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三禁
三禁是指报禁，刊禁，网禁。
凌沧洲致信高层呼吁: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
凌沧洲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
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
我诚恳地向各位领导人建议和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您也许会问：难道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度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虽然在三位当政的时代比起毛邓时代，这些自由度都大有进步，但是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离中国广大的民意，离中国青年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您或许会问：在现阶段推进这些自由，会不会都是纸上谈兵，带来不稳定和混乱？如何保证推进这些自由的可操作性？推进这些自由不会危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推进这些自由对您本人，对中共，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对中国新闻、出版、网络的内情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向各位领导人写这封公开信，也可以看作陈情书，请您当作听取一个中国公民的民意--如果这个民意不仅是我个人的，而且还说出了无数知识分子、无数年轻人的心声。我相信，这方面的对话和探讨，有益于中国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有益于中国文明的发展。
四个问题：积弊丛生，怎忍坐视
问题１：宪法许诺的言论出版自由如何兑现？
如何保证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如何让这一自由在实践中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当发生违背宪法、践踏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时有无制衡力量和司法惩治？在宪法之下，有无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等更具体的法规跟进？
我很遗憾地看到这一事实：尽管近２０年来新闻界有识之士在呼吁新闻出版立法，但是从前还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在公开的媒体上，“楼梯”都没响声了，这些呼吁成了新闻界的禁区和雷区。
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角度说，中国目前言论出版有一个１９９７年的《出版管理条例》，这个管理条例的第十条与第十一条，与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是有抵触和矛盾之处的。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我相信公民们都会珍惜这一自由，不会滥用这一自由。但《出版管理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
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明智之士将会看出这些条款对出版单位设立的严格限制，因为仅第二条，就使许多民间企业家或有志从事新闻出版业的人望而却步。
对比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管理方面的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以上满清时期），《出版法》（1914）《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出版条例原则》（1929）《出版法》（1930），这１００年来，中国在新闻出版立法方面究竟进步了多少？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出版物基本上采用的是登记注册制，预审和追惩相结合，但不是审批制，让你根本就批不下来。
孙中山曾对民国时期内务部制定的“暂行报律”予以批驳：“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以最大的善意想：制定管理条例，而不愿推进新闻法、出版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的人们，是出于“补偏救弊之苦心“，是出于想“稳定发展”的大计，然而，这正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仅无益于稳定发展，而且“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不明了“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里”（杰佛逊）。
问题２：新闻禁令既看轻国民人格，也不利国际形象
现行的新闻出版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公民们尤其是年轻公民们的期望相距太大。这个体制回避不开宣传部。宣传部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中扮演何种角色？恐怕为政者当三思。各地虽有新闻出版局，但在实际业务指导上尤其是新闻出版内容上，在各新闻出版单位领导人事的定夺上，宣传部才是真正的主管。
宣传部的僵化保守已经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一块顽石。您只要看看宣传部每天给各新闻单位下达的所谓“宣传精神”，也就是新闻禁令，这些禁令禁止新闻工作者报道的领域上至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小到明星绯闻、企业丑闻，如果有好事之徒编辑上一本，留诸后世，一定会为研究当代留下最珍贵的文本，后人将会奇怪：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惧什么呢？为什么恐惧有如此之多？
这些新闻禁令，对新闻从业员的人格是一种公然的看轻和蔑视，对国民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是公然的蔑视与践踏。千士唯唯，新闻界内部除了偶有的一两声抗议，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依然身怀渐进变革的雄心外，绝大多数从业员对来自上头的禁令鸦雀无声。难道这些当年立志献身新闻出版业的有志之士、才识之士都自甘堕落为权力的走卒，被权钱赎买了吗？最多有媒体高阶人士内部发发牢骚：宣传部改名“部（不）宣传”更合适。
