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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盗火者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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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在纸里的火

阅读的禁与驰,背后是一批思想史上失踪的盗火者。

国家历史记者 王刚

我和徐晓约在北四环见面,对面即是鸟巢和一座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文革后期地下读书会的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条介入改革启蒙相对便捷的途径,但深入到后来,我却不由得失望,关于阅读,那的确是个太个人化的事情,太多的68年一代关于阅读的回忆,但却无法让我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精神启蒙的清晰轨迹。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起初他们是破四旧,疯狂烧书的红卫兵,而没有多久,莫名的失落感却让他们饥渴地在“封资修”的反面教材中寻找人类文化的精神食粮。

这个启蒙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如果说这一代喝着红色乳汁成长起来的青年,完成了骇人听闻的社会大扫荡的话,那么,他们后来这一发自心底的举动,不仅仅是被放逐时期排遣寂寞的方式,更是对青春无忌的忏悔,和对文明的基本回归。

十年之后,也是他们,靠着这些微薄的养分,建立起对过往反思的思想资源和对改革的学理认同。

而徐晓正是其中之一,她是文革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重要参与者。我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些当年读书会的线索。

关于她,我的了解并不多,30年前她是《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这份杂志在文学史的地位无庸赘述。但在我当年阅读诗人的时候,只知道北岛、食指、芒克等等,却不知道她,因为她不是诗人,所以始终躲在幕后。她也不搞艺术,在黄锐、马德升有关星星画展的记忆里也看不到她。但她又是那么的重要,在北岛回忆《今天》,杨建诉说文革一代文学的时候却时常出现她的名字。

我对徐晓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她的那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她属于那些圈子的边缘,记述的大多是属于一个女人对于诗歌、对于文学、以及对于那一代年轻人的印象。

话题开始后的第一句,她就问,你找的不是我,你知道赵一凡吗?

我说,听说过,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提起过,就是那个腿脚有些不方便的人吧?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个。

她说,没错,就是他。这个人很重要。随后,她也没跟我解释为什么很重要,而是自顾自地说起来。

“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甚至比我的丈夫周郿英对我的影响都大。”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赵一凡继续着,她说,一凡是当年文化人圈子里的一个核心,他周围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你要研究当年的读书文化,就不得不面对他。

赵一凡是谁?

在一部记录当年中国地下诗歌的书里,赵一凡也是经常出现在照片里的一个人物。他坐着轮椅参加诗会,不朗诵诗歌,手里拿着一叠手抄本的诗稿,也是别人的。

按照北岛的回忆,赵是北京地下沙龙的最初组织者,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而赵这个人从小瘫痪,但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

赵一凡生于1935年,50年代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后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乃至商务印书馆《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由他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却成为赵一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阕篇章。

赵一凡在他主持的地下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北岛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这个人如此的重要,却又如此地时常被忽略。他像极了朱学勤描述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别人拿着红宝书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却在传播康德和别林斯基。但后来,却没有名气,不写诗,不著文章,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文革开始后,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红色“圣经”,其它书籍几近消失。

在范围有限的高层干部圈子里,有另外一套私密的出版物,这些被后来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权力附属物,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反面教材特别安排的。

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阅读的不均衡,造成大部分的人无知者无畏。于是,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帝苏修究竟什么样,中国的年轻人知之甚少。总之是,水深火热日子都很苦,风景这边独好。

可高干子弟们心里都明白,毕竟看的反面教材多,林立果那时候听披头四,搞中国最早的摇滚乐。这一切在最后披露的邪恶“571”工程里,才被老百姓们作为反面教材了解。

有限的知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精神的传播需要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偷书”、“传书”的薪火事业自然落在他肩上。当时,北岛、徐晓都是平民子弟,自然团聚在他的沙龙周围。

他将这种书籍的传阅安排得极为巧妙,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这使得这些精神食粮能够以最快的频率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传书”既是促进这个圈子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流读书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在北岛的记忆里,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人圈子沟通的辐射网,并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其中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通过这种“滚雪球”式的交友,徐晓又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年轻军人。他们之间只能通过书信来往,而每封信都长达十几页。这些年轻人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谈一些政治见解和小道消息。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检查另一个人,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是联络员。

徐晓与赵一凡一同被捕,审讯中,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轻松读书,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为此,他们坐了两年的牢。

 

1972年,在“9.13事件”之后,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青年们得以浮出水面透口气儿,北京地下的文艺沙龙也自此进入了一个黄金季节。

根据诗人多多的回忆,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 “二流社”和徐浩渊沙龙。

“二流社”是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小研讨会。每周聚会地点定在紫竹园的“风雨亭”或者北海公园。“二流社”的成员都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写作班子。

这些人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比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到了1968年后,红卫兵失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后来,他们中间的柯云路、史铁生、孙康、史保嘉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

而徐浩渊的沙龙只是一个以国务院宿舍和铁道部宿舍为据点的小型聚会。

徐浩渊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便积极介绍西方文化。

徐浩渊当年让周围的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在城里经常穿印花蓝布的衣裳,这在当时被视为“标新立异”。

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十五岁时,即将黄皮书阅尽。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随风而逝。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1976年, 10月22日,“四人帮”被打倒。

一个月后,赵一凡和徐晓被释放。

出狱后的赵一凡,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那间厨房兼饭厅的小屋。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多是凌晨两三点。他每封信都留底稿,在信中,他乐此不疲地与人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对方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

1978年,赵一凡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这一年底,由北岛、芒克主编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1983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他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买书、读书、出版书的梦想。

赵一凡办公司的消息一直让北岛颇为困惑,直到一天夜里,他们彼此交心,赵一凡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达成,1988年7月9日,53岁的赵一凡于北京病逝。赵一凡死后,他积累几十年的整整一屋子文革小报、手抄大字报、传单和各种文稿统统被保姆当作废纸卖掉,只剩下一捆信件和几个笔记本。

