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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编辑本段回目录
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编辑本段回目录
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华盛顿共识编辑本段回目录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之后减少政府监管、干预,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的标志。
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彻底死亡。次贷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再也不会回复到以前的格局,不过美国可能是全球较早复苏的国家之一,日本经济地位势必进一步下降,资金出走、利率上升会给新兴市场带来强烈影响,不过危机过后她们仍是富有朝气的一族。
欢迎莅临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熟识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巴克莱、皇家苏格兰银行,已经统一改名为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或大不列颠王国银行。银行国有化,成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世界性政治、经济变局,其影响将十分深远。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如同海啸般震撼,威力之猛、波及之广、杀伤之大,实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之最。在9月中之后的七个星期里,全球超过9 万亿美元的财富被摧毁,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金融浩劫。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金融市场由困难变成恐慌,源自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财政部听任雷曼破产,令市场突然意识到没有“大得不能倒下”的银行。今天的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受到重创的困境,手中握有的资产中又有一批无法估值的“有毒资产”。与这种对手作交易,又没有政府担保,风险甚大,资金随时可能有去无回。出于自保,银行选择“宁可不做生意,也要保住资本”的策略,于是资金市场成交骤减,价格(LIBOR)激升。
资本市场的停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从企业发工资到厂家做贸易,都少不了银行的短期拆借。资金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肺部,平时没有大脑、手脚 那样的荣耀,不过一旦有事则可能使整个身体迅速崩溃。
恐慌开始蔓延,人们开始挤提较弱的银行,资金开始逃离较弱的国家。可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与银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跨越国境、跨越资产种类,几家金融机构出事,势必拉倒其他机构,最终导致全面的、系统性的灾难。
信心崩溃,现代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金融体制面临着全面的解体危机。英国、美国、瑞士、德国等国先后动用公币,注资入股本国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和国家财政实力来稳定市场情绪,挽救危难中的银行,制止金融业的骨牌效应进一步扩散。
但是这样做,实质上是将企业的信用风险捆绑着转化成国家的信用风险。国家的财政实力强过个体企业,既有铸币权又有税收的现金流,主权评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过企业的信贷评级。在信心崩溃时,国家的介入有利于平复市场情绪,迅速制止挤提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但是,国家资金其实根本不足以担保整个金融业。金融业是短借长贷,杠杆运作,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百分之百担保本国的金融资产。政府介入赌的是镇定情绪,将挤提消弭于未然。其实政府信誉既是庞大的,又是脆弱的。以美国政府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已有的巨额财政赤字,再加上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银行或然债务,挤提国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一个人叫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国债投资者便可能一夜间消失,政府便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困境。
衰退风险是另一个难题。金融危机之后,哪怕银行免于破产,它们的借贷行为也必然趋向审慎,消费信贷紧缩势必导致消费的下降,就业市场恶化则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市场动荡、资产价格暴跌,已经使得金融经济血流成河,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农业职位)仅收缩了0.6%,这低于过去9个下行周期平均1.6%的水平。实体经济的调整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企业盈利的恶化又会带来新的市场动荡。
次贷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再也不会回复到以前的格局。美国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和金融地震的震中,其经济和金融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元的信誉也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美式(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经济模式必然遭到质疑。不过笔者认为,美国可能是全球经济体中较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其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非其他发达国家所能媲美,美国企业的变通能力也较好。欧洲金融业实际上遭到了美国的打劫,尽管政府在救市上动作迅速,其企业、社会对求变的惰性,很可能拖缓经济复苏。日本受次贷危机的正面冲击有限,但是整个国家依赖于出口,人口老化和政治无能化下,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势必进一步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是这轮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经济、政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进步,但是新兴市场的增长,少不了全球需求这个催化剂,短期内不是受到商品价格暴跌就是受到出口订单急降的冲击,资金出走、利率上升对金融体质本来就不强壮的新兴市场带来强烈影响。不过危机过后,这些国家仍将是富有朝气的一族。
过去20年的流动性失控和货币乘数效应,势必出现调整,信贷杠杆下降势在必行。美国消费者过度消费,也已走到尽头。随着美国经济项目赤字减少,其他多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升势也会放缓。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之后减少政府监管、干预,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的标志。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彻底死亡。经济思潮大致每20-30年有一次钟摆式的反转,上世纪50-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至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带来了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其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的自由经济至上论。这场金融海啸为国家资本主义拉开了帷幕,干预不再是可耻的事。相应的政治背景,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式微。政坛和学术精英们,今后会从加强监管入手,制造出一系列大政府理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中国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伊恩·布里默预计,中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实现强劲的增长,而西方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方面来自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日俱增的实力炫耀,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新兴国家的威胁。
