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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富克斯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克里斯汀·富克斯,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顶级专家。
Christian Fuchs is professor and chair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Uppsala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cs and Media Studies. He is also board member of the 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 (Austria) and editor of tripleC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He is author of many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s ICTs & society, media & society,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目录

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Christian Fuchs' fields of expertise are social media, Internet & society;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social theory and critical theory. 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publications in these fields, including the
books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Routledge 2008),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Routledge 2011),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2014) ,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2014), "Occupy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social media in crisis capitalism" (Zero Books 2014). He has co-edited the collected volume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Routledge 2012),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outledge 2014),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Routledge 2014).

He is editor of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http://www.triple-c.at], Chair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Network 18 -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Research, co-founder of the ICTs and Society network and Vice-Chair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ST Action “Dynamics of Virtual Work”.

He has been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nd academic coordina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s involvement in the EU FP7 projects PACT Public Perception of Security and Privacy and RESPECT – Rules, Expectations & Security through Privacy-Enhanced Convenient Technologies [http://respectproject.eu] as well 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n the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funded by the Austrian Science Fund FWF.

Websites

fuchs.uti.at
fuchs.uti.at/blog
www.triple-c.at
www.icts-and-society.net

社交媒体是劳动阶层的一把“双刃剑”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新一代网络技术(WEB 2.0)的基础上,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蓬勃发展。它们不仅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也使信息化时代的生活更加快捷与便利。然而,西方左翼对网络与社交媒体的作用一直争论不休,对它们的社会影响也意见不一。近期,密德萨斯大学教授马丁·厄普丘奇(Martin Upchurch)在英国左翼季刊《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1期发表文章,探讨网络技术与社交媒体对工人阶级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高估社交媒体的影响

   近年来,左翼对网络和社交媒体(WBC)的作用展开热烈的讨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乔尼·琼斯(Jonny Jones)曾刊文评述这些讨论,并正确地指出高估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十分危险。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与通信新技术无疑提升了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但它们并没有创造社会运动。如果那么认为,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技术决定论。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从马克思反对“技术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批判将社交媒体作为社会运动引擎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拜物主义,……一种以技术代替思想对社会发挥影响的工具决定论意识形态”。
  将WBC的价值夸大为社会运动引擎的倾向,反映了一种过度强调新技术对于激发社会抗争和社会变革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后现代视角指出,“实时的电子交流不仅是一种更快捷的传递新闻或信息的方式,还从本质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贫穷和富有的人都概莫能外。”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也将信息技术视为现代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他看来,网络取代等级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个人则通过技术建构自己的身份。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物质生产已经消失在一个失重世界(a weightless world),权力没有固定边界或领土中心,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权力“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这同样是一种后现代的视角。
  无论从现代还是后现代角度,上述观点不仅回避或侵蚀了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也否定了根源于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变革推动者的重要性。凯文·杜根(Kevin Doogan)在其著作《新资本主义》中,将这种回避描述为更为专业的“去物质化”。他认为,距离和时间的消失导致失重世界概念的出现。我们似乎超越了技术中心主义,进入一个崇拜知识传播的世界。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便知识传播是非物质的,但其生产和消费仍是物质的。”
  因此,现在面临的任务是,通过考察日常工作环境中通信技术的影响力,真实地验证这些“失重”和“去物质化”理论。从生产的角度说,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理解通信技术影响力的含义,就需要集中考察它在工作环境中的作用。首先是雇主在劳动变化过程中使用通信技术提高工作强度的权力;其次是通信技术在劳动者组织通过工会反抗雇主的过程中体现的潜在解放力量;再次是此类技术是否会影响工会内部普通成员与管理阶层之间的权力平衡。

