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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 |
生平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
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5年回国, 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
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 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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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 |
1938年初, 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
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
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早在50年代初, 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
1960年1月4日, 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965年—1979年，赋闲在家。
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1981年2月27日, 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月29日, 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
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不上学就投江编辑本段回目录
1882年6月，马寅初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作坊主家庭。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为寻求更好的酿酒水质，将全家移居地处黄泽江和剡江会合处的嵊县浦口镇。马寅初就在这乡风淳朴、风景秀美的小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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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 |
马寅初的执拗使他再次饱受皮肉之苦。父亲的蛮横，深深伤害了马寅初，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马寅初竟由此因祸得福。 原来，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江声由沪来嵊县探亲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家老五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由他带马寅初到上海读书，从此竟改变了马寅初的一生。
大骂孔祥熙、宋子文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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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家族秘闻记载了这一历史 |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1941年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开了一个没有寿星的祝寿会。1942年8月，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形势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1951年，马寅初在离校20余年后，回到了北京大学。
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和建议编辑本段回目录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党与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也关心中国人口问题，1955年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中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等文章。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中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三点建议：（1）要在1958—1963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控制人口，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3）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并且反对人工流产。他还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不相称，要把人口的质和量适当地统一起来，否则，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
马寅初关于控制中国人口的观点和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由于康生等推行“左”倾路线，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一度受到错误的批判。
提出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寅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有人深情地说，如果不批判马寅初，中国就可以少生几亿人。更多的人则是赞赏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将他的讨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恐怕既谈不上不畏权威，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计划经济的人口逻辑
在1950年代中期，很多学者突然关心起人口问题来了，甚至包括后来组织批判马寅初的人。
人口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热点，似乎并不是因为当期人口增长太快——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当时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迟于1955年。人们关心人口问题的一个起因不过是，1953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5.9亿。人们有点震惊。
不过，更重要的起因则是，当时，国家正雄心勃勃地实施赶超战略，其制度手段就以国营企业为基础的全面计划体制。到50年代中期，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城市的私人经济逐渐被消灭，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政府计划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苏联援建中国一批工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基本成型。
但是，计划经济要能够正常运转，要做到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就不仅要对生产活动进行全面计划，也必须对个人消费活动进行计划，因而，政府逐渐发放各种票证，各个单位、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建立合作商业系统，集中统一消费。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各种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进行全面控制，只有这样，计划当局能够进行经济计算。
最终，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当局也必须对人本身进行全面控制，其中就包括人的生产，这一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口生产涉及到消费品供应，也涉及到公共品供应，更涉及到劳动力供应。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计划当局根本就无从制定其他方面的计划。关于这一点，米塞斯曾经就1922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就精辟地指出过：
“如无对人口增长的管制，全面计划体制就不可设想。这种社会必须有能力阻止其人口规模超出或者降低到某个可欲的界限。它必须努力保持人口始终处于最优规模，从而实现人均最大产出。与任何其他社会秩序一样，它必然把人口过剩或不足都视为坏事。由于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基于社会生产工具之私人所有的社会让生育数量与生存资料之限度卸协调的动机不复存在，它就必须管制这个问题本身……可以确信，即使这种社会可能实现‘自由恋爱’，但它却不可能实现自由生育。可以说，只有在不可欲的生育能被阻止时，每个人已生下来的人的这种权利才存在。在这种社会，跟在任何别的社会一样，总有一些人，‘在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在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必须向他们下达退出的命令。”
除生育计划之外，户籍制度也是政府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就在人们热烈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国家也逐渐建立起户籍制度，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成熟。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切断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阻止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
计划当局为了使其计划看起来比较科学，倾向于不断地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因为，任何一个变量不规则的波动，都会使费尽心血制定出的计划，变得十分荒唐。切断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是计划当局为城镇国有工业部门制定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也是计划体制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尽管米塞斯等学者早就论证了，计划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回事。
