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战争（War on Global Warming）中取得胜利编辑本段回目录
布赖恩·沃尔士(Bryan Walsh)
气候变暖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我们美国人参与战争之后就再也不喜欢在战争中失利。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你如何界定“战争”的定义。一种战争是是热战，它通常考验我们的勇气，意志力，爱国心和战略，这类战争是我们所擅长的。但其它的竞争同样考验我们是否具有这些特质。除了大萧条、太空竞赛、兴建铁路或根除仍然大范围存在的脊髓灰质炎之外，还有哪些可怕的挑战会影响我们所认定的文明而应当由我们团结起来应对的？如果当我们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有一点沉迷于自夸和表现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那么好吧，我们所做的确实值得让我们这样去做。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重大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我们所居住星球的气候正在持续恶化，这将成为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不论如何衡量，美国正在这场战争中节节败退。事实上，如果已经我们在每应对这一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那么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努力。美国每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接近世界总排放量的1/4，但美国政府一直固执地表示无意为解决问题负任何责任。虽然寻求削减全球碳元素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带有明显缺陷，但仍获得了174个国家的批准，而美国的做法与这些国家背道而驰，它将《京都议定书》拒诸门外。尽管甚至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都在推动35英里/加仑(mpg)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美国却仍然是“悍马”的乐土。美国确实曾空泛地承诺过用柳枝稷制造燃料或发展氢动力汽车，但这些承诺的实现却遥遥无期。对于一个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困惑在所有爱国行动中什么才是最爱国的。很难想象存在比打击一个国家的农业、沿岸地区、人民健康以及经济稳定发展更严重的打击，而这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这个世界。
事实上，环保意识已经在逐渐抬头，就连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气候变迁是全球危机，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尽一己之力来保护地球。产业界提出了他们的环保策略，但通常没有太大效力；环保团体也出自己的计划，可是目标过于天真，甚至可能会牺牲经济的发展。但让我们假定这些有关当事方和其他各方处于谈判状态，显然他们会要求能理智地进行交流并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积极、雄心勃勃且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我们到底该如何制定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应对计策，并同时保障经济不会受损呢？
忘记像制造出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或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这样的先例吧，只关注计划本身，不论如何艰难我们都努力实现了目标。让我们代之以二战时期的事例，当时在一夜之间整个工业部门被凝聚成一台巨大的机器，并具备了生产60,000辆坦克和300,000架飞机的生产能力。这样的成就并没让我们的国家破产，反而使我们的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强并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气候变暖的战争停止气候变化所需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出上述的事例。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索科洛(Robert Socolow)和斯蒂芬·帕卡拉(Stephen Pacala)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它要求在未来50年共减少250亿吨的碳排放量，这相当于当今世界年碳排放量的4倍。然而通过制定一项结合短期解决方案与长远目标的连贯性战略，结合政府的能动性与私人企业的参与，调和务实主义与勃勃雄心，美国能够在不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阻止气候变化产生最恶劣的影响并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以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生存。财富只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主席及新书《地球：续集》的合著者(Earth: The Sequel)弗雷德·克拉普(Fred Krupp)认为：“我认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这是在美国，而且美国善于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综合计划来告诉我们如何这样去做，但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一计划的最大组成部分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美国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并最终获胜的蓝图。
首先，为天空标价
遏制气候变化蓝图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碳排放量标价。只要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是免费的，那么可再生能源就决不可能替代化石燃料。但一旦对碳排放标价，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将突然明朗起来。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cap-and-trade system)设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让环保一点的企业卖出所剩排放额度。这是一举两得的方案，不仅可以让碳排放总量降低，并且可以奖励环保有成的企业。为了不增加成本，企业自然倾向于投资研发节能系统与可再生能源。正如克拉普(Krupp)所说的那样：“‘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将改变一切。”
