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日本学术界所创用的学术用语。指近代学术界的新式佛教研究而言。其特色是以十九世纪初的西欧古典学为基础，从文献学出发，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探讨与佛教有关的各个学术领域（如教理、历史与艺术等等）。
文献学的主要目标是以研习某一学科之相关古典语文为基础，进而批判性地解读其原典资料。有关原写本之解读、校订虽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并非全部。二十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主，急速发展一种以调查目标地区的语言，作为考察该文化的方法，而在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有许多优异的成绩问世。此一方法为近代佛教学（以现有的佛教为研究对象）开启了崭新的局面。但是，此种方法在文献学上的欠缺，也曾被反省到。是否能从日本等亚洲佛教传播区传统教学体系的维持及纯学术性研究之间，导出另一人文科学的学问体系呢？这是学术界在研究方向上的一大课题。近代佛教学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开启的。
在近代佛教学的成立过程中，不得无视于巴利佛教文献学的历史。1826年，法国布赫诺夫（Eugene Burnouf）与德国拉森（Christian Lassen）合撰的《文法试论》，开启了巴利语的纯学术性研究。当时印度学和汉学在巴黎刚开始受到重视，法国的东方学者对亚洲佛教传播地区之语言、文化所表现的关怀，对其后佛教学的发展助益甚大。在巴利语原典资料的收集、研究方面，斯堪地那维亚（Scandinavin）系学者则早已获得丰硕的成果。自丹麦的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以后，在音韵论、形态论、原典校订等巴利文献学方面的成果，纷纷公诸于世。其中，丹麦学者崔因克纳（Carl Vilhelm Trenckner）之《巴利语大辞典》第一分册的刊行（1924，哥本哈根），即为佛教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在英国，赖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以巴利佛教典籍的校订、翻译、辞典刊行为目的，于1882年所设立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机构。乃促使以巴利语资料为主的佛教研究风靡当代。尔后虽因其他文献资料的渐受重视，及两次世界大战等因素而逐渐衰微，但巴利语资料所具的价值依然不变。而且，由于其中未刊行的宝贵资料与必须再作校订的典籍仍然甚多，故在国际学者的协力下，研究风气乃再度蓬勃。此外，巴利语典籍在语言学方面是了解中期印度语的珍贵资料；盖格尔（Wilhelm Geiger）、皮塞尔（Richard Pis-chel）二人的文法书，对其后的研究也影响深远。而耆那教典籍的被注意，也在佛教研究上提供不少资料。
1820年代因赫吉森（Brian HoughtonHodgson）发表有关尼泊尔文物的调查报告，梵语佛典的存在始为世所知，亦为近代佛教学增添新页。此时学者深切意识到亚洲诸古典语佛教文献乃未来佛教学不可或缺的资料。因此在布赫诺夫的强烈要求下，1834年赫吉森首先在巴黎完成佛教梵语写本的整理，开佛教梵语文献学的先河。同时，致力于西藏文献研究的匈牙利学者乔马·德·格洛斯（AlexanderCsoma de Koros）自加尔各答（Calcutta）发表奈塘版大藏经的内容。另一方面，确认蒙古语译佛典之存在的俄国夏米特（J. Schmidt），则根据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所藏蒙、藏、满洲等语的典籍，撰述许多有关蒙、藏语研究的优秀作品，1845年并出版德格版大藏经的目录。
从这时开始，数量庞大的汉语佛教典籍也开始被西方学者注意。首开风气的是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其所编《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一书，引起了西欧佛教学者对汉译佛典的关心。在此佛教学史的最初过程，布赫诺夫为梵语佛典的法译注入相当多的心血，其所撰《印度佛教史序说》将佛教列为人类文化的产物，并努力建立佛教文化史。其学风成为法国佛教学的主流，至今不墬。