雇主利用社交媒体监控员工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保持竞争力,技术被个人资本用作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具。现代管理者通过建立“业绩管理”的“曲线”得出自己的结论。为了提高整体业务水平,某一单位中业绩评估得分处于最后10%的员工将定期被清退。因此,现在的工作场所已经成为个人业绩评估和以业绩定薪水的地方,这种评估不仅包括劳动产出,还涉及以团队合作能力、态度、创新和领导为标准的抽象劳动形式。工作场所的新通信技术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为雇主提供了进一步使日常工作惯例化与标准化和及时“清除”业绩不佳雇员的机会。
  数字化的通信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对员工业绩的评估。首先,评估工作业绩已经不需要员工自己填写工作日志,也无需专门的检察人员,评估劳动产出和效率可通过远程操作即时进行。电脑化的监控方式,不仅可以实现无缝监控所有工作日,还压缩了工人自行做决定的空间。其次,新的通信与网络技术使雇主能够将监督的触角由易于衡量的劳动产出延伸至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新技术超越了传统的监控工具,提高了监督效果。随着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兴起,雇主有更多机会监控、窥探、约束和控制员工。与此类似,政府部门也可以利用关键词驱动技术监控和偷看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聊天记录。
  不仅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因灵活便捷的网络受到侵扰,就连劳动本身也因某些工作目标或业绩与行为的抽象标准受到限制。雇主可以在面试前在tweets或Facebook上进行预选,熟悉其偏好与言行,了解其朋友的类别与数量,绘制一幅由其社会与政治习惯、性别、年龄和肤色组成的印象图。但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观性和危害显而易见。雇主利用社交媒体打击员工的典型事例是英国航空公司(BA)2011至2012年的员工罢工。英国航空公司工会的下属部门BASSA 组织了22次罢工,该公司随后采取报复行动,打击在罢工中使用Facebook、电子邮件和短信相互联系的个人,导致40名机务人员受处分、15名支持罢工者被解雇。

将虚幻变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福柯(Foucault)设想的工作场所和圆形监狱(Panopticon)已经出现。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一噩梦已经成为现实,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员工的一举一动和每一次失误都受到监控并被实时记录下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休·福尔妮(Sue Fernie)和大卫·麦特卡夫(David Metcalf)将电脑技术的效用比作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电话呼叫中心模式(a call centre environment)的“完美”控制方式。菲尔·泰勒(Phil Taylor)和彼得·贝恩(Peter Bain)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们关注雇员以个人或集体性怠工和反抗的方式进行的抵制。
  我们必须考虑社交媒体对员工通过监督和曝光雇主的不当行为与公司的疏漏之处而“扭转乾坤”的影响。Facebook和Twitter为此提供了一个直接而即时的工具,雇主和公司的行为受到约束,而员工在网上揭发雇主不当行为的机会和意愿也相应提高。然而,基于网络的活动使事情复杂化。社交媒体无需经过第三方,就可以立刻将各种信息公布给全世界的观众,这不仅体现为维基揭秘、曼宁、阿桑奇和斯诺登等事件,也包括揭露雇主的玩忽职守和腐败行为。为了证实这种观点,一些评论者转向福柯,后者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将语言、话语和权力联系到一起。该视角以“分散式话语”模式为底层人员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机会。
  “分散式话语”不仅有能力扰乱全球经济中各公司的权力关系,还能在工会内部产生影响,因为普通成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挑战工会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性。“分散式话语”的拥护者认为,社交媒体可以使普通民众组织起来,通过散布信息和挑战“官方”话语的方式反对保守的工会官僚。
  然而,这种观点或许过于乐观了。第一,激进人士消化和处理信息的数量有限,网络疲劳问题显而易见。第二,热衷于关注、转发和分享热点议题和网上倡议的“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和“点击主义”(clicktivism)现象,给我们一种社交媒体能将想法转化为行动的假象,但其中的被动性真实存在。第三,就工作场所的集体行动和团结而言,我们不仅要评估社交媒体带来的力量,更要评估它在工会内部权力与权威的形式。
  近期有评论指出,“工会成员比非工会成员更乐于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系统(ICTs)。”但是,工会激进分子更喜欢使用社交媒体的事实,并不必然表示工会将恢复活力或激进的普通成员能有效地挑战工会的官僚层,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局限于激进的普通工会成员,工会的管理阶层和右翼激进分子也会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普通民众的独立性和力量来自劳动战线的团结,不能指望社交媒体拯救集体性组织。在面对面的接触和争论中,民主辩论和群众集会是社会信任的生命线,也是将虚幻变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因素。(1401期 第7版)作者:[英] 马丁·厄普丘奇/文 吕虹/编译

