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外交评论杂志》2015年第五期
冷战后，国际关系学者对语言在界定安全、建构威胁和框定政策方面的作用产生了极大兴趣，引发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①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又推动了批判安全研究“语言转向”的发展，他们指出，安全并没有固定的内涵，而是语言建构的结果，当施动者将某一问题说成是安全问题，就将该问题“安全化”了，他们便可绕过常规程序而采取特殊安全措施。为此，“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应该通过“去安全化”还原事物的本质，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则认为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安全化”以实现真正的解放。批判安全研究引发了人们对于安全本质及后果的反思，但是单纯强调语言并不足以解释安全建构的过程，因为安全往往并非是由特殊时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语行为建构的。冷战后，尤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安全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普通的政治或社会问题，如能源、资源、粮食、疾病、移民、难民、贫困、网络、恐怖主义等，在不知不觉中上升为安全问题。“例外已经成为常规”，预防、监控和处理机制的普遍存在让整个社会时刻处于安全危机之中。①因此，安全到底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依然值得思考。“巴黎学派”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安全是‘不安’管理专家造就的”。②“不安”管理专家有自身的“惯习”和“位置”，在场域“信念”的共同影响下，他们进行着安全实践，并由此建构安全的内涵。安全实践通过建立“筛选监视机制”，对全社会实行“不安治理”，这不仅造成安全与自由两大社会目标之间的失衡，也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巴黎学派”将研究重点从语言转向实践，引领了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本文分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进行评析，第二部分探究“巴黎学派”的实践理论，第三部分思考批判安全研究如何走向“实践转向”，最后是对文章的总结，并对“巴黎学派”进行评析。
一、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及其不足
冷战后，虽然东西方两大阵营不再相互对峙，但国际无政府体系下的不确定性却愈演愈烈，许多社会性或政治性问题纷纷演变为安全问题，并要求采取特殊安全途径予以解决。尤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为了有效缓解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西方国家大力加强安全措施，形成先发制人的安全观，并将高科技安全机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更好地预期、防范和解决“未知的未知”(unknownunknowns)。①安全议程的极大扩展和深化引发了学界的反思，促进了批判安全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发起了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其中以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和英国“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为两大阵营，他们指出安全并没有固定的本质内涵，而是语言建构的结果。②“哥本哈根学派”是指以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为纽带、致力于批判安全研究的一批学者，以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和迪•怀尔德等为代表。③“哥本哈根学派”借鉴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安全即言语行为”的论断，认为当安全施动者将某个问题说成是安全问题，就将其“安全化”了，此举为采取特殊安全措施提供了必要性、合法性和紧迫性。④当施动者强调某种有价值的“指涉对象”(ref-erentobject)受到“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threat)时，任何“部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安全问题，安全议程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也可以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人的安全等等。但是这些学者认为，安全化只能表明正常解决途径的失败，因此，应该对安全化进行解构，并通过“去安全化”以恢复安全的本来面目。⑤“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又称“威尔士学派”)是指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的批判安全研究学者，以肯•布思和理查德•琼斯等为代表。该学派也认同安全是由语言建构的观点，他们借鉴法兰克福学派、考克斯的批判理论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试图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物质军事导向和零和思维进行批判。