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仇视妇女玩弄女性的人吗编辑本段回目录
爱因斯坦有时确实使人觉得他是个鄙视妇女的人。他曾说女人都是没有头脑的。当他发现无法将玛丽·居里归入这一类时，就说她有鲱鱼般冷峻的灵魂，还说她的女儿伊雷娜抱怨起来就像个猛掷手榴弹的士兵。他把这两位女性都看成自己的朋友。
当他爱恋的对象不再是第一个妻子米列娃而是表妹埃尔莎时，他对米列娃的冷酷和轻篾就足以让他戴上厌恶女性的帽子。爱因斯坦甚至承认他从未真正爱过他的母亲保利娜，因为她总想把一切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然而女人在他的生活中仍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身边几乎总是有女人陪伴，不是妻子，就是情人或女友，有时还不止一个。她们大多把他当作崇拜和宠爱的对象。
罗纳德·克拉克是最早写爱因斯坦传记的知名作家。他在书中写道：“爱因斯坦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喜欢有女性陪伴。不仅如此，像大多数出了名的男人一样，他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崇拜者和准骗子。”克拉克很可能从爱因斯坦的财产受托人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那里得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爱因斯坦和埃尔莎结婚后，确实不顾妻子的抗议对好几位女性发生兴趣，不过他从来不允许这些关系干扰自己的工作。
即使在尚未成名的时候，爱因斯坦对女性也颇具吸引力，不过名气确实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追求者。不论是婚内还是婚外，他在生活中肯定比单身汉牛顿或他的朋友、模范丈夫尼尔斯·博尔有过更多的浪漫插曲。不过也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大多数恋情都是柏拉图式的。究竟哪种说法更可信，还是请读者们自己来判断吧。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和他有过肉体关系的女子向别人泄漏过这种关系的性质。不知是因为谨慎还是因为羞辱，他的两个妻子都拒绝公开谈论任何与此相关的内容。不过，他的女佣、当医生的朋友，以及那些在他去世后被研究者们发现的信件都证明，爱因斯坦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并没有使他忘记谈情说爱。
他知道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承认自己没能和长期以来忍气吞声的妻子和睦相处。正如著名的传记作家布伦达·马多克斯所说：“看来爱因斯坦确实是个非常糟糕的丈夫，一个深感内疚的不称职的父亲，一个漂亮的喜欢交际的男人，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和不错的徒步旅行家——或者说，一个典型的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欧男子……他的妻子米列娃则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只知道指责和抱怨的漫画式人物，不是郁郁寡欢，就是妒火中烧；与此同时，她还要和婆婆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因为婆婆是犹太人，而她却不是。”
大多数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们都会同意马多克斯的看法，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对他的音乐才华提出异议。有位听过爱因斯坦演奏的人说，他拉起小提琴来像个伐木工。还有人说，他把握时间的能力不行。
十七岁那年，爱因斯坦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那时，他在瑞士的阿劳读高中，住在温特勒家。温特勒家有三个女儿，他爱上了敏感而温柔的玛丽。她当时十八岁，刚刚在一所乡村小学里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叫爱因斯坦“我亲爱的卷毛”和“我亲爱的大哲学家”。他们在玛丽父亲的陪伴下到附近开满鲜花的乡村去观鸟。他们还一起演奏音乐，玛丽弹钢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
不久，爱因斯坦在回意大利度春假的时候给玛丽写了一封信，说他每天都在想念他的心上人、他可爱的小天使。他还说，她对他的灵魂比整个世界都更加重要。
这是一段田园诗般的短暂恋情。当他进入20英里之外的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开始对物理班里唯一的年轻女性米列娃·马利克发生兴趣后，他和玛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亲密了。其实米列娃不及玛丽漂亮，而且她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走起路来有点儿瘸。当朋友们问他为什么喜欢米列娃时，他说他不在乎她走路的样子，他被她柔和悦耳的声音迷住了。
爱因斯坦从来不否认他确实很爱玛丽·温特勒。他说，和她分手后，他努力避免和她见面，因为他害怕双方都会感情冲动，他担心自己抵挡不住，担心她会逼得他发疯。他所说的发疯究竟指什么？是情欲的冲动还是思维的混乱？这是另一个爱因斯坦之谜。
当玛丽到苏黎世去看爱因斯坦时，她犯了个大错误。她试图按照她的喜好来重新布置他的书房。这样做必定会遭到他的抵制。不过爱因斯坦那时仍旧继续给她写情书，并在信的末尾附上要洗的脏衣服，指望她把它们洗干净后寄还给他。与此同时，他却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女子。
当玛丽意识到她和爱因斯坦之间的恋爱关系已经了结，她身心交瘁，大病了一场。爱因斯坦承认这是他的过错，他太轻浮，太不体谅她的感情。在玛丽的记忆中，爱因斯坦“像画一样美好”，他们“真诚地相互爱着，不过这完全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
爱因斯坦曾把玛丽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第二父母”并始终和他们以及温特勒家的其他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爱因斯坦的妹妹玛娅和温特勒家的第二个儿子保罗结为夫妻，爱因斯坦的密友米歇尔·贝索取了温特勒家的大女儿安娜。
和爱因斯坦分手10年后，玛丽·温特勒嫁给了比她小10岁的手表厂领班阿尔伯特·马勒并和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们于1927年离婚。此后，她以教钢琴和在餐馆当招待员来养活自己和最小的儿子，同时还写诗。
玛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从苏黎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当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的妻子已经去世。玛丽在信中提醒爱因斯坦，他曾保证永远不会忘记她，她的母亲曾为他和他的妹妹做过许多好事。她问他能否借给她一百法朗，如果他能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他写类似的信。她说在上帝的引导下，她有过很不错的生活。她还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多么天真无邪，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生。三个月后，玛丽又给他写了第二封信，请求他寄钱给她，帮助她和儿子移居美国。她说她已经有一年没吃午饭了，她的儿子很有才华，可是现在只能干报酬微薄的体力活。迄今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玛丽在寄出这两封信后收到过任何回音。她的信很可能被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或他的密友奥托·内森藏了起来。他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保护爱因斯坦。玛丽于1957年9月24日死于瑞士迈林根的一所精神病医院。
年轻时的爱因斯坦曾使许多不同年龄的女性为之倾倒，尤其是那些在钢琴上和他的小提琴相伴过的女子。不过，他说他宁可找年龄大的女人，特别是老祖母们做他的音乐搭档，因为他太多情，太容易成为女人的俘虏。“他有一种男性美，”有位朋友说，“这种美在二十世纪初特别容易给人带来麻烦。”
总的来说，爱因斯坦对女性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女人比男人弱；她们依赖男人，缺少主见；她们中间有才华的只是极少数，而这些才女通常对男人没什么吸引力。虽然他后来非常赞赏玛丽·居里的才智和性格，但他嘲笑那些关于她和他的朋友保罗·郎之万有婚外情的谣言。他说，尽管玛丽·居里是个才华出众并富有激情的女子，但她并不具备成为一个危险女人的足够的吸引力。
从1897年的夏季开始，米列娃·马里克取代了玛丽·温特勒成了爱因斯坦爱情生活中的主角。爱因斯坦的母亲非常恼火，她坚决反对儿子和米列娃的关系。可是没有用——米列娃怀孕了。(请参见第四章《谁是爱因斯坦的女儿？》)在米列娃第二次怀孕的时候，爱因斯坦和她举行了婚礼。婚后米列娃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汉斯·阿尔伯特。七年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儿子爱德华。
婚后不久，爱因斯坦给他青少年时代的女友安娜·迈耶·施密德写了封回信，请她到他工作的地方和他会面。那时她已结婚。米列娃截住了那封信，逼着爱因斯坦和安娜断绝来往。这使爱因斯坦感到羞辱和愤怒，他觉得米列娃是小题大做。这件事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
这时的米列娃已经放弃了自己在科学上的抱负，爱因斯坦也对她渐渐疏远。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工作和朋友。终于，他的表妹也是他童年时代的玩伴埃尔莎占据了他的感情世界。在此之前，爱因斯坦还和埃尔莎的妹妹葆拉有过短暂的恋情。埃尔莎热情爽直，有一副慈母心肠。她不是才女，并不热衷于追求学问。
爱因斯坦很爱自己的父亲，但是对母亲却非常不满。他认为他的母亲为人“刻薄而不值得信赖”，她对待儿媳米列娃简直像个“真正的魔鬼”。不过他自己那张“极其刻薄的嘴”(米列娃的话)倒是和他母亲的嘴不相上下，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带来的打击并不亚于他的母亲，尤其在离婚和抚养儿子的问题上。爱因斯坦和米列娃都担心对方夺走儿子对自己的感情。
如今，这个他曾如此热烈地爱过的女人在他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他对埃尔莎的话来说，她已经变得“异常令人厌恶。嫉妒遮蔽了她的眼睛，把她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敌视一切的斯拉夫人、一个冷酷的阴谋家”，他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整天铁着脸、令人无法忍受的怪人”。在一封给贝索的信里，爱因斯坦写道：米列娃鼻子里呼出来的难闻气味使他们家的空气变得像墓地那样恶浊。
米列娃则抱怨爱因斯坦对她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一切都是事实。爱因斯坦的名气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对于他，工作不仅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能使他逃避私人生活中的烦恼。而米列娃却只能独自呆在家里照看两个孩子。