早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就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其目标是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将减少5%。该协定同样谋求通过碳排放交易在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并鼓励这些国家投资清洁技术。一些关键成员的缺席决定了《京都议定书》的命运。由于担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影响其蓬勃发展的经济，一些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拒绝接受排放定额限制。美国的参与对《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能否成功实现至关重要，但在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经历了七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孱弱的环保管理之后，布什总统已经没有多少环保信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觉悟了。碳是全球性污染物质，这意味着不论是行驶在波士顿街头SUV排放的汽车尾气，还是远在北京工厂的废气排放抑或巴西利亚郊外的森林大火都对气候变化有相同的影响。如果其他国家在美国显著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增加他们国家的碳排放量，这对改善环境毫无裨益。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因为发展中大国没有采取相应行动而不清理好我们自己的烂摊子，那么我们将如何激励这些发展中大国解决他们的环境污染问题？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华纳(John Warner)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中国和印度将会躲在美国不作为的裙子之下不会进一步改变态度，也不会采取行动。”
如果美国打破僵局并采取全国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我们应感谢华纳(John Warner)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去年12月，这位老练的共和党参议员与来自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的康涅狄格州独立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共同提交的议案给受大众关注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成为法律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利伯曼—华纳提案(Lieberman-Warner)要求到2012年将碳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的水平，到2050年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的70%。由于该提案中还存在少许对污染行业的让步，环保人士希望继续加强这一提案，但是在谈判桌前，一个好的可执行的提案将比一个完美但无法实现的提案更引人注目。对此，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的主任克劳森(Eileen Claussen)的意见是：“我们越快取得解决方案越好。”
气候变暖的战争虽然早在春末利伯曼—华纳提案就已提交到参议院进行讨论，但参议院尚未就其进行全体投票表决。这一提案将面临来自白宫以及来自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州的一些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的反对。反对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提案的人们认为这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一项由一个工业贸易组织——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所进行的研究估计到2030年为止利伯曼—华纳提案将使美国失去4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美国GDP每年减少6690亿美元。少数党成员，能源商业委员会(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主席巴顿(Joe Barton)认为：“环境保护社团总是能使你确信你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而且这些改变不但没有消极后果反而会产生积极的后果。”
没错，任何碳排放定价方案都需要付出我们付出相应的代价，终结气候变化并不是一项免费工程。绿色投资集团全球变化协会(Global Change Associates)的创始人彼得·福萨洛(Peter Fusaro)曾说过：“你想要一个清洁的环境，那你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一代价究竟有多大？美国环保总署(EPA)研究表明如果执行利伯曼—华纳提案，2010年至2030年美国GDP的年增长率会减少1%，但这并没有到考虑其他潜在的经济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灵活的碳排放减排政策在遏止气候变化的同时并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危害。虽然业界仍在就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进行辩论，但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要求政府回应将数人认定必将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制定为法律是否势在必行？因为很多企业主似乎已经为此作好准备。太平洋天然气及电力公司(PG&E)首席执行官达比(Peter Darbee)谈到此时说道：“我确信这对企业来说这绝对是个挑战，但这样做却有其可行性。”
当然，与普通消费者者相比，能源公司更容易应对这些挑战。在无碳替代燃料按规定投放市场之前，任何对碳排放总量的管制都将在短期内推动电力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扬，这对那些努力工作只为家庭取暖和必要的出行用油的普通家庭来说却是额外的负担。环保企业家的先驱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将“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所获得的税收以一个固定的折扣返还给全体公民，这与阿拉斯加人定期从州政府获得的石油工业分红相类似。
尽管联邦的碳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可能会是一个冒险，但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一理念在各州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有很多州的作法已经遥遥领先于华盛顿。在纽约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总部，该组织主席弗朗西丝·拜内克(Frances Beinecke)展示的一幅地图上用绿色标出了已经承诺或正在考虑强制推行碳排放总量管制的各州。一年前，这幅地图上绝大部分是白色，而现在白色所占的面积已少于一半。参与的各州不仅有单个逐一加入，也有像西部和东北部各州那样发起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贸易集团那样集体加入的。谈及这些，拜内克喜不自胜：“各州推行碳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的势头令人难以置信。
