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Henry S. Rowen (born October 11, 1925) is an American politician, economist, and academician.
Rowen was born in Boston in 1925. He attended M.I.T. and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s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in 1949. He went on to Oxford University and earn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in 1955.
Rowen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economist for the RAND Corporation, a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ink-tank, where he worked between 1950-1953, and again between 1955-1960.
Between 1965-1966, Rowen wa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U.S. Bureau of the Budget.
From 1967-1972,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RAND Corporation.
From 1981-1983, he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Between 1989-1991, Rowen served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der Dick Cheney.
From 2001–2004 he served on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olicy Advisory Board.
Between 2002-2003, Rowen chaire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s 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Science Programs.
On February 12, 2004, President Bush named Rowen as a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WMD Commission"),[1] a position that he held until 2005.
Since 1983, Rowen has been a senior fellow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
Rowen's research is currently focused on Asia's rise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Henry Rowen is married to Beverly Griffiths. They have three daughters, three sons, and nine grandchildren.
相关工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member
##Hoover Institution, senior fellow
##Stanford University's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memb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oar BioDynamics , Innovation Advisory Board member
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Rowen writes frequently for foreign policy publications:
##"Kim Jong II Must Go," Policy Review, No. 121 October/November 2003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6)
##"Inchon in the Desert: My Rejected Plan,"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5)
##"The Tide underneath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1995)
##"Vietnam Made Him,"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95/96).
He has also co-edited a number of books:
##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 (Shorenstein APARC, 2008)
##Making IT: The Rise of Asia in High Tec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hind East Asian Grow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osperity (1998)
##Defense Conversion,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Outlook for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Economies (1994)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文：中关村面临的本质问题是什么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周嘉宾：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亨利.罗文
主持人：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
亨利.罗文关键字：
一、中关村是斯坦福“关于创新地区经济和企业精神”的研究项目之一，我们想找到技术创新和企业创业这个地方的交汇点。
二、中关村面临着发展问题，与外部的联系问题。
三、从局外人观察来看，中国还不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源泉之地。
四、尽管政府的作用常常被误解，在美国计算机工业和随后硅谷公司兴起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政府并未给该地区任何特珠待遇。
五、硅谷承担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的职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硅谷会成为技术创新和创业基地，而制造业可能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教授。他是国际安全、经济发展、亚洲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1989——1991年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部长，1981——1993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1968——1972年任兰德公司总裁，1965——1966年任美国预算局局长。目前他致力于研究全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亚洲的政治、经济变化。
近日，罗文先生与夫人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之际，“新浪科技”有机会参加罗文夫妇出席的“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对话。罗文先生是受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之邀前来。他的兴趣点在于中国北京的中关村，这块土地的上人与事，发展与变迁，蕴藏其中的创新的源泉与力量，对于这位以研究硅谷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来说，更为神秘。