法国汉学在人文主义传统下，兼摄印度学、佛教学而发展。不仅孕育出诸多文献学者，其多方面的成果亦常对欧美的东方学界影响甚钜。俄国的学术界，则因具有实地调查的研究特色，因此在西藏佛教典籍的研究与活用上开创了新局，并在近代佛教学中树立其学术传统。又，埋首于中亚出土之印度、伊朗语系佛典之收集与研究的俄国欧登柏格（SergeiFyodorovich Oldenburg）、德国古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法国伯希和、英国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以及其他多位学者与探险家，曾竞相至亚洲实地调查。近年来虽然盛行将散布亚洲各地的贵重资料，作有系统的调查与保存，但学者对于已收藏于圣彼得堡等地之大量佛典资料，也陆续地进行国际性、学术性的研究。
关于佛教梵语典籍，艾泽顿（FranklinEdgerton）之文法书、辞典的刊行，开拓了崭新的方法。今后的课题是根据其基础而达到更精致的体系化。在印度学方面建立坚固的文献学基础的日尔曼语言界的佛教学，也有重要贡献。另如德国的奥登贝格（Hermann Oldenberg）、路德斯（Heinrich Lu|ders）、华德史密特（Ernst Waldschmidt）等人的学统，荷兰的克恩（Johan Hendrik Casper Kern）、挪威的库诺夫（Sten Konov）等人的成绩也不可忽视。
另外，在印度文化圈的遗迹调查及碑铭研究，各国学者所获致的成果亦须有效运用于今后的研究。
此外，对佛教哲学贡献颇多的学者有谢尔巴斯基（Th. I. Stcherbatsky）、拉莫特（E/tienne Lamotte）、华利赛（Max Walleser）、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等人。另一方面，留学欧洲，师事琉曼（ErnstLeumann）、烈维（Sylvain Le/vi）、穆勒（F. Max Mu|ller）等人的南条文雄、狄原云来、高楠顺次郎及渡边海旭，也奠定了日本近代佛教学的基础。其后学者更推动以原典批判为基础的学风。然此潮流与日本以教学解释为主流的传统保守学术体系终不相容。由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实关系今后佛教学的国际性发展，故日本相关学界之国际性、学术性联合体制的确立被强烈地要求，且逐渐地发展。
又，今后印度、西藏佛教学的研究领域很可能即将形成。藏系佛教典籍因保存甚多印度已佚失的佛教文献资料，以及思想体系的传统保守，故不仅可为密教研究与佛典之比较校订的辅助资料，也是佛教研究之原始典据之一。图齐（Giuseppe Tucci）、瑞利赫（YurijNikolaevich Rerikh）等人在研究西藏文献、语言方面的成就甚为可观。但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西藏资料是否即是重建印度佛教学之最完备典据，也有所反省。
◎附︰金冈秀友〈佛教学〉（依观摘译自《佛教文化事典》第十四章）
［佛教学──定义与起源］ 所谓‘佛教学’，是指与佛教有关的科学性或学术性的研究。重点在于︰(1)阐明该学问的历史性与思想性。(2)确定研究领域（即区域有︰印度、西藏、中国、日本等地区，内容有︰阿含、俱舍、法相、华严等类）。
佛教本身既是宗教，又是哲学，而佛教学是研究此宗教与哲学的科学，这是作为佛教学的定义，所应切记的。
以科学的、学术的方式研究佛教，大致起源于何时呢？
若要逻辑性地、实际地加以限定，事实上极为困难。前文所述的定义，也只是大体性的。其实在佛教中随处可见科学性的，或类似科学性的态度、方法与叙述。就另一方面而言，虽说是佛教学，但对于其思想评价、配列与史观，要学者完全排除其信仰、立场并不容易。
若果如此，则佛教学的起源，岂不是要在以科学方法研究佛教的自觉及主观中寻求？主观与科学似乎是相反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主观与自觉，在一种学问的发生、独立上，是重要的成立条件。这在其他领域上，颇为常见。例如人种学的独立，是以强烈的主观或自觉──为了证明流布在各民族间的人种观毫无根据──为其原动力的。