所谓“政治家办报”的理想不可不谓宏大高远矣，说辞不可不谓美妙动听矣，然而如果连无数真相都不能披露，言论被牢牢控制时，那么人们将会看到的是“谎言家办报”“政客办报”甚至“奴才办报”。新闻界有良知的人，只渴望一个“公民办报”的环境，就够了。
在种种禁令的严格控制之下，新闻从业员的人格逐渐奴化、卑琐，这是毫无疑问的，指望以这些奴化卑琐的灵魂办出有灵魂的媒体，并进一步对国民人格有帮助，无疑缘木求鱼。
从宣传部自身来说，把自己定位为“守土有责”--消除各种杂音，弘扬主旋律，面对而今日益迫切的社会问题，面对而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禁令，也就是靠堵的一面，来治理，可能吗？现实吗？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言论出版状况也多有批评，莫非全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没有帮助中国文明进步的诚意？我们国家从自身来说，是不是应该知耻后勇，从善如流，勇于改过，融入世界文明的进步潮流中？
问题３：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由于不能自由成立报社、出版社，（网站的成立倒自由得多），由于报刊、图书、网络内容上来自管理层尤其是宣传部门的指令太多，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国内的学者、作家，由于在研究、著述、发表、讨论诸多环节上的限制太多，不利于社会形成高水平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理性看待不同利益与不同观点的分歧，不利于领导者们作出明智的决策，社会舆论不能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错误决策不能被有效中止和预防，整个国家和文明进程在付出代价。
新闻出版的被强力管制，不仅无益于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无益于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有透明的新闻监督，所谓的“上访、信访”会大量减少；甚至无益于保护干部--一个干部如果在其贪腐初期，当地媒体就能独立监督，必不至于演变成大案窝案。
这些领域而今也有腐败堕落炽烈的趋势，比如，各地所谓的“宣传精神”中，难道就没有一些“私货”？比如，“不许异地监督”这种行业的土规定，就成了地方最好的保护伞。比如，负面新闻的严格控制，就使上下都听不到民间的真声音。古人尚且讲究开放言路，而在“三个代表”的中国，堵塞言路，闭塞视听要至于如此？再比如，官方的出版社几百家，但民营出版公司数以千计，这些公司要想出书，大家都心照不宣到官方出版社去弄书号，书号一堆数字也能卖钱，旷古未闻，世界一绝。对于权力寻租一方的官方出版社来说，道德上的堕落就从这些潜规则开始。问题在体制，而不在于新闻出版从业员本身。
期刊界人士也都知道，在中国，刊号难求。因为想要开办新的期刊，实在太困难。民间的公司或个人，要想创办杂志，就根本不可能。
新闻业的高度垄断，还窒息了新闻从业员的活力和发展机会。由于竞争基本上处于低水平，视人才如粪土草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新闻民工”就是现行新闻体制弊端之一。一些媒体以低工资打发记者编辑，以维持媒体版面不要开天窗，“新闻民工”们也自有应对之策，有偿新闻、假新闻、串稿子等现象就会成为业内潜规则。
网络上的各种限制，只要在网上泡泡的人都能感觉到。比如在网络论坛上，一些话题被列为禁区，屏蔽，过滤，许多讨论的帖子被蒸发，锁贴（文明古国的新发明），封ID，封IP甚至关闭网站。至于说到防火墙，除了起到把中国之外世界的信息向人民阻隔作用外，除了起到降低人民的普遍心智外，我看益处不大。这座网上的“长城”，防的不是洪水猛兽，防的是普罗米修斯之火。
网评员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产。我并不反对舆论需要鼓舞人心和士气，但是一些网评员是否拿着纳税人的银子来为地方集团或某些特别势力集团说话？如果是阳光的，又何以上不得台面要悄悄摸摸？我在信报出任副总编辑的时候，总编辑把上头布置要组织几个信报编辑记者网评员队伍的工作交给我，我毅然表示拒绝，并明确告诉他：“这种事情怎么能干呢？！”
不知是哪位高人更有高招，设计出两个卡通人物，“警警”，“察察”（我估计是受中国的门神启发），现在许多大的网络论坛都有这两个“人”站岗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什么形象？是对言论自由的全方位监视和掌控吗？李白、杜甫、普希金、左拉们如果复活上网，在网络论坛写作，看到这两个卡通，会文思如涌吗？
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中国历史，大凡明君当政的治世，盛世，必是言路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年代。何况在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日，人民要求的还不仅是言路宽松开放，而是宪法赋予的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世界和周边国家，现今除了朝鲜古巴，还有多少国家有着类似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法规？
问题４，缺少新闻自由，社会就缺少减压阀，缺少预防针，缺少了望塔。
新闻自由是人权最基础的保证。公民有了冤屈，会向行政和司法单位申诉，但也会向媒体曝光。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既然负面新闻严格审查，媒体要营造出歌舞升平的虚假气象，那么，公民个人的许多冤屈必不能在媒体上见光，而且这些负面新闻的报道，势必影响到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利益；但是这些权贵们不想想，幸运之神也不可能永远照耀着他，他哪天不幸的时候，谁来帮助他？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势必对贪腐之恶势力有震慑、制衡的作用，而国家面临“访民”上访静坐示威的压力会减少。
这些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还少吗？各位领导人总揽中国全局，信息之全面，之宽广，肯定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就我所知，各种讨薪上塔吊的，跳楼自杀威胁的，甚至女工脱裤讨薪的，不绝如缕吧？拆迁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问题，如火如荼。上塔吊要公道，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不知道绝不绝后。这些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当然不必刻意宣扬，但是宣传系统的指令，荒唐可笑到：上塔吊一律不许报道。