 林晖:总体性危机与左翼新战略编辑本段回目录

转引于人大复印资料,原文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第20~26页。

 

【内容提要】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危机,更是总体性危机,它现实地表现为金融危机、制造业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化危机等各个方面。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总体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要想解决这场危机,改变人类的不利处境,避免未来的灾难,仅仅针对经济领域的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举措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为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变革。尽管在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制订未来战略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究竟如何具体构建有效而长远的新策略问题却莫衷一是。因而,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历史处境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危机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契机。

 

【关 键 词】美国左翼;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危机;左翼新战略


   2009年4月2日,全美广播电视展播节目“今日民主”邀请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哈维(David Harvey)做了题为“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电视访谈。在被问到当前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时,哈维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为“非理性地使其合理化的那种体制”,并且提到了“现在该是我们挑战整个基础的时候了”。[1]尽管哈维的言论不能代表所有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的看法,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危机面前的基本态度:不能停留在危机的局部的和表面的现象上,必须对这场危机的根源做全面彻底的反思,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制度性的危机;与此同时,还必须对之提出有效而长远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
    2009年度的全球左翼论坛开幕式的主题是“当前的危机:经济、政治、环境、文化”,这一主题不但揭示出了这场危机的综合性和根本性,而且也对危机本身作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解读:不单纯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是鉴于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本身陷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生态等深重的危机,以至于这种制度不仅无法广泛满足人民的需要,甚至无法继续复制其剥削规范,也无法再有效地推行其强制性的意识形态霸权。
    2009年初,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布伦纳(Robert Brenner)接受了韩国庆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丁声镇(Seong jin Jeong)的访谈,全文刊登于1月22日的《朝鲜民族报》。当丁声镇问到“当前的危机是否可以像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被归为金融危机”时,布伦纳回答道:“这些分析人士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得出结论,把危机归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尽管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必须被引向更深的层次。”[2]
    首先,布伦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了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他看来,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下滑,但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目标却并不是解决根本性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是挽救资本的利润率,甚至不惜以金融泡沫刺激经济。以资本利润为目标的经济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对于借贷的依赖性不断加强,而政府为了确保这种借贷的持续又不得不保持低利率,进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于资产价格不断走高的依赖程度。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目前这场巨大的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完全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引发危机的根源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只要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任何救市的措施包括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案,都变得于事无补。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危机的制度性的清理。
    其次,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布伦纳重点谈论了美国的霸权问题。与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美国霸权衰落论不同,布伦纳并不认为美国会失去拥有世界性霸权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各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尤其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分子,十分乐意看到美国继续拥有霸权,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为此承担主要成本。另外,随着苏联的解体、东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在中美洲遭遇挫折,发展中国家对于自由资本的挑战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抵抗已经大大削弱。因此,多数国家的精英仍旧希望美国扮演保障世界性秩序的角色,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通提供稳定的环境。当然,政治不只是反映精英们的愿望,他们的意愿也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危机的发展严重到不可挽救的程度,那么就无法阻挡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等极右势力的出现。上世纪的大萧条中的保护主义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关闭,随之而来的是战争。目前世界各国的精英们都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重演。