而佛教学中的这种自觉、主观，是由基督教徒及无神论者等非佛教徒的学者所引发的，其后逐渐扩及于佛教圈，才形成了近代的佛教学。在佛教圈内部，曾经发生过可视为近代佛教学嚆矢的运动──例如富永仲基（1715～1746）等人所倡者──究竟这些运动应如何看待，是往后的课题，在此拟就欧美人是如何以科学方法研究佛教，略作叙述。
［欧美佛教学的滥觞］ 欧美人对印度或佛教圈的关心，首先并不是学问性的。例如叔本华（1788～1860）对印度思想，特别是《奥义书》大为倾倒，赞赏为全新的世界观、人间观的发现，但他所读的《奥义书》，并不是梵本，而是法国东洋学者培龙（A. Du Perron；1732～1805）译自波斯译本的拉丁译本。此波斯译本系蒙兀儿王朝奥南吉布（Aurangzeb□1618～1707）的王兄达拉沙可（MuhammedDaraschakoh；？～1659）召集学者迻译而成的。培龙此一译本，极为难读，叔本华能够经由此书而了解《奥义书》之真意，实令人敬服。
但是，若某种学问只有某些特定的天才才能理解的话，那很难说是普遍的学问。所谓的学问，实包含一般人得以理解的内容及方法。因此，这不应视为欧美佛教学的开始，只能说是欧洲对佛教或印度开始有所注意。
然而这样的注意，是其后欧美佛教学发展的基础，所以仍是值得重视的。在艺术及其他方面，也有同样的倾向，哥德（J. W. vonGoethe； 1749～1832）颇为赞赏印度名剧《莎昆达罗》。其代表作《浮士德》受《莎昆达罗》的影响颇深。十八、九世纪的德国的其他领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海涅（H.Heine；1797～1856）的诗中，即采用印度古代叙事诗《摩诃婆罗多》的精华，而华格纳（R. Wagner；1813～1883）晚年的作品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华格纳在音乐工作之余，曾努力研究佛教。他在瑞士撰写其毕生之杰作《特利斯坦与依索尔地》时，曾研读柯本（K.F. Ko|ppen）所撰的《佛陀之宗教》（Reli-gion des Buddha；1857～1859）而大受感动。且曾因此写成诗作送给他的女朋友玛吉尔达。
这种情形不仅是德国而已，法国、英国的情形也是一样。最早整理及概述欧美佛教学渊源与发展，且至今犹不失其名著地位的是《欧美の佛教》（大正七年）一书。渡边海旭在该书卷首曾揭露出欧洲对佛教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关心，以及著名人物的印度热及佛教热。从中可以看出欧美的佛教学是伴随欧美人的东方热而发展出来的。
［南传佛教的研究］ 对东方，尤其是印度的关心，以德国起步最早；对中国的关心，则是法国首开风气之先。但在实证性的研究上，却是由英国首先确立。尤其被认为直传释尊所说，较忠实继承古代教团型态的巴利语系佛教圈（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都在英国的属地或势力范围内。因此，初期南传佛教研究者中较有成就的，几乎都是英国人。
佛教研究（至少其初期）与地域研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巴利语究竟是古代印度的方言之一或是混合语，这方面的研究，有非英语系的学者弗朗克（O. Franke）、奥登贝格（H.Oldenberg；1854～1920）、温蒂希（E.Windisch；1844～1918）等人在从事。然而他们所作的研究，较近于假设性的。其后，英国、斯里兰卡、印度学者才逐渐趋向实证性的、文献性的研究。
南方上座部研究之嚆矢，是斯里兰卡史书《大史》（Maha^vam!sa）一书的校订与翻译。这是传教士霍克士（W. B. Fox）及邬潘（E.Upham）所从事的，西元1826年完成。其后邬潘刊有《锡兰的宗教历史文献》（TheSacre 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London,1833）一书。本书并不是直接译自巴利语，而是译自斯里兰卡当地的辛哈利语。虽然如此，却是由于本书的刊行，国际学界才知道有南方佛教存在。
受到此一研究的刺激，接著有突诺尔（G.Turnour；1799～1843）将巴利原典的《大史》前三十八章（全书一百章，九一七五颂），加上精密的译注及序论，而于 1837年发表。赖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1843～1922）曾谓此书乃巴利佛教、南方佛教史研究之指标。