与罗文先生共同探讨中关村话题的，是共同关注中关村发展的人士。有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龚女士，科技部体改司司长张景安，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员赵慕兰，科技部体改司政策处副处长苏靖，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泰山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华贻芳，中关村科技软件公司总裁朱希铎，希望集团总裁周明陶，时代集团副总裁王小兰等。
以下为对话全文之一：
新浪科技：您为什么会对遥远的中关村感兴趣？
亨利.罗文：对地区经济的研究，是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中关村如此举世闻名，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关村的项目也因此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关村这个项目是斯坦福“关于创新地区经济和企业精神项目”(简称SPRIE)之一，我们想找到技术创新和企业创业这个地方的交汇点。
新浪科技：中关村什么时候纳入到了您研究的视线？
亨利.罗文：最近才开始。过去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非常关注中关村。我们的研究是和一些机构合作进行。
新浪科技：您希望在中关村找到什么？
亨利.罗文：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在不同地区发现了不同的问题。比如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弱，日本就是这样。而印度正好相反，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强。当然也有两者都比较强的，比如硅谷。
中关村是潜在的，大有希望的地方。但说实话，我们对中关村了解的还不多。
新浪科技：中关村是被列入亚太地区研究之列，还是单独拿出来研究？
龚女士：我们在亚太地区主要看了几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看他们IT产业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步调及趋势，并期望从中找出共同的东西来。
比如在技术上有所专长的，有韩国的宽带与移动通讯，印度的软件，中国台湾的硬件。
新浪科技：从分析与比较中，看到了什么共同的东西？
龚女士：至少看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发展问题，指一个地区的经济到底能发展到什么高度，技术、人才与资金三个层面如何有机协调发展。二是与外部的联系问题，在全球化数字知识经济体系之内，一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到底是什么，这种联系能带来什么。比如中国台湾、中国浦东、美国硅谷，这三个地区处成了浦东的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这是典型的全球化的例子。
新浪科技：如果您对这些地区作以总结，推动其区域发展的必备因素都有什么？
龚女士：资源、过程、机构(研究机构和学院)、网络关系。
新浪科技：中关村能借鉴硅谷的，比如硅谷主要承担的功能是什么？
亨利.罗文：是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的功能。还要加上研发功能、创新功能，以及市场推广功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硅谷会成为技术创新和创业基地，而制造业可能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泰山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华贻芳：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人入胜，有什么经验值得中关村借鉴？
龚女士：我花了约一年半时间研究韩国。但我发展情况并非我们想像得那样。韩国有一个地方叫做“数据谷”，有1200家高新技术企业。而我们研究发展，韩国的整体政策、政府、创投层面对他们的支撑并不算好。相对来讲，大企业的生存环境好得多，这1200家企业正考虑如何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的更是环境问题。
新浪科技：环境中，他们缺少什么？中关村小企业可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龚女士：他们找不到种子期以后的资金。缺少成熟、宝贵的管理意见。他们与外部的联系也存在困难，他们与那些大集团原料供应商的关系维持，以及其他客户群之间的关系维持都变得困难。拥有全球眼光、全球概念的经理人，也是缺少的。
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中关村这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也强，但却拿不到资金，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亨利.罗文：从局外人观察来看，中国还不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源泉之地。我们会看到国际市场上有很多中国人造的产品，但拥有前沿技术的产品恐怕不多，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中关村是这样的：人才方面，这里有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是如此的优秀，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家精神方面，中关村企业家拥有的经历和天赋，已经人所共知。在机构方面，我指的是能创办公司，又能得到资金支持的机构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二板市场，导致了年轻的公司没有办法获得资发展。
我觉得这虽然不是想像得那样容易，但还是应该做。
附记：从外表上看，亨利.罗文与其他我们见到的外国学者没有区别：礼貌、含蓄、思维敏捷，喜欢挑战性的问题，勿庸置疑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2000年春，他来中国访问时，曾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吴敬琏教授座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他虽然总是说“并不了解中关村”，但作为此领域的权威研究人士，他的观点仍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他关于硅谷的研究，许多问题更为中关村所先验。他把自己参与写作的一本书《硅谷优势——创业与创新精神的栖息地》(中文版)亲笔签名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此书的第九章，“技术和市场为何青睐硅谷”中，他说，硅谷的崛起或许使人们相信，这一地区的商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在高科技企业创新中获得成功的最佳捷径。但透过历史，人们发现硅谷并没有一直(而且也不可以一直)居于计算机工业的中心。……我认为硅谷公司的成功，不仅由于该地区良好的介办公司的环境，还归功于非常适合硅谷工业结构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计算机工业发生的这一地理变迁的最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在计算机工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技术进步大幅度降低了计算成本并极大地促进了计算机的使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将布雷斯纳汉曾经称之为“IBM体制”的工业结构改变为“硅谷体制”的新的工业结构。
我同时还认为，政府对硅谷的兴起起到了直接作用。尽管政府的作用常常被误解，在美国计算机工业和随后硅谷公司兴起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政府并未给该地区任何特珠待遇。政府推动计算机工业，主要通过建立有利于创业精神的制度这种间接方式，而不是直接方式。联邦政府履行了三种职能：一是公司运营规则的制定者，二是公司产品的购买者，三是研究工作和系统早期开发的资助者。(新浪科技 刘书/文)
