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激情，唤醒公共社会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04日10:33 观察与思考
-成 岗
城市中人与人关系的淡漠长期以来备受诟病，已是不争的事实。就中国目前而言，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迁徙和流动当属近年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大潮，这一趋势加速了城市自身的发展，人口激增也加剧了种种城市问题，包括人际关系的石化。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对人际关系的恐慌和物质条件的改善相辅相成，对多数人来说，城市是淡漠的代名词，似乎是其先天性疾病。社会中弥漫着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不少知识分子把郊野乡村视为人类的“麦加”，并将城市树为众矢之的。在此情绪笼罩下，公共生活的枯萎不再发人深省，它被当作城市发展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没人记得，公共生活恰是在城市里成长并生机勃勃，如古希腊、古罗马。这盛衰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关于公共生活的壮阔而复杂的历史图景。《公共人的衰落》不是他在此领域的处女作，2006年由上海译文引进的《肉体与石头》方属其试啼之作，显示出桑氏招牌的学术路径：跨学科、多角度、深入浅出。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中对威廉·荷加斯于1751年创作的版画《杜松子酒巷》的解读不仅勾勒出公共生活衰败的视觉图景，也是对其学术观的如实刻画：每个画中人只看到自己，他们喝醉了，肉体失去了感觉，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感觉不到楼梯、板凳和街上的建筑物，“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荷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序的景象。”这对我们理解《公共人的衰落》具有象征性意义。
史家的严谨和社会学家的敏锐在《公共人的衰落》中表现得酣畅淋漓，对建筑学、服饰学、戏剧、文学、历史和政治经济理论等资料信手拈来增加了可读性和哲理性。18世纪欧洲贸易扩张和城市人口剧增导致陌生人不断涌现，姓氏、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无助于确定他们的身份，城市需要确立一套新标准来界定，如严禁任何阶层中的成员穿戴其他阶层的服饰，从而施加一种社会秩序。裸露的乳房不再是德行和器官，只是钻石项链的背景；赤裸的上身仅为烘托蕾丝花环；恭维是否能取悦于人，在于其组织是否精心或机智，没人在乎是否真心；人们公开决斗，但并不破坏他们的私交；一个拈花惹草的人也可以赢得尊重与爱戴，因为他的立场与行动，道德并不会致使其减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泾渭分明，这赋予了前者充分的自由，也让后者更公正与开阔。
伴随世俗主义与进化论、实证主义、心理学等的联姻，及商品拜物教的崛起，人格开始蚕食公共生活，服饰不再被当作阶层的标志，不再与自我保持距离，而成了揭示私人情感的线索，人们开始认为真情流露才是特立独行的表现，在上一个世纪，精神医生都认为不自觉地表露心声是疯子的症状，当今亲密性社会便滥觞于此。人们开始把是否真诚当作社会交往的至高标尺，所有的社会现象只有和人格挂钩才有意义，所有的共同体都以彼此揭露自我来建立，非人格空间逐渐缩水。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援引列宁对最恶毒之神甫的定义，即明火执杖暴虐的神甫并非最值得警惕，对你推心置腹的反而最危险。在亲密性社会中，神甫的真诚让人忽视了他们的阶级，让人搁浅了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在意此时此刻的感受，热衷于欣赏心灵的脱衣舞。这其中存在一个最讽刺的悖论，追求人格的独特和个体自由的动机，最终获得的却是被动与不自由。如百货商场迷人的橱窗，宣扬的是个性和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模糊了商品的用途，掩饰了其批量生产的真相与高额利润，让人愈加远离了自我。让桑内特忧心忡忡的则是由此引发的世俗卡里斯玛政治的猖獗，这是一种催眠术、健忘症，人们因为政治家的煽情演说或跟底层工人联欢，从而原谅了对造成广泛损害的政策或政治家的百万贿赂，人格政治成为一种稳定日常生活的力量。专制不仅是高压、监视、监牢、催泪瓦斯，也可以是眼泪、房贷、威士忌、香烟、家居用品、朝九晚五，可以如此亲密无间与微妙，桑内特称之“亲密性专制”。
皮埃尔·布迪厄在《论电视》中视电子传媒为工具，其社会影响是政治推动的“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桑内特则认为电子媒体是亲密性专制的催熟剂，无法改变，因为这是它的原罪。桑内特对电子媒体的定义不无偏激，却颇有见地，“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概念的技术手段。”大众传媒如章鱼般将本可以走出屋子走向广场的人牢牢抓住，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电子媒体单向的信息流通扼制了观众的反应，人们沉迷于对人格的探险，且满足于此，遗忘了去侦探背后的真实，遗忘了被政治家泪水遮蔽的政治内容。我们常指责电视新闻的八卦与花边，不知这正是其本质，也是“亲密性专制”有力需求和得力帮手。
当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认识到自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却无计可施时，桑内特令人信服地告知我们已有多少时间不言不语。他唤起了人们对失语前的激情的记忆，今日的态势并非天经地义，并非生来如此，城市也不应是继续保持沉默的理由。在桑内特的词典里，“沉默”跟“独善其身”、“不战而退”、“奴役”列在同一纲目下，公共空间其实是公共发声系统，每处设计每个构造都必须有利于各种声音的无碍传播，否则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顺从，这与任何一种自由一种道德都不相容的。 -
什么是公共社会？
什么是公共社会？他包含了哪些？组成的要素是什么？
提问者： 空瓶子的影子 - 见习魔法师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得党心民心。胡锦涛同志今年2月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促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迫切要求。有必要明确公共服务的含义。
公共服务一定是公民所需的，能够使公民的某种直接需求得到满足的，使公民受益的和得到享受的。譬如，教育是公民及其被监护人，即他们的子女所需要的，他们可以从受教育中得到某种满足，并有助于他们的人生发展；公共服务是指由法律授权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道义、慈善是公共服务的价值基础。以需求促进供给是公共服务的经济动因。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及其组织。公民的各种直接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公民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表达了公民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为满足公民及其组织的直接需求所开展和介入的活动，即为公共服务。