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一方面指出，传统安全思维让个人成为“不安全的受害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安全思维和理论会造成“安全困境”，应该通过揭露被传统思维掩盖的“安全现实”来赢得个人和人类的解放。⑥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对“安全如何形成”和“安全带来什么影响”进行消极解构，还对“安全应该是什么”进行积极重构，认为应该用语言将原本被忽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安全化”，通过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来积极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以期带来人类的解放和最终的安全。在这些学者看来，“解放，而非权力或秩序，才能带来真实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就是安全。”
①“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的批判引发了学界对于安全本质和后果的反思，但是后续的批判研究学者不再满意于“安全即言语行为”的论断，认为安全化的过程不能被简化成“结婚或打赌那样的常规程序”。②后来的批判安全研究学者试图探究安全到底是如何被语言建构的，主要从言说者、受众和言语行为三个方面加以修正和补充。第一，言说者。言说者作为安全施动者，必须拥有宣布安全的权威，正如维夫所说，“安全只有在特定地点由精英用制度性声音才能表达出来。”③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安全化的言说者并不一定是政治领导人和精英等特殊人物，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媒体等也可以担任安全言说者的角色，④一些边缘行为体也可以通过质疑和挑战主导话语来影响安全议程。⑤此外，言说者也需要运用一系列策略，如利用科学论证才能赢得安全化的权威。⑥还有学者指出，安全化往往不仅只有一个施动者，不同的安全化阶段需要不同的言说者。⑦第二，受众。若只关注言说者，则不足以解释在主体间建构的安全化过程，学者们指出，还应该考虑受众在认可并支持安全化中的作用。⑧事实上，受众也并非铁板一块，言说者根据不同受众选择不同言语行为，例如针对普通大众的“认同话语”和针对议会的“动员话语”。①而安全的意义也并非完全由言说者决定，受众也在不断地对言说者的话语进行翻译，并在传递的过程中建构意义。②第三，言语行为。安全化并非正式性、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以言行事”言语行为，而是战略性和权力性的“语用行为”。③言说者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本身也需要满足“有利条件”(facilitatingconditions)，既要符合内在语法规则，也要符合外在社会规则，还不应忽略“语境”因素对于言说行为说服力的影响。④需要指出的是，“修辞”对于战略性安全化的成败也有重要作用。⑤批判安全研究学者对于语言如何建构安全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是随着安全化日益进入社会各个角落，安全是语言建构的论断已经无法提出进一步的可信解释。例如，许多问题在没有特殊言语行为的情况下就走上安全议程，一些群体和事物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视为安全威胁，高科技安全措施会自动实现升级，跨部门和跨国境的安全合作也不断深化。在没有与常规程序割裂的情况下，安全化就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时刻处于一种“永久例外状态”之中。⑥因此，需要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没有特殊安全言说者、没有特殊言语行为、没有受众知晓和支持的情况下，原本并非安全领域的问题就被安全化了?为什么在安全实践日益侵入私人生活、牺牲自由甚至加剧不安全感的情况下，政府和民众依然选择并支持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安全化?随着批判安全研究引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更核心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在这些异议话语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况下，安全化话语依然如此强大，为什么学术和异议话语在政治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却如此之小?”⑦这些问题都表明，安全化不能完全从言语行为上找原因。近年来，批判安全研究开始探究其他表象形式，如视觉图像对于安全化的作用，但是他们依然是将视觉图像当作一种语言符号或表象形式。①因此，理解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安全化过程，还需要“超越言语行为”、“超越主导声音”、“超越特殊时刻”、“超越威胁”，并超越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②
二、“巴黎学派”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理论
近年来，新一代法国学者积极加入批判安全研究的讨论，其代表学者有迪迪埃•比格、阿娜西塔西亚•托卡尔、劳伦特•博内利等，学界将他们统称为“巴黎学派”。③“巴黎学派”既不满足于以战略研究和和平研究为主的传统安全研究，也不认同安全是由言语行为建构的观点，而是提出安全是“不安”管理专家日常实践的结果。这些学者认为，“不安”管理专家从自身“惯习”和“位置”出发，在场域“信念”的影响下，进行安全“实践”，从而形成安全“场域”，并通过建立意义体系建构安全的内涵。④
