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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首个公共外交智库对决策影响力不高
中国外交智库成长路

中国成立首个公共外交智库对决策影响力不高
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合作的背景,也使外界对北外智库的 “智囊作用”更加期待。

中国成立首个公共外交智库对决策影响力不高
  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智库处于上升时期,但研究能力还有待加强。图为去年7月,全球智库峰会在京闭幕现场。本报资料图

  9月11日,中国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外交官论坛即将在金秋的北京召开。论坛的组织者,是成立仅半个月的中国首个公共外交专职智库——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

  近年来,类似的外交智囊机构,间或以学术研讨或外交官联谊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与美国智库庞大的智力集群相比,中国的智囊机构虽然还显得分散和零碎,但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缜密的研究为外交及内政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这条路在中国已然开始

  中国智库的特殊角色

  与国外智库“旋转门”(官员与学者身份的变换)特点相比,中国智囊们对决策的直接影响力不是很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领衔的国内首个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甫一成立,外界关注即纷至沓来。

  8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后,“公共外交智库”的别名已是如雷贯耳。而所谓“公共外交”,用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话说,便是与“政府外交”相对的、由公众参与的一切外交形式。

  在中国国内为数不多的非官方外交智库中,这个专职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心自然显得新颖而独特。该中心执行主任、北外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和其他民间智库的运作方式相近,首个“公共外交智库”绝大部分资金将向社会筹措,其运作理念也是要“开门”办智库。

  至此,在西方专家断言“中国智库建设即将迎来新时代”的浪潮下,中国民间外交智库里率先加入了一位新成员。

  来自北外的新面孔

  与陈雨露同时亮相的,是首个公共外交智库的豪华阵容。

  中心聘请赵启正担任名誉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孙萍将与李永辉一起担任执行主任。而这一立足于北外校友资源的外交智库,显然也能获得更多有着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外交官支持。

  陈雨露表示,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响应国家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战略需要。北外目前已开设49种外语专业,为全国高校之最。未来10年,北外新开设的外语专业还将大幅增加,这些条件都能为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提供帮助。

  天蓝色的屏风前,北外智库的运作团队略带感性地表示,在世界越来越平、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公共外交已成为各国政府提升软实力、扩大影响力的主战场。普通公民也将感受到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外交责任。因此,公共外交智库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研究,为政府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为公众参与提供活动平台。

  民间外交智库少之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北外智库的小部分资金源自学校的行政拨款,因此这只是一个与官方智库相对而言的民间智库,并非“纯民间”。

  在李永辉的印象里,能称得上是中国智库的机构大约2500多家,其中民间智库只有5%左右,且以研究经济领域居多;而民间外交智库基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再用“纯民间”去考量,恐怕其中能有影响力的智库更微乎其微了。

  因此,在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的研究清单上,简单从分工而言,外交智库主要有三种类型:

  属于第一线的是外交部及新华社等涉外系统的智库,其特点是密切联系当前外交斗争,虽离不开长远的战略考虑,但主要着眼于当前动态的国际形势研究,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

  第二线是指军队系统或对外交流单位的智库,工作特点是除了关注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之外,也聚焦对中长期国际形势的研究,即注意收集富有综合性、回顾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展望性的外交信息和情报;

  第三线便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门的研究所,其工作特点是更为学术化,更具备理论色彩,这些单位在外交方面的研究课题一般不受太大的限制,主要由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决定,研究视角更为宏观。

  “若按此分类,广义上的民间外交智库可指第三类机构,以及一些挂靠国家行政部门、实由民间筹款的智库组织。”曾长期观察中国智库建设的媒体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比如,挂靠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信息沟通和“纳谏者”

  与以高校学者为主干力量的其他民间外交智库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由前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领衔,集合了众多中国前外交高官为理事成员。

  这一成立11年有余的外交智库目前已拥有11个研究中心,其中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资深外交官、专家、学者不下400人。

  “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绝大多数成员是资深的老大使,与外交部关系很密切。”基金会秘书长、前驻委内瑞拉大使王珍介绍说,一般而言,基金会通过公开的、内部的等各种渠道,把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形成书面材料,提交相关部门。

  另一方面,基金会还会举办配合国家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活动。比如,9月7日,这些资深前外交官率领总政歌舞团,携《木兰诗篇》前往俄罗斯演出,展开交流活动。

