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教授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政治经济学教授以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约翰穆尔（John H. Moore），因建立 Kiyotaki-Moore 模型而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热门人选，该模型描述了经济所受到的微小冲击如何会导致抵押物价值下滑，信贷环境受限，从而步入产出下行周期。 
伦敦经济学院清泷信宏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站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近年来更成为主流的领头人。他的理论立足微观市场结构和经济主体交易行为，研究微观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是当前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微观化”。
人物简介 编辑本段回目录
清泷信弘（Nobuhiro Kiyotaki）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仅有的20位会员之一。1981年，他从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1991年，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大学经济系任教，1989—199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91—1997年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任教，1997年至今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邹恒辅老师的师兄。他的货币理论不同于传统把货币置于给定的情况，主要从信用债务关系开始，解释货币的产生以及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等现象。
关于货币理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用循环论法来解释货币自然产生的理论，清泷信宏先生（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Randall Wright先生（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于1980年代率先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小组等至今还在继续研究。 清泷信宏教授，从1997年又开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私人票据的借款约束所导致的信用周期和信用链波动，通过抵押和流动性约束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的传染效应，引起广泛重视。
这些研究把货币与商品的交换过程纳入非常严密的模型，原来的重要目标是探索货币的起源，但是最近于2005年，Ricardo Lagos先生和Wright教授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使用Lagos·Wright模型，发展了能够应用于对金融政策进行政策分析的理论。在这些最新的货币理论中，外部货币（贝壳、宝石和纸币等，使用价值为零，作为交换媒体发挥作用的物体）是主要的分析对象，但分析内部货币（即信用货币：银行和企业的债务作为结算手段发挥作用）的研究也得到了进展。
这一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迄今为止的理论，由于聚焦于外部货币（纸币或贝壳等），所以陷入了弗里德曼准则这一非现实的政策建议里。如果把分析对象扩展至内部货币（信用货币和存款债务等），也许我们就能够从弗里德曼准则的束缚里解放出来。
清泷、Wright的模型所强调的循环论法（货币之所以作为货币而流通，只不过是因为社会成员把货币作为货币来使用）真正有效的不是对于法定货币等外部货币，而是对于自然产生出现的内部货币的问题。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外部货币（特别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为什么循环论法所做的解释有问题呢？1万日元的纸币之所以具有1万日元的价值，是因为人们都相信其具有这一价值，循环论法的这一解释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并非仅仅如此。如果根据只是人们的期待（即“其他人也认为这张纸具有1万日元的价值，同意与自己进行交易”这一期待）的话，那么当这一期待受到破坏时，1万日元就成为一张废纸。纸币变成废纸的现象称为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各国实际发生过。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遏制住恶性通货膨胀，而且在现在的日本之所以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通过征税能力保证了货币价值，而且国民信赖政府的征税能力。从广义上说，纸币是政府（中央银行）的债务证书，保证其价值的是政府的“获得收入的能力”，即征税的能力。也就是说，支撑法定货币价值的，不仅是货币的循环论法，而且需要政府的财政和征税能力等多方面的治理能力。
走近清泷信宏编辑本段回目录
清泷信弘（NobuhiroKiyotaki）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仅有的20位会员之一。1981年，他从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1991年，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大学经济系任教，1989—199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91—1997年在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任教，1997年至今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看看清泷教授的这一系列求学和教学经历，确实让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后生们感到寒碜和自危，然而，也许是“天公作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近了这位常常只有在《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才能见到的大牌教授。