然而，此一时期的巴利语佛教研究，并非仅有英国学者而已，欧洲学者中，从事解读巴利语文献的人也逐渐增加。被视为当时最著名的语言学者及梵语研究者，任教波昂大学的施列勒尔（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及其门生挪威的拉森（C. Lasse n；1800～1876）等人是个中翘楚。拉森承袭其师严密的语言学风格，从事巴利语研究。在巴利语研究上，他与法国的布赫诺夫（E. Burnonf；1801～1852）占有决定性的地位。
同此时期，哥本哈根大学的华斯勃尔（V.Fausbo|ll；1821～1908）刊行了《法句经》（Dhammapada）及该书之拉丁语译（1855）。此书之刊行与翻译距今虽已一个半世纪之久，然华氏在异本的搜集、对校及浩瀚的注解等方面的成就，迄今仍然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
又，直至今日治斯学者仍不得不备的是，齐德斯（R. C. Childers；1838～1876）所编的《巴利语辞典》（Dictionary of the PaliLanguage,1875）。此书也是此一时期巴利语佛教研究的伟大成果之一。
将以上所说的初期巴利语佛教研究、南方上座部研究集大成的，是赖斯·戴维斯夫妇的研究与校刊，以及戴维斯创立于1881年（或1882年）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Society）。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巴利语研究上，得力于此协会之处，委实不少。
以上所介绍的是，以巴利佛典为主的欧美研究略史。由于这些研究，乃有纲要书与研究书刊行。这些书被介绍到日本，翻译成日文的也为数不少。兹略揭数书如次︰
(1)P. Bigandet︰The Life of Legend ofGantama,London ,1858□（赤沼智善译《ビガンデ一氏缅甸佛传》，大正十年）(2)H. Oldenberg︰Buddha,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Berlin,1881，（三并良译《佛陀》，宗四十三年。木村泰贤、景山哲雄共译《佛陀》，昭和三年）。
(3)R. Pischel︰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Leipzig 1906（铃木重信译《佛陀の生涯と思想》，大正十三年）
(4)H. Beckh| Buddhismus,2 Bde. Leipzig□1919～1920（渡边照宏、重朗译《佛陀》，昭和三十七年、五十二年），本书的资料，系以梵语佛典为主。为便于处理起见，仍在此处提及。
［梵语佛典研究的起源］ 欧美人之接触梵文佛典，是由英国驻尼泊尔公使赫吉森（B.H. Hodgson；1800～1894）首开风气的。赫氏注意到被尼泊尔人视为‘九大宝’的九种大乘经典，并从事调查及刊行。继赫氏此一发现之后，荷兰的克恩（H. Kern；1833～1917）与日本的南条文雄（1849～1927）合作刊行梵文《法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u^tra□St. Petersburg,1908～1917）。从此，学界始知除南传巴利大藏经外，另有北传梵文佛典。其后，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北传梵语佛典，并进而注意到藏译与汉译佛典。
南条文雄曾留学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旅英期间曾将该大学所藏的帘大藏经（日本岩仓具视捐赠）加以整理，附上梵文标题及简略解题，以《大明三藏圣教目录》（A Catalogue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Oxford,1883□Nanjio Catalogue）之名刊行。此书的刊行，对欧美大乘佛教研究者有相当大的裨益。
由前文可知，随着巴利佛典的研究，英国也兴起梵文佛典研究。剑桥的柯卫尔（ E. B.Cowell；1826～1903）曾嘱咐莱特在尼泊尔努力搜集梵语佛典，终于使剑桥大学超越牛津大学，在梵语佛典的搜集与研究方面，位居世界第一。其门下俊彦辈出。其中的班达尔（C.Bendall）刊有《大云经》（Meghasu^tra），是最早刊行秘密经典的学者。