近日，罗文先生与夫人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之际，“新浪科技”有机会参加罗文夫妇出席的“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对话。罗文先生是受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之邀前来。他的兴趣点在于中国北京的中关村，这块土地的上人与事，发展与变迁，蕴藏其中的创新的源泉与力量，对于这位以研究硅谷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来说，更为神秘。
亨利.罗文关键字：
一、如果说我看中关村发展的障碍的话，是政府要的太多。还有资本市场的开放，诚信氛围的形成，创新精神的成长与发扬。
二、在硅谷，政府从未指着地图说你应该在哪里建一个产业群。
三、台湾的不少IT制造业都在向大陆搬迁，可以看出他们是为了把技术水平整个向上提升，把制造业外移。
四、中关村如果成为热带雨林，经受风雨的能力就会强。
五、日本财团称霸现象，让创业精神被扼杀。
(注：与罗文先生共同探讨中关村话题的，是共同关注中关村发展的人士。有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龚女士，科技部体改司司长张景安，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员赵慕兰，科技部体改司政策处副处长苏靖，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泰山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华贻芳，中关村科技软件公司总裁朱希铎，希望集团总裁周明陶，时代集团副总裁王小兰等。)
以下为对话实录第二部分：
新浪科技：韩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硅谷同样引人注目。请问这与韩国的政策环境有无关联？
龚女士：我们对韩国的研究发现，情况正好相反。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研究韩国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个叫做“数据谷”的地方，有1200多家创新型企业，算是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但韩国的整体政策、政府与创投层面对他们的支撑并不算好。远不如对大企业所做的一切。因此，与其说这1200家企业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还不如说面临着环境的问题。
时代集团副总裁王小兰：我们说创新型企业有追赶型创新，有原创型创新，中关村应该选择哪种创新制度？
亨利.罗文：完全应该是市场驱动。硅谷就是这样。政府从未指着地图说你应该在哪里建一个产业群。中关村我想也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我想应该是间接支持创新。一是在研究上的支持，二是在风险投资政策上的支持，三是宏观产业政策上的支持。
我可以举一个中国台湾新竹的例子。新竹以前完全是当地政府决定，说建就建了，是个相对封闭的区域。1981年我去访问了六间公司，他们的管理团队都是在美国工作了一阵子的海归，跟外界的联系非常密切。后来，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政府还是退到了愿意看企业走市场驱动的道路。
新浪科技：他们的创新精神怎么样？
亨利.罗文：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从技术指标上看，中国台湾是没有什么原创的，是“拿来主义”，都是从日本或美国拿来的。但其专利申请数量很大，绝对超过英国和法国。我不知道这应该作何解释。
新浪科技：祖国台湾的不少IT制造业都在向大陆搬迁，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亨利.罗文：可以看出他们是为了把技术水平整个向上提升。把制造业外移。
新浪科技：如果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话，中关村如何避免一些弯路？
亨利.罗文：这个各国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美国硅谷经历了大起大落，是资本市场对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资本就是应该这么起作用的。这事实上是刺激了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体制僵化是他们犯的错误。指的是大财团、在公司控制了经济命脉。财团称霸现象，让创业精神被扼杀，当然他们(大财团)不是有意的，所以我只能说是“谋杀”了创业与创新精神。
我倒觉得中关村在几个关键点上，绝对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需要注意的是地区的经济政策到底应该灵活到什么程度。
新浪科技：从硅谷那里看，IT产业是不是真的有复苏迹象？
亨利.罗文：今年第二季度，硅谷风险投资的数量，相当于1999年的第二季度。从数量上看的确是复苏的。但风险投资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投的是创业早期的公司，现在变成了投中间发展阶段的公司。
投资的行业也发生了变化：1999年的时候投的主要是.com公司，现在则主要投向三个行业及其结合部，就是纳米、生物、IT，结合部指生物芯片之类的产业。
新浪科技：从您的眼光看，中关村的生态环境更适合发展什么产业？
亨利.罗文：人才充足，适合研发。一般情况下，的确是一种生态环境适合一种产业。比如东南亚，它只适合硬盘这么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管它叫做“种植园”，指一个地区是一个行业最好的栖息地。但当一种病毒袭来时，这个种植园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我所研究的硅谷就不是这样，那里更像是热带雨林，各种物种都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复杂，有链性关系。这个问题根本上还要留给中关村自己去思考，中关村如果成为热带雨林，经受风雨的能力就会强。
新浪科技：硅谷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做成意成本过高的问题，比如地价，比如生活成本，中关村现在也挺贵的。这种事中关村有办法避免吗？
亨利.罗文：硅谷已经出现的问题是，在技术与创业竞争中，由于成本太高，使得创业变得很困难。硅谷的生活成本也很高。2000年时有一个社会公益性组织叫硅谷集团，写了一个报告，叫做“2010年的硅谷”，说会出现生活质量降低，因教育、收入差距而产生的数字鸿沟，交通拥挤等问题。这就是硅谷今天取得成就付出的代价。
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使企业的生存成本降低，要么使它更具备创新的能力，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中关村应该提前考虑到这些问题。
新浪科技：从您的角度看，中关村现在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亨利.罗文：政府要的太多。还有资本市场的开放，诚信氛围的形成，创新精神的成长与发扬。
亨利.罗文关键字：
一、印度软件业没有任何品牌产品，技术水准没有那么高。是那种有广度，没有深度的技术。这样早晚会碰到问题的。中关村决不能照搬印度的模式。
二、如果说中关村创新程度不够，那一定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人的因素使然。
三、一般的规律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50%的创业者会离开公司。
四、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关村不当开垦的危害。决定退耕还林。
五、大学里的学术人士如果都相当企业家，不想当科学家的话，一定有问题。
以下为对话实录之三：
新浪科技：您如何看待印度的软件市场？中国应该学习他们外包的方式吗？亨利.罗文：印度软件以10亿元起家，保持了每年20%的增长，非常惊人。但印度和中国不一样，那里基本没有内需市场。印度成功的主要在软件服务，比如对银行的后台作业、医院的信息管理的服务。他们做的并非软件外包产品。
印度软件业的问题是：一是他们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二是技术水准没有那么高。是那种有广度，没有深度的技术。这样早晚会碰到问题的。我觉得中关村决不能照搬印度的模式。
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按理说，中关村是个有旺盛创新精神的地区。过去100年以来，有许多重大的创新事件都在这个地区发生。为什么在高新技术创新上，中关村表现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亨利.罗文：中国人的创造力的确是已经被证明的，即使在今天。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90年到1999年，硅谷29%的小公司由中国人、印度人创办。这说明中国人的DNA中有创新能力。如果说中关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人的因素使然。