(一)“不安”管理专家“巴黎学派”认为，建构安全的施动者并非少数的国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而是更为广泛的“不安”管理专家。首先，“不安”管理专家(professionalsof“unease”management)是建构安全的施动者。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许多跨国界、不确定、危害大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让全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并由此产生各种管理“不安”的行业以及参与应对、防范和管理“不安”的专家，如军队、警察、边防、海关、法官、检察官、治安、移民、情报、反间谍、信息技术、侦察、媒体、心理专家等。此外，私营部门如机场、航空公司和安保公司的专业人士也加入“不安”的管理。⑤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放，参与国家安全实践的不再只是国家领导人或少数政治精英，而是各行各业的“不安”管理专家。“不安”管理专家具备专业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不仅被动应对威胁，还会主动对威胁进行界定、分类、排序和决策。①在“不安”管理专家的推动下，安全不再仅限于战争和冲突等传统安全，一系列非传统安全也逐渐被提上安全议程。例如，美国建构安全的施动者不仅包括总统、国会和内阁成员，还依赖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具有丰富的资源、技能和经验，为他们赢得建构安全的专业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通过搜集情报、分析机密和撰写报告积极参与安全建构、威胁界定和决策，将发动“9•11”袭击的人界定为邪恶的“恐怖分子”，将其政治动机简化成宗教极端主义，将政策选择框定为“决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由此为发动反恐战争、先发制人和安全监控建构起合法性。②其次，随着安全威胁的日益网络化，“不安”管理专家也在实践中形成网络。一方面，为了应对跨部门的安全威胁，有关部门纷纷加强合作，在国内形成跨部门的“不安”管理专家网络，包括建立跨部门的安全机构，例如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以协调各部门的反恐安保政策和行动;还开展跨部门行动，例如原本用于国防的军队加入国内治安，而原本用于社会治安的警察也参与跨境搜捕行动。此外，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也开展安全合作，机场、安保、保险、互联网等私营企业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并与政府进行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跨境安全威胁，国家间也纷纷展开安全合作，形成跨国境的“不安”管理专家网络，包括国家间的安全政策和行动协调，如欧洲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强化机场安检和签证审查等。国家间还建立跨国安全机构，如欧盟边境安全局、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欧洲网络犯罪中心、欧盟大规模IT系统局、欧盟边境监控系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深化和北约的进一步转型。此外，各国安全部门之间也加大安全合作，例如，欧盟各国安全部门之间，欧盟与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有关安全部门间的合作。由此，西方安全领域已经形成错综复杂的跨部门和跨国境的“不安”管理专家网络。再次，“不安”管理专家网络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不安”管理专家还在实践中建立物质性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旨在保障安全的建筑，如城墙、堡垒、护城河等传统防御建筑，以及铁丝网、防火墙、隔离带等现代防御建设，还包括高科技的安全设施，如网络监控、视频监控、传感设备、身份识别和证明技术等。政府划拨大笔预算用于安全技术开发，国家安全已经朝着高科技和数字化发展。①此外，科技水平较低的传统安全措施依然广泛用于日常安全实践中，如依靠观察、线人、建档、消息、经验等进行安全记录、推理和预测。②“不安”管理专家还制定治理安全的话语文本，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如欧盟的《申根协定》、《里斯本协议》、《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普鲁姆公约》等，也包括更为广泛的话语。语言学家乔治•莱可夫就指出，美国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频繁使用“自由”话语，为反恐战争建构合法性和必要性。③“不安”管理专家还会运用一系列话语来反驳不同的观点，如极力否认安全会损害自由，强调安全是对自由的保证，“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所有事情都将无关紧要。”④或者指责说，正是民主、开放和容忍才让欧洲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反对者只关心恐怖分子的权利和自由，而无视民众的苦难和绝望。⑤这些物质性和话语性的安全设施，促进西方社会的安全实践从传统近距离实践发展到远程安全实践。总体而言，“不安”管理专家广泛地结成并利用“行政机构网络”、“信息技术网络”、“国外联络网络”、“语义网络”等进行安全实践，并在不断应用中进一步巩固了“不安”管理专家网络。⑥