进入90年代,商业化浪潮一来,诗人的面具被卷走,诗歌自此不吃香了。

徐晓后来上了大学,做了记者、编辑。而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徐浩渊,学了心理学,后来成了这方面专家。

和他们的命运相比,大多数人的阅读境遇也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明朗起来。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文章就叫《读书无禁区》。文章的作者是李洪林,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的处长。

延伸阅读

文革中的地下读书会

1967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出现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这些公开的“读书会”后来大都被取缔,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

1968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青年们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也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

读书会的主要阅读书籍有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躲过“破四旧”的私人藏书;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三是文革中,从干部家庭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

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两次较大规模地以“灰皮书”、“黄皮书”的形式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另外,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风行一时。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

中国刚刚告别充满沉闷、压抑和惨烈的时代,似乎突然进入到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而倡导科学理性的这70本书,成为了新启蒙的先锋。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韩雨亭

1985年9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天气已略有寒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萧功秦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小房间,为他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撰写后记,这本书即将在“走向未来”系列丛书中出版,那晚,是他全稿修改的最后一夜。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在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身处于王朝贵族留下的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之中。他用一种历史学家理性而又诗意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窗外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据说就是恭亲王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地方,一种把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眼前的实址联系在一起的深沉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们固然没有诞生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有幸避免了连续好几代人的屈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所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我们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段文字充满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复杂心情,几乎可以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状态,那是一种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的忧伤、压抑以及激情的宣泄。”萧功秦说。

事实上,这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情感基础,要不然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了那么多学者,创造了那么疯狂的阅读盛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从1984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了约70种书。它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倡导科学理性,成为了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当时,中国刚刚告别充满了沉闷、压抑和惨烈的十年“文革”,似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那种感觉有点像文艺复兴初期,社会有一种启蒙需求,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又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时代……总之,改革当时已成中国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功秦说:“改革开放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希望,大家迫切地要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潮流和个人愿望重合了起来”。

编辑部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发起者是金观涛,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访问研究。

最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金观涛,希望他能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和修养的书。不过,双方在丛书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金观涛更喜欢启蒙和思想性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张黎群把他们介绍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之所以给这套系列丛书取名为“走向未来”,灵感来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系列丛书,那是钟叔河主编的一套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丛书。

其实,金观涛很早就已显示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教条和保守的理论体系的不屑。1981年初,他就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在组建编委会前,他常与很多北京的年轻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都有共同思想背景和人生追求,立场和价值观也都差不多。在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以此排除老权威。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表达欲的知识群体。

“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老人压制新人的情况,青年学者在出版社出书的几率很小。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老学者资历深厚,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很陈旧的。” 原《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说,他当时是丛书编委之一。

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制度,首先要突破中国出版体制。他们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一个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同时又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作为编委会挂靠单位,扮演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角色,为编委会获得合法地位。

编委会很快组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阵容庞大的学者群体,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大多都已是各个学科或行业的精英。

“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王焱常去参加会议,记忆中去得最多的就是在北京西四的一个胡同。因为家在上海,萧功秦没有参加过任何编务会议,编委身份只是一个挂名。

跟体制内出版社的编委会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对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每一批书都是如此,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

每次出书后,出版社都会给编委会一部分活动经费,大家就拿着这笔钱四处聚会,最多的是在金观涛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以及内部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批丛书出版面市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只能不停再版。为什么这么畅销呢?这其实跟“走向未来丛书”的改革创新有极大关系。它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小开本,封面简朴,黑白两色,请的是中央美院年轻画家戴士和画的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而书本身的内容则要求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几个硬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实际。

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少年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始从蒙昧的少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寻找答案的年轻人。这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又恰恰为80年代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延伸到了丛书编委会内部。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社会改革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这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和热情,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有的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来为丛书编委做事,主要是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才慢慢成了骨干。当时,每个常务编委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因为在《读书》杂志工作的关系,王焱认识了很多年轻作者。有些作者写了不错的文稿,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见到这种情况,王焱一般就会引荐给“走向未来”编委会。《人的现代化》就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殷陆君编译的一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写的。没想到,殷陆君只完成了草稿就留学美国,王焱花了很大功夫才编辑完成。

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走向未来”编委会制度算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雏形。如金观涛与妻子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都创造了市场奇迹,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不过,尽管出版了这么多的畅销书,但编委会却没直接分享经济效益。金观涛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萧功秦之所以写出《儒家文化的困境》,就是因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顽疾。他原本研究元代历史的,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兴趣。经过研究历史材料,他发觉中国专制主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压抑和封闭,是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括官绅阶层,对西方认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萧功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似乎故意引用了洋点击查看QQ秀队长戈登给母亲信中的这句话,来激发读者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对于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中国而言,这种反省实在很必要。他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梳理了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原因。这本书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从文化视角而反思中国近代化悲剧性失败的学术作品。

这本书获得的反响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印刷竟也达到了十万册。《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都邀请萧功秦做学术演讲。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演讲厅,结果却达到了500多人。那时,凡是在海报上印有“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可能就是因“走向未来”丛书太有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干扰。“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金观涛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型与分野

“走向未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成为了学界和社会精英。

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思想和丛书都涌现了出来。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

