,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与其说我们面临着奥威尔困境,不如说进入赫胥黎陷阱。奥威尔担心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有效信息被淹没。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说,在一个信息过剩时代,对信息的梳理和整合显得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信息整合者比一个信息创造者更有意义。

从内心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写作者,不如说我是一个读者。“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我只是想通过对海量信息的遴选、梳理与分析,最后集腋成裘,整合出一些有趣而新鲜的有效信息,而这些“信息”和“知识”正是我所喜欢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在一个娱乐和低智的时代,英雄与权谋假历史之名大行其道,这里常常没有真正的、我心目中的“历史”。失望的结果,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

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据说,人类文明史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第一次是火的出现,人类超越了动物;第二次是农耕的诞生,人类超越了野蛮;第三次是写作的出现,人类超越了自己。同样,写作也经历了三次革命:最早的写作是巫师的专利,意味着神圣与神秘;国家的出现使写作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写作必须经过权力的许可,因此出现了图书审查、焚书坑儒、文字狱和敏感词等等写作灾难;官方垄断的写作构成一种成功的统治技术:宣教——洗脑——愚民。

互联网的出现成为写作的第三次革命,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信息短缺的问题。互联网使人类超越信息,将信息更容易地转化为知识。“你可以在有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林肯的这句名言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互联网使写作突破了巫师和官方的垄断,写作不再是“作家”和少数人的特权,写作甚至也不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

在文字时代到来之后,QQ与短信的普及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逐渐向写作与阅读转变,短信式的微博已经彻底消除了公共写作的门槛。在互联网创造的信息时代,写作成为一种体现人类智慧的公共文化活动。

随着传统媒体日渐式微,在超越了传统写作的各种障碍之后,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自然现象。写作就如同吃饭说话和放屁一样回归本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大众写作”与互联网强大的检索功能形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长尾效应”,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众”都可以迅速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真相”离人们越来越近,这使人类走出政治制造出来的孤独与孤立。互联网之伟大,不仅打破了写作的垄断,也击碎了阅读的禁锢。这是一种分享式的写作,每个写作者都是一个分享者。

作为一种自媒体,互联网使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历史写作的可能,启蒙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人类正从“自然人”和“经济人”走向“社会人”和“历史人”,而精神自治永远是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

在以前的启蒙年代,我们都读过质朴优美的《落花生》。作为这篇美文的作者,出生于台湾的许地山其实是一位优秀的宗教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的《道教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的结果总撮起来,……全书创见极少,成见也无,不完不备,在所难免,望读者赐教。”我感到荣幸的是,这句话如果用来作为这本书的序言竟也是颇为适合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进行重新分析和组合,就像电影技术蒙太奇那样,通过自己独特的剪切与重新组织,既使原先重要的信息得到确切的保留,而且表达方式的变化会使人发现一些新的信息。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俞伯牙与钟子期、金圣叹与施耐庵、脂砚斋与曹雪芹,我不知道,从读者到作者的距离有多远,但至少有一点,就是那种对知识、智慧和审美的特殊嗜好都是一样的;这甚至不能用学术和体制的语境来定义,它更多的来自热忱、兴趣和性情,这完全发自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现实的困惑应当是许多人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的共同体验。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困惑,使我开始观察这个世界,进而“被迫”去阅读。在涉猎了诸多门类的一般知识之后,这种困惑并没有减少,现实仍然那么“不可思议”。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进入历史,眼前这个世界才突然之间豁然开朗:万物皆历史。

我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我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

二 从故事到历史:后传统时代的历史谱系

中国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佛家认为一个人有“三生”,前生、此生和来生。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会告诉我们关于“前生”的故事。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

正是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开始,我才读懂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人的寿命只有区区数十年,而世界却已经延绵数千年。与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几如萤火之光,然而历史却使人类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人会死去,但历史永恒。因为历史,文明不仅诞生了,而且文明得到了传承。

蝶梦不知他乡客,烂柯方忆旧时人。历史是不朽的,但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的序言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在岁月的长河中,飘满无数叫做“历史”的船。

在我看来,历史有三种。第一种历史是故事。“故事”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历史。在传统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在英文中,历史(history)与故事(story)是同源词;在法语中,历史与故事则是同一个词。人是一种喜欢“有趣”的“故事”的动物,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喜欢历史的原因。在眼下这个漫长的后文盲时代和前文字时代,类似“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历史故事总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从社会层面来说,历史就是成年人的童话,比如把一个皇帝杀人放火的历史讲成一个包工头发家的故事,把一场血腥的征服战争演绎成一场街头混混的打斗……

第二种历史是考据,这是很多专业历史学者所擅长的工作。在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时代,中国诞生了最著名的乾嘉学派。这种流风弥漫至今,仍然构成专家历史的主流;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曹雪芹的母亲姓什么,李莲英几天洗一次澡,“茴”字有几种写法,祥林嫂是上吊死的还是跳河死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舟车对于旅客。中国考据学源远流长,但却没有创造出考古学,而是诞生了阿里巴巴寻宝式的古玩收藏之风。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人们看重的是历史,不如说是因为奇货可居。

第三种历史是解读,这是最少人做的事情。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析与剖析。这完全来自于一个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想逻辑能力。《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成为标杆性历史著作,就是黄仁宇率先以西方历史学常用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史。在一个仍以故事与考据为主的中国历史江湖中,这种建立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科技史、文化史等诸多学科知识之上的缜密解读令人耳目一新。读者不仅看到历史的大势,也看到了历史的细节,同时还体验到了思维的乐趣。历史在一个完美的解读下,顿时成为一场思想的盛宴,这才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历史不是花边故事,历史也不应当是简单的史料,历史是一种加工与创造。真正的历史应当厚重典雅,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如果历史只是一种事件记录,那么叫“档案”则更为合适。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中国似乎尚未完成这场历史转场。甚至可以说,历史在中国仍然处于“扫盲”阶段,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无神中国。

历史从故事到思想的变迁,实际是从文学到哲学的过程,这一形而上的提升使历史从经验衍变为一种智慧。“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按照范文澜的看法,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史官文化”。中国传统上缺乏宗教色彩,历史与天理就成为中国式宗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不仅意味着至高的智慧,甚至成为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历史感使一个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超脱了生命价值的限定,相信一种永恒的正义与道德,历史意味着最后的审判。立德立言立功成为一种传统中国人最大的人生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忍辱负垢写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事实上,不仅文天祥这样的仁人志士崇拜历史,就是平庸如明英宗,也对历史充满敬畏。他在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刺俘虏,瓦剌首领也先以妹相许,英宗坚决拒绝——汉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书上会留下“千古骂名”。即使在尼采主义泛滥的当代,信奉无神论的刘少奇也曾经颇有敬畏地说过:“人相食,要上史书的!”相比之下,自称“无法无天”的毛则对历史充满鄙夷,“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应当承认,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神性。生命可以很短暂,声名则可能长久流传,或遗臭万年,或流芳百世。为了尊严与名誉,一个人是可以放弃生命的。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几乎没有其他文明比中国更富于“历史”传统。在中国传统中,“史”是一种负责记事的古老的官职。文字的诞生常常也是历史的诞生,《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正因为这种官方色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所谓历史其实就是宫廷史和权谋史。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帝王将相和伟人的家史。这种历史观一直长期占据着中国历史主流。从历史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所谓的“正统”依然没有松动的痕迹。