(二)“安全场域”“巴黎学派”认为，安全化不是发生在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而是在一个由“不安”管理专家的日常实践所形成的“安全场域”中进行的。首先，安全是在“安全场域”中建构的。“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的重要概念，指“由相互依赖但相互区分的元素组成的社会空间，当一群施动者为了某种稀缺性资源进行结构性斗争时就会形成场域”。①“安全场域”则是指由“不安”管理专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而形成的社会空间。用“场域”概念表达安全建构的场所是为了强调如下四点:第一，“安全场域”是一个可以将不同感知、观念和利益同质化的“磁场”;第二，“安全场域”是一个让“不安”管理专家为了争夺意义而进行斗争的“战场”;第三，“安全场域”通过形成主导意义体系，成为界定安全、威胁和政策的“统治场”;第四，“安全场域”也是一种可以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模截场”(transversalfield)。②“巴黎学派”还认为，围绕各个安全问题都存在一个“安全场域”，如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场域等。“场域的界限在场域影响终止之处。”一般而言，界限分明、规则明确、主体间理解度高的场域具有较高自主性，而相互重合、渗透、影响或矛盾的场域则自主性较低，不同场域之间还相互渗透、互动和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安全场域”。③其次，“安全场域”是“不安”管理专家实践的结果。“不安”管理专家的实践并非由外部结构决定，也并非由主观意图指导，而是受自身“惯习”和在场域中的“位置”共同影响。“惯习”(habitus)是指“施动者用来感知、评价和行动的可传递的持久倾向系统”。④“惯习”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无意识的，而是将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融入一系列行动原则和性格倾向之中，是一种“实践感”或“游戏感”。⑤“惯习”让行为体倾向于某种惯例性实践，但是它并不会完全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因为“惯习”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同时存在于多个场域的情况，所以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其独特性，在不同的场域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惯习。“惯习”产生“倾向”，充当实践的“语法”，但是“惯习”的创造性也会在日常实践中带来变化。此外，实践还受行为体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的影响。“不安”管理专家在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了其身份、利益和资源。布迪厄认为，“场域可以被界定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⑥“惯习”作为具化于身体中的历史，与作为具化于事物中历史的“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实践。①“不安”管理专家因为其个人和所在集体的经历形成独特的“惯习”，而在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利益和资本所在，“惯习”与“位置”共同影响了“不安”管理专家的实践。再次，“不安”管理专家的实践受到安全场域的“信念”制约。布迪厄的“信念”(doxa)是指“毋庸言说地遵循日常生活的常识”，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知识或规则，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又被奉为公理的一系列观念、规范和知识。②鉴于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权力关系的分裂的社会空间，因此，场域的“信念”并非外生于场域的既有恒量，而是“不安”管理专家斗争的结果。不同的安全场域会形成不同的“信念”，而不同场域又会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因此形成更大的安全场域。例如，军事场域形成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信念”，边防场域则形成质询和拘留的“信念”，而数据分析场域会形成监控和建档的“信念”，而三个场域又组成一个更大的边控场域，以及将出入境看成安全问题、并要求严密管控国家边境的“信念”。③场域“信念”一旦形成，这只“看不见的手”又会反过来制约“不安”管理专家的行为，并建构专家的观念、身份和利益。场域“信念”有利于主导游戏者，加强既有原则，也有利于维持社会场域的稳定。④由此可见，“不安”管理专家从自身的“惯习”和在安全场域中的“位置”出发，在场域“信念”的影响下进行实践，并由此形成“安全场域”。
(三)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安全场域是一个“战场”，“不安”管理专家在争夺游戏筹码的过程中建立了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⑤首先，游戏筹码。场域是由游戏筹码界定的，在安全场域中“不安”管理专家争夺的筹码是安全、威胁和政策的定义权。第一，关于何为安全。安全部门、指涉对象和威胁都是“不安”管理专家争夺的对象。例如，安全可以仅限于军事安全，也可以扩大到环境安全、能源安全、政治安全等部门。安全的指涉对象可以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也可以是生命、财产、身份、自由等。此外，指涉对象是否及受到何种威胁也是争夺的对象。第二，关于如何决策。一旦将某个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就将其从普通的政治或社会领域上升到安全领域，赋予了绕过普通政治程序而采取特殊“例外”措施加以应对的权利，但是相似的安全问题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如军事行动、遏制、强迫、谈判等，具体采取何种政策，这也是“不安”管理专家斗争的对象。