转型期的社会领导人是否坐在火山口上，是否驾驭猛虎狂奔，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许异地监督，本地的媒体就更不敢揭发本地问题，一些本地的问题如何“上达天听”？即使不想为“小民”“百姓”知道的话。汇报和公文中有多少水分，多少浮夸？有些人虽然不至于有胆子像袁克定伪造一份报纸糊弄袁世凯，但媒体上假话连篇，不客观公正的新闻连篇，最高管理者们到何处体察民情，寻求真信息？许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声音甚至是逆耳之声，透过媒体，送到最高管理者的耳中，是最畅达的社会沟通方式；而且通过媒体上的公开讨论，才有可能促进全社会的智力和思考水平。
这两年以来，各种社会热点，围绕高级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丑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平面媒体羞羞答答，不断接到各种噤声、消音或者怎么报道的指令。山东的段义和案，杜世成案，天津的宋平顺案，北京的刘志华案，陕西的庞家钰案，上海的陈良宇案，哪件腐败大案不触目惊心，不为民众切齿痛恨？假若媒体能自由发声和监督，防微杜渐，何至于演化到而今这般大案迭出的地步？这些高官如何又敢下黑手将情妇的大腿炸飞？何至于网络上与街谈巷议要谈杜世成、陈同海等高官的“公共情妇门”丑闻？
而山西黑砖窑案、无锡太湖蓝藻事件、湖北高莺莺案件、华南虎照片事件．．．．等等热点，如果平面媒体能自由监督，客观公正地自由报道，何至于在网上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
十条建议：良药苦口，考验诚信
有鉴于以上种种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国民基本人权的事实，我向各位领导人表达我的十条建言，这些建言相当温和渐进，如果能以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为契机，为突破口，启动政治改革的进程，我相信，这正是中国公民期盼已久的--
１,尽快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探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等自由的可能性，探讨有可能带来的局部震荡，以及预防和控制风险的举措。
２,尽快成立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调研小组，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也看看转型的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甚至可以像晚清时期派出要员赴各国考察宪政一样，派出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考察组，既派员前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也派员前往俄国等转型的国家考察他们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甚至可以派员到中国台湾地区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综合评估，形成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决心。
３， 尽快制定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时间进程表，对中外公布，既凝集民心士气，又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４，尽快组织专家学者讨论草拟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法律，争取在一两年内提交到人大上讨论通过，以鼓舞天下士气，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质疑。
５，逐渐转变宣传部职能，禁止宣传部向各媒体下达新闻禁令，研究宣传部的改名或正名问题，把宣传部改造成贵党自身的形象宣传部，形象设计部，贵党的危机公关部。新闻媒体在法律框架下自律自重，推进和谐与发展。尽快解散宣传部组织的阅评组。
６， 国家不应对媒体大包大揽，不应动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媒体，可以由一定的文化协会和团体资助媒体出版，但财务审批必须公开透明。
７，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军事、外交等利益需要控制的外，除了反恐等需要外，网络不应屏蔽国外网站信息，让中国网民睁眼看世界，中国学者能自由接触到最新信息。网络防火墙除防止病毒、制止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外，应像柏林墙一样予以推到。
８， 允许民间办报、办出版社、电视台、电台，而不应完全掌控在官方手中，让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流于一纸空文。
９， 开放国内新闻界在重大问题和国际新闻中一律用新华社稿的规定，放弃让新华社一元独大的模式，也让新华社的记者在国际新闻竞争中焕发活力。
１０，应参照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各地各级各部门不得制定侵犯言论自由的政策和法规。并且在出现侵犯言论自由权的个案时，对当事人--无论官阶多高，以违反言论自由保障法惩处。
三个有利：为苍生计，早下决心
我谈了这些新闻出版网络的现状与问题，我向您建议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的自由，是因为这个宝贵的自由关乎中国公民的幸福与人权，关乎中国的稳定、发展和进步，也关系到贵党的生死存亡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关系到您个人的盛衰荣辱与历史定位。
首先，这些自由有利于中国公民和国家。
当政的各位可能担心，开放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天下就会大乱。实际上恰恰相反，越不透明，各种小道消息才不胫而走；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各种腐败现象才越演越烈。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越是乱像频现，各种矛盾因为不能见光，在地底积聚喷发的力量。
让许多不利于官方的信息强力压在箱底，从短期看，能够让少部分人睡好觉，但是各位不觉得是把定时炸弹延后爆炸了吗？不觉得是把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等待总爆发吗？
对一个珍惜自由的公民来说，最寒心的事情无过于不能自由表达观点，无过于自己吃的、喝的、用的东西是假的、不合格的、甚至是有毒的，媒体却不见揭露；无过于同胞的孩子被弄到黑砖窑中苦役，自己却只能鸦雀无声。