相对于巴利佛典研究之以伦敦大学等校为根据，梵语的研究者则以牛津、剑桥大学为据点，而以学界正统的地位与权威凌驾全世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牛津大学的宗教学、语言学、梵语学教授马克斯·穆勒（F. MaxMuller；1823～1900）刊行了《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1879～1910）。
由穆勒集合全世界学者所成的《东方圣书》所收的是包括梵、巴、汉文的东方宗教圣典，但不是原典刊本，全部都是译本。此丛书之刊行，可谓欧洲印度学、佛教学的第一次总结算。参预的学者，除了多位以科学方法研究佛教而卓然有成的德、法学者外，也有日本的高楠顺次郎（1866～1945）等人。
此一时期的梵语佛教研究，其量与质都是惊人的。几乎主要的大乘佛典都已被刊行、翻译、研究，欧洲梵语佛典研究至此奠定了完全的基础。
而促成此一倾向，使之迈向大成的，则是法国及俄罗斯学者的努力所致。
自布赫诺夫之后，法国学界大家辈出。西那尔（E/. Senart；1847～1928）于1897年校订出版《大事》（Maha^vastu）。受到此书刊行的刺激，诸如佛库（P. E/. Foucaux；1811～1894）、费赫（H. L. Feer；1830～1902）等能运用西藏资料的学者也陆续出现。他们在《撰集百缘经》、西藏译《大庄严经》等北方佛传、故事文学的校刊上，有不少贡献。而今日法国佛教学之代表的格乐赛（R. Grousset）、拉露（M. Lalou；1890～1967），以及被称为‘新学派’的比利时等国的法语圈之佛教学者烈维（S. Le/vi；1863～1935）、普辛（L.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8）、拉莫特（E/. Lamotte；1903～1983）、普集鲁斯基（J. Przyluski；1885～1944）等人，以笃实的文献解读能力及宗教学方法，成为英、德两国的印度学、佛教学界的中流砥柱。
相对于法语圈的新学派，在术语学、比较哲学上有众多成果的是，被称为‘列宁格勒学派’的俄罗斯佛教学。当地的佛教学，首先是由希夫内尔（F. A. Schiefner；1818 ～1879）、舒密特（I. Y. Shmidt；1779～1847）、华西列夫（W. Wassiliew；1818 ～1900）等人在西藏学、蒙古学之中崭露头角。其后，明那耶夫（I. P. Minaev；1840 ～1890）刊行了《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该书的校刊，奠定了俄罗斯佛教学的研究路线。接着是明雾诺夫（Mironoff），谢尔巴斯基（F. I.Stcherbatskoi；1866～1942）对大乘、小乘、因明所作的研究与原典校刊，以及《佛教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的校刊出版。此一传统不断流传。波兰、德国、瑞士等地亦承此学风，如谢尔（S. Schayer；1899～1941）、盖格尔（W. Geiger；1856～1943），瑞格昧（C. Regamey）、埃利阿德（M. Eliade；1907～1986）等人的‘东欧学派’，形成了本世纪末欧洲佛教学的大潮流。
总而言之，从内容上看，对南北传佛教的研究，早期是以南方佛教为主，其后演变成为今日之以北方佛教、梵藏佛教为主。而最近的将来，也许会转而研究南北佛教的共通点。而在资料方面，除了梵文、巴利语、藏语之外，也有可能会扩展到蒙古语、汉文等方面。
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佛教学即继承上述的欧美学风。而大抵可区分出东部（东京地区）日本受的是英、德的影响，西部（京都地区）则属法、俄学风。日本的杰出学者不可胜数，其成果无论是量或质，都已臻世界水准。（编译组按︰日本佛学界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有下列几项因素︰(一)佛教信仰的普及。(二)传统佛教的研究基础深厚。(三)佛教大学林立。(四)大量输入欧洲之研究方法。(五)佛书出版业甚为蓬勃。(六)佛教学者较无出路问题，不必为生活负担分心，较能专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