当时，我正有一本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施莱佛（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Vishny）教授撰写的《贪婪之手》(theGrabbingHand)在翻译洽谈之中，中央编译局的肖梦女士借上海出差的机会亲自将书稿送到我的手中。那天，上海天气阴冷，寒风习习。尽管如此，有赖肖梦编辑的信任，我很快便拿到了该书的翻译权，临走时，肖梦托我将一封邀请许成刚和清泷信弘来复旦讲学的信函转交给经济学院的张军教授，带着这两份“欣喜”，我飞一般地回家。
一个月后，也就是2003年的4月15日，清泷信弘教授和许成刚教授应约来复旦讲学。当时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发现，但教育部的“非常时刻”的公文还未下发至各地，但已建议各校尽量减少会议和聚会，于是，原定在逸夫楼演讲厅举行的讲座，被临时搬迁到经济学院750号那栋又老又旧、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的那个袖珍型会议厅“秘密”举行。开会前，经济学院的老师反复在整个会场喷洒了几次杀毒药水。会场人并不多，但气氛紧张，个个正襟危坐。清泷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罪恶是货币之源”，投影中布满了数学模型，清泷教授手执教鞭，像个木偶似的不停地在旁边的黑板上进行数学推导。尽管很多人是经济学院的高材生，但是，熟悉清泷信弘的人也许都知道他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中许多典型模型的构建者和修改者，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他的名字常常和约翰·穆尔（JohnMoore）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据的数理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Branchard)连在一起，然而也许正是这一点，所以会场的秩序便显得分外的平静，会后只有少数几个人向清泷教授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大多数人则保持沉默，因为此刻同学们的沉默也许是他们保持自尊的最优选择。
对于上海来说，许成刚和清泷教授显然是不可多得的“稀却物品”，于是，只有增加演讲的频率才是上海经济学界取得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清泷教授的讲座象连珠炮似的被安排在上海的几大高校进行。下午的演讲在上海社科院115会议室，临走时，肖梦安排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下午在社科院演讲完毕以后，让我找几位英语特别棒的同学与清泷教授进行私下交流。我受宠若惊，找来了一个英语专业硕士毕业、现在改学经济学的博士生作“挡箭牌”，还有一个对真实周期颇有研究的同学来应付，而我则用我砍大山的功夫来保持谈话过程不要冷场。
我们的交流是在社科院一间茶馆里进行。尽管环境不是很好，但人很少，十分清静，再加上服务员泡来了一壶刚出炉的西湖龙井，所以我们的谈话显得分外的清新和自由。清泷教授很敬业，也很专一，当一个人提出问题时，他只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而对其余问题一笑置之，直至提问的人不再作答，然后，他才会理会第二个人的问题，但在回答之前，仍频频点头，不断“sorry”；当时，我紧靠清泷而坐，我抢得先机，提了第一个问题——“真实商业周期尽管模型逻辑十分完美，但是仍缺乏相关的实证支持，而校准方法（calibration）似乎也不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结果，清泷教授连珠炮似的话语在十分种时间内令我只有倾耳聆听而无半点还手之力。趁着这个机会，我仔细“瞻仰”一下清泷教授，他头发花白，看上去五十多岁，但声音十分清脆，似三十岁左右，样子有点像同样是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但两个人都中等个，思维同样敏捷，用思如闪电来形容似乎并不过分。
当时，我正有一本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施莱佛（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Vishny）教授撰写的《贪婪之手》(theGrabbingHand)在翻译洽谈之中，中央编译局的肖梦女士借上海出差的机会亲自将书稿送到我的手中。那天，上海天气阴冷，寒风习习。尽管如此，有赖肖梦编辑的信任，我很快便拿到了该书的翻译权，临走时，肖梦托我将一封邀请许成刚和清泷信弘来复旦讲学的信函转交给经济学院的张军教授，带着这两份“欣喜”，我飞一般地回家。
一个月后，也就是2003年的4月15日，清泷信弘教授和许成刚教授应约来复旦讲学。当时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发现，但教育部的“非常时刻”的公文还未下发至各地，但已建议各校尽量减少会议和聚会，于是，原定在逸夫楼演讲厅举行的讲座，被临时搬迁到经济学院750号那栋又老又旧、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的那个袖珍型会议厅“秘密”举行。开会前，经济学院的老师反复在整个会场喷洒了几次杀毒药水。会场人并不多，但气氛紧张，个个正襟危坐。清泷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罪恶是货币之源”，投影中布满了数学模型，清泷教授手执教鞭，像个木偶似的不停地在旁边的黑板上进行数学推导。尽管很多人是经济学院的高材生，但是，熟悉清泷信弘的人也许都知道他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中许多典型模型的构建者和修改者，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他的名字常常和约翰·穆尔（JohnMoore）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据的数理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Branchard)连在一起，然而也许正是这一点，所以会场的秩序便显得分外的平静，会后只有少数几个人向清泷教授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大多数人则保持沉默，因为此刻同学们的沉默也许是他们保持自尊的最优选择。