２８００多年前，中国有位周厉王，因为国人批评朝政，曾经雇佣卫国巫师来监督人民的言行，人民只能道路以目，周厉王得以地认为成功地堵住了人民的言路，他的大臣不这么看，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听说有了新闻自由的国家乱作一团的，反倒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危机四伏。
有风险是正常的，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带来的一些震荡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长久寂静的中国、无声的中国，是正常的吗？各位不觉得媒体上的声音太步调一致了吗？各种杂音已经彻底干净了吗？
其次，推进这些自由对中共也是大有裨益的。
中共作为执政党，也在自我更新，这从党章的不断修改能看出。
从历史的经验看，从发展的观点看，世界上可存在过万年的组织？甚至千年的帝国都如凤毛麟角。能够做成百年老店，就是功底深厚，让人佩服不已。
如果我的估计不太悲观的话，在未来几十年，中共自身迟早要民主化，接受民选的洗礼，一如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共产党依然健在，但在俄国政坛上已经无足轻重；而在台湾地区，国民党虽然在与民进党的竞选中屡屡处于下风，这个百年老店犹自苦苦支撑，他们能生存到今日，蒋经国先生当年开放报禁党禁，其远见卓识不为威权统治时代民怨甚深的国民党留下一点点德政吗？台湾并未因开放报禁党禁而乱，反倒是多党竞争，成为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先行之地。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们趁着现在执政的资源在握的时候，多为人民留下德政，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真正倾听人民的呼声，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这对于为中共的形象增辉添色是一大好事。
中国古语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祸”，推进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就是积德行善，就是为中共的现在和未来积累道德资源，这不是小善，而是大善，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第三，推进这些自由有益于各位的历史定位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新闻出版网络强力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已在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出版网络相当自由。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每年有个新闻自由度排名，你们一定会很清楚中国排在何位置。你们当然也可能一笑了之：这种排名，焉能相信？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视野、胸怀和志向，应该比普通人更远大点吧？我们伟大的先辈文天祥曾经有句话叫做：“平生之志，
不在温饱。”当中国还有许多底层人在为温饱挣扎，当南方的老太太因为捡拾塑料瓶而被拘留的时候，当北方的少女因为偷窃两块钱面包而被店主指责羞愤自杀的时候，当中国大多数人在为肉价油价粮价而忧虑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少数富人不必为温饱操心。中国的领导人应该不必为自己的温饱操心了，那么，你们的志向，将把这个国家的航船引向何处？
你们的境界应该超脱了凡夫俗子为生存而奔命的境界，应该追求点永恒的意义。你们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定位？历史将是由一代一代年轻人来评述的，由后人评述。
请想想俄国的政治人物们，今天他们还高度赞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吗？在今天俄国年轻人的心目中，这些僵化和保守的领导人将会不断地被嘲笑。今天人们记得戈尔巴乔夫，记得叶利钦，因为他们的改革，引领俄国走出了专制和极权，走向自由和开放的道路。
从历史的兴亡中寻求教训，不仅寻求国家的，也寻求个人的。新闻自由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我不相信什么组织、个人能长久地将之屏蔽；我相信，各位领导人推动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也是民众长久热切盼望的；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肯定也有阻力和风险），而各位领导人在历史上也必将重新定位。
我当然也不奢望各位领导人的决心能一步到位。我的十条公开建议也未见得全部合理，但我的出发点是希望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富裕，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我们伟大的祖先们曾经有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他们激励后代们应该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奋不顾身，如果我们的文明要光荣复兴的话，莫过于复兴我们的祖先们也曾经有过的勇气，在专制和无数类型的奴役下也曾有过的追求自由的勇气；复兴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文光芒。
新闻自由是时代的灯塔和了望员，他能帮助您了望远方的暗礁和风暴。这个时代应该给予新闻自由更多的关照。
各位尊敬的中国领导人，中国的航船之舵正掌控在你们手中，这航船上还有无数热切盼望又一次次失望的青年乘客，是航向自由、富裕、民主的坦途，还是航向保守、因循、僵化的泥潭、礁石？是锐意变革还是墨守成规？取决于你们的意志、远见、勇气和决断力；同时也取决于广大的民意，取决于我们年轻人所选择的未来--时间站在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一边。
让我祝福中国号航船驶过险滩暗礁，驶向自由、富裕、民主、文明的坦途。
凌沧洲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于北京
邮箱地址：lingcangzhou2007@hotmail.com
作者简介：
凌沧洲，本名骆爽，１９６７年出生，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会版主编、《青年报刊世界》杂志主编、《大学生》杂志社副总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社副总编辑。北京市第一届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出版有《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一个特立独行青年思想家的坦白》《莎翁智慧》《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等著作，并曾为多家报刊和网络的专栏作家。