在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历史学中,历史常常以文明史的面目出现。基于一种普世的人类文明视角,对历史的文化学解读构成一种平民化的“新历史”,这有别于中国式权谋的“旧历史”。如果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和吴思的《潜规则》依然是“旧历史”的继续,那么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到彭慕兰的《大分流》,历史早已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比起皇帝有几个嫔妃来,我们更关心从前的普通人——或者说我们的祖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过什么样的想法……毫无疑问,后者离我们更近,就如同猴子比乌龟更接近人类。如果说前者接近有趣的传说故事,那么后者才属于真正的历史。在旧的历史传统中,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而在新历史中,历史就是现在的政治,“撇开政治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据说蜉蝣朝生暮死,寿命很短,其实人的寿命也并不比很多动物更长;但因为人类拥有历史,这使人类拥有了远远超过其生命限度的智慧。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的智慧是所有前人智慧的叠加。历史就是人类的基因图谱,它保存着人类的身世和所有生存记忆。正如阿伦特所言,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历史赋予人记忆,也赋予人“身份”。历史不仅包括政治史、战争史、制度史,也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灵史。从某种意义上,历史构成人类文化的思想核心。当文化遭遇政治时,历史就被权力改写;历史变成权力史,或者宫廷史政治史阴谋史。权力的阴暗必然使历史走向阴暗,甚至彻底消灭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反而是民间的“野史”流传更广。这种野史导致小说的滥觞,毕竟人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作家余世存批评道,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从这种意义上,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终结

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央之国”的传统时代。作为人类一分子,每个中国人首先是一个人,是地球公民,因为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从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的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早在2500多年前,第欧根尼就自称:“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法国学者阿龙认为,人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进入“世界史的黎明”。随着交通、通讯和信息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越来越扁平化,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球村”时代。人类世界不分畛域,同呼吸共命运。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而只有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地方志,即局部的历史或者历史的局部。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解释,即对史料做出有思想有见地的分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亚化”。面对同一史料,可能见仁见智,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或许恰恰就是历史令人着迷之处,正好与传统的“述而不作”相反。

哲学家波普尔指出,每一代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不同的历史解释往往蕴涵着不同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就是历史的当代性,所以就有了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同样,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在一种普世价值之下,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趋向统一和一元化,不同文明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找到共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机缘,使所有的历史回到其最原始的起点,让人们用文明的眼光来打量历史,每一个历史都回到了人类史的大视野之下。

106岁的周有光如同一位历史老人,他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奇迹”;他忠告人们,应该以世界看中国,以历史看中国。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夜郎自大的局限与狭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进入“现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就是历史的中心。

当斯宾格勒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完成《西方的没落》时,汤因比在他20卷的巨著《历史的研究》中宣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因此而开创了一个历史新时代,一个超越“中心论”的全球史观诞生了。

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这部划时代的《世界史纲》问世于192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销量达数百万册。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这部被称为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和“经典中的经典”的史书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现代历史观,整个人类世界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它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各种人类历史事件既是局部的,又在整体上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基于历史全局观的分析史学已经彻底取代了叙述史学的传统模式。

如果说斯塔夫理阿诺斯以一种地球视角树立了“文明史”的历史新模式,那么贾雷德•戴蒙德则像研究恐龙史一样研究人类史,他试图使“人类史”成为一门“历史科学”,从中寻找其直接原因和普遍原则,以及终极的确定性。相对而言,传统史学仅仅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故事”,从“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应当说,历史只有从文献和叙述提升为分析和解释,它才成为科学。汤因比说,事实都是借助人的解释而展现的,不存在自然存在的事实。克罗齐也有类似的观点: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历史学家使史料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证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去揭示出历史深处的东西。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

作为中国历史作品的丰碑,《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有趣的是,人们记住它是在语文课上,而不是在历史课上。如果说历史在中国更接近文学范畴的话,那么历史在欧洲则更接近哲学。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黑格尔先后发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哲学》。近代以来,汤因比倾毕生之力写作《历史研究》,“我深信,整体的历史观乃为当今世界切实所需。”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和“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汤因比悲天悯人,着眼世界,旁征博引,文字典雅,堪为史家范式,甚至说由他引发了比较历史学的兴起。除过吴于廑先生,中国史家中鲜有放眼全球、胸怀人类的历史大视野,这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贫困。历史学家王曾瑜指出,历史超越了时间,因而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冲突与反智的疯狂时代,汤因比赋予历史学家一种神圣的使命:“帮助各大文明中的同伴互相熟悉,帮助他们了解并珍视其他文明的历史,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视为人类共同的贡献和共有的财富,从而消弭相互间的恐惧和敌对情绪。”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是偏袒一种坚强、自信而积极的生活,并给予它发展的权利。”从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许多“国家”由传统的极权专制体制走上了民主道路。从帝国到国家的历史嬗变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毋庸置疑,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所有专制的历史与历史的专制都是封闭、内向、非正义和反文明的。从天鹅绒革命到阿拉伯之春,随着人类和历史的统一,传统历史都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一个构筑在正义的普世价值观之上的平民化的人类大历史已经灿烂地展开,正如苹果公司的那句广告词——“这只是一个开始”。

借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概念,在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共识的全球化和平民化时代,传统的为大人物树碑立传的权谋历史也将和专制历史一起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权谋历史的终结,历史将回到阳光下的人间。人回归到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历史也将回到到堂堂正正的大写的历史。历史不是搞笑的故事,更不是大人物的阴谋。历史是一种思想和批判,历史是一种道德和智慧。

旧历史的终结,也是新历史的诞生。摆脱历史的庸俗化、恶俗化和功利化,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世界化,这就是所谓“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荣格)。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学家陶行知曾多次请翦伯赞给学生们讲历史,其初衷就是为了“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毫不夸张的说,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历史”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历史重要的功用就在于“启蒙”,“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走出”(康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启蒙的“历史”应当是现代的“人类大历史”,而不应当是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一个将《资治通鉴》读过17遍的人只能是一个宫廷阴谋斗争的高手,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人类公民。

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才会显得如此高贵和伟岸。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说:“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记取前人的教训。”

全球化时代的地球圈中,用脚投票的移民运动日渐加剧,每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未来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清晰。如同古老的地方志一样,传统时代的民族史和国家史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斯大林曾说,希特勒死了,但德意志民族还在。实际上,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四 从思考到表达:一个草根的阅读与写作

尼采的超人哲学认为,历史的核心动力来自于伟人,是天才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布克哈特则认为,历史的核心动力来源于文化、宗教和国家。历史是在这三种力量的交错中前行。所谓大人物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枚棋子。

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着现在,谁便控制着过去。”“老大哥”斯大林确实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无疑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所面临的不幸现实,“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这不仅仅是瞿兑之一个人的观点。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出点点的碎影。”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人类用文字来与遗忘抗争,这就是写作。权力是写作的敌人,而时间又是权力的敌人,世界最终实现了公平,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深处的幽暗之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一个人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往往会使他充满梦想,而写作就是对现实的自适与反叛,是梦想和理想的产物;用写作来抵抗生活,来与现实抗争,这是许多写作者的唯一动机。既然上帝无能为力,那么也只有写作可以企及。当代隐士熊逸先生说:“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事实上,真正懦弱和厌世的人并不需要写作。写作是一种对平庸生命的补偿。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写作者的意义在于赋予世界心灵。

有一句犹太谚语:如果你想在冬天躲雨,就造一个茅屋;如果你想在许多冬天躲雨,就造一个石屋;如果你想让后代记住你,你就造一座环绕城市的围墙;如果你想永垂青史,你就写一本书吧。从最早的巫师到今天的写作者,文字构成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使写作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彩。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而也超越的自我和历史。写作是自由的产物,自由使人孤独,因而写作是孤独的;因为孤独,人才发现了自我。作家保罗•奥斯特说:“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