社区公共服务本质上是人类生活演进的整体性的映象。从实践的角度看，社区公共服务涉及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将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截然分开，这与中国的现实不符。我国的社区公共服务业长期存在两种极端的主张与行动，可简化为完全福利性（即政府提供）或完全私人性（即市场性），但是公共服务是处于纯粹的完全福利性服务与完全私人性服务的中间，属于并不纯粹的那部分服务，它的提供与生产方式常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一定的替代选择，即政府或其他的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提供规化和融资，交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生产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室主任杨团将社区公共服务分为四个类型即：保护型、自治型、运营型、专业型。保护型代表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功能强而生产功能弱的那部分服务产业，即不能依赖市场机制而又不能独占服务产品使用权的社区公共服务，具有更纯粹的公共性，需要得到更多的保护性政策才能存在， 例如社区治安，社区广场，社区防治，就业服务，福利服务，社区热线；自治型代表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功能和生产功能都较弱的那部分服务产业，即不能依赖市场机制而又需要独占服务产品使用权的社区公共服务，例如社区文体，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居家老人服务；运营型代表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功能弱而生产功能强的那部分服务产业，即可以依赖社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资源状况，在相对较为自由的环境中自行决定在生产这类服务中利用市场机制的程度，例如便民商业服务，社区老人院服务；专业型代表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功能和生产功能都强的那部分服务产业，即能够依赖市场机制而又不能独占服务产品使用权的社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社区中心设施服务，环境卫生，绿化，社区物业。可以适当的运用市场机制，达到规模效益和技术、质量的竞争机制，作为其高效率的保证。
一、存在的问题
1、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但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年非典考验中暴露得更加充分，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2、由于社区服务任务的大量增加，专业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力量配置明显不足，致使涉及社区服务的大部分工作，如市场管理、市容保洁、园林绿化、民政福利等，都难以依靠专业机构来完成，而更加依赖街道，但街道却没有相应的权限。条条因力量有限而管不到底，块块则因与辖区单位和专业管理部门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而管不到边，受害的是广大公民，他们没有更好的享受到社区公共服务。需要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明确区、街、社区的管理职能。
3、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在节省政府资金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许多地方的改革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下降的局面，与政府和公众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体多次报道过，由市场提供的中小学校早点、午餐盒饭经常出现卫生问题，引发学生集体中毒。
4、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市场化带来公共责任缺失。因为生产者以盈利为目的，它会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去选择有利于其获利的服务项目，对于那些不能很好获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则有可能消极供给，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对于那些生活困难者来说，却是没有选择权而言的。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很难说是社会公正的表现。许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直接考虑更多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市场化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也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这都会引发公共部门的责任危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
二、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思考及建议
1、合理设置社区：在划分社区时，要根据各地实际，按照便于管理、便于开发社区公共资源、有利于社区自治的原则，根据人口和居民心理认同感、归属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居民委员会的辖区规模作适当调整，成立新的社区委员会。重新调整后的社区范围扩大了，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单位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来，使社区公共资源布局更趋合理，社区资源进一步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同时，社区规模的调整，社区资源的增多，使广大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了，社区公共服务的管理成本下降了，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我们从改革入手，改变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政府全包的做法，不仅要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也要调动平台工作者的积极性，按照以服务养服务、以实业养事业、以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的思路，积极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准市场化运作和项目管理机制。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明确区、街、社区的管理职能。
3、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公共服务市场化突破了政府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模式，通过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合配置，凸现了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为政府以更高效更经济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可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要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将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引向多元化道路。目前，能够进行社区服务生产的生产者太少，需要培育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只有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得以多元化，多样化，社区公共服务才能改善效率，持续发展。从我国现在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员，是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当务之急。
以人为本，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努力推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区公共服务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缺位”和市场化“过度”；政府职责不清，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
4、强化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是政府的责任。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改变的不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领导或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引进和实行了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并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办，政府应该做的是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共同去办，政府要从公共服务事业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具体而言，在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