    除布伦纳外,其他学者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当前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例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瓦苏德万(Rama Vasedevan),分析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元不降反升的原因,探讨了美国的货币体系及其历史,并且考察了美元作为一种国际金融流通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元是如何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出现的。在他看来,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批判学者,必然反对当前通行的国家货币的立场。[3]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森菲尔德(Herman Rosenfeld)则重点分析了危机中的北美汽车工业。他从社会主义学者的立场出发,指出了汽车工业工会没能使工人具备挑战雇主的能力,要使这些汽车工业摆脱危机,必须借助于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4]佛蒙特大学的麦格多夫(Fred Magdoff)和叶芝(Michael D. Yates)讨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他们认为,发生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是通过持续地减少出口商品而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他们建议,应该使一些大型银行国有化,取消其股东,只有持之以恒地建立这样的银行,才有可能应对危机的加重。
    伊利诺大学的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认为,自重商主义、制造业、工业资本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时代以来,金融性累积日益严重;而经济全球化和垄断性金融资本的勃兴,促使价格竞争向市场份额竞争发生转变。政府的推波助澜进一步造成了垄断的金融资本和积累的悖论这一“奇境”。斯多勒(Inger L. Stole)和霍利曼(Hannah Holleman)等人则借助于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对垄断金融资本的销售构成,以及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概观。他们特别指出了销售业绩在支撑经济中的重要性,销售业绩易受停滞的影响,而后者总是被归因于缺乏真实的需求。广告业的兴起和垄断资本之间的历史联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5]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安娜·秦(Anna Tsing)分析了供应链和人类状况的相关性。她认为,在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的流动中,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结构性地位。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处于供应链之中的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依赖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以及公民状况的表现。她使用了“外形”这一概念来显示在供应链内部的流动是如何具有差别的,并且指出了在工人对于供应链劳动力的理解中,管理、消耗以及企业精神的相关比喻的重要性。正是这些比喻,结合了自我剥削和超剥削,使得供应链得以可能。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差异性具有如此核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某种掩盖核心的装饰品。[6]
    在有关当代资本主义转型的一系列问题中,数字化经济和信息跨国资本主义是两个重大的话题。赫尔曼(Christophe Hermann)和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讨论了数字化经济中的劳动转型和信息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7]、[8]赫尔曼指出,鉴于知识对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对劳动投入量的相似性、持续的价值的可观测性,以及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这类相关范畴,提出了质疑。比如高兹在其著作中提出,发展社会的理论应该聚焦于为获取信息而斗争,而不是用后者来解释剥削。但在赫尔曼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与对于理解知识密集型领域——比如信息技术——的最近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这就表明了高兹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由于对交换价值的抽象性质和价值法则演变中的竞争的角色缺乏理解而造成的。因此,高兹的分析是言之过早的,并且是建立在只有市场和竞争展开于其中的经济领域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分析忽略了出现在知识经济中的自我创新的强化这种新的形式。
    福克斯认为,有许多概念比如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联网社会,以及网络社会等等,都没有抓住社会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持续性支配地位的忽视。当代资本主义是高度对抗性的,针对它需要有某种辩证的分析。跨国界的网络资本主义和跨国界的信息资本主义,是把握信息技术、知识以及它们在跨国界的灵活多变的积累制度中的重要性的关键性概念。
    当然,这场危机绝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只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也是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其中,由2008年的世界性饥荒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大量讨论。《每月评论》2009年7~8月合集的主题是“粮食危机”。[9]其中,麦格多夫和康奈尔大学的托卡尔(Brain Tokar)撰写了“处于危机中的农业和粮食”一文,探讨了粮食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造成粮食价格峰值的原因,包括玉米和大豆转向供应畜牧业,公司对于粮食生产的所有领域进行集中控制,粮食作物转向供应农业燃料生产等等。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农作物使得农民越来越依赖于杀虫剂,这引起了小农场主、环保主义学者和公共健康倡导者的反对。对农业造成最大危害的是来自自由市场及其意识形态,大公司对于粮食生产的控制日益加强,已经使得世界性饥荒威胁的可能性大大加强。贝洛(Walden Bello)和巴威耶拉(Mara Baviera)则在“粮食战争”一文中指出,2006~2008年间粮食价格的峰值,与全球粮食危机有关。看似偶然性的因素,包括不动产暴跌、靠按揭支撑有价证券市场、对冲基金对于日用商品的投机引发的变动、生产农业燃料而非粮食的趋向不断增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长期政策等等,这些都是最终导致结构性调整的原因。
    除了粮食危机,生态危机仍然是2009年讨论的热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克拉克(Brett Clark)撰文指出,导致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和保护地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则永远成反比关系,即所谓“劳德代尔悖论”。[10]在此,福斯特还回顾了他在《脆弱的星球》(1994)一书中提出的生态学预言,并且指出,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威胁比他之前预见到的发展得更快。比如21世纪初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的加速、海平面的升高等趋向,对南亚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社会主义方案。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阿明(Samir Amin)引用了维克内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和李斯(William Rees)的著作《我们的生态足迹》,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指出目前资本主义的扩张正在摧毁我们的星球和人类。
    此外,福斯特、克拉克还与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的约克(Richard York)共同发表了“资本主义漫游奇境”一文,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塑造并控制了美国经济学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学以专业性牺牲了现实性,因此无法去真实地理解世界所面临的多种危机。这样一种经济学在预告和防止危机中必然表现得无能为力。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在本质上就缺乏理解现实的能力,并且因此付出了生态性代价和社会性代价。[11]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西蒙(Julian Simon)的著作《终极能源》① 就是这种经济学的典型,作者坚持认为并不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或是对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环境性制约,并且也不会存在长时期的能源短缺。因此,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埃尔里奇(Paul Ehrlich)常常把西蒙讥讽地称为“奇境中的经济学家”。在克拉克和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之所以能够一直置身于“奇境之中”,是因为只有在这种“奇境之中”,环境问题才不是真实的问题,从而才是能够仅仅依靠资本主义自身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依靠技术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化了的奇境”。