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消费时代,人们更多地陷入物质和欲望的“鼠笼”之中,不停地蹬着经济车轮飞速旋转,思想和发呆一样成为一种资源浪费。当金钱变成万物的尺度时,穷就是最大的恶。如果说传统时代的阅读和写作尚是一种奢侈的“雅事”,那么在一个“经济”就是一切的当下,写作无论作为“职业”还是“工作”都是可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依靠写作养家的人不超过10个人。毫无疑问,除非作为“表达”这种人类残留的本能冲动,写作本身越来越成为一种“腐败”或者“失败”的事情。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写作是“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他自嘲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作者,一种不是写作者。“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君子谋道不谋食”。无论中外,写作都是与发财最无关的事情,“君子固穷”的文人从一开始,就以“高贵”的“穷人”自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精神的“富裕”必然要付出物质“贫穷”的代价。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段话后来被陶渊明改为“宁固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被金圣叹改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易经•大畜》中说:“不家食,吉,养贤也。”意思是说,在上者有大德,能以官职养贤,不让贤者在家自食。宋应星为自己的书房取名“家食之问”,因为《开工天物》“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只能“家食”。 

很多年后,我才相信写作是一种无法克服又无力拒绝的“天性”和“宿命”。写作既是一种快感的表达,又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正像卡夫卡说的,“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我相信,如果不是一种不可思议又难以抵抗的心魔在作祟,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这样一件“可疑”而“危险”的事情的。

奥威尔将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归纳为五种:首先是为了发财或者谋生,比如无数体制作家和商业作家;其次是纯粹的个人主义,大多数人都在生活的重压中放弃了个人,只有少数人坚持一辈子为自己生活;第三是美学热情,除了铁路时刻表,没有哪一本书完全不具有美学上的考虑。第四是历史冲动,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正的事实并记载下来。最后是政治目的,对一些“稻粱谋”的犬儒来说,去政治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正如正史往往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则出于冷静理性的旁观者,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场诡异的“罗生门”。电影《罗生门》在一场夜雨中开始,一扇沉重的大门慢慢打开,走出一位苍苍老者,他喃喃地说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被杀,四个人看到了,因此有了四种不同的叙述,这就是历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作为历史写作,文字是用大脑和心来读的,不仅仅是用眼睛来看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文字不是一幅绚丽的图画,也不是一面干净透亮的窗玻璃,而是毫发毕现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正如苏洵在《辨奸论》中所言:“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写作既是一种最为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大众的交流。前者注定了写作的自我色彩,斯塔夫里阿诺思就说: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从很多程度上,任何历史其实都是个人史,即使“无一字无来历”的史料,在经过个人的剪辑取舍之后,仍会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倾向。

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动物,因此人会怀旧。当过去成为历史时,写作就变成一种对自身来源与存在的思索和记录。布克哈特在《历史讲稿》中写道:“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历许多世代才能获得少许精华,且在未来不会做得更好。所以,此时此刻,面对物华天宝的毁灭不存,我们不妨痛悼。”

“历史学家应该观察、思索和体味人类经验壮观到不可思议的丰富性。他应处处找寻人类的伟大与创举,甚至在那些似乎与他疏异和远离的时代。他的精神应该是探寻、好奇和同情的。但凡他允许自己对过去做出道德评判,这些评判就不应基于当前时代的真理,而应基于更普遍的价值。”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的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直接的思考方式。“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中,历史就出现了。

“历史就好比种子撒在大地上……”,本雅明喜欢以寓言的方式重新叙述现代性的历史。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当那些生前声名显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卡夫卡曾遗言要烧掉他的书稿,但却都被拿去出版了;尼采说,“我活在死后”。

五 从大势到细节:一部历史文本的叙事与分寸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但却无法选择历史。“凡是昨日和以前发生的事物都属于历史的范围,远近之事物都互相关联,世界史即近于人类知识之全豹。”按照“大历史”的原则,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从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史家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甚至将一部著名的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这种“历史”追求的是“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大势”,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大势”之下,所谓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个细节编织而成的。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历史的成败,“魔鬼藏在细节里”。徐星谈到自己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时这样说:“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堆砌细节,让那些更有形而上能力的人来做历史的概念。”在传统编年史家的眼中,历史常常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无趣重复。

“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任何历史都是由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创造的。历史的奇妙与不确定,常常使人想到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茨威格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历史的惊喜在于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正是这些伟大的历史,“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历史作为思想的一种,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历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实,历史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和对世界的解释。打个比方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和“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都是一种“史料”和“史实”,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叫历史。

李大钊在《史观》中称:“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所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动因”。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在传统历史中,人们常常将帝王将相或伟人恶棍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但在“新历史”中,人们只承认“真理”的力量;权力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负成败,只有真理才是历史永远的主角。

水归器内,各现方圆。如果说历史是“水”,那么物质就是“器”,人们总是通过物质来定义历史;但历史绝不是博物馆,物质本身也不构成历史。《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狄尼森说:“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有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或者讲成一个故事。”同样,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历史,只有你把它们放在一个事件中或者复原一个事件。

荀子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海。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类本身就是物质发展的产物,物质延伸产生了技术,技术进步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中,物质与技术始终都是一种文化图腾。中华文明从轩辕时代发轫,轩辕即轮子;从更早的伏羲、神农、燧人到较晚的大禹,物质动因完全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崛起。中国史永远是人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们常以食物为图腾;随着农业社会到来,手工业逐渐兴起,工具成为新图腾,这种文化延续至今,就是苏联时期的“铁锤镰刀”。一些国家将齿轮作为标志,象征着严密与纪律;另一些国家以天平为标志,象征着公正与平等。

自古以来的传统历史总是更接近“帝王的家史”,这种历史观带着专制时代的深刻印记,在一个平民化民主化的现代,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对新历史和大历史的确认,与其说是大人物改变了历史,不如说是微不足道的物质因素,或者说技术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这个“人类历史”包括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与其是“智慧”的,不如说是“道德”的。正是这种对“道德”的崇拜,才有了令人敬畏的历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才摆脱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庸俗窠臼。

作为本书的榜样,卡洛奇波拉的《枪炮、航海和帝国:技术革新和早期欧洲扩张1400—1700》与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都给了我巨大的启发,他们强调了物质动因对欧洲人统治世界的决定性意义。类似的,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指出,古登堡印刷机导致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革,是为“古登堡革命”。同样蒸汽机催生了工业革命,从而颠覆了漫长的农业时代。钢铁的出现将人类带入一个机器时代,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海勃朗纳甚至认为“机器制造了历史”。

毫无疑问,特定社会的物质基础必然会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就这样被物质改变,从而人类历史最终演变成为物质的历史,是所谓“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当然,单纯的物质的历史是无法自足的,它仍然需要技术史、文明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等,来使“历史”更加丰满和完整。在此,我不妨引用“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在《随笔》中一段著名的论述:

我们知道,印刷术是一件粗浅的发明,火药枪炮是一件并不复杂的兵器,指南针是人们所熟知的器具。但正是这三件发明,在我们的时代给世界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一个在学术上,另一个在军事上,第三个是在贸易、商业和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对人类的事业产生更持久的力量和影响。而这些发明与其说来自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得自偶然的机会。但它们证明了,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是深藏在知识和技术之中的。

借用培根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统治万物的历史是深藏在知识和技术之中的。这就是所谓的“改变世界的物质动因”,我试图以数种不同的物质动因来贯穿和诠释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细节。所谓“历史的细节”,意在打破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模式,别具只眼,洞隐烛微,见微知著,以不经意的细节别开生面来梳理历史的脉络。