  “中国外交智库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大致扮演了五类角色。”在孙哲眼中,除了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智囊)角色外,这些智库还担负着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的外交“纳谏者”的角色;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以及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

  以孙哲的经历,他所在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以研究美国国内问题、特别是美国国会擅长。近年来,他和同事针对美国内部的战略经济评估报告就曾直达国务院,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表扬。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多数智库主要扮演着外交信息沟通和‘纳谏者’的角色。”北外智库的一名青年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与国外智库“旋转门”(官员与学者身份的变换)特点相比,中国智囊们对决策的直接影响力不是很高。

  “但我们也有‘旋转门’啊。”孙哲透露,从事国际问题综合性研究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其所长曲星2006年至2009年一直担任着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

  未来智库何处去?

  相较于以退休外交高官为主力的外交智库,李永辉相信,未来中国外交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高校。他表示,国外众多有影响力的智库均依附于高校,“这里毕竟是智力密集的地方”。”同时,他也表示,高校不能“关门”办智库,未来更应打通学界和政府机构间的藩篱,形成中国式的“旋转门”。

  而从研究内容和影响力来看,孙哲认为,筹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智库”是外交智囊们更好地参与政治决策的一个方式。“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大西北,都在加速改革开放,如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同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美国等关系日益密切;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提升;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有着传统联系;新疆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的交往逐渐增多;内蒙古与蒙古共和国的联系也是多方面的。”他说。

  孙哲也肯定了“公共外交智库”成立的现实意义。他表示,提高外交的透明度和人民的参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智库能否成为集思广益的平台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在公共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直接指标。

  对此,李永辉已有进一步的规划构想。“除了(研究中心)管理的机构设置外,我想未来的中心决策机构将会吸收学者、企业家、官员等各方人士。我们还会专门成立学术委员会,聘请国内包括国际上在这方面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担任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委员或者顾问等。”

  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合作的背景,也使外界对北外智库的“智囊作用”更加期待。

  北外智库:谢绝“纸上谈兵”

  作为中国首个公共外交专职智库,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计划在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社会活动方面取得平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胜楠、邓亚君发自北京

  本周末,有着中国首个“公共外交专职智库”之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即将第一次发挥“智库”作用:9月11日,北外将召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外交官论坛。

  临近活动开幕日,中心执行主任李永辉常常忙到深夜:开会部署工作,接受媒体采访……“希望第一次活动能有一个成功的开始。”尽管面色疲惫,但提及筹备多日的论坛,李永辉仍难掩兴奋。

  打造公共外交平台

  李永辉的同事、中心另一位执行主任孙萍,也在期待着这次论坛能顺利打响头炮。事实上,身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打造一个公共外交平台”的想法在她头脑中酝酿已久。

  按今年3月两会期间孙萍递交的提案描述:她呼吁整合建立一支“内知中国、外知世界”,具备“向世界说明中国”能力和意愿的队伍,全面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具体的设想则是成立一个涵纳相关系统的退休官员、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外贸机构、民主党派、有关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实体组织。

  如今,这一组织今年8月26日在北外先行“落地生根”。李永辉强调它是“开放的”,除了专家学者之外,中心将邀请政府前相关官员参与其中,此外,还欢迎对公共外交感兴趣的企业家、社会公众。

  所以,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清晰地表达了李永辉们的想法。为期一天的活动共分为三个会场、六个论坛。已经确定的主题包括:公共外交的政府决策与企业责任;公共外交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文化外交与个人行动等。

  北外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论坛整个规模约为300人。参加者不仅有北外历来的优势资源——历任驻外大使等,还有外交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媒体代表、企业代表,以及来自孔子学院、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的负责人。

  不会“纸上谈兵”

  “我们的理念是沟通、参与、责任、行动。”李永辉希望随着论坛的举办,这一公共外交理念也能深入人心。

  而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合作的背景,也使外界对北外智库的“智囊作用”更加期待。孙萍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从具体操作方式上看,她理解的“智囊”,即是指“在一件大事发生之前,组织相关的民间团体和有关专家进行探讨,研究对策”,比如,“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前,我们可以把外交部、环保局的负责人和气候专家们请来,大家提前开展关于气候变暖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外交发声能够和气候专家的科研紧密联系在一起,继而向中央政府提出辅助性建议”。