    在左翼看来,资本主义正在漫游的“奇境”并不只是生态或技术领域,而是资本所及的所有领域。全球化问题同样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明尼苏达大学的布朗(Tony C. Brown)通过对原始积累的再思考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什么是与全球化相关的时代政治?他认为,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导致了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赎回”。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的临时性,这种关注可以使我们把握住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原始积累的暴力。必须跨越“对时间的赎回”,进而认识到在当代全球化的核心,暴力依然存在着。[12]
    阿甘本和齐泽克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锐利的两位学者。《重思马克思主义》2009年第3期刊登了佐治亚大学的巴坎(Joshua Barkan)和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维吉(Fabio Vighi)的相关论文,分别对阿甘本和齐泽克的思想做了评述。
    巴坎的论文探讨了阿甘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包含的东西和所放纵的东西的政治性的相关理解,作者进而与阿甘本的观点进行直接交锋。在巴坎看来,必须把全球经济中的放任性看作一个刺激因素,必须在此前提之下来解读阿甘本,把资本主义的特性显示为某种模式,即一方面建立起正当的生活和无约束的生活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又不断超越这种界限。阿甘本的工作已然体现了这样一种解读,尤其是体现在他与本雅明和德波的争论之中,当然也体现在他的下述主张之中:在景观社会中,例外成了永远的惯例。而我们对阿甘本的下述主张却要有所限定,即在主权权力和赤裸的生命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始的连接;同时也要重新斟酌他的思想对于某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用性。
    维吉则试图通过阐明齐泽克的心理分析的预定,讨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上的潜在可能性。在他看来,与之前对于意识形态的描述性解释不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导向了对于主体的某种精细的理解,即质疑主体对于他的或她的社会符号化的世界的无意识的依附。根据左派反资本主义学者的观点,关键之战在于主体对于其所拒绝之物的病理学式依赖。因此齐泽克才会提出,只要通过质疑资本主义的被隐藏起来的锚固点,就可以对其发起有效的攻击,那个锚固点便是:自由民主。
    不难看出,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的反思,并不只是停留在局部性的现象上,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指向了建立在市场体制之上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最终则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左翼运动的新战略
    既然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而由该制度产生出来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来说又难以消除,那么在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且如何应对危局,如何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人类所面临的不利处境,就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应对措施绝非是仅仅针对经济领域的,绝非是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正像沃尔夫(Richard Wolff)在题为“出麻烦的资本主义”的发言中所说的,政府的紧急财政援助、对于批量交易的刺激、对市场管理的加强,都无助于从源头上解决这场危机……只有更加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够使人类避免未来的灾难。[13]而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其关键在于必须体现出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长期战略。
    2009年12月出版的《每月评论》发表了阿明的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这场发生于21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分析了如何利用这场危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阿明指出,当前的世界经济是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全球金融寡头在21世纪的兴起,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次机会,是一次沿着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路线,走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解放的机会。[14]
    然而阿明的这种十足的信心也只是代表了部分西方左翼的心态。在美国左翼人士的眼中,就左翼自身的发展而言,2009年的美国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在这场罕见的经济危机风暴的席卷之下,引发了一连串剧烈的震荡,社会不安情绪普遍蔓延,这使得总体上处于退守态势的美国左翼似乎看到了机会,于是他们提出了成立广泛左翼联盟的倡议。但另一方面,左翼的现实处境依然并不乐观。多年以来的精英路线,使得美国左翼很难在最广泛的民众和基层组织中建立起有效的根基;左翼媒体出现衰落趋势,其中被称为“左翼旗舰”的《纽约时报》最为典型;在经济危机中,左翼工会并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右翼和保守势力同样在借助目前的危机以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甚至侵蚀左翼原有的势力范围,比如高校。2009年3月,“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成立。
    2009年度,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在美国召开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要算是全球左翼论坛2009年会和由《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大会。尽管与会者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现实处境,因而通常带着差异性的问题关注视角,但是类似的整体危机意识和对于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急迫要求,尤其是当下全球正面临着的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还是使得这两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主题上反映出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全球左翼论坛的主题是“转折点(Turning Point)”,《重思马克思主义》会议的主题是“新马克思时代(New Marxian Times)”。现实感、使命感和对于实际行动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当中历来都有突出的反映,而上述两个会议的主题,恰恰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极为强烈的“当下的时间意识”或“时刻感”,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在面对当前人类的不利处境时,要求全面反思并迫切要求有所应对的积极立场的反应。