马寅初的计划情结
马寅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提出其人口理论的。
当时参与讨论人口问题的几乎所有人，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学者，都以计划经济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其结论也就不难设想，有学者总结说：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人口，应当包含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必须计划地发展。
批判马寅初的人其实也并不反对控制人口，有人就说：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信奉者的一条根本而普遍的信念。当然，对人口进行计划，并不必然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如果决策者信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相信人多力量大，那也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安排人口快速增长。但不论在哪个方向上进行控制，反正都是控制，家庭的生育活动必须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不能由家庭、个人进行自由选择。
马寅初的根本错误正在这里。马氏提出控制人口，不过是为了完善计划体制，让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控制具有可操作性。他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口问题，而是人口给计划体制带来的麻烦。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为控制人口提出的论证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实现赶超战略，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就必须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所以，要保证工业化社会之稳定，必须控制人口。
这些论证十分肤浅，但并不奇怪，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普遍迷信国家计划与政府控制。严重的问题是马寅初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马寅初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教育。在此之后，即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接下来马寅初说，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马寅初的论证是：抚养孩子的花费，国家的支出要大于家庭支出，因此国家理应享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马寅初又说：况且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与毛泽东的论争编辑本段回目录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建国后，马寅初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政府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中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进行人口调查。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最高领袖是这样，全国各级政府也就等闲视之了。更有甚者，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即便如此，认准了理的马寅初，有点“犯上”。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了证明这个事实，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说：“如果不采取措施，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
时间过去了两年，到了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与人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外引起巨大反响。
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事态的发展对善良的马寅初来说，是料想不到的。这时的毛泽东一口咬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就连过去几年赞成马寅初的观点、对人口问题表现出关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起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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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马寅初（左一）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 |
1959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两个夫人七个子女的家庭编辑本段回目录
1901年，马寅初回家乡度假。父母作主，让他与家乡一位叫张团妹的姑娘结婚。这一次，马寅初没有像求学那样以死抗争，他顺从父母之命，与张姑娘完了婚。
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纯正的家乡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小夫妻很是和谐。婚后一年，马家双喜临门，张团妹生了个胖儿子，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
天津北洋大学是一所专门教授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中国高级工程人才的学校。学校要求非常严格，每年都有大学生遭淘汰。马寅初由于在中学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数学、英语基础，在班上成绩仍是遥遥领先。
1903年，家乡传来噩耗：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伤害不幸夭折。他强忍悲痛、坚持学习。1904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超，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北洋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临别前，张团妹告诉马寅初，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马寅初很高兴，决定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10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在耶鲁大学，马寅初选择经济学作为专攻方向。1910年，他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继而又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生。32岁那年，马寅初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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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晚年 |
1916年，马寅初拒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回到了祖国。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马寅初担任北大经济学教授。进入而立之年的马寅初，独处海外10年，接受西方教育近20年。既未受开放社会影响，也未摆脱旧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影响。1917年，马寅初与嵊县一位叫王仲贞的姑娘结婚。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少漂亮，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住，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女，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寅初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在婚姻家庭生活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
马寅初纪念馆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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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纪念馆 |
200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在马寅初旧居建立马寅初纪念馆。展馆以“民族瑰宝——马寅初”为主题陈列史料，序厅陈列由中国美院的王卓予先生创作马寅初先生全身铜像，展厅前室陈列复制马寅初手迹“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以及马寅初先生60寿辰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赠送的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2楼马寅初的书房和卧室也恢复原貌，陈列了“马寅初与家人”和“马寅初与杭州”两组专题图片。
故居系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03平方米，占地面积461平方米。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从学术讨论上来说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荣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把人口看作是资源还是负担，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必然是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位，并且一般也不会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负担，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必然是把控制人口数量放在首位，甚至企图大量减少本国人口。一个国家的政府把这个国家的贫穷归咎于“人口太多”，犹如将军把打了败仗归咎于“士兵太多”，因为这样将军就没有责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