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桢（1897～1968）：字士能。刘敦桢是中国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
教育家。中国建筑史学的开拓者，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建筑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建筑学教育的重要开创者。
简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新宁县一个清代官宦家庭。1908年就读于长沙楚怡学校，由于受参加同盟会的兄长影响，从小立志报效祖国，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和建筑科读书。1922年学成归国，在上海等地从事建筑和建筑教育工作，为国内培养了首批建筑人才。1927年参与筹组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古建筑文献的发掘和考订。1943年以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工学院院长。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界就有“南刘北梁”之说，南刘指的就是刘敦桢，北梁指的是梁思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敦桢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主任。除教学工作及培养中青年教师以外，在开展对我国传统民居与古典园林的大规模研究，以及参加并主持对我国建筑历史的全面总结与撰写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和决定性的工作。曾当选南京市、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逝世于南京。
与华海建筑师事务所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创建了由中国人经营的第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华海建筑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在对华北和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对中国传统民居和园林的系统研究方面，都奠定了这一学科的主要基础。曾多次主持全国性的建筑史编纂工作，出版了《苏州古典园林》等颇有影响的专著。建国以后，刘敦桢除了继续授课外，还通过科研和生产实践，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内建筑界多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坚骨干。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工作投入了极大精力。该书以内容丰富、图文精美著称，1988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对金钱看得很淡，作为一个建筑大师，从未给自己和家庭盖过一砖片瓦、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只有倾毕生心血创造的许多书稿留给后人。在半个世纪中，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为了办好自己所创建的建筑系，他多次放弃了经济上或职务上的好机遇，一直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学术成就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敦桢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建系方针为：综合欧美与日本等国建筑学专业之所长，培养以建筑设计为主，加强建筑结构和建筑营造等工程知识，使其成为既具有广泛的科学知识和较好的设计与表现能力，又能妥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建筑师。并制定学制为4年，课程按学分计算。这些原则不但成为该系数十年办学的依据，而且还成为兄弟院校新建这一专业的重要参考。
刘敦桢对中国古建筑的辛勤研究和取得的成就，使他在学术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他在1933-1937年间在华北六省进行大量科研调查，共写出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等35篇，约65万字；与其他学者合撰论文7篇，30万字。他研究了我国古代官式建筑(宫殿、坛庙、寺观......等)和"营造法式"、"工部工程做法"。抗日战争期间，他对云南、四川、西康等地古建筑的调查，填补了我国建筑史上一大空白。1950年，他参加了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文管会工作，对南京城内外的古建筑和古墓葬，进行多次调查，写出了修整或保护计划。1952年，开始了对国内传统民居的调查和研究。1956年发表了专著《中国住宅概论》，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这一领域全面开展研究的热潮。后来，又开展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他率领助手们对苏州大、中、小典型园林、详细测绘，八、九年间绘制测绘图纸2000余张，摄影2万余幅，文字稿10万余字。此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断，遗稿于1979年由他的助手和后人整理出版。出版后，蜚声中外，又被译成英、日文出版。
刘敦桢设计的中山陵光华亭
他集中了建筑史学界和部分考古学界的老、中、青学术精英，主持、编写了《中国建筑简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7载，改稿8次，终于在1966年成书。该书至今仍是重要参考书，1988年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抗战前夕，日军占领了东北和热河，知道刘敦桢曾留学日本又有古建筑特长，要他去承德为伪满整修避暑山庄，先给大洋10万。他在日军的威胁下，毫不犹豫地严词拒绝。
从1959年起，由他主持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七载，八易其稿，“文革”后出版。他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中国住宅概说》、《苏州古典园林》以及《刘敦桢文集1～4卷》
治学风格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当年的中国营造学社里，惟独年纪最大的刘敦桢给人留下“老学究”的印象。他沉静、外表整洁，总是埋头于研究中，不苟言笑，“就像电影里的古板的老夫子”。朋友形容他，笑一次，连黄河都要变清了。
甚至在家人面前，他也显得严肃、威严，不易接近。有一次，他偶尔带着子女去看了一场电影《白雪公主》，孩子们开心了很久，直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
作为中国建筑研究的先驱，他认为自己“不过具中人之资”，因此，“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靠多干了一点”。除了工作，很少有事情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人统计，近50年中,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而从1933年开始的4年间，他在华北六省进行大量科研调查，其中抽空所写的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共达60多万字。
这种埋头学问的生活，和他年轻时的活跃，判若两人。留学时代的刘敦桢，酷爱游泳、足球和田径运动，即使在回国以后，也总是在周末去参加或观看足球比赛。除此之外，他爱下围棋，喜欢填词，这些“杂务”，后来都因为潜心建筑，而被舍弃。
刘敦桢的好体格，倒是在野外考察中发挥了作用。他经常会在长途旅行与劳顿之后，行装未卸，就马上赶赴现场开展紧张的考察工作，不是钻进灰尘厚积的建筑，就是攀登年久失修的屋顶，“蛇虫蝙蝠的惊吓、风吹日晒”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眼神里透着坚毅”的湖南人，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无论是教学、科研或是行政事务，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最大限度的完善。讲过多少次的建筑史，每次课前仍旧要仔细备课。
无论是讲课和写作，他都强调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这给他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听过刘敦桢课的人回忆，他的中、外建筑史讲学，令人眼界大开，听者“神驰内外、心旷神怡”。
他认真到就连给朋友写信，都要修改几次，然后重新誊写一遍，才肯寄出。翻看刘敦桢留下的文稿和笔记，“每个字的一勾一划和标点符号，都写得十分端正整齐”。
这种严谨到近似“古板”的生活态度，完整地映射到了刘敦桢的建筑理念上。在他看来，建筑学从古至今，都有其实用而固定不变的一面。
他曾经批评梁思成的建筑太注重形式的美。在他看来，设计“首先应看重建筑功能，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才力求造型完美”，不赞成片面追求形式而牺牲实用。他重视造价经济，反对不顾经济任意发挥，滥用高档材料。这些理念，与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视相结合，如实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古板学究写出的作品，却被后人评价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兼具审美意义”，“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先行者们为开辟一片崭新审美空间的良苦用心”。
这些作品，被认为是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至少在技术体系上是连续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在历史上并未发生重大阻断”。但在他的学生和后辈看来，尽管刘敦桢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这种良苦用心却并未得到传承，“中国的建筑正逐渐沦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品”。
后人回忆起这位大师，认为他正是一头钻进学问中，才能丝毫不受时局动荡和名利的影响。他为人正直不阿，一贯反对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更蔑视争名夺利的市侩思想。他一生研究建筑无数，主持建筑无数，然而始终生活清贫，并安之若素，从未给自己盖过一砖片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