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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佛教 |
历史起源编辑本段回目录
佛教的传入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中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几岁。
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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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佛教 |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拜佛姿势编辑本段回目录
汉传佛教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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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佛教弥勒佛 |
2、分右掌向下，按于蒲团之中心，左掌不动，两膝跨开，跨于蒲团上；
3、以左掌按于蒲团之前左边；
4、以右掌从中心移于蒲团之前右边，两掌相离六寸许；
5、以头按于两掌中间之蒲团上；
6、以两手掌向外边翻转，手心向上（意在以两手承佛足，故曰头面接足体）
7、以两手屈指翻转，仍按于蒲团之原处；
8、头离蒲团由伏而起；
9、以右掌移于蒲团之中心；
10、以左掌离蒲团，置于胸前如和掌之状；
11、以右掌用力撑起（两膝同时离开蒲团），合于左掌当胸，此为一拜，至少三拜，多则以三数递加，如六拜、九拜、十二拜等。
拜毕后尚有一礼，如世俗之作揖，名曰问讯，乃刚拜毕两手合掌当胸时，即以所合之两掌微侧向下（是时鞠躬），放至近腹处。后以右掌置于左掌之内，叠成拳式，缓缓从下向上举起与眉齐（是时已直其躬），在以两手徐徐放下合掌当胸，手心向上，右手叠置左手之上，两大拇指相连，此即大三昧印也（弥陀印即左手叠置右手之上，余与三昧印同），此为拜佛礼毕，头要略一低而已，手便散开而退。
史料记载编辑本段回目录
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年（714年），南诏国王盛逻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入贡通好，得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给佛像。张建成过成都时学习佛经，回到云南后传播汉传佛教佛经。传播地首先在大理苍山、洱海地区。南诏中后期，统治者崇拜佛，佛教得以发展；劝丰佑时建崇圣寺千寻塔。隆舜时，佛教“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大理国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以致于大理国有“佛国”、“妙香国”之称。现在，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保山、玉溪、红河、楚雄、东川、曲靖、临沧和昭通等地，为部分汉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和拉祜族群众所信仰。
云南汉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寺、塔、幢、窟等佛教文物古迹和艺术瑰宝。在众多的寺院中，昆明圆通寺、邛竹寺、华亭寺，大理鸡足山的祝圣寺和铜瓦殿198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汉地佛教的重点寺院。大理崇圣寺三塔、昆明官渡金刚塔、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教绘画杰作《南诏中兴画卷》、《大理国张胜温图卷》堪称国宝。前者流落海外，后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云南汉传佛教有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佛教节日和庙会，其中最突出的是大理三月街。它起源于对观音的崇拜，反映了南诏国时期汉地佛教传入时作为开国护法神的历史。
僧众戒律编辑本段回目录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
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经典传译与编纂 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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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汉传佛教讲经会盛 |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与藏传佛教的区别编辑本段回目录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不同：
1、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是佛教，因此，都有佛教的共同特点，如承认四法印，饭依三宝，四众弟子都按律部规定受戒，发慈悲心，抑恶扬善，以正见破除三界烦恼，追求解脱苦与苦因等等。
2、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因此，都有大乘教的共同特点，如利益众生为目的的菩提心，受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以六度修福慧资粮，成就佛陀色法二身，以无二正见破障，追求不同于小乘教的不住二边涅磐等等。
他们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大同中的小异。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藏传佛教是显教菩萨乘和密教金刚乘合二为一的教派，而汉传佛教是大乘显教。唐代虽然译过一些密经，但都属下部密，而且早已绝传。有人将净土宗划为密宗，但从教义上衡量，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藏传佛教四部密法俱全，但藏传佛教独有的密法是无上密，所谓即身成佛之法也只在无上密中才有，因为下三部密中虽有多种成就的修法，但都没有幻身和光明识的修法，而即生成佛却离不开这两种双运成就。
2、藏传佛教各派都以龙树中观见为主，虽然各派对中观二谛义的理解方面有千差万别，但没有一个尊唯识见者。唯识学研究只是为了从反面认识中观真理。汉传佛教早期的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都持中观见，唐玄奘师出唯识宗门，故在东土弘扬法相唯识学，对唐以下的汉传佛教影响极大；六祖《坛经》解说事理契合中观，但后期禅家轻视经教，虽言重理，但不学经论而所得之“理”，也很难说清是什么样的“理”。现在的汉传佛教大部分是净土宗，净土家认为：理深解微，末世断惑证理甚难，乘佛愿力，往生净土为易行之道，因此，不习中观唯识之理，只诵经典、佛号求往生。由于这些原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事理二谛的见解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
3、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信众的生存条件、生活习俗不同，因此，在饮食起居、典章制度、塔殿佛像的造型风格、信仰习俗、信众的心理素质等众多文化内涵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