从房龙的《人类的故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吴思的《血酬定律》和戴蒙德的《钢铁、病菌与枪炮》以来,以思想解构见长的新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易进入且更有趣的历史窗口,本书就是这种风格的尝试之作。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作为非文学的历史写作,本书仍然遵循了时间的顺序,先古而后今。如果从题材上来说,本书或许可以叫做“物质的历史”,应当属于“人类文明史”范畴。在写作中,全书大体以经济史、科技史、战争史、社会史、文化史为纬线,以政治史为经线,试图颠覆帝王将相式的、将历史传记化的传统写法,将“英雄造时势”改为“物质造时势”,让历史恢复其真实有趣的一面。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只是一位业余作者,而非专业历史学者,因此本书的写作大量地借鉴汲取了许多国际历史学者的思想成果和成熟见解。换句话说,本书完全是建立在“二手”资料基础上的供大众阅读的通俗历史文本,并非一本希图“创造”的专业历史著作。(即使如此,本书所有错误都由本人负责,这些错误证明了本人在写作时的诸多不完美。)这种“百家饭”的写作模式其来有自,多有先例,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和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电影《七宗罪》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拼图游戏。有时候,历史与写作都只是一个拼图游戏,你所需要的只是将一些支离破碎、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拼接在一起,最终你将看到完全超出你想象的新东西。

作为一本赞赏诚意和崇拜思想的历史文本,本书放弃了乖巧的夸张和煽情的幽默,在语言上以庄重典雅为美,注重逻辑与理性。我个人从来认为,中国古汉语堪称人类语言的典范,言简而意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位“信息整合者”,只是想把好东西介绍推荐给大家。

本书对历史的诠释由古及今,由中到西;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您将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历史”。在传统的“中国历史”中,人类背景往往付之阙如,这样的“历史”无疑是不完整的。只有走出“旧历史”的窠臼,才能找到现代世界的入口。

作为人类文化的两极,中西之间的对比已经构成“新历史”和“大历史”长久不衰的话题。我个人是阅读体验是,中国很多学院派作者的历史著述往往缺乏广博的人类知识背景,讲述中国历史的读物常常缺乏世界历史背景,而讲世界史的常常与中国无关。令我惊讶的是,这种缺憾在许多“汉学家”那里似乎并不存在。

中国常常遗忘世界,但世界并没有遗忘中国。

结束
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从一个业余读者到一个业余作者,我发现人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逻辑。黑格尔说,逻辑的展开即历史;反过来,历史的展开即逻辑。历史是如此浩瀚,在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如此海量的信息几乎将我淹没,颇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惑,甚至连电脑也频频崩溃。

写作是一种孕育,痛苦而又快乐。一本书改变不了世界,但一本书可能改变个人,从而改变历史。小细节成就大历史,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宋朝欧阳修不满帝国官修的《五代史》,倾半生心血私人“自撰”了一部新《五代史》,并按“春秋大义”写了“序文”。王安石看到后甚不以为然,批评说:“佛头上岂可著粪?”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有记载:唐朝相公崔群游览湖南东寺,看见鸟雀在佛像头上拉屎,就告诉住持如会说,鸟雀没有佛性,对佛大不敬。如会禅师笑道:鸟雀也有佛性,所以它们才会选择在佛头上拉屎;佛性慈悲,宽忍众生,鸟雀一定懂得。

可想而知,在当下这个由教授、作家、写手和电视“繁荣”起来的权谋历史主旋律中,这本业余级的粗陋凑趣之作颇有“佛头著粪”的之嫌。这或许也可说明本人略有几分历史的“佛性”。《六祖坛经》中曾说:“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可以这样说,这本书的写作不过只是“小乘”而已,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继续延伸阅读加深层思考做到“中乘”;如果有人因为本书启发而改变了“历史”,那或许就是“大乘”吧。

序者,作者之意也。口占一诗云:

世界兴亡多少事,往来通鉴成春秋。
草根家食无所好,著书不为稻粱谋。
流水今日新煮酒,明月当年旧沉钩。
五千年来谁著史?地球村里说自由。



杜君立 2012年2月15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廿四,母亲64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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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驯化

直到100年前,人类最快的移动速度也只有每小时65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

所谓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远古时代的人类以采集果实和猎取动物来满足生活需求。那时,人与马是猎杀者与被猎杀者的关系,马只是人类的食物。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和猎取者演进为食物的生产者。采集者进而种植谷物,开始农耕;狩猎者进而驯养动物,开始游牧。这无疑是一场生物革命,而动物的驯化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这种驯化也出现在农耕社会。当农业出现剩余时,就有了驯化,驯化动物消耗了定居社会借以生活和生存的谷物剩余。这种“拘兽以为畜”的驯化过程,从公元前10000年前人类驯化了狗开始,然后是食用性动物羊和猪,最后是动力型动物牛和驴。

事实上,正是动力型动物的出现,才帮助人类形成了剩余。剩余产生了掠夺和贸易。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都是由这些驯化的动力型动物帮助人完成了古代贸易。犹太人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旧约》中格外忠告人们要善待这些动力型动物。

大约5000年前,一种新的动力型动物出现了,这就是马。马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大,比起其它动力型动物来也更具优势,在动力和操纵方面完全超过了以往任何其它动物。马的出现对人类剩余构成前所未有的改变——使掠夺和战争更加容易施行。

法国散文学家布封曾经赞叹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马是个性很强的动物,它是动物中的贵族,宁静、高贵、潇洒、勇敢,堪称造物主赐给人类的最完美的礼物。马的外表温顺安静,但骨子里却桀骜不驯,有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宁可累死也不认输。许多战马都由于剧烈地奔跑而累死在战场上。好马比君子,马对人的态度好恶分明。想要驾驭它,仅有勇敢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抚爱和关心。动物学家指出,一匹成年马的智商相当于一名5岁的孩子。人与马之间常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信任和眷恋。这种心灵默契是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

马的祖先是野马。野马的性格暴烈不羁。不论中外,马都是最晚被驯养的家畜。人们也曾经试图驯化满身条纹的斑马,但斑马却有咬人的习惯,而且咬住就不放。曾经有人给白马画上黑条纹,然后招摇过市,实在令人惊叹。

马一旦被驯化,无论是用作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即使到了成吉思汗时期,欧洲的步兵集团对蒙古轻装骑兵依然束手无策。

据说,马和骆驼最早的起源地是北美洲,它们在冰河纪时代跨越白令陆桥漫游到中亚草原;然而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马和骆驼的任何痕迹。估计它们都被当作猎物而赶尽杀绝了。正因为新大陆没有马,西班牙冒险者皮萨罗只用了62匹马和106名士兵,就轻易地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正如历史学家王曾瑜所说,马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机动性,只有后来坦克和飞机的发明才得以超越。马和马镫改变了整个古代战争的面貌。无论马还是马镫,军事优势最后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对马的使用在人类的历史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马驱动战车,虽然速度有所提高,但却受到地形限制;第二个阶段人骑上了马,骑士必须靠双膝的劲道来稳骑在马上,即使这样,他也有随时落马的危险;第三个阶段,马配备了马镫,下肢驾御,上肢战斗,成就了一种最完美的骑乘。马的每一次进步,都对人类社会和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史记•大宛传》记载:“身毒国,其人民乘象以战”,身毒国即古印度。印度次大陆没有马匹,但有很多大象,人们就驯化了大象,并骑着它对抗亚历山大的骑兵。亚历山大初战大败,落荒而逃;再战大胜,大象把印度人踩成了肉饼。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也曾经使用战象与罗马共和国作战(9万步卒、1万2千骑兵与37匹战象)。特奥多尔•蒙森在《罗马史》中说:“象队是两面有刃的武器,不但可以使敌人败北,而且可陷本军于败北,这位将军十分明智,绝不轻易冒昧地使用这一武器。”大象相对与人太庞大了,因此就过于危险,而马却很少踩人。古中国也有很多驯象的往事,《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就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与马相比,老虎无疑更凶猛,但却难以驯化;即使驯化了,也没有那么多肉来养它。在城濮之战中,骑马的楚国军队被骑着“老虎”的晋国军队打得大败,或者说吓得大败,其实晋国人骑的也是马,不过披着老虎皮而已。