1914年的春天，当米列娃正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将婚姻关系维持下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向她提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条件：她必须在家为他洗衣做饭，必须把三顿饭都拿到他的房间里来(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和她一起吃饭了)；她必须把他的书房和卧室收拾得井井有条，但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包括她本人――碰他的书桌；除了在公开场合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们将不会有任何个人之间的关系。她无权要求他呆在家里、走出家门或者和她一起旅行。她必须保证不再指责他对她缺乏感情；当他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必须立即回答他的问话；当他要求她离开他的卧室时，她必须马上离开。她必须保证不在孩子面前诋毁他。
爱因斯坦在提出了这些“霸王条款”后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伟人”。看来，他实在算不上谦谦君子。或许，他其实是在挖苦自己？当米列娃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柏林去瑞士的时候，爱因斯坦就变得忧心忡忡、心烦意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他的孩子。
不过他不久就振作起来，过起了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生活。他没日没夜地埋头搞研究，
一点儿也不顾及自己的健康。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爱因斯坦常常不吃饭，或者忘记吃饭，直到差点儿死于严重的胃溃疡。幸亏埃尔莎前来救他。在她的悉心照顾下，爱因斯坦又恢复了健康。埃尔莎有理由相信，这位被她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下抢救过来的重病人会成为她的第二个丈夫，因为爱因斯坦已经向埃尔莎表示过他对她的爱，而且还把她的女儿称做自己的继女。但她显然没有想到，她那年方二十的漂亮女儿伊尔丝居然会是她的竞争对手。
爱因斯坦的爱情生活完全乱了套，他不知道选哪个才好：是埃尔莎，还是伊尔丝。伊尔丝在一封给朋友乔治·尼古莱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窘境(她要求尼古莱读完后就把信毁掉，但尼古莱显然并没有照办)：
昨天，这个问题突然提了出来：阿尔伯特究竟想和妈妈结婚还是和我结婚。阿尔伯特拒绝作出任何决定，他可以和两人中的任何一个结婚。我知道他非常喜欢我，也许没有任何男人会比他更爱我，他昨天也对我这样说过。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他在肉体上亲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欲望。而他却相反——至少在最近。他本人甚至对我承认，对他来说，要管住自己是多么困难。可是我仍旧认为我对他的感情还不足以使我和他结为夫妻。到头来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卖身为奴的女人。必须承认，这有点儿不合常情。(虽然阿尔伯特坚持说这些都是社会偏见。)他还说，如果我不想和他生孩子，那我最好还是别和他结婚。我确实没有这种愿望。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的母亲才刚刚接近自己的目标。如果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和她竞争，我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公平。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我这个二十来岁的傻丫头居然要做出如此严肃的决定。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这使我感到非常难过。帮助我！
好在她并不需要帮助。爱因斯坦决定和埃尔莎结婚。
当米列娃意识到离婚已难以避免，她在如何对待埃尔莎的问题上给爱因斯坦提了条建议。根据传记作家罗纳德·克拉克的说法，她的意思(可以从他的回答来推断)是：“如果他有朝一日希望离开他的第二个妻子，地球上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爱因斯坦于1919年2月14日和米列娃离婚，他们的两个儿子由米列娃照管。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寄给她；与此同时，他还要赡养寡居的母亲。现在他又许诺，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后把奖金都寄给米列娃——他后来履行了这一承诺。她对儿子们说：“他仍旧是他们的父亲，仍旧希望得到他们的爱和尊重。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奇特的人，但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根据传记作家彼得·米歇尔莫尔的说法：“米列娃知道，阿尔伯特尽管表面上满不在乎，其实对个人关系非常敏感，而且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父母的压力下，埃尔莎催促爱因斯坦早日和她结婚。爱因斯坦有些勉强地同意了。和米列娃离婚4个月后，爱因斯坦于1919年6月2日和埃尔莎登记结婚。不久，爱因斯坦寡居的母亲保利娜前来和他们同住。
奇怪的是，当他应奥斯陆大学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去挪威作短暂访问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伊尔丝而不是埃尔莎，为此，他对朋友马克斯·博恩解释道：“她更健康，更务实。”事实上，伊尔丝给他当秘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和埃尔莎的共同生活并没有减少爱因斯坦对女性的偏见。当记者亚历山大·莫斯考夫斯基采访他时，他又一次流露出这些偏见。在回答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问题之后，爱因斯坦说，虽然他认为妇女在科学领域里应该和男人享有同等的机会，他怀疑她们的生理构造能否允许她们到达和男人一样的高度。“这是否也包括玛丽·居里呢？”采访者问道。“她是个极其特殊的例子”，爱因斯坦说，然后又把话题转回到大多数妇女的智力水平。他说：“可以想象，大自然也可能有意造出一个没头脑的性别。”
莫斯考夫斯基并没有认真看待这段奇谈怪论，可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和批评者们却不然。物理学家赫蒂马克斯·博恩的妻子赫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作家。在读了莫斯考夫斯基尚未发表的访谈录后，她在给爱因斯坦的信里写道：“那些黄色报刊会抓住这篇报道，并用它来往你脸上抹黑。在德国以及其他所有的地方，将会煽起新一轮更疯狂的迫害，直到把你弄得无法忍受……到那时，你就别想再在任何地方过上太平日子了。”她的结论是，该诅咒的是那位采访者，是他引诱爱因斯坦谈论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最后，针对爱因斯坦的大男子主义言论，她用略带嘲讽的口气保证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封信，因为“我听说你最讨厌女人干涉你的事。女人只配在厨房里烧饭，不过有时她们也会大发雷霆”。最让她恼火的还有，爱因斯坦断言:女人的创造中心不在她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个女人会创造出微分学。
马克斯·博恩警告爱因斯坦，这篇访谈录的发表将是反犹主义者们的胜利。他指责爱因斯坦热衷于宣传自己(这是当时的科学界所不能接受的)。“我请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不然的话，我就和你说再见了……在这些事情上，你还是个小孩子。我们都爱你，但你必须听从头脑清晰者的明智劝告。”博恩相信埃尔莎希望发表这篇访谈录，因为她想帮助那位穷困的采访者。
爱因斯坦给莫斯考夫斯基发了一封挂号信，请他别将这篇杰作公开发表。可是它仍旧出现在了1921年出版的名为《探索者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的对话》一书中。幸运的是，爱因斯坦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不过从那时起，他开始对采访者小心翼翼。
192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帮助魏茨曼为希伯莱大学筹集资金。一天，他和魏茨曼见多识广的太太薇拉一起去波士顿的米什坎特非拉教堂发表演讲，埃尔莎则呆在旅馆里。演讲结束后，他们一起坐车到乡下去散步。爱因斯坦对女性的殷勤和挑逗使魏茨曼太太觉得十分有趣，特别是当他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他喜欢干体力活的女人而不是智力型的女人——也许是因为他在米列娃那儿吃够了苦头。
埃尔莎肯定为爱因斯坦干了不少体力活。她对做学问或搞科研没有多大兴趣，她说，她没有必要了解相对论或爱因斯坦头脑中的任何智力活动，因为她的幸福和这些活动没有多大关系。
爱因斯坦的朋友雅诺什·普莱施是个有钱而且时髦的医生，不过他的话并不完全靠得住。在他看来，爱因斯坦很像个呆头呆脑的婴儿，而埃尔莎正是他所需要的那种女人，因为她对待爱因斯坦就像对待一个心不在焉的傻呼呼的孩子：“正如他的思维不受任何界限的约束，他的身体也不遵守任何规矩：如果没人叫他起床，他就会一直睡下去；如果没人叫他睡觉，他就会一直干下去；如果没人给他东西吃，他就会一直饿肚子；如果没人叫他停下，他就会一直吃下去。我记得他不止一次一连吃下五到十磅草莓……他好像从来没有感觉到那种正常的想吃东西的欲望，他需要有人像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埃尔莎能做他的第二个太太实在是他的一大福气。”
爱因斯坦曾经嘲笑妇女，说她们凡事不愿依靠自己，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比她们强。他从未学会自己开车，只能依靠别人，有时甚至是不太熟悉的人开车送他。他对理财一窍不通。当他要单独出门的时候，埃尔莎就会给他少量的零用钱。如果给多了，他很可能把兜里的钱全都掏给在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至于烧饭，他的才能仅限于热汤和煮鸡蛋。
建筑师康拉德·瓦赫斯曼曾为爱因斯坦设计夏季别墅。他说爱因斯坦对女性就像“磁铁对铁屑”那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那些被他吸引的女性中，有贝蒂·诺伊曼、托妮·门德尔、埃斯德拉·卡曾埃伦伯根和玛格丽特·伦巴赫，
1923年，在伊尔丝·爱因斯坦和鲁道夫·凯泽结婚之后，离婚不久的贝蒂·诺伊曼成了爱因斯坦的秘书。顷刻之间，他就热烈地爱上了她。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亚伯拉罕·佩斯在他于1982年出版的《神秘的上帝》一书中第一次不指名地提到了诺伊曼。他说，在爱因斯坦二十年代初的信件中显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强烈地爱着一位年轻女子。”他在1924年1月结束了这段恋情。当时他用诗人的语言写了一封信给她，说“他曾在繁星中寻找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 佩斯认为诺伊曼很可能是爱因斯坦最炽热地爱过的女人，他对她的爱比他在年轻时对米列娃的感情还要深刻和强烈得多。
罗杰·海菲尔德和保罗·卡特在一部1993年出版的爱因斯坦传记中指出这位女子很可能是贝蒂·诺伊曼，即爱因斯坦的密友汉斯·穆萨姆的侄女。埃尔莎的信件里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显示，爱因斯坦和穆萨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此之前，穆萨姆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知心朋友之一，差不多每天都来看他。
