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家庭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6日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Fredock S. Fulton）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Beatrice Shattuck）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回位在雪南哥山谷（Shenango Vallery）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隔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Margery·Fulton）诞生，可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鲁思的母亲为了支撑家计，于她五岁时到附近的诺维镇（Norwich town）担任教师，并兼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索性带着她与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然后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上高中后，她开始从事些写作，以及些许的家事，虽然后者她显然无法如前者般胜任。
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这使她常被亲戚和其他成年人以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人物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
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
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
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
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
1948年9月，病逝。
情感生活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思·本尼迪克特一、婚姻生活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母亲的母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主修英国文学。在校期间她个性依旧孤僻，却有不错的人际关系。1909年自学院毕业，在两位同学邀请下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国后她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Westlake School for Girls，1991年和哈佛男子学校合并成哈佛西湖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教书。由于已婚的妹住在附近，这段期间她常接替母职，照顾妹妹的小孩，这也让鲁思产生养儿育女的想法。
1913年，也是在加州教书的第二年，鲁思回母亲娘家时同大学同学的哥哥史坦利·本尼迪克特（Stanley Benedict）坠入情网，虽然暑假过后她又回到加州，但两人终究于1914年结婚。这时史坦利正在康乃尔大学的康奈尔威尔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家，因此婚后两人搬到纽约市近郊居住，鲁思则担任全职的家庭主妇。
婚后不久，鲁思开始积极达成生育小孩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加上成天在家又无事可做，让她陷入苦恼；她试图完成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却始终无法完成。终于在1916年12月，她决定找份事做，并在半年后组织一只十二人的护士工作队，同年正式完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然而却遭到出版社退稿（直到1959年，该手稿才被收录在另一本书中出版）。
二、和米德的双性恋
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利特·米德（1901-1978）是上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她不仅在在学术界赢得赞誉，她的普及性读物还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米德在她的著作中观察分析不同社会的结构，对家庭、儿童教养，以及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自己的家庭生活远非正统，这位对别人生活实践进行公众讲解的评论员对自己的双性恋则严加掩藏，一丝不漏。
米德来自一个看重教育的家庭。她的父母埃德华·米德和艾米莉·米德，都是大学毕业生。埃德华米德还成为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玛格利特·米德于1901年12月16日在费城出生，在米德夫妇的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在家庭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母亲和祖母的强烈鼓励下，米德成为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她本想像母亲当年一样加入韦尔兹利学院学习，但出于经济考虑，她最终于1919年考入了德刨乌大学，她父亲的母校。一年后她转入纽约的巴纳德学院。在那里，她参加了著名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开授的课程，并且遇到了鲁思·本尼迪克特，当时她是博厄斯的助教。本尼迪克特后来也在学术界获得了声誉，作为米德的导师，两个女人发展成为一生挚爱的好友和恋人。
在有关本尼迪克特的两本书，《一个工作著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述》（1959）和《鲁思本尼迪克特》（1974）中，以及在在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1972）中，米德将本尼迪克特描绘为一位富于启发性的导师，一个亲密宝贵的朋友，但是对她们之间的罗曼史只字未提。另外，本尼迪克特1948年去世后，米德在编辑其著述时也包括了一些本尼迪克特的诗作，不过没有说明其中一些爱情是为她写的，或是关于她的。
米德唯一的孩子玛丽·凯瑟林·贝特森在1984年的回忆录《女儿所见》中倒是写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
与本尼迪克特的关系始自米德的研究生岁月，历经了她的三场婚姻。女儿玛丽称本尼迪克特和格雷高里·贝特森是“（米德）爱得最完全最持久的两个人，探索了身体与心智的紧密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她回忆到，她的母亲总是将两张特别的照片展示出来，一张是本尼迪克特的，放在壁炉架上，一张是格雷高里的，放在办公桌上。
玛格利特·米德玛丽进一步写道：“（米德）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保持了与一个男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和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这种双重模式一定非常令人令人满意且易于持续，但同时，这也造成了一种隔绝，一种私秘的隔绝。”
虽然米德被视为一个坦率直言的人，但是她对她自己的双性恋身份保持沉默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打算在学术界有一番事业的年轻女性，她进入的是一个男性占主导的世界，其中对于女性发展的障碍已经够多的了。
不过即使在获得声誉之后，米德仍然担心流言蜚语对自己事业的影响。玛丽在回忆录中记述有一次她告诉她的母亲，她中学里的一个女孩迷上了她。米德作为回应，送给玛丽一本罗莎蒙德莱曼的有关双性爱的小说《含糊的答案》（1927），但同时警告她不要卷入丑闻，因为这会对米德的事业有不良影响。
1975年1月的《红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米德题为《双性恋：一个新思维》的文章。米德使用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语气，不过如果读者意识到它其实是在写她自己时，她的语句便有多了几分辛辣。
米德是这样开始她的文章的：“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来临，即我们应该将双性恋看作人类行为的正规形态。”她继续下去，并断言“非常多的人类──大概大部分──在他们爱的潜能上都是双性恋的。”
米德用大量的论据维护自己的论点，其中包括亚洲与古希腊的文化，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中混淆性别的设置，富于创造力的人们的“坦白的双性恋的”结合，比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以及一战时期巴黎左岸艺术家团体中的成员们，比如维塔萨克韦尔－维斯和哈罗尔德尼科尔森的婚姻。
米德号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并且其社会身份值得尊敬的人的权利”并且能够“选择单身，选择同性或是异性的伴侣，（或者）决定过一种公社生活。”
然而，米德，美国最知名和最受崇敬的妇女之一，却选择通过一种“私秘的隔绝”来写作，这无疑揭示出她的恐惧：那个双性恋被视作正常的时代还没有来临，至少在她自己的文化中如此。
学术生涯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进入人类学界