在这些丛书系列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套丛书,一个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另外一套影响较大则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这种分流多少影响了“走向未来”的前景,年轻学者也已能很轻松获得出版机会,到了1980年代末期,丛书早已处于停顿状态。萧功秦认为这样的结局说明丛书:“作为启蒙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89年5月,王焱还参加了的编委会议,因为,大家又准备出一本《走向未来》的杂志,但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几期。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眼界已经打开,编译性书稿难以满足要求。进入90年代,思想启蒙嘎然而止。中国开始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变成了务实的经济社会。90年代后期,思想界又重新分化,公平、自由、秩序;新左派、自由派,新保守主义……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命运不同,有人走向政坛,有人投身商界,还有坚守学术高堂。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等先后去世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离开大陆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不久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唐若昕仕途则略显曲折,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政府要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但今年因涉及一桩合同诈骗案被免职。丁学良还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小鲁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是香港中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尹蓝天当过“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他被判了十六年徒刑……

从这个角度看,丛书的编委们就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而他们本人也从一个小小编辑部出发,走出了各自的人生和命运。

走向未来的人

所谓开放,并不仅仅是国门边境之开,更在于心态的开放,眼量的开放,思维的开放,风气的开放。中国不乏开放的时代,汉唐盛世,宋元海航,都是开的先例。但自150年前,中国五口通商,则是被迫之开,这种强迫而来的开放,从抵制到顺从,再到抵制,中间夹杂着百年来民族主义和制度格局的起起落落,而1978年之开,则是这个国家,又一次选择了主动之开,由此带来了中国制度之变,衣冠之变,面貌之变,精神之变。

但在国家的主动选择的前前后后,从上层到下层,从学界到民间,从官员的求变革,到学界的求路径,直至小人物的求生存求自由,一群群的人上下呼应、承前启后,一次次推动了国门和头脑一点点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先于改革,改革推动了开放,而门窗一旦打开,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再也挡不住了。

同文馆与洋泾浜

如果要给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放历程,找到一个象征性起点的话,那么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这一年的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的第一堂英语课。

国家历史记者 孙展

这是一座“按照北京标准的样式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的装饰也很少”,由一层平房围合而成的小院。它的前主人——大学士赛尚阿,曾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戏剧性的是,这个顽固排外者的院子里,如今成了一个课堂,十名年龄约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将要学习的内容,正是赛尚阿所鄙视的“夷语”,这位因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不当而被革职的大学士,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教“夷语”的老师,并非被外人强迫,而是由他的同僚们主动高薪请来的。

如果说,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不是建筑上的,而是它的前后主人们对待外来者不同的态度,当这些说惯了“京片子”的幼童们,开始大声念起诘屈聱牙的“爱皮西提(abcd)”时,这个国家的心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始于1862

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启事上说一名来自英国的巴先生,将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设馆招收学生,学习“英字英语”,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间性质的英语培训学校。

现在还无法推断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这则“发行量从未超过400份”的报纸上的招生启事,但这个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从创刊之日起,就是面对上海商业界的华人精英的,招生启事刊登在这里,显然是提醒他们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报纸提醒,就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还在一家名叫“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的小伙计迫切地想掌握这门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规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于是朱葆三毅然将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来此和这个人学一小时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帐房。

类似经历的还有叶澄衷,这个常年在上海外泾桥边摇橹,向洋人贩卖杂货的小伙计,也是将自己的月规钱送给那些中国通事们,去学了洋泾浜英语。他也同样得到了回报,1862年,他自己的第一家,也是中国人独资的第一家五金铺开张了。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小伙计们。广州的一名买办唐廷枢,因为目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特地发奋编写适合中国人自己用的英语教科书。这一年,《英语集全》出版,此书附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不但方便中国人自学英语,也可以让英美人士学习汉语,出版数十年间,风行海内,《申报》称赞它“中外咸宜”。

如果说,这些民间人士以一种开放心态主动学习英语,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掌握着这个国家命脉的大人物们的改变,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在北京,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每天要面对这个国家无数重大的繁杂事物,却一心牵挂着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广东、上海的督抚从“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的商人中间,选出几名外语老师来到北京执教。

在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5500名衣衫褴褛的淮军刚刚抵达,就遭到了洋人的耻笑,这位日后中国“洋务运动”的掌舵人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军队的职责是打仗,而非徒有华丽的外表,但仅仅数日,在看到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军容整齐,火炮精良的洋枪队的表演后,巡抚大人大为震惊。于是他聘请华尔来训练淮军,一时间,这些满口“直娘贼”,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军们,也开始一板一眼地在军营中念起“温图温(one two one)了”。

趋利与争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都开始对英语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也许流行于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词能道出这其中一部分缘由,“洋行买办每多财,时式衣装尽得来。阔绰排场人尽慕,频年获利店纷开。”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商纷至沓来,中国巨大的贸易盈利空间使得外商趋之若鹜,云集于各个港口之间。以上海为例,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语,游走于中外商家之间,充当中间人的买办和通事的职位需求量急剧增加,而这些买办或者通事,大多收入丰厚,远远超过常人。时论有“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即便是那些仅仅略懂些洋泾浜英语的“西文之浅者”,也“足以糊其口”。

当时的著名政论人士王韬甚至略有夸张的记述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对于那些自定海、宁波、苏北乃至全国内地云集至上海的乡下孩子来说,上海滩上买办们凭借懂外语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氛围,更是实实在在的激励。朱葆三是这样,叶澄衷是这样,从学徒做到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也同样是这样。

《剑桥晚清史》这样记述买办数量暴增的趋势,“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0000人。从1842年至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而1902年外国人在华全部的投资,也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

如果说,小人物学英语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话,大人物们则关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后,稍有头脑的上层人士都意识到,时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鸿章在给好友沈葆桢的信中写到,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而这种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变更的了。这种局面“黄恩彤称为‘变动’,黎庶昌称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总之,一种五洋混杂的局面,是实实在在开启了。