海禁与网禁
9月初，互联网上最重要的浏览工具??搜索引擎google在大陆被无限期关闭。网上，网民怨声载道，但当局丝毫没有让步之意。有关方面或者推说不知，或者佯装不晓。
作为目前技术最先进和内容最全面的搜索引擎，google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担当的角色很象指南针，他把散落在无边无际的网络空间的信息有效地给予组织起来，如果进一步把互联网比做全世界最大的资信图书馆，google则如同这个图书馆的目录大厅。他为登堂入室者提供寻找信息的线索。但是现在却因为有人会在目录大厅里查到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有关方面就把这个目录大厅给关闭了，中国人要想使用这个内容无比丰富的图书馆里资料，就得舍近求远，迂回曲折地去寻找。本来在信息的海洋航行，中国人就比世界慢半拍，加之互联网世界中存在的英语霸权，已给中国人设置了一道天然障碍，如今国人又自我设限。令人不胜悲哀。
禁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先进的网络搜索技术不能再为广大中国网民所用，从此，在信息的搜集整理上无端地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同行。有人作过测试，搜索同一条信息，我们需要在多个搜索引擎上转来转去，本来是五分钟可以完成的工作，现在不得不花上15分钟，20分钟，其结果还不如人家的五分钟有成效，而且这还不算学习掌握多个搜索引擎所需要的时间精力。
据说，禁停google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互联网上存在有害信息。Google无法加以选择地将这些所谓有害信息剔除。
什么是有害信息呢？有关方面没有明示。毋庸讳言，互联网因为内容庞杂，参与建设的人品流极杂，目标动机各有不同，内容不免杂芜。但究竟什么是有害呢，这个定义却值得反省，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在他眼里，那些被焚的的书，被坑的儒肯定都是和他的同志有害的。所以简单处理，一焚了之，一坑了之。但者一焚一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很多重要的的历史典籍因此永远地湮灭了。数百代人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就因为有害于一个朝代的统治，而遭到灭顶之灾。
和焚书有类比之处是中国历史上的禁海。西方社会从希腊文明时期开始，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贸易活动就和海洋紧密地联系着，因而社会对海上开拓、探险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当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封建社会的母体里逐步成长起来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力图把海外扩张和掠夺作为基本国策。反观此时中国明王朝，尽管当时的航海技术和水平远远超过西欧诸国，据统计，当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无论就船舶的吨位，舰队的人马，所运载的货物数量都远远超出哥伦布，达伽马的船队，在时间上，也分别超过他们70多年。
但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明王朝却作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海禁” 政策，把海军作为实施“海禁”的工具。致使这种技术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难以转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力量。有人分析认为，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代中央或地方的当政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从海上取得过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强烈的海洋经略意识，也就不可能对海上势力的作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定位。当许多人为明王朝错过融入世界大潮流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时，殊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15、16世纪中西海上政策的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各自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其实质是西欧诸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明王朝，而海洋意识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
海禁的结果是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可能和机会。失去了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联络，交流与商贸往来的机会，将西方世界的现代科技隔绝在外，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的时候，满清王朝第一个反应认为人家是来朝贡的，要求英国公使执藩属礼跪拜。跪拜不成，后来就留下洋人生来双腿坚硬，不能弯曲的荒谬认识。英国人坚船利炮打进中国后，朝廷里还有人建议用长竹竿将洋人一扫，掀翻在地即可。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荒唐的认识都被外来的坚船利炮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因此在一个多世纪里被沦落为任由列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今天的禁网可能的名目是为了保护民众获取健康信息的利益，其用心和五百年前禁海的用心如出一辙，但是具体来看，所谓保护民众，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根据相关的调查，网上的信息并没有达到严重伤害民众的程度，其达到的伤害和传统媒体上的虚假广告相比，并不比它更严重。那么网上的信息是不是已经达到伤害政府和政权的程度了呢？在我看来，也原没有如此严重，充其量不过散步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息，或者捕风捉影，凭空杜撰出的一些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稗官野史而已。从本质上并无伤大雅。充其量是网民饭后的谈资而已，但我们的政权阶层为什么对此表现出如此的敏感呢？这也不得不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生态来追根索原。