阿尔布雷克特·福尔辛在同年出版的德语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书中断定，贝蒂·诺伊曼就是那位爱因斯坦“疯狂地”爱上的女子。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埃尔莎允许他们每周见两次面，这样爱因斯坦就用不着“偷偷行动”了。至于爱因斯坦的那封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绝交信，福尔辛认为没什么重要意义，爱因斯坦在和玛丽·温特勒分手时也给她写过同样的信。福尔辛还提到1918年爱因斯坦在庆祝马克斯·普朗克荣获诺贝尔奖的聚会上说的一番话。爱因斯坦说，科学家有机会躲进一个建立在普遍法则基础上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他们在个人生活的狭小旋涡中无法找到的平静和安全”。 不用说，爱因斯坦的确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1923年12月，也就是他和贝蒂·诺伊曼分手前的一个月，他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解决量子问题的可能性》。但是福尔辛却坚持认为爱因斯坦正热恋着诺伊曼。
在听到诺伊曼第二次离婚的消息后，爱因斯坦在给她的信中说，她现在一定觉得如释重负，当初她“就像一只急于跳进水里的青蛙那样”一头扎进第二次婚姻的泥潭。他劝她听从她的伯父汉斯和伯母明娜的建议，他们都很爱她。爱因斯坦在得知诺伊曼就住在他家附近时，高兴极了。他还说他非常怀念她那可爱的笑容，但是他也知道他决不能缠住她。他只希望能碰巧遇到她。命运是无情的，即使对像他这样被许多人羡慕的人。他还劝她多多嘲笑他这条“老毛驴”，设法找一个比他小十岁而且和他一样爱她的人。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拥抱和亲吻你。”
到了1925年秋天，人们开始看到他和托妮·门德尔在一起。她是个非常有钱非常迷人的寡妇，年龄和他差不多，也是四十几岁。她在河边有一所很大的别墅，还有一辆由私人司机驾驶的轿车。爱因斯坦常在她那儿度过整天整夜。他多半得到了埃尔莎的默许，虽然她肯定是不情愿的。他甚至把他的小船也停泊在门德尔的别墅附近。
爱因斯坦家的女佣赫塔·沃尔多说：“教授最喜欢看漂亮女人。他见到漂亮女人就会心动。”
每当托妮·门德尔打算在晚上带爱因斯坦出去的时候，她就会送给埃尔莎一些巧克力作为礼物。不过这套办法不一定能够平息埃尔莎的愤怒。有一次，正当托妮·门德尔马上就要找爱因斯坦一同去剧院时，在他家干活的女佣听到埃尔莎和爱因斯坦大声争吵，埃尔莎拒绝给爱因斯坦用来应付紧急需要的零用钱。研究者没能找到任何爱因斯坦和托妮·门德尔之间的信件。根据女佣的说法，这些信都在爱因斯坦的要求下被毁掉了。可是他给贝蒂的信却留了下来。
另一个有钱而迷人的女子——埃斯德拉·卡曾埃伦伯根——也常常乘着她那辆有私人司机驾驶的大轿车带着爱因斯坦到城里或乡下去玩，而埃尔莎则呆在家里等他。
爱因斯坦在卡普斯的时候，还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伦巴赫的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子每周都来拜访他。她常常带来爱因斯坦最爱吃的自家烘烤的糕点。女佣注意到，“当伦巴赫来时，埃尔莎就会到柏林去购物或者干其他事情。她总是一早就出门，很晚才回来。就是说，她把空间留给了他们。”
有一次，爱因斯坦不在家时，那位女佣偶尔听到埃尔莎和两个女儿的谈话，埃尔莎还流了泪。女儿们告诉她，她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默默忍受爱因斯坦和那个年轻的奥地利女人(玛格丽特·伦巴赫)的关系，要么和爱因斯坦离婚。埃尔莎决定忍受下去，尽管有时仍旧会嫉妒得大发雷霆、一连几天拒绝和他说话。埃尔莎的女儿玛戈特和她的丈夫马里安奥夫曾亲眼目睹他们两人的争吵。马里安奥夫记得，爱因斯坦“发火了，像狮子一样大吼，告诉你，当阿尔伯特发怒的时候，房子里随便哪个角落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
在这种时候，爱因斯坦总是指责埃尔莎的行为和小孩子没什么两样，然后就离开家去和雅诺什·普莱施或马克斯·普朗克等同情他的男性朋友呆在一起。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爱因斯坦夫妇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他常常被仰慕他的女士们包围着，她们争先恐后地接近他，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
马里安奥夫记得，许多女士并不满足于当着埃尔莎的面和爱因斯坦进行的短暂对话：“有些人像战场上的将军们那样想出种种策略来达到和他见面的目的；其他的则公开追求他。有一位女士在被人介绍给爱因斯坦时，直截了当地对埃尔莎说：‘我能和爱因斯坦教授谈几分钟话吗？’——她是在公开要求和爱因斯坦单独见面。埃尔莎十分得体地答道，‘当然可以。’……双方都知道隐藏在这个要求后面的动机。埃尔莎在处理这类局面时显示出了娴熟的社交手腕和细腻的直觉，不过有些尴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常常伴随着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氛。
“许多女人试图进入他的生活。有些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在某时某地曾和他见过面；有些人给他带来鲜花，还留下便条和地址。我们家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名气带来的毫无意义的麻烦。这使我想起浪漫主义时代的乌合之众如何狂热地追随着统领杰出军队的领袖。”
爱因斯坦对女性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他的名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确实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他的同代人查尔斯·诺德曼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在候就对他赞不绝口。那是1922年，也就是他四十八岁那年。“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惊人的青春活力，他是那样浪漫，不得不使人想起年轻时的贝多芬。有时他会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时他又变得像个学生。”
马里安奥夫认为，爱因斯坦并没有刻意向埃尔莎隐瞒自己的风流韵事；相反，他似乎有种不可截止的冲动要把这些事告诉她。例如，有一次马里安奥夫和爱因斯坦在一起划船，他们谈起一件“微妙的”和爱因斯坦的一位女友相关的事情。这件事，马里安奥夫写道，“一直使埃尔莎非常不安，甚至影响到她的健康……我对他说：‘别再对埃尔莎谈这件事，阿尔伯特。这会使她难过的。’爱因斯坦使劲地点了点头。可是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爱因斯坦就像个急于把满肚子的话都说给妈妈听的小男孩，一进门就把他在几分钟前还答应保密的故事都说了出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被他弄得无话可说。”后来，马里安奥夫告诉爱因斯坦，他的忏悔已对埃尔莎造成了伤害，他沉默了片刻，答道，“有许多事情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
虽然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埃尔莎做夫妻，他对婚姻却颇有微词。他曾把婚姻说成是一个“为了使偶然的结合变成永久的结合”由“缺乏想象力的猪”发明出来的制度，一个披着文化外衣的奴隶。在外人眼里，他像个单身汉那样我行我素，无忧无虑。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当然也包括他和米列娃的婚姻)，他笑着说，“这很危险，不过所有的婚姻都是冒险。”
在爱因斯坦和女人之间所发生的最奇特的事情要数一位俄国难民尤金妮娜·迪克森对他发出的一系列威胁。她先在一封信里宣布，由于爱因斯坦的那些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无礼言论，她要向他面对面地讨个说法。在另一封信中，她又指控他为冒充物理学家的俄国沙皇的特务和煽动者。最后，她又说她还要和他讨论一个私人问题。埃尔莎非常害怕她的到来，爱因斯坦则认为这个女人一定是发了歇斯底里或者头脑不正常。
一天早上，埃尔莎一开门就看到尤金妮娜·迪克森站在她面前，挥舞着一枚很大的帽饰针。经过一番挣扎，埃尔莎缴了她的械，并叫来警察把她带走。爱因斯坦当时不在场。在埃尔莎告诉他这件事之后，他就到警察局去要求控告尤金妮娜。他还到关押尤金妮娜的牢房去看她。她承认自己搞错了，因为他的鼻子比那个沙皇特务短多了。不过她又说爱因斯坦是她过去的恋人，他和她生下一个孩子后就抛弃了她，那个孩子后来也死了。她求他不要让人把她关进精神病医院。爱因斯坦说他将尽力而为，然后就出去买了一些她需要的东西。
后来有位俄国记者告诉爱因斯坦，尤金妮娜曾试图用一支没上子弹的手枪刺杀俄罗斯驻法大使。不过法官认为她是个疯子，于是就把她给放了。她还控告一位前沙皇政府的大臣，说他和她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又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杀死了这个孩子。
那次事件发生后不久，爱因斯坦去瑞士的达沃斯演讲。他在提着手提箱冒雪赶路的时候突然感到心脏严重不适。回到柏林后，普莱施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心脏扩大症，要求他吃低盐食物。在以后的四个月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当然，他绝对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他需要一个秘书。伊尔丝和贝蒂·诺伊曼都离开了，埃尔莎只好亲自出马为他务色秘书人选。不用说，她肯定不会找贝蒂·诺伊曼那样人。
埃尔莎是犹太孤儿院协会的名誉会长，她把找秘书的事向协会的行政秘书罗莎·杜卡斯说了。杜卡斯向她推荐自己的妹妹海伦，她刚好失去了在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海伦是个高高瘦瘦、聪明能干的年轻女子。一听说要去为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工作，她着实吓了一跳。她十五岁就离开了学校，对物理学更是一窍不通。“你一定是疯了，”海伦对她姐姐说。“我永远干不了那样的工作。”不过她还是在罗莎的劝告下答应去见埃尔莎。埃尔莎用茶和甜饼干招待她，劝她至少尝试一下，接着就把她介绍给未来的雇主。他正坐在床上看书呢。他微笑着伸出手说，“在这里躺着的是一具老僵尸。”她立刻感到一阵轻松，爽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就这样，在此后的二十七年里，她一直是爱因斯坦的秘书。
爱因斯坦在对一位朋友介绍海伦时称她为“我的忠实的助手。没有她就不会有人知道我还活着，因为我所有的信都是她写的。”她还是爱因斯坦声誉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她对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说，彼德·米歇尔莫尔写的那本书——该书透露了爱因斯坦私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并且得到了汉斯·阿尔伯特的确认——完全是一派胡言。她对该书的评价是：“一堆大粪！”作为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见到了别人很少见到的一些细节：1930年，在那艘载着他们去美国的轮船上，她和爱因斯坦一起打过乒乓球；她曾目睹一位老太冲过警察的警戒线，按住爱因斯坦的手说，“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死去了”；当又聋又瞎的海伦·凯勒的手指在爱因斯坦的头上和脸上移动的时候，海伦看到了爱因斯坦眼里的泪水。
在十年夫妻生活中忍受了无数痛苦的埃尔莎居然能够十分坦然地表达她对丈夫的看法：“你不能将他分割成一个个小块来加以分析，这样做你看到的只能是‘缺陷’，”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每个天才都有不足之处，谁能真的相信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无懈可击？不可能，这不是大自然的造物法则。如果它在某个方面对你特别慷慨，它就会在其他方面拿掉一些东西，那就是缺陷。你必须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把他纳入这种或那种类型。这样做只会给你带来失望。上帝赐给他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他在我眼里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一起生活很累，很不容易，不仅在这个方面，在其他方面也一样。”