与开放局面相对应的,则是士大夫对中外沟通障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担忧。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在文章中写到,中外互市已经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对中国的“吏治民情,言之历历”,但在中国的士绅当中,能懂外语的,却“绝无其人”。因此,他建议早日“在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儿童,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冯桂芬还仅仅是担忧,而负责总理衙门的奕,则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日后英国文书都用英语书写,遇到中英文意冲突时,以英文为准。而寻遍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人才,在两个最大的口岸,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这位亲王沉痛地写到:“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学英语,在这个关口,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了。

热潮

1865年,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接任了同文馆英文教习的职位,而后又担任了同文馆总教习。但没过多久,他就提出了辞呈,户部尚书董恂和曾任直隶总督的谭廷骧以为是丁韪良嫌弃薪水太低。其实,对每天只花两个小时,就能得到5000两白银年薪的丁韪良来说,薪水并不是真正原因。曾获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学位的丁韪良说,“照管十个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

但董恂只用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丁韪良辞职的念头,“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前程”,这位尚书说,“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

主人们说的没错,尽管这个学堂只有一个洋教师守着十个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幼童,但它却如撬开铁窗的一根细棍,给古老帝国的京城带来了一丝新风。

一年后,同文馆不但教授英语,还增设了天文和算学两科。十年后,同文馆已经从单纯的英语学校,变成了一个教授英、法、俄、德四国外语,同时还有物理、数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化学、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译书的“西学基地”。

同文馆给京城的士绅高官们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甚至是缓慢的,但它毕竟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观感。一位翰林对丁韪良带来的电报机表示轻蔑,认为中国人从来不用这个,也依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被丁韪良带来的磁铁玩具逗得哈哈大笑。

1892年的2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清国上海,1891年12月28日讯: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

《纽约时报》还兴奋地表示,这件事是“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并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

《纽约时报》爆出了大新闻,但它有一个地方错了:负责给皇帝教授英语的两名老师——张德彝和沈铎,并非国子监的学生,他们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相隔27年之后,董恂的预言成真了。在持续聘请外人教授英语数十年之后,这股西风,终于吹拂到了这个帝国的最中心。

与北京缓慢、拖沓的节奏相比,上海的变化则让人眼花缭乱。自从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成立之后,这座城市几乎是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它的西化过程。

“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以英华书馆为例,这所“沪上有名书院”,就分为日班和夜班,学费3元到5元不等,课程不但有英文,还有算学和司账等财会知识,由于教学质量好,经常出现招生爆满的情况。到了1882年,《申报》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到,洋场中由中外人士设立的培训班,“专课英文英字者已难偻指数。”

在上海的书肆中,《英话注解》、《英字入门》、《华英文字合璧》、《华英通用要语》、《无师自通英语录》、《英字指南》等等英语教材比比皆是。以《无师自通英语录》为例,作者是将常用的英语句子收录其中,每个句子下面用汉语的谐音进行标注,这本书一共收录了900个句子,堪称最早的“英语900句”。

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招聘启事通常要求应聘者懂英语。如1877年5月26日,《申报》一则启事招买办,要求“须识英语并熟于进出口各货生意。”同年6月27日,一则招帐房的启示,要求“须谙别琴(洋泾浜)英话”……在上海的街里弄堂,也常常能听到孩童们大声背诵着“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的洋泾浜英语歌谣。这滚滚热浪来势是如此汹涌,以至于早在1886 年,上海《申报》上就有人写文章呼吁,“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

上海这股来自民间的英语热潮一开始就展现出与北京同文馆所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它从蔓延开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新世界

伴随着朗朗的读英文声,具有西学意识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们,带给了国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意识。

1868年,同文馆学生、后来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随使团访问欧美,在英国伦敦,他见到一种小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张德彝将之翻译成“自行车”。

他在美国看到总统住所,上下皆是白色,他翻译成“白房”,在英国将领戈登家中,他看到一种“形似茶几”的机器,“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将之翻译成“铁裁缝”。此外,经他首译的还有“电报”、“螺丝”,而他还向国人介绍了诸如“蒸汽机”、“升降机”、“收割机”、“管道煤气”、“标点符号”,乃至“巧克力”等等新事物。

又岂止是这些“奇技淫巧”的器物,通过这些英语学人的翻译和介绍,“天文”、“技艺”、“化学”、“电学”、“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种种新科学令人应接不暇,“洋务”、“海军”、“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种种新理念不断刷新国人的思维。

1884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馆夜校的买办郑观应,在经历了商场浮沉之后,有感于时世艰危,退隐发奋著书。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书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

12年后,一名湖南的农家子弟从旧私塾辍学回家,无意中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为了这本书,他和父亲发生了口角,于是离开山乡,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广阔社会。这名农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泽东。1936年,他对前来采访的一名西方记者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

如果说,1862年,同文馆的十名幼童,以及上海滩的小伙计朱葆三只是这个密闭的帝国中,偶尔渗漏的涓涓溪流的话,那么,经过40年西学的冲击、利益的引诱、救亡的急迫和求知的冲动,这些涓涓溪流终于汇聚成了汹涌江河。英语,不再只是一种求生工具、应变手段,而是已然成为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此时,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价为“给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正就读于上海同文馆;被称为“白话文第一人”的胡适,正就读于澄衷学堂,而这个学堂正是那个因洋泾浜英语而成为中国第一家五金铺老板的叶澄衷所捐建的;后来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预科学校学习英语和德语……

也是在此前后,一个名叫蒋梦麟的男孩跟随家人从浙江乡村来到上海,为了节省费用,他的父亲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国太太家中学英语,而他则跟着哥哥学。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自己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袭声中,已经是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一点一滴,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回顾近百年西潮传播的过程,他以炮弹做比喻,来说明国人因接触而学习,因学习而改变的脉络: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此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伦理……一步步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广交会