  中心的下一步工作安排基本契合了孙萍的理解。今年10月,研究中心的学者将和外事工作委员会同赴上海,总结和研讨世博会的公共外交遗产和经验。“我想,调查之后会形成书面材料上交有关部门。”李永辉说。

  虽然进一步的远景工作规划还在筹拟之中,但李永辉补充阐释了北外智库的各项“功能”。他表示,依托于高校,研究中心首先要进行学术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其次,他们将付诸实践,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性的研究,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服务;此外,他们将以讲座、普及性读物等方式宣传“公共外交”的内涵,并进行相应的社会展览、演出等活动。

  “这些工作是同步开展的。”李永辉说,为避免研究中心落入“纸上谈兵”,将会在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社会活动方面尽力取得平衡,使“公共外交”和“智库”的概念同时得到彰显。

  培养用“心”的外交实践者

  用李永辉的话讲,首个公共外交智库有着“将公共外交的种子,播撒到每个人心里”的义务。

  对此,有着20余年海外外交实践的孙萍感慨颇深。

  熟通京剧艺术的她与美国前政要基辛格是“忘年交”。2001年,适逢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孙萍想请基辛格做客家中,借机说服他帮助中国争取美国奥组委成员的投票。

  饭桌上,孙萍直言,中国14亿人口,如果能举行一次奥林匹克盛会,奥运精神一定能在中国深入人心。虽然基辛格对此频频点头,但并没有表达出“被说服”的神色。

  此时,孙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插话了:“博士爷爷,这一届美国支持加拿大申办奥运会,但美国又想申办2012年奥运会。如果加拿大成功的话,美国就没有机会再申办2012年奥运会了。一个洲不能连续两届举办奥运会的。”

  基辛格听完,二话不说,当即承诺要帮助中国拉选票。孙萍看着女儿,心想:确实,只要用“心”,其实人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

  而李永辉和孙萍都表示,未来将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让公众能为中国的外交提供源源不断地智力支持。

  中国外交智囊:万里长征第一步

  西方智库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是最优秀的人加上最充足的投入带来的最自然的结果;而与西方有别的国情,要考验中国智库运营理念的创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周鑫宇 记者 邓亚君 发自北京

  美国首都华盛顿最长的一条大街名叫马萨诸塞大街,两侧矗立着许多低矮不起眼的小楼。但千万别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办公地点,它们汇聚着上千家各色各样的美国“智库”。

  每天,数以千计的顶尖学者在这里建言献策,形成一个庞大的智力集群。有人说,这也是美国超级霸权的一个侧影。而与其庞大阵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智囊机构却呈现出分散、零碎和沉闷的发展状态。

  只会提“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科研院所,包括大学里的研究机构,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智库”。当我们逐渐把一些从事政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称作“智库”时,人们对其印象也就停留在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提交报告和召开研讨会这样的学术活动上了。然而,在西方国家,智库的角色远不止如此。

  在闻名遐迩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名研究人员中,一半以上有过政府经历,其中许多人曾是美国职能部门的一线决策者。与布鲁金斯学会相隔不远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则云集了美国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超级外交大腕。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智库,与学者清谈“国是”的象牙塔自然相去甚远。

  许多中国智库都羡慕美国智库宽松而独立的发展环境。与国内智库相比,美国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表现在远离政府,而是表现在不从属或者受制于某个单一的政府部门。如果有人查看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的财务和人事状况,会发现它们和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没有依附或者从属关系,但它们都全力以赴地试图渗透和联系政府。著名的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甚至制作了一个清单,专门收集政府和国会部门出现的职务空缺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自己的研究人员以及关系良好的在野政客,以便于这些人能够及时“安插”到政府之中。

  就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种远离华盛顿的大学智库,也在费尽心思地影响政府思维。哈佛往往抓住美国选举、官员轮换的时机举办培训班,专门培训“新官”。这一项目延续了数十年,把哈佛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一代代政府官员脑海之中。

  显然,跟西方先进智库相比,中国大多数外交智库还停留在单单以研究成果来为政府提供“建议”的阶段。

  囊中羞涩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曾把中国外交智囊作用的局限概括为“对外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落后”,他表示,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之间的配合尚未达到应有的默契,这与中国尚未建立正规的咨询制度有关。