第三，关于安全由谁来界定。“不安”管理专家在场域中的位置不仅建构了其利益所在，也决定了其在场域中的可用资本，他们通过对资本的运用，赢得界定安全的权力。其次，斗争工具。“不安”管理专家利用在场域中的“资本”为争夺游戏筹码而进行斗争。“资本”是指特定场域内施动者斗争的资源，是场域内施动者认可的“法定货币”。①“资本”赋予行为体以权力，即“让他人做原本不会做的事的能力”。②权力不一定是物质性权力，也包括象征性和规范性权力，巴内特和杜瓦尔就将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③“资本”也有多种形式，例如军事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等。对布迪厄而言，“符号资本”最为重要，因为符号可以建构社会事实、建构话语和说话者的合法性，符号资本也可以发挥“符号权力”，并通过场域的意义体系行使“符号暴力”。④不同资本之间还可以根据一定的汇率进行交换，因此，“不安”管理专家通过不断建立、维护和加强各种“资本”，并以跨部门和跨国界的合作进行资本投资，加强在本场域中斗争的“资本”。⑤再次，安全的建构。“不安”管理专家利用各种“资本”争夺游戏筹码，而斗争的结果则形成了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由此决定谁具有界定安全、威胁和政策的权威地位，并在日常实践中建构安全内涵。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深刻地影响国家、部门和个人的安全思维和实践方式，还会通过不断的日常实践来维护其稳定，抵制挑战和变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施动者的言语行为往往可以获得受众的理解和支持，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特殊时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语行为的情况下，原本非安全领域的问题也被安全化了。被统治者很难挑战并改变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因为他们一方面缺乏资本，另一方面需要遵循主导行为体制定的规则，并在无意识中协助维持主导意义体系的稳定。因此，“不安”管理专家在实践中建构的安全比单纯用语言建构的安全更具有持久性和深刻性。概言之，“不安”管理专家运用各种可利用的“资本”争夺安全场域的游戏筹码，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安全场域的意义体系，完成对安全的建构。
(四)安全场域的统治安全场域通过形成一种“筛选监视机制”(ban-opticondispositive)对全社会进行统治，造成“自由社会的不自由实践”。①米歇尔•福柯曾用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来描绘一幅社会监控的图景:位于中央监视塔里的狱警可以随时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囚犯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受罚。在福柯看来，社会也是一个“环形监狱”，在中央监视权威的密切注视下，全社会须谨言慎行以遵从权威的指令。②“巴黎学派”认为，“不安”管理专家在日常安全实践中建立了一种“筛选监视机制”，形成对全社会的统治。与“环形监狱”不同的是，后现代安全机制已经不再是针对所有人的全方位监视，而是提前使用监控技术和数据信息对一部分“危险”人群进行先发制人式监视，以期“有效管控这个日益混乱、无序和不确定的未来”。③对此，比格将表示禁止、排斥或筛选的“ban”和表达监视的“opticon”结合起来，创造了“ban-opticon”一词，笔者将其翻译成“筛选监视”，用来强调在“环形监狱”之前的筛选过程，即在社会各个角落建立排斥、禁止和筛选体系，通过数据建档决定谁会被监视，以进行碎片化、差异化的统治。④这种“筛选监视机制”包括话语机制，如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与移民、少数族裔、难民之间联系起来的话语，也包括建筑设施，如隔离区、拘留区、滞留中心、难民中心等，还包括管理规定、行政措施，以及对安全问题进行学术解释的“科学”话语等。⑤“筛选监视机制”会造成“自由社会的不自由实践”。⑥一方面，安全实践日益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安全实践对公民言论、隐私、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审查和监控，将信息收集触角伸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仅构成了对少数群体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也损害了全社会所有公民的人权、自由和隐私，甚至威胁到西方式民主安身立命之所在。斯诺登“棱镜门”事件就暴露出美国对本国和其他国家政要和公民的大规模监控，由此引发了对于政治和伦理、安全与隐私、公共与私人之间关系的讨论，并引发公众的不安全感。①此外，随着跨部门和跨国境安全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深入，国家控制本国安全机构的能力开始下降，而保护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被看成是妨碍合作的保护主义，合作中的责任、监督和透明性问题也被忽略。②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也让安全实践带来权力的滥用和道德风险，可能造成“民主赤字”。③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的不安全感却有增无减。第一，过度强调威胁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的不确定性，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加强安全措施，反而会营造一种全面的危机感。