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危机
2008-03-15 23:02中国目前的最大危机，不是强敌环绕，不是科技不够发达，也不是经济比别国差，而是没有主流思想，也可以说是没有信仰。这个问题，邓爷爷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说过，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可见，他早就预见了“精神文明”问题。
在GCD的治理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这是无庸置疑的。有些人总是喜欢拿现在的中国跟日本或者美国比较，然后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没有素质。这些人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发达国家人民的素质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应该学会观察身边的生活，然后和十年前，或者五年前相比，你会发现中国人文明了许多。
但是，这种“素质”和“文明”，并不是我所要强调的“主流思想”和“信仰”。
元清以外的中国封建王朝，庙堂之上出现“以死相柬”的文弱书生，战阵之上出现“精忠报国”的勇士，是因为他们信仰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出现扎根戈壁的工人和科学工作者，出现视死如归的战士，是因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
这两种极其强大的精神文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从我们身边渐渐流失。
儒家文化，毛泽东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得不牺牲了孔子。在他那个时代，中国思想界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共产主义，儒家文明被摒弃了。文化大革命，父子兄弟间的相互揭发，从根本上破坏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立足于家庭，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的亲情。当人们把生命交给D的时候，亲情退居二线，儒家文明轰然崩塌。直到现在，儒家文明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丢失得更快更彻底。高中政治课本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也是上层建筑之一。“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国企纷纷倒闭下放的情况下，已经失去应有的“特色”了。虽然国家命脉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但这些企业，对人们生产生活影响缩小了很多。更多的人，处在“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夹缝中谋生。这些人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思想，必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人有多少，专家学者可能比我更清楚。
主流思想的缺失，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十分严峻的。譬如轮子的问题，如果人们拥有一个明确的信仰，又何必加入轮子？譬如腐败问题，这个腐败不是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社会的腐败。我常说，如果一个民族连教育都腐败了，这个民族就十分危险了。中国教育是不是腐败了，上过学的孩子肯定知道：不给班主任送礼，是没有好座位的。譬如公民的诚信问题，譬如道德问题。。。。。。都是因为人们缺乏一个正确的主流思想引导，导致行为偏差，有些人更是恣意妄为。
丰富的物质文明，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来支撑。辉煌一时的巴比伦，毁灭在他们不受控制的贪欲下。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百家讲坛的于丹之所以能快速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一个像孔子这样的智者来指导。也有一些中国人，开始总结毛泽东思想，从中提取有益的元素，指导自己的生活。
但是更多的人，在开放的大环境下，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思想所迷惑，惶惶然不知道何去何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因为“草浅”，我们才会被“乱花”迷惑，只有我们社会坚持了一种“主流思想”，我们的精神才能够得到慰藉。
不要跟我说初高中的“思想政治”课，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为了考试，根本不会有人去背。就算背了，大多数还是不会相信里面的大道理，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基础”变了，社会的大气候否定了里面的许多正面思想。小部分书呆子信了书本，在社会混几年后，也就不信了。
我个人觉得，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评定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简单说就是“尊孔”。我知道，许多人对孔子保有成见，认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他，中国人软弱也是因为他。在这里，我不想做浪费太多的口舌，建议你们去看看《论语》。孔子是个十分好学的人，而且脾气耿直。让他做我们的精神导师，我看行。
可以把他的忠君思想，扩大为“爱国”。国家就是父母，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就要爱国，多简单？
说句题外话，日本可以把武士道改造成为企业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儒家文化，也利用到企业当中去呢？
第二，不要把毛泽东的事迹藏着掖着，把他为了革命的成功所用过的各种计策和谋略，拿出来和大众分享，让人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在体验他的智慧的时候，把他的崇高理想带出来。简单说，就是“造神”。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神是不应该的，那叫盲目崇拜。可是他已经去世这么多年，就算再怎么神化他，他也不能利用这种神的身份了。这么做，可以通过他，再次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顺便说句，我十分反感那些到处乱喷老毛的人，用换位思考想想，如果是你们，你们能取得老毛一样的功业？
中国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不管走向哪里，我都希望她能够强盛、伟大。
中国的思想危机
（2009-05-05）
早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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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