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职责，只要其服务提供者在运作中不违反法律，并且公众最终能够获得符合要求的服务，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
其次，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有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认真分析和分别对待社区公共服务行业。不加区分统统推向市场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文化服务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于保护型和专业型，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保证其正常运转。
5、必须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应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要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综上所述，社区公共服务是一个新的挑战，只要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断调整对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够适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更好地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建设和管理。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社会与公共社会在中国发表于 2008-07-02 15:07:34
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但人的群体能否就构成一社会，却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我们常会在其它语境下使用社会这一概念，如原始社会、上流社会、蜂蚁社会等，这都是指人的群体而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概念。这里，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关于社会的概念，并认为，社会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总称，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否密切和广泛，是否具有全方位性，决定了社会的发育程度。比如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是不是社会性的？国家机器、政府组织是不是就是社会的同义词？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社会的概念还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应该说，社会不仅是人们权利和义务的体现形式，而且要看这种体现是强制性的，还是自发、自觉的；强制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只能形成国家统治的形式，而不能形成社会。也就是说，社会是出于人们的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个“一定的”条件，简单言之，就是形成市场经济。比如农户一家一户的种植养殖，其产品若仅供自己消费，就永远不能形成市场；也就是说，零星的商品交换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若把这些种植养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买，这市场无论大小，单独就市场而言，都是形成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这个市场的行情、行业规范、行会等管理形式，以及由此推扩出去的道德范式和法律范式等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形成的条件和保障。所以有人将人类社会的“社会” 看成是私人社会与公共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私人社会的“私人（private）”，是指居民和厂商，他们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空间中谋求自身的利益。公共社会的“公共（public）”，是指众人，众人的代表是政府和多样性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各种公共和亚公共空间中代表并谋求着众人的利益。私人社会和公共社会的均衡发展、和谐整合，是人类社会的现实追求和理想境界。其结果是形成具有文化特征的公共物品，如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公共服务，物质、精神和文化的公平占有等等。这显然在非社会的形态下难以实现，而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实现。
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给我们的社会生活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在其很长的历史发展中，都为物所役，被动地处置物。只有到了西方产业革命、有了产业工人、形成一定市场以后，人对物的处置才趋于主动、灵活和自由。而且这个市场在今天已一点点地变大，变成全球性市场，并由此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但是，人类有市场经济的历史仍然很短。合理的展望应该是，市场经济不仅为人类形成真正的社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且它还是一个必要的基础，以使人类在此基础上超越于带有很大求生存局限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享受人与人之间求自由、求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由人类大生命不断前进、不断上进的本性所决定了的。人性中不断超越的因素使得它总要超越在市场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进一步要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形成人与人之间纯正完美的关系，即更自由、更和谐的关系。
如果从社会的视角来反观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些什么呢？从辨证的角度讲，老、孔二位先圣发现和总结了中国人人性方面的很多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东西是中国先民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而他们的这些发现和总结，反过来又进一步塑造和固化了中国人的人性。以至于今日，中国人的人性中，谁人没有老、孔二位思想的影子呢？老子的宇宙观，人道观，前者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后者多是一些教条化的说教，与人生实践还有很多差距。孔子曾从老子学道。孔子是绝顶聪明的人，他很快就领悟到老子关于“道”的观念。但他没有停留在老子的观念和说教上，而是由此推扩开去。孔子的学生们曾说他很少谈论天道与性命，说明老子的天道观在他心中已经扎下了根，虽然他很少谈，却是他的学生们能感觉到的。孔子弥补了老子的不足，避开了老子空洞的说教，而把重点放在了人生的实践上来。他引导学生们通过在人生实践和古代典籍学习中，通过下学而上达的功夫来体会天命和人性，以此造就君子和圣人。这就是他的“仁”的观念。他造就的君子和圣人是作什么用的？且看“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观念，就知他显然是在培养适应国家统治需要的精英阶层。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大多把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当作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甚至很多人有得志就猖狂的心态，就是其思想影响的集中反映。