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在金融危机中，一向小心翼翼的中国央行行长兴风作浪了。在这家银行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周小川表达观点认为，世界需要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这位有影响力的行长说，一种由IMF发行的货币“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来说会像是黑暗中的光明。”
周的呼吁被广泛解读为对美元和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储备货币发行者特权的一次进攻。美国财政部忠于职守地拒绝了这一美元丧失其优越地位的提议。“我认为美元仍是世界标准储备货币，我认为这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说。作为总统，奥巴马坚持说，美元“超常坚挺。”
周的建议在许多方面都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同寻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有一种他想象中的适当的“超主权”货币了。而且，IMF的政策还申明，这一货币——笨拙的被称作特别提款权(SDRs)——应该成为世界主导储备货币。周的建议看起来具有革命性，只是因为这一未来可能的国际货币有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
使用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的想法出现在1960年代早期。当时，一群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值得注意的包括罗伯特·特里芬——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短缺感到警惕。二战末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把美元与黄金挂钩。特里芬认为，这限制了美元作为有效储备货币的能力。美国推向市场越多美元，它以黄金支撑美元的能力就会受到越多质疑。正如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描述的，“特里芬难题假定，世界因此将面临两个选择，或是缺少流动性，或是逐渐丧失对美元的信心，这注定迟早会产生一场危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由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和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成立于1981年，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的、无党派的研究所，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两大智库之一。对广泛的国际经济问题给于及时客观的分析。——译注）
经济政策制定者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IMF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这一新货币的价值将由一系列广泛交易的货币决定，基本用来避免任何一种单独货币天然的内在风险。当时，一揽子货币是由美元、日元、英镑、法郎和德国马克组成的（后两种之后被欧元取代）。第一批特别货币提款权——超过90亿——是在1970年1月开始发行的。但是在特别货币提款权开始出现时，它存在的理由却似乎消失了。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这样，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就不再是一个难题，至少不再是一个紧急的难题。摆脱黄金后，美国可以想生产多少美元就生产多少，足够满足世界对储备货币的占有需求。
特别提款权，本来IMF的经济学家期待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小配角。今天，即便在2009年经过新一轮大量发行之后，特别货币提款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也只占到少于4%的比例，而且几乎只在主权政府与IMF本身的交易中才使用。
但是正如周的讲话暗示的那样，让特别提款权扮演更为突出角色的想法始终存在。流动性也许不是1960年代政策制定者恐惧的问题，但是一个美元主导的体系却有其他被注意到的缺陷。有足够多的观察者相信，美元的地位给了美国一种不公平的经济优势。法国财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曾有名地宣称，美国通过发行世界实际储备货币，享有了“过度的特权”。 使用经济学术语，这种优势通常叫作“铸币税”。这一优势的意义被经济学家们热烈的争论着，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因美元的优越地位而受到了损害（主要因为这降低了它的出口竞争力）。
一个更明白表示的担心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广泛使用一直在加固一种不健康和最终不可持续的动力：美国已经习惯于拥有充足的债务市场，这样的预期鼓励了不计后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从这种观点看，今年夏天就提高债务上限的论战仅仅是未来考虑的预演。正如周在2009年讲话中争论的，特里芬难题在经过一切之后并没消失：美国无法无限的为世界提供储备货币，同时还能保有投资者的信心。
但是，一个更为平衡的全球储备体系没理由需要一种如特别提款权那样的超主权货币。理论上说，其他货币可以分担责任（或者特权），为世界提供储备货币。朝这个方向已经有了一些动向。欧元已经在逐渐侵入。尽管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库伯注意到的，它有很大的局限特征。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目前）欧洲机构没有直接发行的债务工具。如果哪一个国家的央行想储备欧元，必须储备以欧元命名的国债。正如巴里·艾肯格林最近表达的观点，欧元在各种情况中的麻烦使它成为一个不具吸引力的美元替代品。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际金融专家——译注）
过去某个时候（不超过一年以前），可以想象国际储备的币种由美元和欧元主导；今天，焦虑的央行行长们正急切的为这两种问题货币寻找替代品。
问题是他们没有可以转而诉诸的目标。黄金市场小而善变。中国债券始终不易得。二流货币，如瑞士法郎、加元、澳元，即便结合起来也仅是稍微大一点的侏儒。
就此暗淡的形势而言，特别提款权实现它起初目标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但是把特别提款权推回到它设计占据的突出位置却可能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政治和组织工程。目前，可以握有特别提款权的只能是IMF、主权政府和几个其他官方角色（如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私营角色不能握有或者交易特别货币提款权，这极大的限制了它们作为储备货币的用途。例如，政府不能轻易使用特别提权直接介入市场。
要使这个货币单位作为储备货币给人留下印象，其现存数量也太少了。“扩大官方发行的特比货币提款权数量是使其扮演更有意义角色的先决条件，”最近一份IMF的报告承认。要使特别货币特权成为全球相关，IMF的主要持股人必须关于有规律的更多发行这一货币做出协调一致的决定，还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保证特别货币提款权可以与其他广泛交易的货币进行兑换，而且对谁可以持有它们的规则也要做出改变。
即便是它最热情的支持者也意识到，特别货币提款权将不得不缓慢的进入流通过程，逐渐取代美元。经过周小川抢占头条的演讲，中国领导人已经减少了数量，并且看起来满足于通过程度适中的改革慢慢前进，比如把人民币包括进决定目前特别提款权价值的货币篮子中。特别货币提款权获得更突出地位的日子仍然显得很遥远。世界也许还在金融危机中，但IMF被忽视了的全球货币是否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