中关村软件总裁朱希铎：现在国外大公司、大的研发机构都在中关村设立了据点。这对中关村将发生什么有利的、不利的影响？亨利.罗文：它有可能使一家公司面临灾难，比如同一类的国外有实力的公司进来了，这家中关村公司会出现竞争乏力现象。但总体上应该是有利的。比如日本崛起的汽车工业，曾经给美国某些汽车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但也正因为日本的挑战，迫使美国必须提高效率。我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如此巨大，给外国企业一些空间是没问题的。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我提的是一些不同意见，总体上感觉中关村现在从市场驱动变成了政府驱动，上海、深圳倒是相对好一些。这让人悲观。亨利.罗文：作为局外人，我分析上海、深圳可能离中国的首都远一些，天高皇帝远吧。硅谷也是这样，无论是离华尔街还是华盛顿都很远。
新浪科技：中关村创新型企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企业创始人到一定程度会与职业经理人发生矛盾，出现一些人事震荡。参照国际惯例，应该如何解决？亨利.罗文：一般的规律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50%的创业者会离开公司。一种是创业者认为自己不适合企业发展了，不愿意干了，找个经理人替自己管公司。一种是风险投资家或公司的投资人认为这个人不再适合了。雅虎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中国的情况也许并不完全适合照搬国外模式。
我觉得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的技能和激情，并不等于管理者的技能和激情。有些改变是必须的。
新浪科技：中关村现在有很多国外研发机构，比如微软、SUN、贝尔实验室、IBM等，他们均认为中国有最好的研发工程师，您认为中国工程师到底好在哪儿？亨利.罗文：中国人很适合做这个职业。他们有非常好的数字、物理基础。能坐得住。在国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做硬件工程师，在学术期刊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新浪科技：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中国人适合做工程师，不适合做管理呢？其中有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里头？亨利.罗文：我不能接受从文化上考虑的结论。这是经验的问题问题，硅谷确实可以看到中国人更长于研发，不善于管理。但这真的是经验的问题，不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新浪科技：作为中关村政府，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关村的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员赵慕兰：中关村面临的大环境，是政府曾经不当开垦了一个荒漠。而若干顽强的种子在这里生长起来，比如联想、方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不当开垦的危害。决定退耕还林。
新浪科技：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有两个意思，一是政府不再自己耕利了。二是想办法让水流进来，使中关村的土地变得肥沃，让企业家在这里更好地播种。对这些事情，政府的行动正在进行中。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中关村的热带雨林会有的。
新浪科技：作为科技部官员，您如何看待中关村大学商气浓郁现象？科技部科技部体改司司长张景安：我认为中国从来都不能是没有科学家的时代。大学里的学术人士如果都相当企业家，不想当科学家的话，一定有问题。经验表明，高新技产业人才的培养基础是大学的研究。我想说三点：一是中关村的发展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二是中关村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三是我们需要聪明的政府。
后记：
本次对话嘉宾由中关村科技公司邀请，在国际区域经济方面研究颇深的亨利.罗文为总裁段永基的朋友。从他与中关村企业的关系看，中关村是罗文未来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今天的学者罗文有着眩目的从政背景，他曾经是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预算局局长。这决定了他对中关村的研究比其他西方学者层面要多。缘于对亚洲的政治、文化的深厚兴趣，中关村在他的视野里变得不寻常。中关村的许多现象在这位外表睿智的老人那里，仍然迷惑，仍然没有答案。正如向他提问的中关村企业那样。
作为北京经济引擎的中关村，其发展似乎进入了缺少明确航向的河流。在朝着正确的大方向行进时，我们害怕在很多诱人的叉路口上遇到不测，企业如此，政府亦然。所以，罗文对硅谷及亚太其他地区研究的经验，比如对诚信的守护，对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对风险资本的引入与运用，于中关村来说仍然宝贵。
罗文在由他参与主编的《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的后记中说：“硅谷的成功，已经导致了人才关系网络和公司的不断集聚。但它也许正在影响其长期的生存能力。硅谷的成功已经引发了令人烦扰的有关社会公平公配的问题。一些超大型财富在这里创建，成千上万名工人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然而相当一部分硅谷人口落在了后面，面临着著名的'数字鸿沟'。今日世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硅谷模式的创业精神的迅速传播。世界各地许多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围绕互联网进行的工业大革命中落后了，他们正努力弥补延误的时间。”
亨利·罗文：中国即将出现的大变革:经济增长和政治动荡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年增长率9%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业的大玩家，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即将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变革出现的顺序将产生影响力的巨大差别，但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变革很可能在2020年前出现。
社会变革
变革出现的早晚将产生重大差别。相信中国的增长将最终带来政治变革是一回事（邓小平在1988年告诉国务卿舒尔茨中国在50年后将成为民主国家，或许他的意思是‘忘掉它吧’），期待政治变革在这个十年内出现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观点是后者。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来不），下文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观点是在此阶段很可能出现突然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些预测的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政治动荡将损害经济发展，而经济突然衰退肯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只是猜测而已，本文将做出一些猜测。