跟牛一样,马最早的用途是用来拉车,但马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牛;马车的阵势也更为壮观,更具有冲击力。因此战车一度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终于骑在了马背上。骑马的出现在当时所引发的震动不亚于现代飞行器的发明。早期的马形体较小,如同美洲驼,载着人走不了多远。随着马在驯化过程中越来越高大健壮,骑马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驯养动物的伟大创举。最早骑在马上的是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斯基台人”。这是给一种新的可怕的动物和一种自然现象所取的共同名称。

即使从表面上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也要高别人一头,而他移动的速度和力量则更加令人惊叹,一种不言而喻的优势就迅速建立起来。当人类驯服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之后,骑马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类姿势,是人类主宰整个世界的象征性行为。在很早以前,横冲直撞的斯基台人就成为一个令所有无马民族闻风丧胆的噩梦。希腊人看到斯基台骑兵时,都相信马跟骑手是一种新物种,这就是希腊人发明的半人半马的传说。在中国最古老的史前典籍《山海经》中,同样有“马身人面”的记载。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对现代人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一种叫做“人头马”的法国白兰地,它的徽标就来自这个半人半马的古希腊传说,“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争是由马引起的。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机械功率比较,男人比女人的功率大,壮年人比老人和孩子的功率大。研究表明,人在长时间做功的情况下,即使消耗的功率超过1000瓦,其中只有约100瓦的功率可作为机械功输送到体外。而马可以在长时间内以500瓦的功率做机械功,在短时间内的机械功率可以达到700至800瓦,即1马力。不言而喻,人输出机械功的本领比起马的本领小多了。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那么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而另一方则马到成功。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因为率先引进了马,古亚述王国迅速崛起,后来丧失马的来源,亚述又迅速没落,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国古代史始终是北方征服南方,鲜有南方北伐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拥有马。

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是属于停滞的文明。人类从游猎采集进入安土重迁的农业时代以后,财富出现了生产和抢劫两种获得方式,以生产为主的种植农业往往成为游牧者的抢劫对象。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即野蛮战胜文明。战争因此也几乎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项主要活动,从匈奴人到满洲八旗,从成吉思汗到皮萨罗,马的出现使人类成为一种狂热的战争动物。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马,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他想打仗时就纵马前来攻击,不想打仗时就骑马逃跑。没有马的一方不管愿意打还是不愿打,都必须接受有马一方的安排,这是何其无奈和泄气——躲又躲不开,追又追不上。马出现以后,欧亚大陆的距离突然被迅速缩短。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阿提拉曾经宣称:“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后来蹂躏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仍然只是阿拉提的借尸还魂。马的出现使战争打破了空间上的阻隔,即使在火车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距离对于交战的双方依然是难以克服的阻碍,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中,马是人类消除这个战争限制的唯一手段。有了马的世界,战争就无处不在。正因为马的出现,偏居欧亚大陆西陲的欧洲持续遭到来自东方的侵略。培根在《随笔》中写道:

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高卢人是西方人,但在欧洲历史上,他们只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古柯西亚,一次是古罗马。此外,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由此可见,北方也是好战之地。

培根所说的“北方也是好战之地”,其实也与北方适合养马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出现以后,整个古代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都经历着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持续不断地入侵,后者总是和马一起来的。赫梯人洗劫巴比伦,亚述人攻入欧洲,雅利安人冲入印度,希腊人侵入爱琴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就是驾着双轮马车凯旋的。马的驯服不仅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也改变了古文明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虽然农耕民族人口远远大于游牧民族,马的介入使军事力量的天平倾向了游牧民族的一方,这导致了公元前1700年和公元前1200两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规模侵袭,从而结束了辉煌的古文明时代。

公元前1200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再一次的闯入农耕文明的中心地带。伴随着这次入侵又带来了一次军事上的重大变革。这次入侵持续的时间虽然比第一次入侵要短,但却决定了自那以后3000年之内人类军事史的基本走向,也预示着骑兵时代的来临。马的出现引发了从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 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东西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匈奴人、鲜卑人、阿尔瓦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铁蹄尚未远去,13世纪的马镫冲击波几乎成为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战争。蒙古人联合突厥人,以极少的人数,依靠马的力量征服了西方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而东方的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也望风而降。

马的统治
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而名满天下。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越感,主要是来自文化而不是种族。“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基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自汉晋以降,中原崩溃,五胡十六国兴起,直到满清入主中原,因为地理原因,北方游牧者发展要晚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因此一直遭到中原文明的排斥和歧视。记述中华起源的《山海经》中说:“人面兽身,名曰犬戎。”这可能指他们游牧生活,也可能指其未开化。民族之间的丑化可谓历史悠久。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匈奴人在远古时称为荤粥,意思是未开化的糊涂虫;商代被称为鬼方,意思是孤魂野鬼;西周称之为猃狁,意思是凶恶的野狗;战国时候被称为匈奴,还是恶狗的意思;秦汉以后一般统称为“胡”,意思是胡作非为。东胡或者西胡,在中原文明看来,都是野蛮民族。

马的出现虽然并未改变这种历史成见,但却使北方游牧者具有更大的暴力优势。虽然文明的沟壑一时难以填平,但这并不妨碍落后的野蛮游牧者依靠暴力凌驾于先进的文明农耕者之上。在《诗经》中,这种危险近乎刻骨铭心。“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有个叫姜戎的老红卫兵写了一本歌颂游牧文化的《狼图腾》:“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这个成长于红色中国的老知青认为,农耕民族是劣等的羊性血统,游牧民族才是高贵的狼性血统,因此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与杀戮都是正义和文明的胜利。

章潢的《马政叙》中说:“阵马之勇,势比风樯,甚言马之有益于国也。”马的意义就在于它扮演了冷兵器时代的力量——或者说暴力的象征。“伏羲”二字指的是驯化牲畜,中国伏羲时代一般推定为公元前4754年,也就是说,中国在距今6700多年前就进入畜牧阶段。大约在新石器晚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驯养马。荀子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骅骝、騹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前必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用来驾车。据古文献所载传说,中国人对马的驯化和役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黄帝尧舜时代。如《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通典•王礼篇》中说:“黄帝作车,至少皋始加牛,及陶唐氏制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安阳殷墟中就有商代晚期的双轮马车。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写道:

将马匹应用在单人的武士战斗里——中国和世界各地一样(一直远到爱尔兰)——导致以步兵为主的男子集会所瓦解。马匹首先是用来拖战车的,有助于武士在战斗中获取优势。受过高度训练且身披昂贵装备的个别武士就此登场。中国的这段“荷马时代”在历史上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中国和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骑士战斗从未导致像荷马时期的希腊或西方中世纪时那么强烈的个人主义式的社会制度。

晁错在《言兵事疏》中说:“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马车因其强大的突击能力和机动性,很快就成为战争的利器。“檀车幝幝,四牡痯痯。”这种新式战车一般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3人,一人驱车,两人搏杀。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但直到商朝还没有把马广泛用于战争。

相对于中原文明的商而言,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周部落无疑属于“蛮族”,原始印欧人引起的亚欧民族大迁徙逼迫周人向东迁徙。“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亶父率领周人迁到岐山周原,所谓“走马”其实就是骑马。应当说,骑马并不比乘马车的历史更晚,只是没有马镫而已。周人在与印欧人或阿尔泰人的接触和斗争中学会了骑马,以及用马拉战车,“实始翦商”。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加速了周人战胜商人的过程,结果“野蛮”消灭了“文明”,已经靠马拉战车武装起来了的周取代了商。

