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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洽 |
生平年表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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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洽 |
1948年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被分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该所1953年改称物理所，1956年后改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共同领导）作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3年开始从事反应堆理论研究。
1955年11月至1956年6月去前苏联实习，在重水堆的理论计算中曾纠正苏方原设计中有关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
1958年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同时也组织了其他一些类型反应堆的理论探索。
1960年开始，领导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预研，同年底开始半时在二机部九院兼职，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输运、中子引爆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
1965年与“轻核理论”小组一起被调至核工业部九院理论部任副主任（后改北京九所副所长），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被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
1984年后改任名誉所长。曾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物理快报》主编。现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 《物理学报》及海外版主编，吴有训奖评审组组长。作为“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主要作者之一。
与恩师情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7年3月1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黄祖洽院士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不曾想，却收到良师益友彭桓武先生的噩耗。一时间，两人多年交往、钻研共事的情景浮现眼前。沉静片刻，他写下了这样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既是对故人的哀思，也是对自己和后来者的共勉。
清华大学缘结师徒
黄祖洽人们讲述了他和彭桓武先生在清华大学结下的师生缘。
1948年，黄祖洽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由于热爱物理学，他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当时在清华任教的王竹溪先生告诉黄祖洽，钱三强即将从美国回来，建议他报考钱的研究生。于是，黄祖洽在钱三强的指导下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工作。其间，钱三强发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
当时，彭桓武还在国外，时常与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人共同从事研究工作，这使他的理论修养、工作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见识与判断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共同研究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初，北平解放，彭桓武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教，钱三强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了研究生。从此，黄祖洽和彭桓武结下师生缘，也逐渐成为一生的好友。
谈起师从彭先生的那段经历，黄祖洽说：“我们虽是师徒，胜似朋友。偌大的清华园里，我们经常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往往忘记了时间。有时候，食堂开饭的时间早过了，彭先生就说：'我请客吧!’于是，我们就到'工字厅’旁边一个小饭馆吃晚饭。我们天天在一起，所以这种事情常常发生。”1950年，黄祖洽完成研究工作，从清华毕业，暂时告别了老师彭桓武。
彭先生的生日在10月6日，黄祖洽的生日是10月2日。两位晚年时，有一次在10月4日一同出游，算是一同过生日，彭先生就此留下了“廿月师徒，多年战友，逢时顺势同行走”的诗句，说明彭先生也非常珍惜二人的师徒之情。
理论物理情深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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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桓武 |
1955年，彭桓武被调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黄祖洽成为彭桓武的战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55年10月以前，彭桓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原子核这一多体系统。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彭桓武参与由钱三强带领的实习团去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一直到1972年11月，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青年干部培养、理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
“我们在钱三强的带领下到了莫斯科，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先生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研究人员给我们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为后来计算出反应堆的临界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黄祖洽说。这又是一段天天和彭先生一起钻研物理问题的时光。
1956年上半年，彭桓武和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学员近20人，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晚年同游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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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桓武 |
“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见面，一起出游，骑上自行车到北京郊外去，隔一两周一次。当时去得最多的是北京植物园，最远的一次，我们骑车到大觉寺看杏花。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遇到理论物理所当时的党委书记，他开玩笑说：‘老黄，你怎么把彭先生带到大觉寺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就笑着说：'不是我带他去，是他带着我去的!’”黄祖洽说，那是从清华园里沿袭下来的传统，游玩和讨论学术分不开。
这个时候，彭桓武和黄祖洽讨论的问题除了物理学还有哲学思想。“我觉得和彭先生比较谈得来，彭先生也这样认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感兴趣。”黄祖洽告诉记者，彭先生上大学的时候也看诸子百家的书，特别爱看荀子，看了之后把其中的道理浓缩成很简单的东西。他比较推崇法家的思想，法家注意人世间的规则，彭先生就把它扩展到注意自然界的规则。
“彭先生还比较推崇道家的思想，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家和儒家都是出自道家的。他的思想里有一点很突出，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勉强。'顺其自然’也和法家有关系。因为自然是有规律的，'顺其自然’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要勉强，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黄祖洽如是说。
有才有爱理想高尚
“我们交往多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小学、中学都是连级跳，到清华读书的时候是班上最小的一个。除了物理学，他感兴趣的学科很多，涉猎很广。读大学的时候，他还自学化学、生物学等，有时候还去上这些专业课。”在黄祖洽眼中，彭桓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另外，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他的爱国思想、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就是解放后他为什么会回到祖国的根源。”黄祖洽说，彭桓武的父亲彭树棠曾在东北当过司法官，当时，东北边境和俄罗斯、日本经常发生争执，他的父亲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彭先生的爱国思想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黄祖洽回忆说，彭先生个人生活非常朴素，吃穿都很节俭，但是对待朋友和同事却非常大方，时不时请手下的年轻人一起吃饭。这也显现出他的平易近人。“他喜欢下象棋，有时候走在路上，看见别人下棋，他就会蹲下来看。”回忆起彭先生的往事，黄祖洽时常露出会心地微笑。