例如，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问题安全化及军事化的安全措施更加引发人们的关注，社交网站上非法越境的暴力和枪杀视频，以及谷歌死亡地图等带来的视觉震撼，反而加剧了民众对边境安全的恐惧和忧虑。④第二，各国的制度、政策和执行惯例存在差别，也可能引发对于信息共享的不安和不信任感。例如，在欧盟安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参与其中，而有些非欧盟成员国却是参与方，这种错综复杂的安全合作会造成参与民主、数据保护、利益冲突等问题。⑤第三，针对一些少数族裔、移民和外国人的安全实践，会引发对象的孤立、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和行为，进而导致社会安全感的下降。例如，欧洲大量的伊斯兰移民饱受怀疑和敌视，为了寻找身份归属和社会接纳，许多人选择加入恐怖组织，西方将恐怖袭击与战争相提并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不可预估的恶性循环。⑥综上所述，“巴黎学派”认为“不安”管理专家通过实践建立安全场域及其意义体系，由此建构了安全的内涵，并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的自由，也并没带来真正的安全。
三、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
在“巴黎学派”的推动下，批判安全研究开始走上“实践转向”。借鉴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研究框架，研究者们从关系主义本体论、反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方法论出发，探究安全实践的本质和后果。①首先，“实践转向”的关系主义本体论。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问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运用“层次分析法”，试图从国际结构、国内结构和个人等不同层次来研究谁决定谁的问题，②而社会建构主义借鉴吉登斯的符号互动论，认为施动者与结构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③布迪厄则提出一种关系主义本体论，认为结构与施动者之间是关系性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应该打破结构与施动者之间对立的传统，认为“在人为分割社会科学的所有对立中，最具深刻性、最具破坏性的，就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而强调实践作为结构与施动者相遇的结果。④布迪厄关系论与吉登斯符号互动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互动论认为施动者先于互动而存在，而关系论则认为互动先于施动者而存在。实践学者借鉴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本体论，认为行为体的行为不仅遵循“后果逻辑”、“恰当逻辑”和“争论逻辑”，还遵循“实践逻辑”。⑤批判安全研究从“实践逻辑”出发，一方面，批判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认为安全行为不能归咎于国际结构因素;另一方面，也否认“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对施动者意图的假设，认为安全化也不完全是施动者作用的结果，而强调居于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日常实践。其次，“实践转向”的反思主义认识论。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关系学科曾经历了一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大辩论”。实证主义强调理性假设、经验验证和重视探寻规律，而后实证主义则指出，科学活动和学术知识本身具有社会建构性，应采用诠释方法寻找意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①布迪厄的反思主义认识论则力图超越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鸿沟，他既反对绝对的实证主义，又反对纯粹的后现代主义，既相信理性的能力，又认为“最中立的科学产生的影响决不中立”。②对布迪厄而言，反思并不是后实证学者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应发展一种“超实证主义”，即要求研究者保持一种“认识论警觉”，警觉学者自身的“惯习”和“位置”以及学术场域的“信念”对于学术实践的影响。布迪厄自创一套思想工具，如“场域”、“惯习”、“信念”、“符号资本”等概念，就是为了避免落入既有学术的窠臼，而鉴于个人无法独立完成警觉任务，他提议应该由“集体知识分子”共同承担这一任务。③追随“实践转向”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反思主义认识论用于国际安全研究之中，进行“双重反思”:一方面，对安全机构、安全实践、安全技术、安全惯例和传统安全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将安全化安全化”;④另一方面，也应对批判安全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反思研究者自身的背景知识和惯习。⑤再次，“实践转向”的实践方法论。“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等非传统安全研究多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⑥随着“实践转向”的发展，批判安全学者开始走出书斋，进行经验观察、实地采访、田野调查、收集数据，查阅新闻报道、电视访谈、政府声明、听证会、备忘录、笔记、回忆录等相关文献，并广泛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和文化理论等理论和方法，以期推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之间的平衡。