周人入主中原后,以自身文化为基础,融合商文化,奠定了中国三千年礼教传统的家国专制体制。《周礼》中有《夏官司马》,规定一辆兵车配72名步兵、3名甲士,人车比75:1。这和3000多年后美军陆军的战车与步兵比例60:1相当接近。《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公元前11世纪牧野之战,周武王伐商纣,出动战车300乘,“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夏商周三代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不少“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实际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战车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争方式。战争双方排成整齐的车阵之后,正式宣布战争开始,经过一段时间冲杀之后,保持车阵队形的宣布获胜,溃不成军者宣布战败。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一般都不超过一两天。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殷墟发掘中曾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春秋时代,成建制的骑兵开始出现,但仍以步车战为主,采取步兵和兵车混合编队;一次发动几十万人的大型战役中,而骑兵最多不过五六千骑。《韩非子》中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畴骑”即职业骑士。这2000名“畴骑”应当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骑兵,比胡服骑射还要早300多年。

骑兵较之车兵具有较大优势,车兵只有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做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通典》中说:“骑者,能离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与战车相比,骑兵不仅机动性更强,甚至是战场上唯一可以进行机动作战的兵种。战车阵型刻板而缺少变化,骑兵出现以后,给予了战争指挥者更多选择,也极大地扩大了战场的范围。这使得战争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也更像一门艺术。《孙膑兵法》说“险则多其骑”,不仅如此,孙膑还指出骑兵作战的“十利”:

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

公元前8世纪,亚述军队实现了战车向骑兵的全面转型。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马镫,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落马。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反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以步兵身份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国家是暴力的产物,“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尚武时代,当时国君大都亲自领兵作战。晋惠公在战场上当过俘虏;鄢陵大战中,楚王被射瞎了眼;槜李之战中,吴王阖闾脚趾受伤而死……“龙驭深宫”只是中国后期的事情。当时的贵族子弟都以习武为荣。穷学文,富学武,“野人”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六艺中将“御”和“射”列为必修项目,“御”就是驾驭马车。

马的盛行还催生了相马学。赵国的王良、秦国的方九皋和少宰孙阳,都是世人敬仰相马高手,被誉为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被视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其实它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用于相马的一个模型。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马也实现了标准化管理,军马被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秦简《秦律杂抄》中“蓦马五尺八寸”的记载,可知秦国标准军马的高度为五尺八寸,即1.33米。这一标准得到秦兵马俑出土陶马的证实。“田忌赛马”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

从公元前3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中国进入马上时代。“胡”指的匈奴。或许是因为处于游牧水平的匈奴无法制造精良的战车,便发展出了骑马术。马匹在匈奴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匈奴人食马肉、饮马乳,以马匹作为交通工具,骑马作战。4世纪的罗马史学家阿密阿那期•马西米纳斯在一本关于匈奴人的书中写道:欧洲的匈奴人不但战时骑马,就是平时也常在马上。他们能在马背上吃饭、闲谈、交涉,甚至可以在马背上睡觉和解手。

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达到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目的,这被梁启超赞为“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他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写道:

中山者,春秋之鲜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国百年无宁息者,此族也……为中国病者已三千年……至武灵王乃犁其庭而扫其穴也。吾以为靡赵武灵王,则五胡之祸,竟见于战国之际,未可知也。故武灵王实我族之大功臣也。……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率能大张军国主义,收不世之功,若于中国求斯巴达,则其时之赵当之矣。

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虽然出现较早,但只有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才普遍装备了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越来越明显。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秦国五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赵军侧翼,断其粮道,将赵军分割包围,使45万赵军全军覆没,从而创造了骑兵“兵贵神速”的经典案例。
        
秦汉时代是中国骑兵从战争配角到主角,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秦国以浩浩荡荡的战车和骑兵消灭了其他六国,中国短暂而辉煌的封建时代在秦人的马蹄下灰飞烟灭,最后一个英雄荆轲只沦落为一名刺客。秦始皇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帝国之内的“车同轨”,甚至修建了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直道”。秦国的暴政虽然很快就夭折了,但一个来自市井的流氓则顺利成为中国第一个“马上皇帝”——比嬴政小3岁的刘邦消灭了中国最后一个贵族项羽,终于实现了嬴政的理想。一个大一统的第一帝国之所以从此固若金汤,一切都来自于马的出现。没有马,也就没有一个巨大的秦汉帝国。

在马车和马镫出现以后,马成为一种统治的古老标志,而步行则是被统治贱民的古老标志。中国将步行者称为“徒”,将官吏称为“司徒”,将反抗的平民称为“暴徒”,将流放的苦役犯称为“刑徒”。

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里,罗马帝国也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马路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仅在遥远的英伦岛就修筑14000公里的马路。这些全部硬化的马路都由罗马军队修建,他们将筑路视为战争的一部分和统治的基础。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些遍布欧洲的路网成为人们盖房子的采石场。如果说罗马帝国仍保留着地方自治精神的话,那么秦汉帝国则取消了任何自治可能,完全由中央控制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个集中了所有权力的专制制度就建立在马与道路之上。

马是站着睡觉的动物,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与马相比,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人类没有很强壮的身体。一个普通人可以产生的持续动力大约在0.1匹马力(约75瓦)左右,只在极短的时间内才可以产生1匹左右的马力,这几乎不堪利用。单就速度而言,人类正常的步行时速为5公里,跑步时速为10公里,而一匹马的速度是人的2倍以上。马奔跑的时速约为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多公里,可以连续奔跑100公里,所以中国古语说“路遥知马力”。在人类中,博尔特和刘翔是跑得最快的“飞人”,但一匹马却比他们快一倍以上。没有马之前,无论是人还是物,或者是命令、信息,移动的速度都不会超过人行走的速度。有了马以后,人类世界的移动速度突然提高了好几倍。

马最先是与轮子一起出现的,马的速度使人自直立行走以来终于了离开地面,并借助轮子移动得更快,因此马车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武器。轮子与马的结合,象征着征服和法律,也标志着政治和技术。轮子和马使庞大的帝国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统治成为一桩可以轻松实现的壮举。

历史学家房龙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到了汉武帝时代,暴力机器已经终于实现了从战车到步兵,再到骑兵的革命性转变。相对于骑马来说,使用马车需要宽阔的道路和平坦的路面,而良好的道路还需要经常保养。马镫的出现使统治者几乎摆脱了道路的限制和对道路的依赖。比起轮子来,马蹄子简直对道路毫不挑剔,兼容性要好得多。在一个没有水泥沥青和橡胶的古代,对轮子的放弃使帝国统治者移动得越来越快,骑在马上的统治者也越来越危险,“十骑服百人,百骑服千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马的出现,人类才进入一个刀光血影的战争时代,并以此创造了国家和统治。正如东汉马援对刘秀所言:“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独立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的战争,只是掠夺而不是征服。当战争结束以后,胜利者远去,人们重新获得独立。没有马的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统治的,因为在人可以到达的一定区域内,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力量过于悬殊。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征服和统治。独立就这样被马消除了,人类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奴役的命运。