假设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变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这是很近的未来，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随后几年可能性将越来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中国的人均gdp 到那时将达到17000美元（以2005年的购买力为准）。这是自由之家列举的大部分“自由”国家或所有“部分自由”的非石油富国的经济水平。有助于自由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而这在中国也稳步增长。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仍然属于“非自由”的范畴，但假设增长率维持在年均9-10%，它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基本水平。如果增长率下降到总理温家宝所说的7%，该水平也将在2017年后不久实现（更准确地说，如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2017年被认定为“部分自由”的概率是50%，随后概率将越来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该话题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是政治权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国的权利法案）。从这些标准来看，当今中国在政治权利上垫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该有政治排名，因为中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共产党把经济自由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但是经济自由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繁荣，而繁荣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国东部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大的私营经济，媒体比10年前更自由，比30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论仍然不自由），劳动力市场更开放，都市居住权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宗教活动虽然常常受到骚扰但基本上被容许了，司法体系也在缓慢前行，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笔者想再次强调繁荣并不均衡，庞大的中产阶级集中在东部城市里。用自由之家的说法，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的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最近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维稳”。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在共产党控制似乎很强大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明年即将出现的领导人换届似乎已经定下来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官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传播到中国的担心是真实的，但人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肯定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这场风波在共党领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场风波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东欧动荡激发起来的，被视为危害党的领导。如果你采取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别小心。
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最近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虑，该模式显示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种联系或许三种可能性可以解释：1）经济发展导致民主；2）民主或许促成发展；3）两者或许有一个共同起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第一种可能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假设，即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稳定的民主预设了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对民主的政变不大可能成功。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分析了一百多个国家后发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级）预示着更高的自由，这是支持李普塞特观点的证据，虽然在有利于选举权的因素出现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滞后。在教育水平上，2000年中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74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方面教育进步的步伐在加快。到了2025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规学校教育将达到8年。教育带来的进步虽然缓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巴罗把这种滞后归咎于制度的惰性，虽然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量出现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大概20年后，“民主程度就将完全由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
这个观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当今的自由程度远远低于现有经济发展程度预测的那种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及合著者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地预测了不同政权出现的概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和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权维持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表达各种怨愤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越来越少。
巴罗和普沃斯基等人发现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经济增长的证据非常弱。他们写到“民主”这个概念太笼统，而制度细节非常重要。该理论的画面仍然不清晰，文献仍然存在不同观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民主和发展拥有共同的起因。这个观点得到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合著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往往影响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偏离，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有些国家走上民主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有些国家则遵循专制、压迫和更有限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管人们采取哪种解释，民主的中国在东亚并不算稀罕，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被自由之家列为民主国家，新加坡被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们显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够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中共为选举开了一扇小窗户，1988年允许村级领导干部选举。到了1990年代中期，90%的村委会主任都是通过投票而上台的。但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唱票、马上宣布投票结果、正常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不总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们就猜想这种选举将扩展到乡镇层级，但这种期待并没有出现。