  此外,他也注意到,中国智库发展中脆弱的财务状况。

  一般而言,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的研究院所,还是大学下属的研究机构,其财务来源往往比较单一。很多智库都是单纯依靠主管部门的财政拨款。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研究工作往往是本身职能之外的“副业”,研究机构也往往是系统内的“冷门”。因此,许多研究机构都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为数不少的智库因为资金来源断裂而陷入停顿。

  即便挂靠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也有资金困扰。虽然基金会成立十年有余,但其秘书长王珍坦言,这些年来,基金会无时无刻不受到财务紧张的考验。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向外交智库捐助的国内企业已有增加。

  资金的短缺更直接影响了外交智库对青年学者的吸引力。孙哲举例说,国内某著名研究机构最年轻的学者为35岁,事实上,这与20多岁、刚刚学业有成的青年才俊之间仍有一定代沟。

  和中国智库的“囊中羞涩”相比,西方智库简直可以称得上财大气粗。兰德公司仅2008年一年的预算就高达2.51亿美元。美国排名前10位的智库,年预算全部超过2000万美元。这么多的钱不可能来自于单一机构。许多智库既拿着政府的课题,又花着企业和个人的资助。它们雇得起最好的学者和最大牌的退休官员,也可以花大量地钱开新闻发布会、刊登广告和做问卷调查。

  多是“命题作业”

  “我研究外交智库的论文写于6年前,但现在来看,当时暴露出的问题如今也没有得到解决。”孙哲说。

  国内外交智库表现的“短板”还包括:外交智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人员比例过高;智库课题多半不是研究者根据自身兴趣所设,而是“自上而下”的“命题课题”等。

  孙哲把智库发展原地踏步的原因总结为四个字“体制惯性”,但他强调,基于西方特殊土壤的智库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到中国。

  不过,也有学者乐观认为,中国外交智库相比以前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主要表现在: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用于研究的资金大幅度地提升,一些政府官员离任后到大学和科研院所任职,也推动了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互动;许多相对独立的大学智库,甚至已经开始成规模地接收到了社会和企业资助,从而扩大了资金来源,向更有活力、更有持续性和更有影响力的现代智库模式转型。

  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也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资源紧张的瓶颈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缓解,但中国智库运营理念的创新则是一种更长久的挑战。

  对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智囊机构要少些“将军”,多些研究人才

  “独立性、影响力和高质量”是美国智库的立身之本,中国智囊机构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积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胜楠 发自北京

  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它的发展却很快跃居世界前列。其中,有着90多年发展史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多年来更是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列榜首。

  上世纪东西冷战年代,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曾提出对华既遏制又接触的观点,后来直接推动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在与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过程中,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美国智囊们总能对政府决策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当中的决策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来自美智库的专家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智囊们?《国际先驱导报》为此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美国民间外交智库多达两三千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囊建设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总体来看,美国的智囊分为哪些类型呢?

  李成:美国的智库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的有很强的党派色彩,比如倾向民主党或者倾向共和党,再或者倾向于非党派的组织;有的是以游说为主的智库,他们有着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有的智库有专门的主题,比如专职对外关系或是国内城市化建设、工业政策等。像美国的家庭计划研究中心,就是以共和党为主专门反对堕胎的智库,保守色彩较强。

  总体上,有的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与媒体的关系比较密切,有的代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专门以批评政府的形式存在。可以说,美国智库形形色色。不过美国主要的智库都聚集在华盛顿,此外在纽约、西海岸也会有一些智库。

  Q:在形形色色的美国智库中,能称得上美国民间外交智库的大概有多少个?他们的运作方式又有哪些不同特点?