铁门上的第一只“猫眼”

从1957年创办开始,广交会就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仅存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在激烈的存废之争中,它最后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名义存活下来,并为日后中国外贸的全部开放保留了火种。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苏琦

1966年秋,在左派眼中一向有“媚外”之嫌的广交会似乎在劫难逃。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禁止展出和出口。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广交会是在他手里批下来的,广交会的名头也是他叫响的——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

总理发出话来说,传统手工艺品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广交会,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了下来,而这也成为改革前的中国那密闭的大门上惟一的一只“猫眼”。

政治第一

冲击暂时退潮,广交会的秋季交易会如期举行。不明就里的外国友人却据此得出结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966年12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主办的《中国通讯》撰文指出:“国外有人说文化革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二十四日说‘中国正在每况愈下’——香港谣传今年的秋季交易会不再举行了。事实恰恰相反,十月十五日开幕那天出现了十年来历届交易会所没有的盛况,来参加的外国商人国别最多,人数最众,陈列的商品也是历来最多的。”

来年的春交会,形势更加险峻。开幕前夕,广州武斗处于高潮时期,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和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67年4月14日清晨6时,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信发出1小时后,周恩来又赶赴广州,亲自处理此事。到广州后,他多次同包括林彪麾下大将黄永胜在内的有关负责人谈话,并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周解释说,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保证广交会准时开幕。

据周身边的人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住在广州军区小岛,召集造反派开会,从晚上8时开到12时。之后,让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造反派一人发一袋面包。到半夜两点,周总理又回来,继续和造反派开会,开到凌晨5时。早上7时睡觉到中午12时,下午又找广州军区领导谈话,还看专机送来的文件。就这样,连续开了4天的会,最后说通了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广交会得以顺利举行。”

周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共同社的报道说,红卫兵正在帮助十五日开幕的为期一个月的广州交易会。许多红卫兵在控制交易会场地的交通,或为在城市内各地参观游览的客人充当向导。德新社的报道说,“从北京回来的访问者说,同中国首都不同,广州的政治气氛是平静的、缓和的。情况确是如此,尽管在交易会开幕前不久,广州街头上还在进行政治斗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依然是“国际友人”们的观感。柬埔寨王国国营进出口公司出口部经理宾托发表谈话说:“西方国家的许多报刊,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说尽了坏话和假话。它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不做工作,大家都上街去了。但现在我亲眼看到,实情完全不是如此。就在交易会会场的旁边,一座巍峨的新式大楼,现在正继续施工建造中。市面一切情况都很正常。”

在一切如常的表象下,敏锐的外国商人们早就嗅出了别样的气息——这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会,正如周恩来的批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窗口。

政治,而非成交量,才是最重要的。这恰恰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里所强调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在1967年,《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成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商人们的必读宝典,书里反复强调了参加广交会的诀窍就是通过各种“符号”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

“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

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着这次广州春季交易会。会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歌舞。在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双方一道朗诵《毛泽东语录》。凡此种种,让《东京新闻》的记者感慨道:在这一次交易会,更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了有关人员的“头脑”,在展出的商品内容和谈判方面具体表现出来了。

从政治回到外汇

时光行进到1970年代,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退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终于有了落实的可能,为革命创汇取代了政治中心论——“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1971年的春季交易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夏普发现,“中国在广州交易会上以锐利的眼光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而不是把贸易从属于政治。中国人以很会讨价还价而闻名,在中国人做出决定之前,要使人不安地等待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不是不寻常的。” 一位加拿大实业家说:“中国人在这里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来所有有关的买主和卖主,让他们争相做成生意,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在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上,外国客商们发现一向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商品正变得越来越贵。人们猜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外汇支出正在大幅增加。答案很快揭晓,那就是著名的“四三引进方案”——中国国家计委于1972年拟定,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

1973年年初,中国国家计委将这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很快就由李先念和周恩来审定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四三引进方案”,是继“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156个大型项目之后,第二批大规模引进,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而支撑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外汇支出,除了石油出口外,基本上都是从广交会上得来的。

那一年,中国人通过广交会这个唯一的“猫眼”,也对美国市场第一次有了新奇而切实的感受。在为广交会而准备的《美国市场概况和对美贸易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过去12个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进口了1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

“美国对食品卫生和用具安全性要求很严,除有食品和药物法的管制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人权委员会’规定,如有人使用某种商品受损害,可提出控告,进口商就要受罚款等处分,比如,他们要求竹制品要用硫磺熏过,不能生虫,如果竹制品发现生虫,成批货物都要销毁。甚至玩具品质不好,孩子玩时划破手,都要被控告,所以,我方应该十分注意出口商品的质量。

“另外,美国现在流行所谓的‘超级市场’,即自动售货制度,一般商店营业员很少,顾客自己从货架上选货,然后到付款处付款,所以,美国商人要求我们要注明商品名称、原料、规格、产地、使用说明等等,否则很难进行贸易。”

1973年6月,广交会春季交易会结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时,谈到加工出口问题。周说,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而在“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要便宜……”

回首1973年,人们不得不惊讶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以为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标志的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加工出口等等,其基础早已在1970年代便已被打下,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广交会

铁门上的第一只“猫眼”

从1957年创办开始,广交会就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仅存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在激烈的存废之争中,它最后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名义存活下来,并为日后中国外贸的全部开放保留了火种。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苏琦

1966年秋,在左派眼中一向有“媚外”之嫌的广交会似乎在劫难逃。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禁止展出和出口。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广交会是在他手里批下来的,广交会的名头也是他叫响的——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

总理发出话来说,传统手工艺品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广交会,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了下来,而这也成为改革前的中国那密闭的大门上惟一的一只“猫眼”。