气候变暖的战争让我们以加州为例分析一下为什么严格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不会以牺牲增长为代价。2006年，施瓦辛格州长(Governor Arnold Schwarzenegger)签署了美国最积极的碳排放管理规章：加州现在起执行AB32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到2020年，加州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减少25%，即控制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这位反对白宫环保政策的共和党人，成为了美国抗击全球变暖的典范人物，“美国的大多数州都已经签署了削减碳排放的相关法案。”
施瓦辛格的计划受到了多方批评。西部州石油协会(Western States Petroleum Association)首席运营官凯茜·雷希伊斯—博伊德(Cathy Reheis-Boyd)担心，如果加州的减排步伐太快，将会迫使大量本地企业迁往没有排气管制的州份，造成俗称的“燃油泄漏”现象——而这也使得全国一致减排变得更加重要。加州波特兰水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姆·雷普曼(Jim Repman)也怀有同样的忧虑：“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企业会十分有效地被驱离加州。”
加州过去也曾有人担心《清洁空气法案》等环保法会重创当地经济，后来事实却证明这是杞人忧天。该州颁布《AB32条例》也许同样能得其利而去其弊。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06年一份报告预测，由于加州的科技企业发展蓬勃，而促进能源效益的需求又将会因《AB32条例》而扩大，因此该法案将会使当地的GDP在2020年前增加600亿美元并创造17000个就业岗位。生产过程需要耗用大量能源的行业(如水泥制造业)会知难而退，不过同时亦将会有一些清洁能源科技公司应运而生；以太阳城(Solar-city)公司为例，该公司便在短短数年内成为州内崛起得最快的太阳能装置安装公司，职员超过二百人。美国太阳能学会(American Solar Energy Society)估计，全美清洁能源业的职位已达850万个，若有适当的政策配套，有望在2030年前增至4000万个。
气候变暖的战争有效使用能源
控制全球气候变暖方案的另一个大的方面涉及到如何更有效的利用我们仍在使用的化石燃料。长久以来，美国所浪费的能源消耗十分惊人，但由于近年来，电力和燃料的价格十分低廉使得人们很少注意这一点。希尔利斯材料公司 (Serious Materials)的首席执行官凯文·苏拉切(Kevin Surace)表示：“企业要增加产量就会过度使用能源，这个定律不会改变，除非能源价格高到世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苏拉切的观点十分重要。西欧、日本在节能科技上可以迎头赶上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高能源价格迫使他们进入这一领域以寻求降低企业成本的方法。随着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也将可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专家为此给出的答案是“效率激增”，能源利用效率的急速提高将抵消能源价格逐步增长的效果，并为发展无碳替代能源争取时间。NRDC市场创新(NRDC’s Center for Market Innovation)中心主任里克·杜克(Rick Duke)认为：“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活动空间，但无序的市场将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也许一个连贯性的方案可能会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只要好好利用现有的机会来减少浪费，全球预估能源需求便有望在2020年前至少减少一半。落矶山研究中心(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节能专家艾默·罗文斯(Amory Lovins)表示，从简单做起，随手关灯就能减少电力使用，继而减少废气，“这就像桌子上的钱”。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推算，若是产业愿意每年投入1700亿美元在节能科技开发上，包括转换成“绿色”建筑和高燃油经济性汽车等等，在2020年前之每一年其实可以在能源开支方面节约9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所产生的碳排放削减相当于保持比现在高2℃气温(这被认为大大高于安全水平)所需的碳还原的一半。下重注在能源效率公司上的创投公司Foundation Capital的合伙人亚当·格罗塞尔(Adam Grosser)认为：“科技产业正发生大迁徙，多数创投公司选择投资清洁科技产业，此时继续向传统科技产业进行风险投资，无疑是极其愚蠢的选择。”
一些弥补漏洞的措施已经开始施行。去年联邦能源法案30年来第一次提高了美国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AFE)，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美国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必须在2020年之前达到35英里/加仑的水平。这虽然略低于作为世界通用标准的欧洲40英里/加仑的标准，但至少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效率标准(efficiency standards)同样也应该被应用在照明设备与家用电器上面。已经成为行业标准的日本智能领跑者项目在市场化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最佳模式。类似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建筑业。美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途径有接近一半来源于建筑业，如果我们批准环保设计批准而不是仅仅依赖建筑师及建筑工人的自由发挥，那么我们有相当大的机会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能源公司创立一种灵活的定价机制——在用电高峰时提高电价，在用电低谷时降低电价——你将看到巨大的能源利用效率改进。
气候变暖的战争加州在此方面又先行一步，他们施行一种类似弹性计价方案的实验性计划。通过使用“智能电表”(smart meters)，向消费者提供实时的能源使用信息，这样可以使账单更精确，能源节约量更容易被预见。自从该计划实施后，加州能源需求降低13%，这也为制定全面长远的方案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加州人均能源消耗量在美国处于最低曾，但在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增长50%的同时，加州仍采取一系列措施设法使加州人均能源消耗量在过去30年未发生任何改变。加州宜人的气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视仍然至关重要。具太平洋天然气及电力公司(PG&E)首席执行官达比(Peter Darbee)估计加州的环保政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淘汰了二十四座发电厂——这就使所谓的“供求破坏”(demand destruction)过程，或者说在碳排放产生之前就进行削减。
创新，创新，再创新