  A:一般来讲有两三千个(民间外交智库),其中一千多个在首都华盛顿,但这些智库宗旨不同,规模也有大有小。

  其实各个智库之间会有相互往来,比如参加一些研讨会,但我们之间又是竞争关系。所有的民间智库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在某些领域有自己的强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是我们的强项,美国本身的国家治理也是我们的强项。而对另外一些智库来说,国际军备问题可能是他们的强项。还有一些智库,他们大多数项目会跟企业签合同进行。这与我们不同,布鲁金斯学会的所有研究内容都是公之于众的。

  “旋转门”身份影响外交决策

  Q:人们通常把美国智囊的身份特点形容为“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这一点在布鲁金斯学会里应该格外明显。

  A:是的。一般来讲,布鲁金斯学会是无党派的,也就是说共和党执政时期,很多从前民主党下来的官员就会回到布鲁金斯学会来,当民主党执政时,一些共和党退下来的前官员也会回到这里来。

  “旋转门”这个提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最近来看,去年我们学会有两个访问研究员,一个是现在担任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侃如,他是克林顿时期亚洲事务的首席顾问;另一个是小布什时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是韦德宁,而目前奥巴马的首席顾问贝德也是从布鲁金斯学会出去的。

  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已经有15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除了贝德,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等。前段时间媒体所关注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问题,据说5名候选人中竟然有3人(约翰·桑顿、李侃如和沈大伟)都来自布鲁金斯学会,这些智囊身份的变更成为了布鲁金斯学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决策的最好例子。

  Q:与美国政府关系如此密切,如何保证学会的独立性呢?

  A:虽然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但由于两党竞争,布鲁金斯学会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资金来源上也能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来自民间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

  中国智囊对亚非研究很“薄弱”

  Q:您对中国的外交智囊有什么印象?

  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智囊是属于政府领导的,包括国际关系研究所、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等都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一些大型的民间智库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研究中心,比如清华大学就有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几十个智库。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智囊机构云集了很多人才;而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中国去年成立的新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这是一个新现象;还有一些相对比较独立的智库,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但这些规模都比较小。中国智库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比较兴旺的时期,但是跟外国比较,它还属于早期阶段而且独立性受到制约,这主要与中国的政治非多党制有关系。在西方,政府不能直接统辖智库,虽然有的智库有明显的党派性,但是两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智库之间的互动。

  Q:独立性,这是中美外交智囊的主要差异吗?

  A:独立性是其一,另外,很多研究外交关系的智库,如今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们越来越受全球问题的影响,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核扩散、全球气候变暖、反恐、反毒品、反海盗等。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研究均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二是中美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不管是美国国内政治或是中国国内政治。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学者要做更多的努力,因为在国内政治中有些研究还是一个禁区,比如中国国内外交政策中领导人的意向、领导人的背景、中国军队的作用等都是比较敏感的课题;而对美国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才有所深入,开始研究美国国会、美国媒体等,改变了以往只限于双边关系的研究。

  其实,中国智囊现在是在上升时期,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很多领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很多智囊也会给中央领导人或政治人员做咨询和讲课。在一些社会研究和人口研究,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我觉得中国智囊们的研究都是领先的。但是,在海外的研究中,有些方面相对弱一些。

  薄弱的地方是相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包括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与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和对中东的研究、对拉美的研究,在能力和资源上都有不足。

  接受捐款不能以失去独立性为代价

  Q: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智囊建设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您对未来中国智囊的发展有哪些建言?

  A:我想中国智囊今后会遇到结构上的挑战。因为对一个智囊机构来说,最主要的是人才。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智库都有一两个领军人物,而这几个领军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背景和声望,这些智库也因此会成名。但问题是随着一两个优秀人才的离去,中国智库就会受到影响;

  其二,是独立性,独立性很重要,会直接影响一个智库的声誉和可信度。虽然西方的智库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智库会进行公开辩论和竞争,而媒体也相对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智库对政府和媒体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智库被看成是国会、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个“权力部门”,可见它的重要性。在中国,更多的智库做一些咨询工作,而本身与研究并没有挂钩,也没有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国经中心”,其中有90多个董事成员,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前官员和现任官员以及企业家担任董事,而真正的研究力量却显得非常薄弱,这是不应该的。正常的结构应该是拥有大量研究人员,而不是大量的“将军”。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一些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不过整体上看,由于中国智囊建设蒸蒸日上地发展,因此会有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逐步成长,并且很多研究人员具备海外学习研究的背景,这也会使中国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智库的发展需要时间,因此还需要很多的积累。我认为经费在中国不是很大问题,例如“国经中心”得到很多企业的赞助。但要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在受企业捐助时,会明确表明不会以我们的独立性作为代价,因此企业不会干涉我们的研究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少收政府的钱。我们推崇“独立性、影响力和高质量”,借此分享给中国的智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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