然而，彭先生晚年丧妻、暮年失子，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虽然他还是沉迷在科学问题的探索中，以此排解这种失去亲人的悲痛，但是我想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心情因此不太好。”彭桓武逝世前几天，黄祖洽曾到医院探望，看着老朋友在病中忍受着痛苦，他的心里很难受。
“我写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是说，彭先生的渊博知识和高尚道德体现着他对科学、对祖国、对朋友的爱；他的崇高理想还要后辈继承和完成。这也是对我和他的同事们的一种共勉吧。”黄祖洽说。
大学教授编辑本段回目录
“核武”专家当上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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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洽 |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黄祖洽为什么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最终的事业？“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先生这样告诉记者。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他在1970年到干校劳动学习时对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反思。
黄先生回忆，在九院理论部的研究工作是分工明细的。按照专业，理论部下设研究室，室下设研究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些大学生。每个部门都担任着不同的工作，他当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同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担负着最基础、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就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而大学生的工作主要是昼夜轮流地在计算机上演算求解。
之所以要这样明确分工，黄先生解释说：“当时的核武器理论研究不可能借鉴国外，所以他们这些经过理论物理研究训练的人就承担了基础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分析物理现象，推导方程，提出方案。光有方程不行，还要解方程，这些非常复杂的方程都要靠数值方法来解，这样就要先编出计算程序，然后再计算。那时的计算机还比较落后，计算程序编出来以后还要用纸带穿孔昼夜计算，所以那些大学生就轮流值班上机。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黄祖洽意识到这种分工明确的做法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而言是极其有限的。“不让他们从头做起，在理论上、基础问题上，他们就不完全了解，这样对培养年轻人不利。”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黄先生觉得“中国人才的断层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来他回到研究所，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开始考虑怎样培养年轻人。1980年，“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获突破，又赶上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先生有意到大学里做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于是，核武器专家就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学生自居编辑本段回目录
以学生自居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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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洽 |
教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都会遇到学生提出的问题，这就促使他想得更多，有时候还要去查资料，找书看，再学习，所以黄先生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他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日程和学生也差不多，每天都到办公室来，已经成了生活习惯。看到喜欢的书还是和以前一样捧着读起来。他从小就爱提问，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周的讨论他也喜欢向学生提问，他觉得这就是学生心态的表现。
《三杂集》是黄先生出版的一部书，所谓“三杂”即“八十杂忆”，“杂文”和“杂诗、词、联”。他在“八十杂忆”这部分写道：“我从１２岁开始离开家，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１２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地长大。”印证了他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学生的心态。
“八十杂忆”记叙了黄先生从小学到大学教授的一生，虽不完整，但拾取的是记忆里最璀璨的“珍珠”。“少年作文十篇”都是作文课时写的文言文，当时他１６岁，是他的母亲留下了这个珍贵的作文本。其中《读庾信小国赋书后》一文，老师的批语是：“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勉之望之。”“季绳”是黄先生的字，老师的意思是动员他研习文学。
年纪轻轻饱读诗书，文笔初露锋芒的黄祖洽却没有走上文学家的路，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许多现象，许多问题，你能通过物理学了解它的原因”，他说。上高中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物理老师，他就自学，到图书馆借书，从老师那里借书，还没上大学，他已经把大学数学和物理学得差不多了。
对少年黄祖洽而言，读书有无穷的乐趣，《史记》、《庄子》之类古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等，他都饶有趣味地读。所以在他的“八十杂忆”里才会有一篇短文叫《读书玩》。
“兴趣”支撑着黄先生从动荡的少年求学时代一步步走过来，投身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最终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好学不倦，以学生自居，从他身上能体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
二次辉煌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人曾说黄祖洽是“一生两辉煌”，一是中国核反应堆工程和核武器设计的奠基者，二是手执教鞭，为我国理论物理事业培养继承人。
黄先生自己也乐此不疲，今年已是八十高龄的他还担任着１２０多人１５讲的本科生课程。他说：“当老师的成就感倒没有多想，但是我觉得心情很舒畅。至少没有白吃人民给的饭，到时间就去上课。”到现在为止，黄先生已经培养了１０多位博士生，北师大物理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也因他的不懈努力大有提高。他的“述怀”诗中“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表达了他对青年才俊出现的满腔喜悦。
所发论文编辑本段回目录
1：无限长黑圆柱情形下密恩问题的近似解物理学报，1957（13）
2：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计算原子能科学技术，1959（3）
3：关于起反应的粒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物理004，1961
4：多种粒子反应系统的运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1980（3、4）
5：相变动力学中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版），1991（2）/P169
获奖情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2年获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1年获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著作图书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章报道编辑本段回目录
1：黄祖洽词条湖南辞典人物卷，P767
2：黄祖洽与输运理论中国当代科技精华物理学卷，P587-603
3：黄祖洽论文著作目录
4：黄祖洽手填情况表及来信
5：黄祖洽照片及简介中国科苑英华录（新中国三部，上册），P94-95
6：黄祖洽照片及简介中国科学院院士画册，P41
7：黄祖洽：从流浪少年到核物理学家湖南党史，1999（1）/P4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