    除了对当前重大危机背景之下人类政治发展所出现的历史性转折关口的确认,左翼如何有效地介入当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可以在新时代发挥何种积极作用,这些问题成为了两个会议所关注的核心。对当前危机的根源的分析和对转折点的确认,使得左翼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推动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于是,左翼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以及如何制定出具体的组织和行动的新战略的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由于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组织在目标和行动策略上存有较大分歧,要让他们采取共同策略和形成统一战线存在着现实的障碍。尽管在行动的迫切性上有着一致的看法,但他们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和左翼策略的讨论却意见分歧,带有明显的目标差异和地区差别。下面的会议专题讨论多少反映了左翼运动的这种矛盾处境:“左翼的长期战略”、“精神的政治,社会运动:一个新的左翼转向?”、“左翼为新政党做好准备了吗?”、“欧洲激进左翼的重组”、“危机,来自左翼的长时间段视野:在改革运动中嵌入激进民主观点和民主的潜能”、“欧洲的新左翼政党的构成:新自由主义和新的开放性的全球危机”、“当代学生左翼政治:希望与失望”、“阐述气候变化危机时的策略:对美国左翼的挑战”、“左翼的独立出版”、“激进的左翼:国际电影制作人”、“医疗保障的改革:建立左翼联盟是关键”、“对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思考”、“左派的遗产及其遗留的问题”、“政党、运动与阶级:对于激进转型中的组织化表达的再思考”、“新旧左翼之间”、“现在是激进政党的时刻吗?”、“毛主义、巴迪欧和共产主义计划的更新”、“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可能性”、“历史中的全球劳工运动”、“南美洲的新社会主义运动”、“解体20年之后:东南欧的‘后社会主义’斗争”等。
    尽管左翼形成新的战略构想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分歧,但是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上却有着相对一致的立场。不难发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左翼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况下进行有效分析、提出应对措施和制定未来策略的关键词。“新马克思时代”这一会议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处境之下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战略姿态。除了基本的史料考订研究工作和对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研究之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持续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讨论,构成了新的热点。下面的研讨主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点:“马克思再思考”、“马克思主义及其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评性回应:经济危机和创造性劳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制度”、“马克思、历史与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边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主体差异以及平等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青年马克思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远景:从马克思到今天”、“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学”、“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修辞和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社会”、“通过葛兰西对现状进行重新思考”、“葛兰西政治理论的主要方面”、“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本雅明与现代性问题”、“全球经济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物的具体化:来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祛斯大林化”、“马克思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回到马克思……但我们需要的是哪个马克思,尤其是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危机”等。
    如果说“新马克思时代”反映的是左翼新的战略构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在对于左翼新策略的各种具体构想中,劳工运动问题和工人组织问题显得尤为特出。这不但与左翼自身的传统有关,也与左翼在此次危机面前的急迫感有关。比如在布伦纳看来,危机已经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组织模式的彻底破产,新自由主义也无法再次吸引大众。就此而言,当代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的真空,这对左翼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但对于左翼行动人士而言,最为首要的任务仍是重建劳工群众的组织。
    西方学者常常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大萧条时期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这种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启示。《科学与社会》杂志在2009年7月期的“编首语”中,把目前的这场危机称为“第二次大萧条”,[15]并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和逐步失控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证实。“自由世界”的黄金时代、长期繁荣、“自由市场”以及历史的终结,所有这些都只是一个巨大的神话。这场危机是一场“完美风暴”,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发生变化之时,统治阶级就只能强化其自身的规则性形式,但这些形式最终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尽管2009年初的有关“美国左翼时代全面到来”的预言至今并未兑现,但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金融危机、战争问题、劳工问题、种族问题,以及建立新左翼联盟甚至政党的可能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却一直都在继续。在他们看来,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危机,更是总体性危机,它表现为金融危机、制造业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化危机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要想解决这场危机,仅仅针对经济领域的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举措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为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变革。尽管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制订未来战略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究竟如何具体构建有效而长远的新策略问题却莫衷一是。不过。对于左翼运动的未来,博维奇(Michael A. Lebowitz)在“人类发展之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的表述基本上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立场:“如果我们相信人民,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社会的目标必然是‘确保人类的全面发展’,那么可供我们选择的就非常清楚了:社会主义或是野蛮。”[16]因而,他们的这种历史处境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危机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契机。