1933年的春天，爱因斯坦夫妇和海伦·杜卡斯永远地离开德国，踏上了去美国普林斯顿的旅程。途中，当他们在比利时海滨小村勒科克停留的时候，玛格丽特·伦巴赫——那位曾把自家烘烤的甜饼干带给爱因斯坦的金发女郎——碰巧也在那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于1938年死于维也纳。
阿尔伯特和埃尔莎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1934年5月中旬，埃尔莎怀着一颗悲伤的心回欧洲看望患了癌症的女儿伊尔丝。伊尔丝已经病得很重，由她的妹妹玛戈特照顾。据埃尔莎的女婿马里安奥夫说，伊尔丝认为她的病是身心失调引起的，因此她宁愿接受心理分析而不是正规的治疗。尽管埃尔莎求他，爱因斯坦还是决定不和她一起去。伊尔丝在8月份病故，她的骨灰埋在荷兰她丈夫居住的地方。
埃尔莎自己也在两年后去世。她从欧洲回来后因过度悲伤而病倒，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社交生活。
那年冬天，当他们和美国朋友艾森哈特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爱因斯坦多次提到埃尔莎如何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艾森哈特太太问道，“看来你太太确实是所有的事都为你做了。那么你为她做了些什么呢？”他眼光一闪，答道，“我献给她我对她的理解。”
然而在另一位朋友——生物化学家利昂·沃特斯——那儿，他的说法却大不一样。他像萧伯纳或诺埃尔·科沃德那样满腹牢骚。他说——当时他脑子里显然想着埃尔莎——女人就像精密的科学仪器那样难以把握。从爱因斯坦对沃特斯的评价来看，这位朋友并不需要任何和婚姻有关的建议：“你一定是个非常体贴非常爱妻子的丈夫。要是能把阿尔伯特送到这儿来拜你为师，那我该多高兴啊。”
1935年12月，埃尔莎在离了婚的玛戈特搬来美国之后因心脏和肾脏疾病住进了医院。后来虽然获准回家，但是她仍旧颤抖得很厉害，医生要求她完全卧床。不过她仍旧十分自豪地写信告诉她的朋友安东尼亚·瓦伦丁：爱因斯坦“相信他最近所做的工作是他有生以来最好的。”她说爱因斯坦改变了很多，他非常担心她的病，像个失落的灵魂那样坐立不安。“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对我会有这么多的爱，”她写道。“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爱因斯坦的同事——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费尔德——证实，虽然爱因斯坦“看来很平静而且从未停止工作，他给了妻子最大的关爱和同情。”
埃尔莎于1936年12月20日去世，那是个风雪交加的日子。爱因斯坦的同事和传记作者巴内什·霍夫曼说，埃尔莎的死对爱因斯坦是个沉重的打击。当霍夫曼建议他暂停工作、休养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回答说，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作。
在一位每周来做四天的爱尔兰女工的帮助下，海伦·杜卡斯承担起额外的管家工作。虽然杜卡斯在爱因斯坦家被当作自家人，并且和他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她对爱因斯坦的尊重“自始至终丝毫未减”，她也始终没有摆脱最初的腼腆。
埃尔莎的葬礼刚刚结束，爱因斯坦就收到了好几封求婚信。其中之一来自一位住在长岛的犹太寡妇，她在信中说，如果爱因斯坦同意和她结为夫妻，她的人生就会焕然一新。她保证尽一切努力让他过上快乐和富足的生活，让他远离烦恼和忧虑。
另一封信来自一位维也纳的寡妇。她说，希望她的表白没有任何不得体的地方，因为她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呼唤她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他，而这个声音是从来不会欺骗她的。她可以肯定地告诉他，她之所以希望做他的妻子绝对不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出于想使他过上最美好的晚年生活的强烈愿望。虽然她不属于那种染着指甲的时髦女郎，许多人都说她美丽、动人、有魅力。最重要的是，她有纯洁的灵魂、开朗的性格和一颗善良的心。
还有一位寡妇希望和他结为伉俪，因为他的鼻子和耳朵使她想起已故的丈夫。另一位住在缅因州的寡妇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她写到：“我爱你，虽然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杜卡斯把这些信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爱因斯坦把它称做die komische Mappe，意思是奇特，滑稽，怪诞或感伤。
“我不相信他还会结婚，”艾丽斯·卡勒(爱因斯坦的朋友，已故历史学家埃立克·卡勒的妻子)说。“他仍旧对女士们有极大的兴趣，但他把工作看得比女人更重要。有一次我为他买了一件带蓝色领子的瑞士全棉针织套衫(他看来对羊毛有些过敏)，他给我打电话时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我这辈子还从来没穿过这样漂亮的衣服呢。就连我那老眼昏花的清洁女工也夸我。’”
卡勒送给爱因斯坦那件套衫后不久，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的太太多萝西·康明斯应邀去爱因斯坦家和他一起喝茶。她在楼上爱因斯坦的书房里转了一圈。她看到堆得满满的书架和许多封面已经磨得很旧的书、一幅甘地的照片、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以及一架小小的收音–留声机。她还瞅了一眼他的卧室，那里只有很少的家具。杜卡斯为他们端来茶点后就离开了。他们谈到行星的运动、德彪西的音乐(它使爱因斯坦感到神秘莫测)、花园里即将从积雪下萌发出来的花苞，还有爱因斯坦的新套衫。“也许你能告诉我，”他问康明斯，因为他知道她会做衣服，“这件衣服是怎么做起来的？”他卷起一只袖子，“我连一个针脚都找不到。这件衣服没有任何机器或手工缝的针脚。”他说，“我想这一定是件神奇的衣服。”他大笑起来。
“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是为了听诗歌朗诵，”艾丽斯·卡勒说。“查尔斯·贝尔说，爱因斯坦是‘我在迷恋科学的青年时代所崇拜的偶像：他那羊皮纸般的脸，他那光环般的满头银发，他那与世无争的斯芬克斯般的神秘智慧；他既像圣徒伯纳德，又像是一个天使；他似乎经历了人类进化的全过程，而他本人就是那试验和成功的全记录。’这显然有些夸张。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成为你想象中最讨人喜欢的朋友。他喜欢说笑话，而且是最好的听众，他的纵声大笑是那样令人难忘。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1954年，为了祝贺他的生日，数学家库尔特的太太阿黛尔·戈德尔让人送给他一个花环，上面有两条很宽的缎带。爱因斯坦一看到这个礼物就大笑起来，‘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为我的葬礼制做的！’
“他喜欢抽烟，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和继女玛戈特毫不妥协地要他听从医生的命令。他有了烟就寄给我丈夫，还附上一张纸条。他来我家时就会求埃里克，‘给我一点儿烟吧，至少我可以闻闻它的气味。’他是那么渴望抽烟，有时甚至会捡起路边的香烟头——够可怜的。
“爱因斯坦喜欢解谜，”卡勒回忆道，“他收到人们从世界各地寄给他的最奇特的智力玩具。我去萨拉那克湖拜访他的时候[当时爱因斯坦正在那里度假]给他带去了有名的Chinese Cross，那是最复杂的智力玩具之一，但他只花了三分钟就把它给解决了。要是换了我，就是给我一千天也做不出来。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他就动手做给我看。他把那些木块全部拆散，然后不一会儿就把它们一个不漏地装配完毕。当他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来看他时，爱因斯坦非常得意地看到，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解谜的本事。‘他干得真棒，和我一模一样，’他说。
“虽然他提出了E=MC2这条公式，他从未想过这条理论的实际运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爱因斯坦对我丈夫说，‘我真后悔给罗斯福写了那封信。’
“有一次，一位男子在街上拦住爱因斯坦，问他，‘这个世界会不会在下一次大战时被原子弹毁掉？’爱因斯坦答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
谈到爱因斯坦是否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仇视女性的人，卡勒大笑着回答，“听着，亲爱的，他非常喜欢女人。他让女士们着迷，女士们也让他着迷。不过他有次对我说，‘这种情况只持续十分钟就结束了。’[大笑] 不错，爱因斯坦非常喜欢女人。我最珍贵的照片就是那张和他一起拍的，他在那张照片背后写着：很遗憾，我不愿和他一起睡觉。我把它放在我的卧室里。如果我没有丈夫的话，我肯定会爱上他。
“当初[和米列娃]结婚的时候，他是那样年轻无知。你想象不出他是多么天真。”
在1937年的夏天，当爱因斯坦在位于长岛皮科尼克的避暑别墅休假的时候，一艘游艇带来了满船的客人，他们中间有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和他的妻子，奥斯卡奖影星露易丝·雷纳。爱因斯坦帮助他们从游艇下到一条小船上。“当轮到露易丝和奥德茨时，”奥德茨的传记作者玛格丽特·布伦南–吉布森写道，“奥德茨看到爱因斯坦开玩笑地扯了一下露易丝的头发。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显然对露易丝很感兴趣。她一紧张，把小船弄翻了，差点儿把我们的科学伟人给淹死。”那天，客人们拍了不少照片，那些照片印出来后，奥德茨顿时嫉妒得发狂，他拿起剪刀剪掉了其中一张照片上爱因斯坦的脸。幸好他没来得及把其他照片毁掉，其中有两张显示雷纳和爱因斯坦在一起。
在所有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的女性中，他的妹妹玛娅很可能是他最亲近的人。由于墨索里尼开始实行迫害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法律，她于1939年离开意大利的家去普林斯顿和哥哥同住，她的丈夫保罗·温特勒则定居在瑞士。她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去那儿和丈夫团聚。
所有见过爱因斯坦和玛娅在一起的人都感到，他们俩不仅非常合得来，而且在外貌、声音、手势和面部表情上都惊人地相似。“她说话的方式和声音，以及那既单纯又略带几分怀疑的陈述，都和她哥哥的表达方式非常相似，”爱因斯坦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菲利普·弗兰克写道。“听她说话常使人感到惊讶和不安，因为即使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你都会看到那位天才的复制品。”
玛娅在1949年患过一次中风，越来越严重的动脉硬化使她长期卧床不起。玛戈特成了她的看护。
在他们的朋友艾丽斯·卡勒看来，爱因斯坦兄妹之间的关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他们的眼睛经常看着对方。即使在她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每晚都要大声念书给她听。在纽约的萨拉纳克湖度假的时候，我经常在这个时候到他们家坐坐。有一次，他在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正好碰上一个不那么有趣的章节。于是我就说，‘也许我们应该跳过这一段。’爱因斯坦吃惊地说，‘这怎么行！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这里的每一句都不能漏掉。’”
玛娅病倒后，爱因斯坦仍旧每天晚上念书给她听。虽然她说话已经很吃力，但是她的思维却高度活跃，这使爱因斯坦感到宽慰。她于1951年6月25日死于肺炎。火葬过后一个月，爱因斯坦对朋友说，难以想象他对她的想念是多么强烈。