1914年至1918年之间，鲁思·本尼迪克特与丈夫不断搬家，而她的两个心愿——生育小孩与找份工作，却始终难以达成。直到1919年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97年改名为The New School）旁听后，才有所改变。旁听的两年，她上过艾尔丝·帕森思（Elsie Clews Parsons）、亚历山大·戈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两位人类学家的课程后，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生，这段期间她向一位教师租赁大学附近一栋小房子居住，假日才回去与丈夫同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这段期间她也认识了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以及刚就读大学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23年起，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年聘任一次的讲师，并讲授几门美术课程。同年又与丈夫到欧洲旅行，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国际美洲研究会议。隔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Zuni）部落进行田野调查，然后1925年夏天到再次到前者与柯契地族（Cochiti），1927年到皮马族（Pima），1931年获得赞助，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Mescalero）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与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二、出版《文化模式》
1932年，阿弗烈·克鲁伯（Alfred Kroeber）以访问教授的身分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课一学期，原本他打算讲授世界文明史的课程，但在鲍亚士强烈要求下，被迫改讲南美洲高地文化。这让鲁思·本尼迪克特感到十分失望与愤怒：原本她打算借此机会理解克鲁伯与她想法相似的理论，但这机会显然失去了。因此，她决定写一本著作谈论文化形貌论的概念。经过两年的修订与整理，终于出版了该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中，鲁思大量引用了田野资料塑造出三个不同的文化：普布罗族（Pueblo）、多布族（Dobu）和夸奇乌托族国（Kwakuitl），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和酒神型两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著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以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方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6年，由于鲍亚士病倒，被迫辞去系主任的职务，本尼迪克特开始接任系务工作，并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担任代理系主任。原本当时的学院长哈佛·李·麦克班（Howard Lee McBain）打算任命她担任系主任，可是麦克班却在1936年病逝，因此该职位最后由瑞弗·林顿（Ralph Linton）接任。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Blackfoot）进行田野调查后，便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邀为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安纳·萧纪念讲座1941年春季课程讲课。为此她发表了“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三、晚年
鲁思·本尼迪克特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员，开始研究各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这段期间，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The Race of Mamkind）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它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专新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透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养的角度颇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也因此掀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与之后美国的日本研究风潮。
1946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获颁美国大学妇女联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杰出女性奖，同年秋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获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主席，同时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的研究计划。1947年7月1日她正式被哥伦比亚大学获聘为教授。
由于计划庞大复杂，任职的系所又不支持，鲁思被迫整天忙于公务。1948年5月，她出席联合国文教组织在捷克波德布拉迪（Poděbrady）举行的研讨会，回国第二天便罹患冠状血栓症。五天之后病逝于医院，享年61岁。
理论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里提到的祖尼人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理论乃基于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她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自然发展出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如同个人的人格般，虽然会随时间而变迁，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稳定下来，进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各文化的模式千奇百种，差异甚大，它们也各有各的长处，分别发展出独树一格的优势。因此，我们不该否定任何文化的价值，而独尊自身文化的优势。
这个理论最大的特色是在对各种文化的详实描述：本尼迪克特擅长整理各部落的传说与诗歌，以及对仪式的细腻描述，然后汇集成丰富的文化描写，从而建构起数个典型的文化模式。这点尤以《文化模式》表达最为清楚。虽然形貌论并未解释这些典型如何产生，且描述重于数据与分析，但却确切描绘出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在此之外，本尼迪克特引用心理学的概念，认为各文化的适应与人格密切相关：特定的极端人格可能活跃于甲文化，却可能被乙文化视为病态。因此，所谓人格的好坏或健康与否并无标准，一切全赖各文化模式偏好或厌弃那种类型而已。这暗示许多西方人肯定的价值观并非放诸四海接准，反倒是许多时期的重要群体如清教徒等，却可能具有严重的偏差人格。
人物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鲁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虽源自于法兰兹·鲍亚士，但她的文化形貌论对大众的影响却远高于前者：优美文笔下呈现的仪式与传说，使她的民族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纪录，反而深深影响对人类学认识不深的多数民众，使得早期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类学研究逐渐被美国大众认识与接受。由此传承至玛格丽特·米德，人类学逐渐成为重要的学门，两人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
另外，本尼迪克特晚年的著作《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针都为当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
虽然本尼迪克特的理论的地位已被取代，但其著作仍不失阅读价值。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服务（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发行一套印有她头像图案的邮票。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学术成果编辑本段回目录
1934年：《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40年：《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
1943年：《人类的种族》（The Race of Mamkind）
1946年：《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 中国文本书库 http://www.cntxt.net/html/y2009/930.html
[2] 北京拉拉沙龙 http://www.lalabar.com/news/ReadNews.asp?NewsID=1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