即使能源利用率大规模提升也不能解决当前我们所面对的能源灾难，这是因为蓬勃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当今世界能源最大生产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整个蓝图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实现的一步，建立一个新的不依赖于碳的能源系统。我们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们当前所采取的战略也模糊不清。绿色研究机构清洁技术集团(Cleantech Group)总裁帕克(Nicholas Parker)预测：“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间，人们必须重新调整与构建人类、自然及能源之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问题，对吗？好消息是数以千记的科技精英正在为解决替代能源难题——这一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主席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所称的“大幻想”——而努力工作。2007年，风险投资基金对清洁能源技术部门的投资达到51.8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44%。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在加州尤其是在硅谷，已有许多先进的环境保护分子，配备着无与伦比的科学知识与企业家精神，全力投入洁净能源的研发领域。
以海湾区的阿米瑞斯生物技术公司(Amyris Biotechnologies)为例，杰克·纽曼(Jack Newman)和他的研究团队利用基因改造的细菌提炼更好的生物燃料，以规避清洁能源领域长久以来存在的有关粮食和能源的争论。在近1亿美元风险投资的支持下，阿米瑞斯公司试图利用细菌发酵从木屑等材料中提炼生物燃料并大幅度提高生物燃料的萃取量。“技术能够作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纽曼说，“我们所作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可能。”
政府同样可以提供支持。虽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自由企业所释放的创新活力，但政府在整个进程中的支配也同样重要。稳定的碳排放价格将提高发展更经济的替代能源的创造性。如果政府愿意像把当初推动“阿波罗”计划那样更好分配它的研发资金，这将催生出更多的清洁能源企业。据统计，目前美国政府每年提供给相关企业的研发预算与税收减免额为50亿美元。相较之下，2008年度的联邦财政预算为2.9万亿美元，而伊拉克战争每月的军费具估计为120亿美元；如果由我们决定预算支出的优先顺序，很明显应提高财政对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研发的倾斜。民主党人发起免除对石油工业180亿美元的免税而将这笔钱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的计划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笔可能得到的钱的花费途径很多。光伏太阳能电池板的改善最为显著，但以目前的研发速度，至少还需要5至1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太阳能发电与目前的化石燃料势均力敌。更具前景的是太阳能发电站，西班牙清洁能源巨头Acciona在内华达州沙漠建立的太阳能发电站今年春天举行了落成仪式。这一装置占地300英亩用，使用182000面弧形太阳能电池板捕捉聚集太阳的能量，通过加热在管道中循环的合成油产生蒸汽推动涡轮进行发电。反射镜和管道相当便宜，也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诀窍在于扩大规模降低价格。
风力发电，是目前各种再生能源中最成熟的技术，也被广泛的利用，但我们必须寻找到在无风时储存电力的方法。其它如潮汐能发电、地热能以及核聚变技术等边缘替代技术，在有充足资金并具有足够运气的话也能迅速发展起来。
政府应对所有的研究提供研究基金，而不要试图孤注一掷。在以往，美国政府支持用玉米乙醇占领市场，结果造成林地滥垦、食品价格上扬等后果，这一生物燃料丑闻表明政府直接补贴轻易地因政治原因被滥用。一定比例的国家电力供应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可再生资源投资标准将迫使能源公司更大程度采用替代能源，这将使技术发展取得最好的结果。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已经停止了对化石燃料工业数以十亿记美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可以增强化石燃料工业的内在优势。对此，标准可再生能源(Standard Renewable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杰(John Berger)的看法是：“在原油价格达到每桶100美元的今天，石油工业会需要1美元吗？”
最后，一些微观政策税额抵扣等优惠能使太阳能发电和环保建筑等变得更为经济，使得家家户户都能接受。这些信贷优惠使风能和太阳能产业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法令到期不能延长，法律担保将到期终止。作为2005年能源法令的一部分，太阳能投资信贷为太阳能发电交易提供了30%的税额抵扣，但如果不能解决阻碍该法令延长期限的立法僵局，该方案将在今年年底终止。幸运的是，国会似乎准备延长该法令的期限。主要的太阳能装置的制造、安装商SunPower的外事副总裁朱莉·布鲁顿(Julie Blunden)表示：“如果该法案到期终止，政府和商界所取得的良好业绩都将被抵消。我们的业务今年年底将烟消云散。”
如对于这些再生能源领域的新兴企业，政府应该给予，让他们的研发无后顾之忧，在未来也可以降低成本令家家户户都愿意转换使用绿色能源，德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政府鼓励，所以他们的再生能源产业可以远远超前。
长久的斗争
如果我们采取上述所有步骤，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并且配合节能科技，同时加大对绿色能源科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程度影响？据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能源专家亨利·李(Henry Lee)的计算，我们会变得略穷一些，与气候变化的长期对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导致我们每年失去GDP总量的2%~3%。反之，若我们什么都不做，不受控制的气候变暖将结束全世界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这笔流失的金钱当作投资，再与国际共同行动相配合，人类将在半个世纪内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量，遏止气候变化，进入“后碳世界”。
最后，对抗全球变暖不能以财政年度来计算，这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所采取的应对政策也必须与时具进，而不应受制于选举周期。我们从智库和军事学院了解到任何危机的解决通常取决于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这个大国必须拥有具有大量科技的发明家、可支持起活动的金融家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吸引力。这样的国家当然存在，并且这个国家恰恰是我们美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发展周期，她所获得的优势地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可以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放弃我们的责任，也可以像我们以前那样在世界需要领导者的时候临时客串一下。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绿色环保，但每个人都对绿色环保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