在普林斯顿的那些年里，爱因斯坦身边一直有女性陪伴。玛戈特和杜卡斯和他住在一起，他的朋友约翰娜·范托娃是他家的常客。她经常和他一起在附近的卡内基湖上泛舟，差不多每天都要和他通电话。她还为他理发、给他读哥德的诗。
爱因斯坦和范托娃的朋友吉勒特·格里芬说，爱因斯坦同意范托娃记下他们之间的谈话，因为他知道她家境比较困难，他们的谈话也许会使她在经济上多一份保障。他还送给她他关于统一场理论的手稿和他写的诗。格里芬说，他们之间的谈话生动地显示爱因斯坦是个多么“智力超群、谦虚热情的人”。
爱因斯坦和范托娃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的柏林。当时范托娃的丈夫奥托·范塔教授建议爱因斯坦让范托娃来帮他整理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房子各个角落里的“奇特的藏书”。
十年后，范托娃从捷克斯洛伐克移居美国，爱因斯坦建议她当个图书管理员。1944年秋天，在完成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业之后，范托娃成了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雇员。1952年，她成了该图书馆的地图部第一任主任。
据格里芬说，爱因斯坦写诗给范托娃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因为他觉得她对生活的看法太悲观。
有一首诗是在他多日没见到她的情况下写的：
漫长的寂静使我精疲力竭，
但愿你能看到，
在我的大脑里有个小小的阁楼，
那里永远藏着对你的思念。
有一次，爱因斯坦对范托娃谈起他收到的潮水般的信件，他说自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世界上所有的疯子和怪人”，不过他承认，他发现“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说他同情他们，并且常常设法帮助他们……在一封1953年的来信中，某个女士哀叹自己太穷，以至于没有能力给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她要求爱因斯坦给她七个亲笔签名，因为他的签名一定很值钱。那个女人很可能在夸大事实，爱因斯坦对范托娃说。[她也可能是个不择手段专门猎取名人手迹的人。]不过，也许是因为佩服这位女士的胆量，他打算满足她的要求。”
有一位女士赢得了爱因斯坦无保留的佩服和尊重，她就是美国的非裔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她歌唱是在三十年代卡内基大厅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结束后他特地去后台祝贺她。后来，当他听说安德森计划来普林斯顿演唱，但是当地的旅馆却拒绝让她订房间时，他就请她住到自己家来。安德森接受了这个邀请。1955年1月，安德森又一次成了爱因斯坦的客人。那时他已经因贫血卧床不起，但是当安德森来到的时候，他仍旧起身亲自下楼迎接她。当她在演出结束后即将离开他家时，他又一次挣扎着下楼和她告别。“那次告别，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写道，“成了真正的告别。”
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和范托娃交谈是在1955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去世前六天。他谈到自己还没有写完的支持以色列的演讲，还兴奋地和她谈起新的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当他听说索尔克是个犹太人时，他感到特别高兴。
一天下午，爱因斯坦瘫倒在卫生间里，杜卡斯立即打电话求救。三位医生来到他家。尽管病得很重，爱因斯坦拒绝去医院。医生们用吗啡来减轻他的疼痛。夜里，杜卡斯守在他卧室隔壁的书房里。为了防止他脱水，她得不断地喂他喝矿泉水。后来，当得知自己已成为杜卡斯的沉重负担时，他才同意去医院。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他的朋友艾丽斯·卡勒悲伤地在一封信里写道：“全世界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爱因斯坦将两万美元、他在默瑟街112号的房子、家具和室内用品都留给了玛戈特。他留给海伦·杜卡斯两万美元、他的衣服和除了那把小提琴以外的所有个人用品。他把小提琴留给了他的孙子伯恩哈德·西泽·爱因斯坦。他留给儿子爱德华一万五千美元，汉斯·阿尔伯特一万美元。
托马斯·布基医生很了解爱因斯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布基医生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一次访谈中，我提到他曾说爱因斯坦喜欢难看的女人。
布基：不错。[他笑了起来。]不是难看的女人，而是我觉得不怎么可爱的女人。
布赖恩：杜卡斯崇拜爱因斯坦吗？
布基：所有的人都崇拜他。
布赖恩：杜卡斯有没有爱过任何男人？
布基：没有。
布赖恩：埃尔莎死后，他和几个女人有过浪漫关系？
布基：两三个，这种关系只持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布赖恩：他对她们的态度怎样？打逗调情？
布基：不。他不和任何人打逗调情。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可爱。
布赖恩：有些作家说他鄙视女人，依你看，这种看法是从哪里来的？
布基：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为了赚钱。
布赖恩：他对妻子埃尔莎是不是和对待一个女管家差不多？
布基：不，他对她很好。
布赖恩：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他对她很冷淡？
布基：那是超然，不是冷淡，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埃尔莎死后，爱因斯坦对我父母说，“这好比失去了一条腿。没有她，我可以瘸着走。可是我毕竟失去了一条腿。”
布赖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私人生活》一书的作者罗杰·海菲尔德和保罗·卡特说爱因斯坦可能死于梅毒，伦敦《星期日泰伍士报》的书评认为这种想法“颇具诱惑力”。
布基：他死于破裂的动脉瘤，那是由老年动脉硬化症引起的。
布赖恩：那么他们那些关于梅毒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布基：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等会儿，胸部大动脉上的动脉瘤常和梅毒有关。腹部大动脉上的动脉瘤和梅毒很少有任何关系。那些个给作者当参谋的人犯了一个错误。“哈！动脉瘤！那一定是梅毒！”可是他们没搞清楚是哪个部位的大动脉。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横隔膜以上是胸部，那是梅毒第三期即梅毒型动脉瘤发生的地方。但是不在横隔膜以下。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医学书。
也许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本就不该结婚，既然他认为婚姻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甚至是野蛮的习俗。可是他无法阻止自己恋爱。
对于爱因斯坦，理想的生活应该像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艾丽斯·卡勒所建议的那样，在避免结婚的同时找一个像海伦·杜卡斯那样的人做管家和秘书，外加一系列非常随和、从不干扰他工作的情人。想想吧，这不正是他在那最后二十年相对宁静的日子里享受到的生活？怪不得他看上去似乎总是在笑。
文章摘自《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作者: 丹尼斯·布莱恩 金城出版社 定价: 28.00元
爱因斯坦“俗人”面：两个女人及其私生活编辑本段回目录
前不久，《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了。由于书中有许多信件涉及到爱因斯坦与他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女性爱尔莎的婚外恋等事件，爱因斯坦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许多文章谈到了爱因斯坦的“俗人”的一面。比如，刘华杰的《俗人爱因斯坦——读＜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见2003.7.18“笔会”——编者注)，刘兵的《信封里的爱因斯坦》以及江晓原与刘兵之南腔北调《走进爱因斯坦的生活》等。
名人的私生活从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爱因斯坦的私生活更不例外。随着《爱因斯坦全集》的不断问世，更多的材料被披露出来，爱因斯坦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和真实。目前，有关爱因斯坦的档案已可在网上查寻，结合已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前八卷，人们大致可以了解爱因斯坦两次婚姻的全貌。
爱因斯坦在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时，说是“丢脸的”。他对婚姻一点儿也不热情。有人问他，他喜欢用烟斗抽烟是否与清理和再装烟斗有关系，他答道，“我本来想抽烟，但结果烟斗却总是让什么东西给堵住了。生活中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特别是婚姻”。总的说来，他失败的婚姻让他感到悲哀。
一
在爱因斯坦读中学的时候，“外表英俊”的他就很受女孩子们的喜欢，他也喜欢与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时还写上几行调情的“打油诗”。1899年夏天，20岁的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州梅特门斯特坦附近的一个名叫天堂的旅馆度假时，结识了这家旅馆主人的小姨子安娜·施密德(Anna Schmid)，应邀在她的照片簿上写道：
姑娘你小巧又美貌
我为你题点什么好？
我会想到好多事
也包括一个小亲亲
落在你那小秀唇。
你若因此而生气
可别立即就哭泣
惩罚我的最佳法
就是还给我一个吻
当然，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向女性表达自己调皮诙谐的一面。爱因斯坦的母亲很早就发现自己儿子的这一面。但是，最吸引他的爱好还是在智力方面的。在他12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的几何小书，曾给他带来无穷的快乐。
在上大学前，爱因斯坦曾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对象是他在阿劳上补习班的老师温特勒的女儿玛丽，他们的关系，在他上大学后并没有维持下来。爱因斯坦开始控制自己的情感。他的处理方式很明显地服务于理性目的。
爱因斯坦在1897年写给温特勒妈妈(“亲爱的妈咪”)的信中写到：“我写信给你，是为了减轻我内心斗争的痛苦。事实上，这种斗争的结果已经坚定地驻扎在我心中……勤奋的智力工作和对上帝性质的沉思，将会是引导我经受生活中所有烦恼的天使，她们安抚我、激励我，却又严酷无情……每个人为自己创造了一片小天地”。
事实上，他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将这样做。爱因斯坦不太关心衣着，他悠闲的态度，一头蓬乱的黑发，加上他对音乐和哲学的热爱，使他更像一位诗人，而不是科学家。从外观上看，他对女人们很有吸引力，他的漫不经心的方式、他演奏小提琴时非常明显的热情，以及他后来具有传奇色彩的智力，都极大地加深他的吸引力。但当他的追求有可能变成一种严肃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就会赶紧回到他的“小天地”。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的爱情，一开始是出于相互爱慕和同情。他们俩都是“外来者”，又都献身于学问。米列娃比爱因斯坦大四岁，来自当时的落后地区塞尔维亚，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性，决心要在完全是男性职业的领域里打一番天下。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爱因斯坦。他认为米列娃是他将物理学和爱情完美结合的不二人选。但他们的关系受到了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