在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公民论坛就确立了言论自由的传统，言者无罪的传统除了在黑暗的中世纪曾一度受到钳制外，近代以来，言论自由一直是自由人权的基本要义。打开西方国家的电视台，几乎所有的事评论节目和talk show都可以随便拿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作为开玩笑的素材，针砭时政，发表见解，被讽刺挖苦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觉得受到多大的奇耻大辱。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百家争鸣的传统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就被连根拔掉了，后来又经历罢黩百家独尊儒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间更是一步步被挤占。历朝历代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付出的代价都是生命和鲜血。在中国的民间政治生态中，为尊者隐，为长者讳，更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政治家和领导人物的形象受到特别的保护，任何轻慢和忤逆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不要讲国家领导人头顶的癞疮不许提及，就是名号也不许提及，提到都必须避讳。
作为领导阶层，这样做或许是一种对传统的因循而已，并无别的深意。但不可忘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来自民间的言论往往传达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舆论趋向，通常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心态的方向，这绝不是靠简单的禁绝可以达到其目标的。
如果从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态和传统来看，google在中国能生存达到两年，已经是突破某种历史的极限了，今天的被无限期禁止，则毫无疑问既在情理之中，也不出意料之外。只是查封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则需要历史的评判。
解除“网禁”，拓宽建言平台
http://www.chinaumu.org 2009-03-12 09:28:42
《青年人大》
北京奥运期间，中文维基百科、美国之音中文版、记者无国界组织等页面，以及长期不能正常访问的香港或台湾地区的网站也得以正常浏览。奥运期间互联网“解禁”，这是中国政府奥运承诺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互联网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笔者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选择性屏蔽境外网站的政策在奥运期间出现松动，其原因并不是政策使然，而是大势所趋。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固然要兑现，但要真正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需要一个自由而广阔的平台来让所有人畅所欲言。这个平台不存在明显袒护政策制定者或者特定群体的条规，也不存在刻意的等级划分，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实现不违反法规的言论自由。民主来源于思想的碰撞，“网禁”的解除进一步实现了广开言路，让中国在民主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中国政府在涉及敏感的问题上步伐一直小心翼翼，这次算是放手一搏，结果不仅兑现奥运承诺，给西方一个“善意的回击”，还在国内开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好头，在政治方向上向着和谐社会再度迈进一步。和谐社会，以民为本，就不能压制人民自由发言、探求知识的权利。人民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不该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也不该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子。如何在网络开放的背景下正确引导舆论的走向，使之成为推进新时代改革的思想宝鉴与不懈动力，需要政府在规范网络环境、完善监督制度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也需要广大网民的积极配合。08年以来中国网民在对待一系列国内外大事时展现出了理性的光芒以及团结的力量，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中华民族的洪亮声响。现在网络大开，中国网民们只要继续用理性与团结来武装自己，又何愁中国人的声音在世界唱不响？
有舆论认为放松对国外敏感网站进行屏蔽的政策会导致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发动新一轮的舆论宣传攻势，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笔者认为，真正在信息接收方面让社会舆论趋于稳定的方法，不是刻意让群众远离不良信息源，更不是压制舆论，而是相信群众的理性与智慧，让谎言被群众自我揭穿。一个国家的真正长治久安，需要一个相信人民的政府，一个善待人民的政府，以及一群理性的、支持政府的人民。
大国的复兴需要气度，一种兼收并蓄的气度，一种不惧怕谎言与攻讦的气度。北京奥运的成功是中国复兴的象征，也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继续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在此类问题上日益增进开放程度；同时也需要人民，尤其是网民的自觉配合，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璀璨的明天。
中国校媒网专稿（C-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