也许,伊恩•布里默的逻辑是这样的: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比如注资私人企业、更加严厉的监管和贸易保护措施等),将由于经济的缓慢复苏而长期化,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一贯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从而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独有的社会主义诉求,其发展模式并非伊恩•布里默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模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括(比如,有人说是“强大的政府、活跃 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其实,邓小平已经做出了完美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现在中国刚处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步伐似乎走得更大、更快。不仅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引入了市场经济(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价格由竞争形成),而且还承认了私人产权的合法性、促使绝大多数的人成为“工资劳动者”以及推行按要素分配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模式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如说是政府控制和干预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中国也不必避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表述,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他们都认为当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根基的农业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通过国家与资本家的合作,尽量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资金和经营方式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先是采用公私合营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然后再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如果中国发展的最终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那么现阶段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只是暂时的,而且,同发达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内涵并不一样,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北欧等福利国家在内)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比如经济危机、劳资矛盾和贫富分化等),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连马克思都只勾画出了蓝图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而且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多尝试大都已经失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能否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未知数。
从形而上的讨论回到现实中,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先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在宪法层面也承诺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吸引外资和开放市场发展经济,并把两亿多农民培养成了产业工人,这也只是完成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下一阶段的主题将是通过自主创新继续推动生产力增长(正如邓小平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阶段,既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补贴和保护等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也需要提高外商投资的层次以及加大国内企业“走出去”买 技术买经验的步伐,这意味着外资在中国市场仍然有闪转腾挪的空间,至少可以通过“技术换市场”,也许伊恩•布里默过于悲观了。
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进退两难以及私人所有权保护的不确定性预期。一方面,中国政府仍然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财政总支出中有40%-50%是生产性支出,国有企业也不断攻城略地,这也是公有制捆绑市场经济后不可避免的尴尬,官商结合和利益输送难以有效根除,长此以往,这将延缓“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脚步。但是,如果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又如何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呢?可以预期,今后中国政府仍然将控制部分垄断行业,甚至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政府也仍然会盘桓不去,这也将让国有企业改革陷入盲区。
另一方面,如果说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不管是通过赎买等和平手段,还是暴力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确定性预期,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诸多强制性“国进民退”现象已经让很多人如坐针毡,许多“富二 代”和“腐二代”等也都相继卷巨资“出国深造”。在监督乏力的威权体制下,政策往往是随机的和缺乏原则的,即使保护私有产权已经写入了宪法,但也许它还不如一份心血来潮的红头文件。也许,中国模式就是雾里看花吧,看不清未来的人们也看不清现在,或者精神抑郁,或者放浪形骸。
“中国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当代国外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观点
1.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
当前这场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使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80年代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罗纳德·里根巩固的自由市场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他们注意到,取代“放宽控制”和“私有化”这些自由市场基本理念的是政府试图重新掌控经济,并利用这一控制权增强其全球影响力。他们把这视作迎面吹向他们的一股“邪风”,即“国家资本主义”正在重新兴起。各国国内和全球范围规章条例大量增加,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拥有自然资源,金融业正在被接管,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他们并不乐见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重新兴起的证据。他们担心这种“新的时代潮流可能引起过多、过快的政府干预”,并断言,“加强调控将为贸易混乱提供新的机会”,“生产力、创新和增长将退步”。因此,在他们看来,虽然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和20世纪自由市场赢得胜利,是历史的进步,但今天改变了“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兴起并不代表进步,而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反动。
2.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各国政府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现象,引起了西方各媒体特别是持保守主义倾向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警告说这种政府干预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在头版头条警告式地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美国《新闻》周刊也在2009年2月中旬一期封面上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该刊认为,银行业的国有化,看起来是“更加趋向社会主义的信号”。其实,把具有广泛干预经济生活要素的国家资本主义视作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西方那些不愿意承认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人一直宁愿把它称作“社会主义”,正如保罗·K·克罗斯在《美国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虽然,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非常盛行,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却很少提及,因为拥护私人资本主义的人不愿意承认存在一种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替代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3.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
持此观点的是一个名为国际共产主义思潮(GGS)的组织,该组织2007年11月24日在其发布的宣言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虽然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并未被充分认识,但却总是通过国家接管生产设施中的关键点体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价值规律、竞争或无序生产的消失。这些特征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因为不管国有化的强度多高,市场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仍旧决定所有国民经济的生产条件。因此,即便无序生产能够为国家计划所平息,它也仍然会在世界范围内以更无情的方式重现,特别是在当代系统危机之中,国家资本主义也无法阻挡它。该组织还认为,虽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出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但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影响以最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时间和地点上,这种趋势发展更快速更明显。历史地讲,就是公共危机或战争爆发的历史时期。从地缘上讲,就是在经济体系最虚弱的地方,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更加迅速和明显。但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落后国家的一个特定现象。相反,尽管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程度较高,但由于在较发达的国家资本集中的水平更高,因此这些国家一般真正由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效率要高得多。