尽管家里反对，爱因斯坦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但他对待米列娃的态度并没有变。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宣布了他的“不容改变的决定”，他将“马上寻找一个工作，不管它有多么卑微。我的科学目标和我个人的虚荣心都妨碍不了我去接受一个最无关紧要的角色”。
爱因斯坦毕业后所面临的那困难的两年，对于米列娃来说，更是双倍地艰难。1901年她在瑞士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的毕业考试失败了，她将永远不可能获得学位。身怀六甲且孤独无援的她，肯定由于这次失败而心情沮丧。
到了1902年，后来由于大学同学的父亲帮忙，爱因斯坦作为临时三级技术专家到瑞士联邦专利局报到上班，年薪3500瑞士法郎。从此开始其“伯尔尼时期”(1902——1909年)。这段时期他从“日常生活的担心中解脱出来，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些年里，他先后发表了50篇文章。四篇发表在1905年的文章将确定20世纪科学的进程。
1903年，相爱多年的爱因斯坦与米列娃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但其中已经掺杂着一些阴影。爱因斯坦的父亲一直到1902年10月10日临终前，才把儿子单独叫进房间，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婚事。此情此景，让爱因斯坦一想起来就心酸不已，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而母亲则对米列娃始终没有认可。在使尽一切办法都无法影响爱因斯坦的情况下，爱因斯坦的母亲给米列娃的父母写了非常狠毒的信，说她跟先生都认为，是邪恶的“老女人”(指米列娃)让他的儿子误入歧途的。这封信是在米列娃回到老家，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生下私生女的情况下收到的。米列娃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严重地影响了未来的婆媳关系。爱因斯坦则认为他是“出于责任感”才结婚的，而且“投入到了某种完全超出其能力的事情上”。
爱因斯坦最初看到的只是米列娃的快乐的一面，婚后，米列娃完全依赖于她的丈夫，这无论从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开始成为一种负担。1952年，爱因斯坦在给他的传记作者塞利希(CarlSeelig)的信中这样写道：“她抑郁愁闷，喜怒无常，而且一般来说，对接近我的人非常冷漠、充满怀疑”。
由于爱因斯坦同时还要赡养寡母，专利局低薄的工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正是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完成了登在《物理学年刊》1905年第17卷上三篇论文中的两篇，完成了相对论论文的草稿，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且在3月出版了10篇书评。
爱因斯坦的名气在上升。米列娃的担忧在加剧。1909年的晚些时候，米列娃给她的好朋友海伦娜·萨维奇写信：“你知道，有了这样的名气，给妻子的时间就不多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被爱。”
米列娃对爱因斯坦的名气和他生活方式的妒嫉在1909年春天达到了顶峰。
事情的缘由与前面提到的安娜有关。当年(1899年8月)，20岁的爱因斯坦跟随全家到瑞士的梅特门斯特坦度假，住在天堂旅馆。爱因斯坦与旅馆老板的小姨子安娜·施密德相处得十分愉快，爱因斯坦就是应邀在她的照片簿上题写了打油诗。10年之后，也即1909年的春天，苏黎世的各大报纸都在发布消息：前途无量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即将加入苏黎世大学的教师行列。安娜·施密德这时已经结婚，她看到这则消息后给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地址寄了一张贺卡。他立刻复信描述他收到她的明信片是如何“无以言表地高兴”，并说他是多么地珍惜在梅特门斯特坦“我有幸在你身旁度过的那几周美好的记忆”，“可以肯定，就像你当年是那样可爱、那样欢快的一个年轻女孩那样，你今天肯定已经变成一个极为优雅、快乐的女人。”信后爱因斯坦又附上几句：“又及：从10月15日起，我将在苏黎世大学了，大部分时间会在拉弥街的物理所。如果你碰巧去苏黎世并且有时间的话，就到那儿找我好了；我将深感荣幸。”
多情的安娜马上给爱因斯坦回了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往来，但密切监视爱因斯坦一举一动的米列娃将这封信扣留不说，还当即给安娜的丈夫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米列娃在信中谎称，如她自己一样，爱因斯坦对安娜“有些不适宜的信”感到屈辱，并且为了预防进一步的问题发生，爱因斯坦将原信退回，并附言说明他不太明白这封信。
爱因斯坦难堪极了，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爱因斯坦给安娜的丈夫写了封信。由于这件事对后来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特此全文引用(见《爱因斯坦全集》第5卷中文版，186页)。
非常尊敬的先生！
非常抱歉，由于我做事大大咧咧给您带来了痛苦。您的夫人在我获得任命之际给我寄来了贺卡，而我的回信用词过于亲密了，从而重新唤起了我们彼此间的旧情。不过，我写信时并未掺杂任何非分之想。
对您的夫人我非常尊敬，她的行为是非常得体的。错的是我的妻子，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极端的妒忌，也情有可谅，但她这样做我并不知道。如果因此而妨碍了你们夫妻的和睦，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向您保证，我不会再做任何有损你们重获幸福的事，同时我也请求您不要怨恨您的好夫人，她没有做错什么事。
谨致最崇高的敬意。
您的忠诚的爱因斯坦教授博士
爱因斯坦对这个事件一直深感难堪，多年后再谈论时，他还是耿耿于怀，正如他在写给贝索的信所说的，“让M(指米列娃)把心理平衡打破了，再没恢复”。
米列娃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对爱因斯坦的伤害程度有多深。家庭虽然还维系着，但已经有了裂缝，并且裂缝在不断地扩大。3年之后，爱因斯坦使他与他的表姐爱尔莎在德国南部童年时就有的友谊旧情复燃了。正如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所说，爱尔莎“成了他躲避与米列娃一起过那种会使人心力交瘁的生活的避难所”。但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智的人。矛盾的感情使他极为烦闷。而且他深信，继续发展与爱尔莎的关系不会有好的结果，爱因斯坦在与爱尔莎开始通信后不久就中止了与她的书信往来。可是只过了一年，他又重新开始与她通信。
总之，到了1909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之间卿卿我我的日子已经结束。这对曾经不能忍受分居的情侣现在证明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在与米列娃分居四年之后，爱因斯坦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贝索，“我本来是会永远忠实于米列娃的……如果她还能叫人忍受得了的话……但是米列娃对我来说绝对是不可忍受”。可以肯定地说，这当中安娜事件起了主要作用。米列娃或许是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而衍生出来的嫉妒，被爱因斯坦看成是“一种罕见的丑陋”。
1914年后，尤其是米列娃负气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柏林回到苏黎世后，两人的关系彻底变质，1919年离婚。
二
与米列娃离婚后不久，爱因斯坦就与他的表姐(同时也可以说是堂姐)爱尔莎结婚了。这个决定当时让爱因斯坦的朋友们也颇感吃惊。在与米列娃分居的四年当中，爱因斯坦一方面疲惫地扯进了分居和离婚的争吵中，另一方面，这段期间也是他拼命工作的时期。由于用功太甚，他的身体彻底地垮了。正是在爱尔莎的悉心照料下，他的健康得以恢复。他与爱尔莎结婚，有感恩的成分在里面。
爱尔莎与米列娃的性格和成长经历完全相反。爱尔莎以其布尔乔亚的气质吸引着爱因斯坦。她把爱因斯坦从米列娃的喜怒无常和忧郁寡欢中解脱出来，她不仅给刚从巨大的脑力奋斗中挣扎出来的爱因斯坦提供了一种平和的感觉，而且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去经历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爱情。爱尔莎“为人热情、体态敦实，是典型的布尔乔亚妇女，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干份职业”。她的母性或女人味吸引了爱因斯坦。
前面提到，尽管爱尔莎主动出击，爱因斯坦出于道义感，还是主动中止了与她的联系。后来，爱尔莎给爱因斯坦寄生日贺卡，向爱因斯坦索要通俗的相对论小册子，爱因斯坦才恢复了与她的联系。爱尔莎曾多次劝爱因斯坦离婚，但并未成功。尽管爱因斯坦与米列娃情已断，但他深爱自己的两个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因斯坦受到爱尔莎的影响越来越大，爱尔莎的父母也不时地给爱因斯坦施压，所有这些对爱因斯坦的匆忙决定起到了影响。
事实上，爱因斯坦与爱尔莎之间完全是两类人。爱因斯坦不喜抛头露面，而爱尔莎极爱出风头；爱因斯坦不修边幅，爱尔莎总是时髦得体；爱尔莎曾鼓动爱因斯坦出版一部与记者的谈话录。为此事，玻恩的夫人曾写信责备她。查理·卓别林曾对爱尔莎作了一番贴切的描述：“她是一个体宽身胖的女人，生气勃勃；她坦然高兴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
其实，在结婚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裂缝。爱尔莎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女儿与父母生活在一起。长女伊尔莎当时正值妙龄，爱因斯坦很喜欢她，她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有朋友提出，或许爱因斯坦与伊尔莎结婚更加合适。面对这个提议，爱尔莎将主动权让给爱因斯坦，而爱因斯坦又不置可否，不知所措的伊尔莎只好写信给朋友请救。由于情况特殊，伊尔莎在信文的上方写道：“看完此信立即销毁”。
虽然爱因斯坦后来和爱尔莎结了婚，爱尔莎也照顾了他许多年，但他们之间很难说有心灵上的沟通。访问过爱因斯坦在柏林哈伯兰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爱因斯坦还是像一个外来者。后来，从威廉皇家研究所的一名年轻女秘书的身上，爱因斯坦体会到了他在两次婚姻当中从未体会到的激情，但他很快中止了这份感情。他的理由是他“得到星球上去寻找他在地球上没有找到的东西”。
1936年12月20日，爱尔莎死于循环系统和肾方面的疾病。在爱尔莎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爱因斯坦倒是对饱受病疼折磨的她非常关爱，“他在旁边走来走去，极为悲伤与沮丧。我从未想到他会这么爱我。这也帮了我不少。”
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有一种解脱感。他在写给妹妹玛雅的信中说，“就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我还是无休无止地坐在这里进行思考、计算，希望发现深奥的秘密。所谓的‘大世界’，也即人的喧扰忙乱，对于我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此我发现自己日渐地变得更加与世隔绝。”
诚如《爱因斯坦·毕加索》的作者阿瑟·米勒所说的，“爱因斯坦对女人的态度，是他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对他来说，科学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至于婚姻是否美满，或许他并没有考虑太多。不可否认，他喜欢女性，也喜欢活在女人堆里，但也仅止于此，他的首要目标还是科学。一旦这些事情影响了他对科学的追求，他就会立即停止。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他喜欢科学的初衷。