政治第一

冲击暂时退潮,广交会的秋季交易会如期举行。不明就里的外国友人却据此得出结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966年12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主办的《中国通讯》撰文指出:“国外有人说文化革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二十四日说‘中国正在每况愈下’——香港谣传今年的秋季交易会不再举行了。事实恰恰相反,十月十五日开幕那天出现了十年来历届交易会所没有的盛况,来参加的外国商人国别最多,人数最众,陈列的商品也是历来最多的。”

来年的春交会,形势更加险峻。开幕前夕,广州武斗处于高潮时期,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和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67年4月14日清晨6时,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信发出1小时后,周恩来又赶赴广州,亲自处理此事。到广州后,他多次同包括林彪麾下大将黄永胜在内的有关负责人谈话,并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周解释说,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保证广交会准时开幕。

据周身边的人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住在广州军区小岛,召集造反派开会,从晚上8时开到12时。之后,让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造反派一人发一袋面包。到半夜两点,周总理又回来,继续和造反派开会,开到凌晨5时。早上7时睡觉到中午12时,下午又找广州军区领导谈话,还看专机送来的文件。就这样,连续开了4天的会,最后说通了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广交会得以顺利举行。”

周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共同社的报道说,红卫兵正在帮助十五日开幕的为期一个月的广州交易会。许多红卫兵在控制交易会场地的交通,或为在城市内各地参观游览的客人充当向导。德新社的报道说,“从北京回来的访问者说,同中国首都不同,广州的政治气氛是平静的、缓和的。情况确是如此,尽管在交易会开幕前不久,广州街头上还在进行政治斗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依然是“国际友人”们的观感。柬埔寨王国国营进出口公司出口部经理宾托发表谈话说:“西方国家的许多报刊,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说尽了坏话和假话。它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不做工作,大家都上街去了。但现在我亲眼看到,实情完全不是如此。就在交易会会场的旁边,一座巍峨的新式大楼,现在正继续施工建造中。市面一切情况都很正常。”

在一切如常的表象下,敏锐的外国商人们早就嗅出了别样的气息——这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会,正如周恩来的批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窗口。

政治,而非成交量,才是最重要的。这恰恰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里所强调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在1967年,《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成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商人们的必读宝典,书里反复强调了参加广交会的诀窍就是通过各种“符号”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

“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

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着这次广州春季交易会。会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歌舞。在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双方一道朗诵《毛泽东语录》。凡此种种,让《东京新闻》的记者感慨道:在这一次交易会,更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了有关人员的“头脑”,在展出的商品内容和谈判方面具体表现出来了。

从政治回到外汇

时光行进到1970年代,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退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终于有了落实的可能,为革命创汇取代了政治中心论——“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1971年的春季交易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夏普发现,“中国在广州交易会上以锐利的眼光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而不是把贸易从属于政治。中国人以很会讨价还价而闻名,在中国人做出决定之前,要使人不安地等待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不是不寻常的。” 一位加拿大实业家说:“中国人在这里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来所有有关的买主和卖主,让他们争相做成生意,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在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上,外国客商们发现一向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商品正变得越来越贵。人们猜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外汇支出正在大幅增加。答案很快揭晓,那就是著名的“四三引进方案”——中国国家计委于1972年拟定,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

1973年年初,中国国家计委将这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很快就由李先念和周恩来审定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四三引进方案”,是继“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156个大型项目之后,第二批大规模引进,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而支撑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外汇支出,除了石油出口外,基本上都是从广交会上得来的。

那一年,中国人通过广交会这个唯一的“猫眼”,也对美国市场第一次有了新奇而切实的感受。在为广交会而准备的《美国市场概况和对美贸易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过去12个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进口了1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

“美国对食品卫生和用具安全性要求很严,除有食品和药物法的管制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人权委员会’规定,如有人使用某种商品受损害,可提出控告,进口商就要受罚款等处分,比如,他们要求竹制品要用硫磺熏过,不能生虫,如果竹制品发现生虫,成批货物都要销毁。甚至玩具品质不好,孩子玩时划破手,都要被控告,所以,我方应该十分注意出口商品的质量。

“另外,美国现在流行所谓的‘超级市场’,即自动售货制度,一般商店营业员很少,顾客自己从货架上选货,然后到付款处付款,所以,美国商人要求我们要注明商品名称、原料、规格、产地、使用说明等等,否则很难进行贸易。”

1973年6月,广交会春季交易会结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时,谈到加工出口问题。周说,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而在“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要便宜……”

回首1973年,人们不得不惊讶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以为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标志的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加工出口等等,其基础早已在1970年代便已被打下,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相组”。 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农忙季节把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1万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多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官员出国

睁眼向洋看世界

他们以世界强国的傲然姿态,去到那想象中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却只能得到震惊与自惭。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中国人又一次知耻而后勇,起自1978年官员出国潮。

国家历史特约记者 文晔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行,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宝钢离休干部张衍,就是跟着上海宝钢初步设计审查团到日本谈判去的。当时国家只发100元置装费,而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原来,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无从分辨,只好谁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腕戴公家发的手表,手持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却显得并不寒酸。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

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走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的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不谈政治的会谈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可没放松,会谈中还批判人家搞绥靖政策,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更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是“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

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社会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

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

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由此看来,谷牧副总理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特区工作,都不是偶然。

大寨的思想乱了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时断时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对上一轮所学知识的否定。

改革之初,这个学习的百年循环,再次轮回到了晚清那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起点。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种种,样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巴山轮 由急流险滩驶向大洋

即使在改革开放推进7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发现前路层峦叠障、迷雾重重。而在长江急流险滩的那艘船上,通往市场经济的航道在瞭望者的眼中渐渐清晰起来。