当前这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更加关注一些新兴国家成功的原因。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与当年的共产主义阵营不同,如今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俄罗斯,以及波斯湾石油国家——已证明它们的模式非常成功,这使得各国领导人甚至早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便开始怀疑民主资本主义未必是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媒体看来,这些新兴国家采取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共同特点是:一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一方面又控制着一些核心支柱产业,如石油和汽车制造业,用政府资金壮大这些产业,并将其推向全球市场。正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这些特点,使“中国、海湾国家和其他此类国家已经积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财富资金”,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十年里,要明显高于“自由民主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混同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显然是错误的。
5.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政策并非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希腊共产党。希共认为,各种版本的资产阶级政府都不能避免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随着劳资这一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和无法治愈的矛盾。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求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性政策,必定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
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总结
1.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含义、性质和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控制、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此,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决定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的某些资本主义企业,如各种官办的和官商合办的银行、铁路、邮电等工商企业及公共事业。在这些企业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没有改变,企业的工人仍然受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由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并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但它们主要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有租让、合作社、代购代销和租借等形式。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民族资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即通过在工业中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实行经销、代销的初级中级形式,并向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过渡,有效地达到了对民族资本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目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转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家或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或本国私人资本合作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与之相结合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无论何种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作用都明显具有二重性质。
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可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劳动者与资本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服务的,它不可能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并难免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固有的一些消极作用,诸如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等,但从根本上说,它却是社会主义“必要而暂时的同盟军”,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有利于把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顺利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断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实现落后的社会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等等。
三、“中国模式”的实质: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人们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模式则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当前,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实质,一个似是而非然而却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它在经济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干涉经济的能力”。还有人把所谓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特点概括为“强大的政府、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还有把“中国模式”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类的观点。
“中国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中国模式”的实质真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吗?不深入分析“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
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与它的民族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77页)因此,对各国尤其是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起各具自己特色的具体模式的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中国模式”,虽然也主张利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它从来都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相反只是把它当作“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同时也一再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前提,即“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强调社会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强调不能走“两极分化”的邪路。英国作家威尔·赫顿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国特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英国《卫报》2004年5月9日)还需指出的是,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不主张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对立起来”,并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经济政治制度的安排和完善,进行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并据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无视这些基本事实的人,在观察问题时就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错误,就会被中国主张利用外国资本主义、鼓励私营经济和允许小范围内地区存在资本主义这些现象所纠缠,就会看不到问题的实质,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实质视作“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这类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还需提及的是,虽然“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一些基本特征,但它是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层面加以体现的,因而它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这种独特个性,决定了其成功经验只可以供外国学习和借鉴,而不能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