爱因斯坦绝非完人，但他从不是一个庸人。我们没有必要为尊者讳，但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横加指责。但愿本文提供的一些事实，能消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对爱因斯坦的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主要参考文献，阿瑟·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方在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前五卷，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The Collected Papers ofAlbert Einstein，documental edition(主要是德文，有少量的法文、英文等)及英译本，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vol.1、5、8卷；以及一些传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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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庆
随着《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的问世，有关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十多年前，当爱因斯坦的一些档案，尤其是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情书被出版后，在美国也掀起了一小股重新评价爱因斯坦的风潮。一些人想以只言片语来否定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贬低爱因斯坦的人格。曾几何时，西方的主要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有人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发出这样的狠话：“我想说的是，皇帝没有穿衣服。”全盘否定爱因斯坦的企图溢于言表（New York Times, 27 March 1990）。很快，严肃的科学史学家们就用理性的分析批驳了这些旨在引起轰动的“噱头”。
我相信，在中国也会经历与美国类似的情形。
由于本文为非正式定稿，有许多译文并未仔细推敲，写文章时请不要引用。欢迎批评（fang@ihns.ac.cn）
历史研究往往会随着新的“资料”的出现，而修正某些固有看法。比如，当《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内含54封爱因斯坦与女友暨第一位妻子米列娃之间的往来信件[2])出版后，人们发现了一个“多情的”爱因斯坦。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持女性主义见解的学者，从爱因斯坦情书中的少许字眼，比如“我们的”，就断定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有米列娃的功劳，或至少是受到米列娃的强烈影响，激进者甚至称米列娃为“相对论之母”[3]。有作家[4]仿《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或译《莎翁情史》)，写有《爱翁情史》，主张爱因斯坦的科学创作与女性的激发不无关系。倒是《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们比较谨慎，认为从目前的材料上看，得出一种正相关的结论，尚缺乏证据。[5]
前不久，《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了。由于书中有许多信件涉及到爱因斯坦与他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女性爱尔莎(Elsa Löwenthal)的婚外恋等事件，爱因斯坦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爱因斯坦的“俗人”的一面受到关注[6]。由于这一形象与华语圈中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固有看法大相径庭[7]，引起了国内[8]和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9]
到目前为止，有关爱因斯坦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10] 但是，随着《爱因斯坦全集》的不断问世，更多的材料被披露出来[11]，爱因斯坦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和真实。第八卷[12]中更有许多惊人的信件，有更多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生活侧面的内容。比如，爱因斯坦一家因“欠交”暖气费而被房东告上法庭并败诉的故事[13]、爱因斯坦在爱尔莎[14]的“唆使”下，写给妻子的粗暴的条件[15]、爱因斯坦在是否娶爱尔莎还是她的长女伊尔莎之间的徘徊不定[16]等；乍看之下，这方面的内容让爱因斯坦似乎给人以道德低下的感觉；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在同一本书中看到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爱因斯坦形象。由于与爱因斯坦居住在同一楼的一位先生欺负女仆，使之怀孕生子又弃之不管，爱因斯坦在弄清情况后，措辞严厉地给他写了封信，让他负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不然地话，将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等[17]。在居里夫人因与朗之万之间的绯闻而被大小报刊大事渲染时，他写信给居里夫人表示安慰，让她不要介意[18]；第八卷中除了与同事的科学上的讨论外，份量较多的是爱因斯坦与前妻之间的分居、进而离婚的事件。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很难说谁对谁错。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是受害者。爱因斯坦非常喜爱的两个儿子[19]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心灵冲击。这场离婚案也差点损害了爱因斯坦与真正的朋友贝索(Michele Besso)和仓格尔(Heinrich Zangger)之间的友谊。[20]
有许多信件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了，信息的残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无可奈何的缺憾。有许多事情的真正原因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了。但利用现有的材料，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或可给出一个较佳的解释。
我们没有必要为尊者讳，为伟人隐。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任何事实都是与解释体系相联系的。对同一事实，从不同的解释体系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事实的表象上面，而不去试图对表象背后的可能原因给出说明，则很容易迷失方向。由于历史事件是发生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环境下，采用普适主义(这里指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时候都成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显得不恰当。我们更不能用现代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前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就简单地认为他“轻视妇女”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不光彩的婚姻”[21]和几次“婚外恋”[22]就把看成是“登徒子”和“玩弄女性的高手”；我们必须深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考察当时盛行的价值观，把当事者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信的结果。
下面的分析涉及到了爱因斯坦与他生命中几位重要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他研究科学的激情，他对音乐的喜爱，叔本华关于“天才与庸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犹太人命运的看法的转变等。我试图把这些因素都联系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措。由于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涉及到太多的原始文献，我将分期处理，容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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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标题受到Gerald Holton的一本论文集：《爱因斯坦、历史和其他激情》(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书名的启发。Holton的书分两部分。除了与书名一样的一篇文章外，Holton关注的是科学在20世纪末的处境。尽管我与Holton关心的论域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都不赞同用新发现或出版的“材料”不加分析地指责爱因斯坦在道德上的所谓“亏欠”。
[2] 在第一卷出版时，只有往来书信51封，后来又有3封信收入。
[3] 见 Desanka Trbuhović-Gjurić, Im Schatten Albert Einsteins, das tragicsche Leben der Mileva Einstein-Marić, (《在爱因斯坦的阴影下：米列娃•爱因斯坦-玛利琦的悲惨的生活》)Haupt, Bern, 1983；以外，还有一些论文也提到了米列娃在科学上的贡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enta Tromel-Ploetz, ‘Mileva Einstein Marić, the woman who did Einstein’s mathematic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3, no.5, 1990；对这种观点的反驳可见John Stachel, ‘Einstein and Marić: a failed collabaoration’，先收入Helene Pycior et al., eds, Creative Couples in Science, pp. 207-219, 330-33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J, 1996，后来收入Stachel的论文集 Einstein from ‘B’ to ‘Z’, pp. 39-56, Birkäuser, Boston, Basel , Berlin, 2002；另外，Gerald Holton也有专文论述这个问题，见其论文集，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pp.170-193, 223-224, 1996.