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正在船上。这是一艘当年3月份刚刚下水的崭新轮船,额定载客80人,以2人标准间为主,配套有会议、休闲及健身功能,相当于三星级的宾馆,“在房间里就能洗澡呢,当时算很豪华了”,赵人伟至今记得。历时6天的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船上召开,后人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经济学圈内的人们早就听说了这次会的消息。许多人想方设法去上船听会。因为这次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非同小可。

外国人,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代表,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当时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山轮会议,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国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开始协商筹办的,廖季立后来因病未能与会。而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请的。巴山轮会议以三家单位的名义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赵人伟、张卓元(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人都来了。”赵人伟回忆。除了刘国光外,这批学者多数当时50岁上下,正值壮年。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国务院副秘书长;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职建设银行董事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来参加的会。

“当时年轻人还没起来。而我们这批人,包括来自体改委和社科院的这两部分学者,都是1978年以后投入改革开放中的,正站在改革的前沿。”对于这批后来成为中国改革中坚的学者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方向?——这不仅是学者们巨大的困惑,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光学东欧改革不够了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从1979到80年代初那几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一下跳到市场经济里,要一个过程。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知识背景都不够。当时学习东欧的经验较多。无非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里,加点市场机制到里面。这方面东欧做得最多。但是东欧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到了1985年,中国人觉得光学东欧改革是不够的了,也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1985年,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一个转折点。”赵人伟这样评述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大三中全会,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说法已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赵人伟解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还没直接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从这个时候起,整个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上了。没这个背景,巴山轮的会没法开。”

1985年9月2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由薛暮桥致开幕词。

来自匈牙利的科尔奈教授成为会上的抢眼明星。

科尔奈,当时以一本《短缺经济学》赫赫有名。这位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划中心部主任的教授,对计划经济的分析批判鞭辟入里。1982年,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赵人伟读到《短缺经济学》的英文版,他的感觉是“震撼性的”。“我们对计划经济下的对传统的‘短缺’二字体会非常深。那时真是什么都缺,都要凭票,那是几代人经历过来的现实。在苏联,就表现为排长队。‘外部短缺和内部剩余’,‘投资饥饿’,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学课本中从没听说过的。1985年科尔奈到我们所做报告,会议室里年轻人挤得水泄不通。”

到今天,科尔奈的祖国早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他后来的著作,在中国再没有当初那么大的影响,但在1985年,对于正向往摆脱计划经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科尔奈提出经济体制的四个模式,这四个模式又归为两大系统:行政协调;市场协调。郭树清后来在一篇综述中有很清楚的描述:行政协调,就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包括直接行政调控和间接行政调控(它们被称为1A和1B)。市场协调,决策是非集中化的,包括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调控的(它们被称为2A和2B)。

显然,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1A,即直接的行政协调,企业的供产销都由国家管。“这是我们要放弃的。改革的起点就从这里开始。

但是2A,即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这种东西,今天世界上实际也没有。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以来,2A在理论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剩下就是1B和2B。科尔奈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目标应该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协调即2B,而间接的行政协调即1B,只能作为一个过渡的模式。不要停留在这个模式上。”赵人伟说。 改革的目标,这是巴山轮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事后有人回忆,巴山轮会议的前三天,是“各说各话”。赵人伟说,经济学家们来自各国,学派也不同,当然各说各的。但是,在改革的目标上,代表们无论中外,基本一致:那就是肯定要改,而且目标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巴山轮会议后,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巴山轮会议,对中央负责起草文件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它既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又对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有推动作用。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赵人伟总结道。

 渐进改革与双轨制

改革的方式问题,即是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这是巴山轮会议的第二个中心议题。 赵人伟回忆说,80年初,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到中国讲学,都是主张激进改革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赛克斯(Sacks)教授到苏联,讲的也是“休克疗法”。英国的布鲁斯教授,讲的也是“一揽子改革”,即改革不能单项突进,配套改革要一起上。但他们到中国后,都认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能搞渐进,不能搞激进。“中国经济发展太落后。地区差别很大。在德国或东欧国家,城乡差别基本没有了,工业化程度比较高。这样的社会搞激进都还有问题。另外根据1978年到1985年,六七年的改革经验来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这样逐步推进的形势已经成型,一下子都改,做不到。” 这样,中国人就发明出了双轨制。“改革先从非国有的中小企业开始做,国有企业改革慢一点,先留在计划里面。但国企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会越来越小。后来中国人熟悉的就是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国有企业的存量,先不去动它,增加的发展的部分,进入新体制,按市场规律进行,这样减少震动。就是所谓的双轨制。”

“双轨制是谁发明的?争这个没多大意思,这是国外国内经济学界共同讨论的一个结果。1979到1980年,布鲁斯在讲课时就谈到这个问题了。1982年和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都讨论过。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碰撞的结果。”赵人伟说。

按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看法,在巴山轮会议上国外专家对于双轨制还是肯定的。双轨制并不是什么新提法,而中国人的新创造在于不仅生活资料双轨制,生产资料也搞双轨制。

但是双轨制必然有它的代价。“它会造成摩擦,”赵人伟说,布鲁斯讲过一个玩笑,说波兰人到英国学习交通管理。看到英国是实行车辆左行,回到波兰后,又不能全部改成车辆左行,就说,干脆一部分车右行,一部分车左行吧!布鲁斯的意思是说,你要学新的体制,就要彻底地改,不能改一半。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必然产生寻租活动。这是渐进改革的代价。“所以后来外国经济学家们说,同意你们渐进改革,也同意双轨制,但时间不能太长。时间长了国家必然混乱——可是到今天,我们双轨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赵人伟说。