这使得中共面临一个变化的情景，人们在表达怨愤和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这些不满和冤屈往往是当局的错误造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故。这个事故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让许多人愤怒不已的是当局试图掩盖真相（从字面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桥下的车厢和尸体掩埋）。
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当局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罢工和抗议的结合体，抗议警察的不公，抗议地方党组织征地拆迁牟利以及少数民族民众抗议种族歧视等。在1995年，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大约一万起，十年后的官方数据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经停止报道这个数量，但非官方的估计是2010年大概有16万起群体事件。抗议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威，更愿意引用党的文件、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和领导人言论中列举的权利。抗议者也非常小心地把议题局限在本地事务上。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政权的存在。人们知道历史上这些抗议的作用是什么，领袖们有时候鼓励他们抗争，作为赶走当地腐败官员的方式。但是，尽管这并不说明中共摇摇欲坠，但也并非中共执政正当性的证据。
当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出现的深刻变化上。正如杰夫·代尔（Geoff Dyer）在2010年10月的《金融时报》上写的：
因为组织亲民主的情愿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刘晓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面他并非当局的主要挑战。刘先生属于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在天安门事件后已经被边缘化了。普通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他。
相反，压力更加多样化而且来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区富裕阶层如果财产权受到侵犯更乐意组织大型抗议活动，而且确保电视摄像机的拍摄。中国迅速增长的司法群体里有很多人主张建立更加独立的法院，其中不仅有法官也有背负冤屈的公民。
而且，现在还有因特网，虽然当局尽一切努力审查和左右舆论导向，但网络已经成为反叛和嘲讽的源头。
中国的党国是这样一场暴风雨，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列宁主义阴影下出现的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共确实是一场暴风雨，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在2011年7-8月那一期《波士顿评论》上总结如下：
在这个新制度下，国家权威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现实被国家狂热地试图开发新规则维持控制和影响力的努力所证实。为回应对变化了的国家作用的期待，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话语。除了新税法、合同法、物权法、环境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信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经济发展很快的福建已经出台了强调集体协商作用的新的劳动法。
有关政治未来的话题，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存在不同的口气。党的许多领袖已经表达反对审查和支持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观点。至于当局，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挡的。”（这句话遭到中国媒体的封杀）
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其中一个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当今中国使用的手机超过8亿5千万部，未来几年，手机用户可能超过10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传播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和揭露腐败等的控制（比如下一场类似萨斯的传染病）。手机成为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抗议活动的组织工具。
因特网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信息的其他来源和娱乐一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些。这就产生了寻求信息和发布博客的用户和试图确定限制性边界的审查者之间不断上演的博弈。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抗议活动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突尼斯革命者将他们成功的起义命名为“茉莉花革命”，所以这种花在中国就曾经成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当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信息开始在网上传播的时候，三个汉字茉莉花被屏蔽了，发短信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字，连胡锦涛主席唱“茉莉花”这首歌的视频也从网上消失了。
人民通过因特网或者使用手机展现出来的力量破坏了列宁主义控制的原则：用地域和社会阶级把人们孤立起来。所有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当局的许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它们受到严格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和政治动荡？
所以，中共领袖认为维持党对国家的控制所必须的经济高速发展播下了它们垮台的种子。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每年9%以上的速度将降下来，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停滞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劳动力增长乏力、工人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向生产力高的城市流动放缓、国家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的途径等形式出现衰退。