[4] 指美国科普作家、《纽约时报》科学版副总编辑丹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正是他写了《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一个科学罗曼史》（Einstein in Love: A Scientific Romance）。这本书总体上是根据史实编撰的，但由于采小说体形式，也有不少科学史家认为“此书不可信”。更不幸地是，有中国记者对之进行了不实的报道(《环球》杂志2000年第23期，徐剑梅：《伟人还是“伪”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我曾撰文对这种不加审查的转述提出过批评(方在庆：《爱因斯坦：“真”伟人还是“伪”伟人？》最早刊于《新语丝》（http://207.152.99.250/xys/ebooks/others/science/Einstein/Einstein_weiren2.txt）,2001年5月16日《中华读书报》转载)。奥弗比的《环宇孤心——探索宇宙奥秘的故事》(Lonely Hearts of the Cosmos, The Story of the Scientific Quest for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倒是一本得到广泛好评的书(有译本，中信出版社，2002年)。
[5] 在由《爱因斯坦全集》的两位编辑Jürgen Renn 和Robert Schulmann合编的《爱因斯坦、米列娃情书》（Albert Einstein, Mileva Maric: The Love Letters）一书的前言中，对所谓的米列娃的在科学上的成就，表示怀疑，但用语颇为谨慎。
[6] 见刘华杰：《俗人爱因斯坦：读<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载http://www.shc2000.com/030706/suren.htm)以及刘兵：《信封里的爱因斯坦》(载2003年7月17日《科学时报》)。尽管认为刘华杰的“俗人”说法也许“色彩过于强了一些”，刘兵基本上持与刘华杰相同的看法。
[7] 由于以往在国内出版的爱因斯坦传，无论是翻译的，还是国内学者自己写的，都很少涉及到爱因斯坦的私人层面，所谓“俗人”爱因斯坦的形象，会造成人们的误解。究竟是否应该用“俗人”来形容爱因斯坦，本文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出回答。
[8] 读者面广、销量不小的《文摘报》（2003年7月24）也转载（摘）了刘华杰的文章。
[9]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7月27日转引人民网刘华杰文《爱因斯坦也有婚外恋情?》(见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3/07/dayoo270703.html)
[10] 最有影响的有两本。一是Abraham Pais的《上帝难以捉摸》(Subtle is the Lord…)，一是Albrecht Fölsing的《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Eine Biographie)。前者是有关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发展的最权威的论著，后者是有关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和个人事务最权威的论述。由于国内出版的Fölsing的《爱因斯坦传》不是从德文本直译，而是据删了约20%内容的英译本（原作者相当不满意英译本）译出的，加上译文错误百出，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Fölsing的书长达700多页，而1918年以后的内容还不到20%，也就是说，作者对爱因斯坦的后半生着墨太少。这是一个缺陷，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目前有关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和个人事务“最好的著作”。（采爱因斯坦研究专家John Stachel用语，见John Stachel, Einstein from 'B' to 'Z', Birkhauser, p.568）
[11] 已经出版的八卷中，第一、五、八卷为书信卷。目前只有前五卷的中译本问世。因经济或其它原因，第六、七、八卷还没有纳入出版计划。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12]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Berlin Years : Correspondence, 1914-1918 (Vol. 8 ), (《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以后简称CPAE 8)，Robert Schulmann, A. J. Kox and etc. (Edit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卷分上下二册。上册(1914-1917)，下册(1918)。
[13] 见CPAE 8, p. 990。1914年2月11日，爱因斯坦因未交暖气费，被他在苏黎世的房东告上法庭。爱因斯坦认为与房东之间存在口头协议，免交暖气费。法院驳回了爱因斯坦的诉求，爱因斯坦败诉。必须交房东取暖费本金、利息和罚款。(如果不特加English Translation[英译本]，则以后CPAE指的是documental edition，即原文版。中译本称为德文版，其实是不准确的。)
[14] 不少人对爱尔莎评价不高。查理·卓别林对爱尔莎作了一番贴切的描述: “她是一个体宽身胖的女人，生气勃勃；她坦然高兴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她的热情讨人喜欢”（引自Pais, 1982，p. 301）。Pais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柏林社交界对爱尔莎的负面评价，见Pais(1982).
[15] 见CPAE8, pp.44-45, doc.22。在答应与米列娃同居一室的条件下，爱因斯坦在一张画满了图和做过好多计算的纸上，给米列娃规定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比如
“你要负责
1)将我的衣服整齐地放好
2)一日三餐送到房间
3)我的卧室和书房收拾整齐，尤其注意，我的书桌只让我一个人使用；
……
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温情(Zärtlichkeiten)，也别指望我指责你。
……”
当米列娃表示接受这些条件后，爱因斯坦很快又给米列娃写了封信：
“因为我不想失去孩子，并且也不想他们失去我，确切地说，也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准备搬回去住。毕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和你仍旧保持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kameradschaftlichen Verhältnis）是做不到的。它将是忠实的商务性的关系（loyales geschäftliches Verhältnis），所有私人事务都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一方会行为正当，学会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样对待你。”（CPAE8, p. 45, doc. 23）
人们非常震惊这些“苛刻的条件”和“冷酷无情的话”是出自爱因斯坦之手。那时，他与米列娃的爱情已经完全消失。个中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有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贝索都认为爱因斯坦的行为受到了爱尔莎的影响。
[16] 爱尔莎的长女伊尔莎(Ilse)当时正值妙龄，爱因斯坦很喜欢她，她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尽管受到爱尔莎的父母(同时也是爱因斯坦的姨父母)的压力，爱因斯坦并没有想与爱尔莎结婚的意思。有朋友提出，或许爱因斯坦与伊尔莎结婚更加合适。面对这个提议，爱尔莎将主动权让给爱因斯坦，而爱因斯坦又不置可否，不知所措的伊尔莎只好写信给朋友请救。由于情况特殊，伊尔莎在信文的上方写道：“看完此信立即销毁”。详见CPAE8, pp. 769-771, doc. 545.
[17] 见CPAE8, pp. 343-344, docs. 265, 266.
[18] 爱因斯坦在1911年11月23日给居里夫人写了封信，以表安慰。按时间顺序，这封信本应收入CAPE5，作为文件312a，但第五卷出版后才发现这封信，又收入CPAE8。见CPAE8, p.6。索尔维会议召开之时，居里夫人和朗之万因他们的婚外恋绯闻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巴黎的媒体对他们的私情进行了大曝光。爱因斯坦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如果他们相爱，谁也管不着，何况谁都知道朗之万是想离婚的。爱因斯坦在给Zangger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看法。见CPAE 5，p. 345。朗之万和爱因斯坦后成为终身的朋友。
[19] 在CPAE8中，可以看到一个“舐犊情深”和“望子成龙”的爱因斯坦。这从他给长子Albert的每一封信中都可以看出来。有时是极为严厉的，比如：“Adu(Albert的爱称——引者)：自从你到柏林后，你变得相当懒”(CPAE8, p. 44)；有时是谆谆教导，小到拼写错误：“你的信中还有不少拼写错误，你必须加以注意，字拼写错后，让人觉得很滑稽”(p. 274)；大到人生感悟：“一个正直的人(Kerl)不是通过欢乐和愉悦，而是通过苦难和不公正来让自己成熟起来。你父亲的道路也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布满玫瑰，而是充满了刺。”(p.351)“很遗憾地得知，你不上钢琴课了。这是怎么回事，你难道从中得不到什么乐趣吗”(p.341)；有时也体现了爱因斯坦的教育理念：“野心不要太大，不要想着比其他人都强，只要不留级就行，因为这样太无聊，并且是浪费时间。”(p. 367)更多的是对儿子的关切之情：“我真想亲眼看看Tete(爱因斯坦的小儿子Eduard)头一天上学的样子，写信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p.735)等等不一而足。
[20] 贝索是爱因斯坦真正的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贝索是真正的“益者三友”。他对爱因斯坦有时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匆忙做出的决定，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因为其他因素而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他又是能让爱因斯坦绝对信任的知己。为了照顾米列娃和爱因斯坦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贝索和妻子安娜没有少操心。在米列娃接受爱因斯坦的分居条件后回到苏黎世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离婚的请求。米列娃由于受不了这个打击，一下子病倒。爱因斯坦一开始以为她是在装病，贝索和仓格尔告诉爱因斯坦实情。爱因斯坦态度转变。后来双方曾因小儿子因精神病住院治疗所需的费用，双方发生过误会。由于德国马克不断贬值，米列娃和Tete住院负担过重，贝索和仓格尔要求爱因斯坦提高付给米列娃的费用。之间有过一系列的协商。
[21] 在他的老朋友贝索去世后，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21日给贝索家的吊唁信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人，我最敬佩他的是，他不仅能和一个女人平静生活许多年，而且持久的和谐一致。在这方面，我自己很不光彩地失败过两次。”不到一个月，爱因斯坦自己也去世了。
[22] 在结识爱尔莎十多年后，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强烈地爱恋着一位朋友的侄女，少妇Betty Neumann。据说爱尔莎允许爱因斯坦每周见Betty Neumann两次，这样他就不会“偷偷摸摸”了。爱因斯坦向Betty Neumann倾吐了也许在他两次婚姻中都没能感受到的激情。这段插曲于1924年结束。当时Betty离婚了，正在寻找新的心上人。他给她写信说，“如果我不是身陷泥潭的话，你就不用找了。……找一个比我年轻10岁，并象我一样爱你的人吧。”他不得不向星空寻找，究竟是什么毁了他。见Pais (1982)。在Betty Neumann之后，爱因斯坦还有过其它恋情。他曾一度与一位寡居在柏林的奥地利伯爵夫人有过密切的交往。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亦还从他的星空中走出来过。见Fölsing(1991)，或Albert Einstein Archives,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Israel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