学习宏观经济调控,自巴山轮开始

巴山轮会议讨论的第三个中心议题,或许是与今天经济生活最为有关: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1985年的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这种经济过热,可以从下面一系列数字看出:1985年1月,工业生产增幅达25.2%,全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27.3%。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提到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办法时的一项技术性错误:规定中央银行给予各银行的贷款额度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也就是说,1984年各银行贷出的钱越多,1985年他们能得到的贷款额度就越高。

结果,各银行为了造这个基数不择手段,不但企业贷款有求必应,甚至会送款上门,要求企业贷款。而且,当时还有一项规定,企业使用工资奖金自主权时,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为基数,导致各企业1984年年底突击提工资、发奖金。再加上1984年农业大丰收,银行没有留足收购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增发货币,终于使1984年的货币发行量比上年增长49.5%,多发了几乎一半。

“我查过当时的银行记录,银行的许多贷款是流动资金的贷款。”张军说,这说明,实际是银行把钱贷给企业,企业把钱作为工资奖金发掉了。货币发多了,必然造成物价上涨。尽管1984年零售物价指数只增长了2.8%,但1985年增长了8.8%。 此前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已经历过一次物价上涨。但是张军说,那一次物价上涨,其实就是因为在价格上放开了一点,允许粮食、煤炭、石油超产的部分“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卖。某种意义上,这还是一种相对价格调整。尽管也表现为价格有上升,但不等于是通货膨胀。而1984到1985年这次,是典型的通货膨胀,是货币发多了。 这是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计划经济下,物资虽然短缺,但物价不会上涨。现在搞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也来了。该怎么办? 这时中国人发现,即使学东欧的改革,也未必能有好办法,因为当时的东欧也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如直接去请教西方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从英国来的凯恩克劳斯,对英国从战时经济体制转为战后经济体制很有研究,而且他实际操作过。“战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很像。实物配置资源,价格不起作用。”赵人伟解释说。而当过德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主要是介绍在德国怎样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

巴山轮会议上,托宾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个说法: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货币总量作为总需求管理不太可能。因为它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不确定,也没有西方那种得以影响货币总量的金融市场。相反,在中国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更重要、更可行。

实际上中国对于经济过热的控制,从那时起到现在,大致也是用的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这样的手段。“除了控制利率,还有控制货币供应量。每次调控都是管银行,把银行信贷的口子给关掉。其实还是比较行政的手段。”张军说。

在会上,外国专家们介绍说,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的方法不外三条:规定商业银行要在中央银行存入存款准备金;调整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

这里就谈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直到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但是,张军说,那时中国人对于中央银行应是什么性质的机构,怎样管理宏观经济,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开始学习宏观经济调控,是从巴山轮开始。而且“宏观调控”这个词,也是从巴山轮会议出来的。张军介绍,当时英文的原文是“宏观管理”,当时大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宏观控制,有人认为应是宏观调整,后来就造出“宏观调控”这个词。

托宾告诉中国人,弥补财政赤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增发货币,另一种是增加债券或税收。许多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它们只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相反,在实行了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家,财政赤字很大,通货膨胀却并不严重,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完善的国内债券市场。

赵人伟回忆说,建立一个银行体系外的资金市场,这个议题在巴山轮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虽然只说到了债券市场,没有说到股市。“当时我们叫资金市场,不敢用资本市场这个词,似乎‘资本’就代表着剥削。但实际它们在英文里是一个词。”他笑道。

在巴山轮会议之后,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应该如何进行,适量的通货膨胀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热点。

1988年,中国又经历过一次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引起全国空前的抢购风潮,人们不仅抢购电视机,连食盐、火柴都抢。通货膨胀与经济繁荣,似乎是中国经济的两极,每次经济过热了,就实行从紧的经济调控政策,于是经济发展就陷入低潮,慢慢积累着下一个高潮。就这样,中国人在这两端的取舍中,学习着经济的宏观调控。

对巴山轮会议,张军对它的评价是:它是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

实际巴山轮会议也不光是中国人学习外国。张军还谈到,在1985年,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和劳动力流动的发展速度显然大大低估了。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最终解决掉的。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西方经济学家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另外他们有战时经济转型到和平经济的经验”,赵人伟说。“而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经验,这种转型中的调控,比正常的市场经济还要难。抛弃计划指令的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没有跟上,往往会出现真空。我们的中国经验,是跟世界共享的。”

 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组织的一次闭门会议,正式名称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参会者有贺卫方、张维迎、杨东平、石小敏等人。会议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就宏观改革形势进行讨论;第二单元是做“农民土地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针对近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关改革的大讨论,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认识,坚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提出措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

围绕当前关于改革的这场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那些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贫穷与落后,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

围绕当前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医疗、教育、征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政府官员腐败等,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与其说是改革的不成功,不如说是一些领域中的改革起步晚了,进展慢了,改革的力度小了,使得长期形成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不能把当前出现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

就如何解决当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会者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重点应调整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应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政府对困难群体扶助的转移支付。针对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破除垄断,政府应管好基础医疗与公共教育,同时放出一部分资源交由民间主体去创办;通过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在抑制腐败的问题上,必须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破除行政性垄断,从制度上根除权力寻租的腐败机会;同时,下决心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

(根据高尚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一文整理,原载于《炎黄春秋》2006年9期)

“全国改革者大会”

19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人物,如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等,改革力量如日中天。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其他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召开,因会议地址在杭州莫干山,也被称作是“莫干山会议”。此次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莫干山会议在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它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当年这四个人都是30多岁,朱嘉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张钢是《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则是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此次会议代表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最后,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

据张钢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在9月15日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层的重视。此时,市场轨已经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自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前两年,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就引起并专门讨论过价格问题。这一次,年轻人拿出了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

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此《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的报告。

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文/柳红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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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081225/002576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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