近年来，欧盟委员会资助了“欧洲自由和安全”、“挑战”和“发展中威胁的社会建构”等研究项目，旨在采用实践方法对欧洲安全与自由问题进行研究，邀请欧洲各国学者走进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欧洲反欺诈部门、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局、私营安全部门等安全机构，深入观察和采访安全专家的日常实践、安全机制和安全工具，了解各安全部门的“惯习”和“位置”及欧洲安全场域的“信念”。通过将研究方法置于实践之中，批判安全研究真正实践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借鉴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研究框架，批判安全研究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研究议程。①第一，对物质安全实践的研究，尤其是对普通实践者，例如警察②、私营安全公司③、保险公司④以及更为广泛的“无名小卒”⑤的日常“安全小事”的研究。⑥第二，对话语安全实践的研究。批判安全研究的研究对象不再仅是特殊人物在特殊时刻的特殊言语行为，而更加重视普通实践者的日常话语实践，由此“让实践回归语言转向”。⑦例如，西方社会的“自由”话语实践，“社会弹性”话语实践，以及政治精英、反对派、媒体、文学界等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和借鉴。⑧第三，对安全措施、机制和工具的研究。正如进攻性武器的获取和存在会让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引发“安全困境”一样，⑨物质措施也会在安全化进程中发挥施动性，如监视技术、生物测量技术、流动性监控、关键基础设施、保险业务、紧急安全机制等。瑏瑠批判学者指出，为了缓解不安全感而采取的措施，终会导致自由和安全的丧失，现代社会因此面临一种“不安全困境”。①批判安全研究还从实践的角度提出规范诉求和对策，认为鉴于安全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安全化可以界定什么是正常政治和例外政治，因此，安全实践带来的“自由赤字”并非不可避免，可以利用“不安”专家管理实践的积极作用，重构并恢复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关系。②同时需要看到，国际关系实践研究还存在“身份性论题”、“操作性难题”、“实践理论的统一性问题”等问题，如何在批判安全研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论证。③
四、结语
在恐怖袭击迎来的“全球不安全”时代，许多社会问题日益被视为极端化、分散化和不确定的安全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巴黎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巴黎学派”对安全议程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进行反思、批判和解构，提出安全是由“不安”管理专家的安全实践建构的，揭示了安全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巴黎学派”提出安全实践会导致社会陷入“安全陷阱”，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地中海难民船危机、欧洲发生的新一轮恐怖袭击等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应该在日常实践中打破安全实践形成的“真理政权”，并恢复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④当然，我们也应对“巴黎学派”的观点进行反思。首先，过于强调“安全化”的消极内涵会忽略“安全化”的积极作用，将原本被政府忽略的问题提上安全议程也可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例如，2003年SAＲS爆发，中国政府最初采取的“去安全化”措施没能解决这一危机，而当政府将SAＲS“安全化”并采取例外安全措施之后，疾病却得到了有效控制。⑤其次，安全与自由并没有普适性的固定内涵。一方面，人们不只需要物质安全，也需要本体安全。①例如，瑞典政要出行一般不配备保镖，由此造成安全漏洞，如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在首都街头遇刺身亡、2003年瑞典女外交部长林德也在商场遇刺身亡。悲剧发生后，政府虽加强了安保措施，但是瑞典人不愿意放弃他们引以为傲的“开放民主”传统，政要依然愿意冒着安全风险深入民间，以维护本体安全带来的身份意义。另一方面，西方式自由也并非普适价值。例如，西方一些媒体因为刊登讽刺伊斯兰教的漫画而招致外交危机，甚至恐怖袭击，一些西方政府和公众却拒绝妥协，这种维护西方自由的行为却损害了伊斯兰人民的自由，也让双方陷入冲突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再次，批判的效果也有待考察。例如，欧洲社会曾因机场安装“身体扫描仪”进行安检而展开关于自由、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批判，最终迫使政府将身体图像从扫描仪显示屏上隐去，并将机器更名为“安全扫描仪”，但是批判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是用妥协和更名压制了争论。②最后，社会科学并非价值中立。西方批判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受自己的“惯习”和“位置”以及学术“场域”中“信念”的制约，而非西方国家却难以争夺安全议程和理论建构的话语权，因此，批判安全研究还需要努力克服这种“规范性困境”。③
作者：袁莎 单位：外交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