对于上海来说，许成刚和清泷教授显然是不可多得的“稀却物品”，于是，只有增加演讲的频率才是上海经济学界取得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清泷教授的讲座象连珠炮似的被安排在上海的几大高校进行。下午的演讲在上海社科院115会议室，临走时，肖梦安排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下午在社科院演讲完毕以后，让我找几位英语特别棒的同学与清泷教授进行私下交流。我受宠若惊，找来了一个英语专业硕士毕业、现在改学经济学的博士生作“挡箭牌”，还有一个对真实周期颇有研究的同学来应付，而我则用我砍大山的功夫来保持谈话过程不要冷场。
我们的交流是在社科院一间茶馆里进行。尽管环境不是很好，但人很少，十分清静，再加上服务员泡来了一壶刚出炉的西湖龙井，所以我们的谈话显得分外的清新和自由。清泷教授很敬业，也很专一，当一个人提出问题时，他只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而对其余问题一笑置之，直至提问的人不再作答，然后，他才会理会第二个人的问题，但在回答之前，仍频频点头，不断“sorry”；当时，我紧靠清泷而坐，我抢得先机，提了第一个问题——“真实商业周期尽管模型逻辑十分完美，但是仍缺乏相关的实证支持，而校准方法（calibration）似乎也不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结果，清泷教授连珠炮似的话语在十分种时间内令我只有倾耳聆听而无半点还手之力。趁着这个机会，我仔细“瞻仰”一下清泷教授，他头发花白，看上去五十多岁，但声音十分清脆，似三十岁左右，样子有点像同样是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但两个人都中等个，思维同样敏捷，用思如闪电来形容似乎并不过分。
当另外一个同学提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层面永远只对怎么办感兴趣，而对怎么办背后的所以然不感兴趣时”，清泷教授十分兴奋，他坦言到，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政策部门的通病，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学者，他永远对纯理论拥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作陪，一个所谓的学者常常会提出“既害人又害己”的政策方案。听着清泷教授的话语，我们的身上无疑又增加了一份责任感。有人说过，中国的经济学人有些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学人，因为在美国政治学才是显学，要想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学家，就必须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很多的政策建议，而在中国，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你就不得不经常向政府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因为在中国经济学才是显学。所以，一个专心理论的人在中国很难成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一个学习了一些经济学而又长于社会活动的人常常会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国内的现实。看来，对一个学人来说，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确是一个不好玩弄的两难折衷（trde-off），我们该怎样找到这个黄金分界点呢？
当另外一个同学问到有关中国的财政政策问题时，清泷教授微微一笑，“我对货币问题比较感兴趣，财政政策问题我不太清楚，对不起，我不能回答”。想想我们身边的现实，人们有时对经济学家的期望是否有些过高。像清泷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常常也毫不回避自己的专业弱项，而国内人却常常提这样的傻问题：某某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连这个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术业有专攻，学业有专长”，记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魁曾经给博士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所谓博士，就是指对越来越小的问题研究的越来越深的人”，因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外国人尚且如此，而我们国内人则早将老祖宗的遗产尽数返还给了老祖宗……
交流正酣，突然坐在一旁的肖梦告诉我们，飞机时间不早了。于是，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坐上车后，清泷教授还有他教授中东历史的夫人，不断伸出头来向我们挥手致意，样子有些像小泉首相，随着，一声鸣笛，他们的车子已开出十米之外，而我们脑中的思绪还在不断继续……
当另外一个同学问到有关中国的财政政策问题时，清泷教授微微一笑，“我对货币问题比较感兴趣，财政政策问题我不太清楚，对不起，我不能回答”。想想我们身边的现实，人们有时对经济学家的期望是否有些过高。像清泷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常常也毫不回避自己的专业弱项，而国内人却常常提这样的傻问题：某某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连这个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术业有专攻，学业有专长”，记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魁曾经给博士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所谓博士，就是指对越来越小的问题研究的越来越深的人”，因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外国人尚且如此，而我们国内人则早将老祖宗的遗产尽数返还给了老祖宗……
交流正酣，突然坐在一旁的肖梦告诉我们，飞机时间不早了。于是，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坐上车后，清泷教授还有他教授中东历史的夫人，不断伸出头来向我们挥手致意，样子有些像小泉首相，随着，一声鸣笛，他们的车子已开出十米之外，而我们脑中的思绪还在不断继续……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logoedu.com/zyxx/jjx/89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