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基的历史。

参考引用书目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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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启示录》北地舞人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西欧中世纪史》(美)蒂尔尼  佩因特  著 袁传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柯文著 杜继东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炼金时代》(美)洛兰•格伦农等编   余吉孝等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英)约翰•霍布森著 孙建党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中国通史》周谷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中国近代史》陈恭禄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中国史通论》 (日)内藤湖南著 夏应元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中国古代思想史》 杨荣国 著 人民出版社 1954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的内外分际》许倬云 著 三联书店 2010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美)许倬云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倬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著  语文出版社 2009
《改变世界的机器》 (美)詹姆斯•沃麦克 等著 沈希瑾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时间的故事》 (英)克里斯滕•利平科特 等著 刘研 袁野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人的境况》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中国思想发展史》 何兆武 步近智 唐宇元 孙开太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美妙的新世界》 (英)赫胥黎 著孙法理 译  译林出版社  2008
《落霞: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的18个瞬间》吴燕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富裕社会》 (美)布尔加雷斯 著 赵勇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消费社会》 (法)让•鲍德里亚 著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欧洲史》 (法)德尼兹•加亚尔 贝尔纳代特•德尚 等著  蔡鸿滨 等译 海南出版社 2000
《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藤棋 金腾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 (英)安东尼•派格登 著 徐鹏博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中国史学史》金毓黻著 商务印书馆 2007
《培根人生随笔》(英)培根著 何新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中国近代史》金毓黻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文化与社会1780-1950》(英)雷蒙威廉斯著 高晓玲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11
《汉字的起源》 王显春 著 学林出版社 2002
《中国食物》 (美)安德森著 马孆 刘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菊花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孙志民 等译 九州出版社 2005
《文明通鉴》 范勇等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法)勒纳尔 乌勒西著 杨军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8
《改变中国》 (美)乔纳森•斯潘塞 著 曹德骏 等译 三联书店 1990
《论革命》(美)汉娜•阿伦特著 陈周旺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
《激荡的百年史》 (日)吉田茂 著 李杜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世界近代史》  林举岱 陈崇武 艾周昌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中国人的性格》 (美)亚瑟•亨•史密斯 著 李明良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通史纲要》 白寿彝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上三联书店 2008
《通往奴役之路》(英)哈耶克 著 王明毅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刘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伟大的历史》(法)格鲁塞 著 秦传安 译 新世界出版社2008
《世纪风云》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编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美)舒衡哲著 刘京建 译 新星出版社2007 
《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变迁:101年中国社会生活全印象》 周伟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天工开物》 宋应星 著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日知录》(清)顾炎武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大众的反叛》(西)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 刘训练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小的是美好的》(英)E.F.舒马赫 著 李华夏 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美的历程》 李厚泽 著 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 2001
《增长的困惑》(英)理查德•杜思韦特 著 李斌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西方哲学史》 (英)勃兰特•罗素 著 何兆武 李约瑟 马元德 译  商务印书馆 1976
《史华兹论中国》 许纪霖 宋宏 编 新星出版社 2006
《群氓时代》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 著  李继红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中国近代经济史》 北京师范大学系 编写   人民出版社 1976
《当中国统治世界》 (英)马丁雅克 著 张莉 刘曲 译  中信出版社 2010
《瓦尔登湖》 (美)梭罗 著 徐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美国与中国》 (美)费正清 著 张理京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 凌沧洲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中国:传统与变迁》 (美)费正清 著 张沛 张源 顾思兼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著 商务印书馆 1976
《历史》(古希腊)希罗多德 著 周永强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美)布朗主编 任帅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罗马帝国衰亡史》 (英)吉本 著  席代岳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何兆武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第三次浪潮》(美)阿尔文•托夫勒 著 朱志焱 潘琪 张焱 译 三联书店 1984
《权力的转移》(美)阿尔文•托夫勒 著 吴迎春 傅凌 译 中信出版社 2006
《财富的革命》(美)阿尔文•托夫勒 著 吴文忠 刘微 译 中信出版社2006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美)布朗主编 高峰 王洪浩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美)赫•乔•韦尔斯 著  吴文藻 谢冰心 费孝通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 著 中华书局 2009
《历史的起源和目标》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华夏出版社 1986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美)斯塔夫理阿诺斯 著 董书慧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世界文明史》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  商务印书馆
《帝国》(英)尼尔•弗格森 著 雨珂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 (美)杰克•戈德斯通 著 关永强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李竞恒著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
《中国文化史》 吕思勉 著 海潮出版社 2008
《中西文化关系史》 张国刚 吴莉苇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自由的历史》(英)阿克勋 著  王天成 林猛 罗会钧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世界文明史》 (美)威尔•杜兰 著 幼狮文化译  东方出版社 1998
《技术史》 (美) 查尔斯•辛格等著 潜伟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公元1000年的欧洲》 (法)埃德蒙•波尼翁著 席继权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美)罗伯特•马克斯著 夏继果译 商务印书馆2006
《社会分工论》 (法)埃米尔•涂尔干 著 渠东译 三联书店 2000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恩格斯著 人民出版社 2003
《古代社会》(美)摩尔根著 杨东莼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只有一个地球》 (美)芭芭拉•沃德 勒内•杜博思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约翰范泰尔 著 张大军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杜石然 范楚玉 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 1982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美)布朗主编 万锋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在达尔文的镜子里》  (美)萨勒著 鲁刚译 长春出版社 2004
《中国帛简书籍史》  耿相新 著  三联书店 2011
《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岳南著 新世界出版社 1997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著 人民出版社 1949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著 人民出版社 1947
《骑士时代——中世纪的欧洲》 (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  侯树栋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君主论》 (意)马基雅维利 著 阎克文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91
《美国的故事》 (美) 房龙 著 刘宗亚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铁血浪漫:中世纪骑士》 倪世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世界通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文明与野蛮》 (美)罗伯特•路威 著 吕叔湘译 三联书店 1984
《人类的故事》 (美)亨德里克•房龙 著 刘缘子等译 三联书店1988
《中国人史纲》柏杨 著 同心出版社 2006
《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黄敬斌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健全的社会》 (美)埃里希•弗罗姆著 王大庆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罗素自选文集》 (英) 伯兰特•罗素 著  戴玉庆 译 商务印书馆 2006
《石器时代经济学》 (美)马歇尔•萨林斯 著 张经纬 等译 三联书店 2009
《地球的故事》 (美)房龙 著 孙小宁 译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3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著  科学出版社 2002
《世界瘟疫史》 王旭东 孟庆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智能简史:谁会代替人类》 (美)雨果•德•加里斯著 胡静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美)雷•库兹韦尔 著  沈志彦 祁阿红 王晓冬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马铃薯:改变世界的平民美馔》(美)拉里•祖克曼 著 李以卿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明简史》 博言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英)卡尔•波普尔 著 郑一明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弓弩杂谈》 韩国玺 / 文《现代兵器》2009年07期
《宋朝兵制初探》 王曾瑜 著  中华书局  1983
《剑桥插图战争史》(美)杰弗里•帕克 等著 付景川 等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英)多尔比 著  李蔚红 等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辉煌帝国的军事视角》  宋宜昌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澳)特纳著 周子平译 三联书店 2007
《世界火器史》王兆春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的和今天》 梁柏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1
《中国火药火器史》 刘旭 著  大象出版社 2004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欧洲印刷史话》 (美)房龙 著  李丽娜 译 北京出版社 2001
《黄金简史》 (美) 彼得•L•伯恩斯坦 著 黄磊 郑佩云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财富的历程:华尔兹舞步》(英)彼得杰伊 著 杨建民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
《论语言的起源》 (德) J.G.赫尔德 著 姚小平 译 商务印书馆 1998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葛剑雄 著  商务印书馆   1998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 汪茂和 王兰仲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中华古地图集珍》  阎平 孙果清 等编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5
《古地图密码:1418中国发现世界的迷团玄机》刘钢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地图的文化史》 (日)海野一隆 著  王妙发译  新星出版社  2005
《科学进化史》 (美)雅布伦诺斯基 著 李斯译 海南出版社 2006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谢延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西方世界的兴起》 (美)道德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 著 厉以平 蔡磊译 华夏出版社 2009
《欧洲崛起:现代世界的入口》(美)帕尔默 著 孙福生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天气改变了历史》(美)劳拉•李编著 林文鹏蔡和兵 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砂糖的世界史》(日)川北稔著 郑渠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发明的故事》(美)德波诺编 蒋太培译  三联书店 1986
《世界史》  吴于廑 齐世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世界通史》  周一良 吴于廑 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62