 

注释:
 ① Julian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参考文献】
    [1]David Harvey.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Neoliberalism[EB/OL].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4/2/marxist_geographer_david_harvey_on_the.
    [2]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y in a World of Trouble[EB/OL].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nline Magazine,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 article1657.
    [3]Rama Vasedevan. The Credit Crisis[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Apr. 2009, Vol. 60, Issue 11.
    [4]Herman Rosenfeld. The North American Auto Industry in Crisis[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n. 2009, Vol. 61, Issue 2.
    [5]Inger L. Stole, Hannah Holleman. The Sales Effort and Monopoly Capital [J].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Apr. 2009, Vol. 60, Issue 11.
    [6]Anna Tsing. 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J].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2, Apr. 2009, Routledge.
    [7]Christophe Hermann. Value and Knowledge: Insights from Marxist Value Theor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in the Digital Economy[J].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2, Apr. 2009, Routledge.
    [8]Christian Fuch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J].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3, Jul. 2009, Routledge.
    [9]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Jul/Aug. 2009, Vol. 61, Issue 3.
    [10]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Nov. 2009, Vol. 61, Issue 6.
    [11]Richard York, Brett Clark,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Wonderland[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May. 2009, Vol. 61, Issue 1.
    [12]Tony C. Brown. The Time of Globalization: Rethinking Primitive Accumulation[J].Rethinking Marxism, Vol. 21, No. 4, Oct. 2009, Routledge.
    [13]Richard Wolf. Capitalism hit the fan[EB/OL].http://www.rdwolff.com/articles? page=5.
    [14]Samir Amin. Seize the Crisis[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Dec. 2009, Vol. 61, Issue 7
    [15]Editorial Perspectives[J]. Science & Society, Jul. 2009, Vol. 73, No. 3.
    [16]Michael A. Lebowitz. The Path to Human Development: Capitalism or Socialism?[J].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Feb. 2009, Vol. 60, Issu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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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stminster.ac.uk/about-us/our-people/directory/christian-f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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