在孔子，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点点关于社会的概念，他培养的精英们除了充当国家统治机器的一分子外，没有所谓的“社会”让他们融入其中。这确实也不能苛责于他与他的弟子，不仅在他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没有形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由市场作导向的私人社会自然过渡到公共社会的、有个人财产权和选举权以及充分法律保障的社会形态。孔子的思想不是没有好的东西，比如他的礼、乐、智、信等观念，以及企图通过“礼”、“乐”的手段，造就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等，都足以让人神往。但他的思想最终还是是落空的，他所提倡的东西缺乏坚实的社会作为基础，所以他所向往的某些东西，就只好是一些保守的东西，比如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之固定下来，从而达到永久且僵化的国泰民安；他的目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大可能的保守，如通过通过培养精英，通过人人的个人奋斗，成为国家统治者的一员，从而实现国家的形态，加强的是国家的统治，与实现社会的形态南辕北辙。中国通过文人治世，文人通过孔子的思想，影响中国发展两千余年，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踏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近年来党中央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这是我国走进一个良好社会的开端。我们欣喜地发现，我国人民的社会意识在不断提升。天津一个普通的蹬三轮车老人白方礼，十五年资助教育事业三十五万元。5.12汶川大地震时各方体现出来的社会合作，那些亲如手足的社会联系如此等等的事例说明，我国人民已经不是为了头上那些“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之类的光环而去做善事好事，而是把自己自觉地融入到社会中去，成为构成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作贡献。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人们分明期盼着在社会中享公益，并力求找到作出贡献与享受公益间的平衡。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大变革。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形态还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私人社会不发育，因为我们不承认私人产权，且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公共社会也不发育，因为政府不是公共型的政府，且没有多样性的非政府组织。改革开放义无反顾地将中国带入了市场经济，由此也就开始了相应的私人社会的发育。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7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私人产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尽管人们仍然认为公权（这里的公权大多是行政性权利，而非公共性权利）在许多领域还大于私权，但私权的迅速发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本来应当与私人社会并存，并作为其制度保证（或秩序空间）的公共社会，发育严重滞后，造成今天中国公共物品的短缺现象。
有人把公共社会的主体、要件和原则作了如下界定：其一，公共社会的主体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其二，政府提供公共秩序（游戏规则）和公共物品，亦即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提供特定领域的游戏规则和准公共物品（服务），亦即“俱乐部物品”。其三，与私人社会奉行营利性原则相对应，公共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从这三个方面可见，目前提出的加快政府改革及其自身建设，就是围绕打造公共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重视非政府组织建设展开的。 亚当·密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剖析市场经济社会。他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市场经济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市场经济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物品需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物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今天中国公共物品的短缺现象，是由中国社会市场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物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物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物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不能承担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物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面对这样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说教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 的结果。
以上我们谈论了社会和公共社会两个概念。实际上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公共社会的概念，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人。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将人类文化分为次第不同的三个时期：人对于物的时期，人对于人的时期和人对于自己的时期。梁先生指称第一时期文化以资本主义发达文化为最高点。由于资本主义文化以对物的贪婪和人的异化为主要特征，故远未能达到人类第二时期文化。但资本主义造就了广阔的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人类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人类走向第二时期文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念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拯救了社会主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人类所积累的文化以及人类具有的自觉性和超越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就能摆脱人为物所役的局面，借助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公共社会所提供的大量公共物品，如人的各种权利和义务，财富的公平拥有，环境和食品的公共安全，教育和医疗的平等待遇等，都是由关注物转入关注人的集中体现。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发展，才从真正意义上走入人对于物的发展时期，而且在当今，中国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我们的文化中关于人对于物的文化还有哪些课需要补，比如我们的市场发育以及由市场经济产生的游戏规则，我们的财产权、选举权以及各方面的法律保证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而中国的人对于人的文化，先圣们为我们留下的遗产远比其它民族要丰厚。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需要清除，哪些因素需要宏扬等等，还是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关注人，着力于解决人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