最近一些学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 Shin）、朴东炫（Donghyun Park）等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是在以2005年国际价格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后突然停止了，其增长速度从每年5.6%突然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轨迹是在2015年达到这个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长率是7%的话，是在2017年）。他们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将是年增长率是2%到3.5%，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降至6到7%（作者认为这种结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能性很大）。基本原因是人均GDP到了这个程度后，工人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回报开始下降，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导致经济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这三位作者观察到，越过16000美元水平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那就是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现象的核心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们写到：
经济放缓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个时刻，即人们不再能从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到工业领域来刺激生产，引进外国技术的收益开始降低，但全要素生产力（tfp）从不寻常的3%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剧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可以大量注入投资，西部省份人多但贫穷。针对这一点，作者写到：
如果增长奇迹在国内移植的话，占中国人口相当比例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人口比很多国家还多）在未来几年仍然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扩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路和铁路到这些欠发达地区，为它们的经济转型做准备。
假设确实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后果会是什么呢？从国内来看，衰退很可能根据地域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资本投资很可能回报率很低，3000亿美元的高铁投资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会做出削减资本投资和鼓励消费的反应吗？中国的整个出口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36%。政府说要这么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要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起码年均增长率应该在7%。虽然存在神奇的门槛的说法并不可信，但这个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非常好的，如果经济大幅度衰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国内来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出现很多问题，如这种衰退的不同影响如何跨国收入分配，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有钱有势的某些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事。如果困难时期到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消费？
哪些经济领域受到影响最沉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即将来临，建筑工人将面临失业困境。汽车行业如何呢？作为世界第二大，2010年销售汽车1800万辆，官方预计在2021年将达到5000万辆。这对已经让政府头疼的问题如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希望破灭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人们对本来就不受人爱戴的党的不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呢？
至于对国际产生的可能影响，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观点是“有人估计，中国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长的30%，金砖四国总体占需求的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世界的绝大多数。”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衰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受影响最大的是原材料供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但也包括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供应商。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多边特征，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将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衰退意味着未来军事潜力的扩张就不会这么大。中国将发现更难提供许多人预计将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无疑期待的各种先进武器的货款。如果国家的困难足够沉重的话，中共可能被诱惑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标就是美国人。
中共有一个选择，通过逐渐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试图避免可能的大动荡。这就是曾经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政治选举首先在地方政府，随后在国民代表大会进行，直到最后选举总统。这个过程虽然也不是没有困难但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中国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或许是因为党的领袖看到这对其控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或许因为担心造成政治动乱。人们很难批评中国领袖这样的权力专家，但大麻烦确实就在前面。
两种变革的相互关系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在2020年之前某个时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或者两种变革同时出现。如果这种变革出现了，两种变革出现的顺序可能产生很大差别，虽然人们只能预测情况会如何变化。如果首先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自由，那么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动荡先于政治改革，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势力成功控制局势、或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过去这些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
作者简介：
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是斯坦福区域革新和创业工程主任，《大中国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
译自：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 by Henry S. Rowe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相关链接编辑本段回目录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fsi.stanford.edu/people/henry_s_ro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