《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 著 张兰平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 (英)伊恩•盖特莱 著  沙淘金 李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进步简史》 (加)隆纳•莱特著 达娃译 海南出版社 2009
《万物简史:影响世界的100大中国古代发明与发现》 杨禾编著 武汉出版社 2009
《事物的起源》(德)利普斯 著  李敏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实学简史》吴德新 曾令先 著 重庆出版社 2007
《现代世界史》(美)帕尔默等著 孙福生何兆武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9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 潘君祥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战争的果实:军事冲突中如何加速科技创新》(美)迈克尔•怀特著 卢欣渝 译 三联书店 2009
《疾病改变历史》(英)卡特赖特,(英)比迪斯 著,陈仲丹等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技术发明史》刘二中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8 
《文明》(英)尼尔•弗格森著 曾贤明 唐颖华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希利尔讲世界史》(美)希利尔 著 陈继华 刘娟 译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改变世界的机器》(美)詹姆斯•沃麦克等 著 沈希瑾等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
《50种改变战争的武器》(美)威廉•韦尔 著 李伟涛译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7
《放宽历史的视界》 (美)黄仁宇 著 三联书店2001
《智慧的动力》(美)约翰•H•立恩哈德 著 刘晶 肖美玲 燕丽勤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4
《石油•金钱•权力》 (美)丹尼尔•耶金 著  钟菲 译 新华出版社 1992 
《哥伦布航海日记》 哥伦布著 孙家堃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 金尼阁 著 何高济等译 中华书局 1983
《马克波罗游记》 马克•波罗著 李季 译 上海东亚图书馆 1936
《大汗之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史景迁 著 阮叔梅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明代士大夫与轿子文化》 巫仁恕 著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8期  2002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英)约•罗伯茨 著 蒋重跃 刘林海 译 中华书局 2006
《社会简史: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玛丽•伊万丝 著 曹德骏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万物简史》 (美)比尔•布莱森 著  严维明 陈邕 译 接力出版社 2005
《文明摇篮》 (美) 克莱默 著  苏耀成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
《书籍的历史》 (法)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 著 刘阳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技术与文明》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陈允明 王克仁 李华山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插图本)张建伟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信仰时代》(美)安妮弗里门特 著  刘毅 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
《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美)罗伯特•L.奥康奈尔 著 卿劫 金马 译 海南出版社 2009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美)杜普伊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澳)冯兆基 著  郭太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德)乔伟 李喜所 刘晓琴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 
《权力论》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吴友三 译 商务印书馆 1991
《现代世界体系》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罗荣渠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加)卜正民 著 陈时龙译 黄山书社 2009
《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 著  三联书店 1997
《明代的漕运》 (美)黄仁宇 著 新星出版社 2005
《大历史不会萎缩》(美)黄仁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西洋世界军事史》(英)J.F.C.富勒著 钮先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大国的兴衰》(美)肯尼迪 著 陈景彪 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饶宗颐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禁书文字狱》王彬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法)魏丕信 著 徐建青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盛世危言》 郑观应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 李存朴著 《江西社会科学》2001
《鸦片战争》(英)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 弗兰克•萨奈罗 著  周辉荣译 三联书店 2005
《中国历代县乡政府治政述要》   杜耀敏 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江滢叶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茶叶、石油、WTO:贸易改变世界》(美)威廉•伯恩斯坦 著 江李晖 译 海南出版社 2010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历史特写》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舒昌善译 三联书店 1982
《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王道还译 海南出版社 2004
《简明自然科学史》鲍耀三 张纯成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著  人民出版社 1981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 著 姚乃强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中国经济史》侯家驹 著 新星出版社 2008
《历史的终结》(美)弗兰西斯•福山 著 远方出版社 199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德)马克思  恩格斯 著   人民出版社 1972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法)弗罗斯瓦•魁奈 著 谈敏译 商务印书馆 1992
《帝国主义》 (美)汉娜•阿伦特著 蔡英文译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历史研究》(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帝国的政治体系》(美)埃森斯塔德 著 阎步克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民族国家与暴力》(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胡宗堡 赵力涛 译 三联书店 1998
《发现太平洋》(美)房龙 著 沉晖 译 北京出版社 2001
《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美)房龙 著 施诚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 (印)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 著 何古贤译 朗文书屋 1997
《哥伦布》 曾彦一编著 辽海出版社 1998
《玉米与资本主义》(美)阿图洛瓦尔曼 著 谷晓静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421:中国发现世界》 (英)加文•孟席斯著 师研群 译  京华出版社 2005
《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 王树增 著  海南出版社 2004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 王龙著 华文出版社 2010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 吕佩英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欧洲文明扩张史》 陈乐民 周弘 著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郑曦原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唐家龙 吴模信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十五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顾良 施康强译 三联书店 1997
《地中海考古:史前史与古代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蒋明炜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 著 唐日松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5
《世界机械发展史》(日)中山秀太郎 著  石玉良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6
《兰州一绝:黄河大水车》 作者:龙山 《寻根》杂志2010-4
《海外华人》(法)费朗索瓦•德勃雷著 赵喜鹏译  新华出版社  1982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 (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著 张振辉译 大象出版社 2001
《经济学原理》(英)阿弗里德•马歇尔 著 廉运杰译  华夏出版社 2005
《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美)斯宾塞•韦尔斯著 杜红译  东方出版社2004
《人类的起源》(英)理查德•利基著 吴汝康等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年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徐波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比)亨利•皮朗著 乐文译 上海人们出版社 1964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英)安德鲁•兰伯特 著  郑振清 向静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中世纪晚期欧洲火药武器发展初探》  张扬著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9
《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  (美)艾捷尔编  赵一凡郭国良译  海南出版社 2000
《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  张静芬 著 商务印书馆 1997
《海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作者:初庆东  《文史天地》2010年第9期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英)马凌诺斯基 著 梁永佳 李绍明 译 华夏出版社 2002
《唐宋帝国与运河》  全汉升著  中研院史语所专刊
《未圆的共荣圈:日本武国梦的幻灭》  张小兵 王亚玲 著  长春出版社  1995
《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著 李玉瑶胡雅倩译 新星出版社2006
《五月花号: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美)希布顿 著 王聪 译 华夏出版社 2006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工业人的未来》 (美)彼得•德鲁克 著 余向华 张珺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法)佩雷法特 著 王国卿等译 三联书店 1993
《晚清企业纪事》 王培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学习时报》编辑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普利茅斯开拓史》(美)威廉•布拉福德 吴丹青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 著 章艳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莛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低智商社会》(日)大前研一 著 千太阳 译 中信出版社 2010
《技术垄断》(美)尼尔•波兹曼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8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 等译  新华出版社1998
《功利主义》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著 叶建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增长的极限》(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 李宝恒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美)艾伦•杜宁 著 毕聿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国富国穷》 (美) 戴维•S.兰德斯著 门洪华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01
《奢侈与资本主义》(德)维尔纳•桑巴特 著 王燕平 侯小河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法)保尔•芒图著  陈希秦等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财富的帝国》(美) 约翰•S•戈登著 董宜坤译  中信出版社  2007
《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美)杰里米•里夫金著 王寅通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商务印书馆1965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王询 于秋华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丹尼尔•贝尔著 彭强 编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5
《后资本主义社会》(美)彼得•F•德鲁克 著 傅振焜译 东方出版社 2009
《人是机器》(法)拉•梅特里 著 顾寿观 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资本论》(德)卡尔•马克思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中国大历史》(美)黄仁宇 著  三联书店 1997
《中国史》(日)宫崎市定 著 邱添生 译 华世出版社 1980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美)黄仁宇 著  三联书店 1997
《后现代文化》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著 毛怡红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有趣的制造》(美)莎伦•罗斯 尼尔•施拉格著 张琦 译  新星出版社 2008
《中西500年比较》  毛磊 石光荣 郝侠君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9
《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 赵林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制造: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工厂》 作者:庄秋水 王磊石 刘永峰 《看历史》2010第9期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 克里斯•弗里曼 卢桑著 沈宏亮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美)格里高利•克拉克著 李淑萍译  中信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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