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2012年戈德曼环保奖获得者马军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只外表时尚的iPhone手机生产过程中，到底会造成多少环境污染？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的马军正试图揭开这个秘密。2010年起，马军深入苹果中国代工厂，挑战苹果的“保密文化”。
“ 请给我们安心的iPhone 5。如果你知道你最爱的iPhone和iPad是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下生产，你会立即反胃。”2月9日，纽约曼哈顿一家苹果专卖店大门被大批民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不是“果粉”，而是来自美国Chang.org与SumOfUs两大环保组织的志愿者。最终，专卖店店长从他们手中接过请愿信。此前，Chang.org已在线收集到250万封请愿信，要求苹果“保证生产的iPhone 5是一款良心产品”。
最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Timothy Cook）公开回应：“我们会关心每一位工人，确保他的工作环境安全”。
2012年，苹果公司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公布了其在华的156家供应商。在此之前，乔布斯一直坚持不公开供应链的“秘密”文化，他自信地认为：“我们做的比这个星球上其他公司都要多。”
造成舆论巨大连锁反应，并迫使苹果让步的，不是《纽约时报》年初的深度报道《中国劳工用性命铸造iPad》，也不是美国两大环保组织的呐喊，而是一位中国环保人士，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从2010年4月起，马军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两份报告、五次新闻发布会、七次与苹果公司的面对面谈判，终于让苹果放下傲慢、放弃秘密，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今年4月，苹果公司高层向马军承诺，先开放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环境检测，一旦发现污染问题，立即敦促整改。
4月16日下午，马军代表亚洲的获奖者，站上了美国旧金山“戈德曼环保奖（GoldmanEnvironmental Prize）”领奖台，领取了15万美元的环保奖金。成立于1989年的戈德曼环保奖由民权领袖和慈善家查德·戈德曼和妻子罗达·戈德曼创立。该奖项支持不畏险阻赢得环境胜利的个人，并鼓励平凡的人采取不平凡的行动来保护地球，被誉为民间“绿色诺贝尔奖”。每年戈德曼奖候选人由世界各地的环保团体和环保人士秘密提名，并由国际评委会最终确定6位获奖者，分别来自六个不同的大洲。
此次推荐马军的环保团体——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是美国最大的环保团体之一。NRDC在给戈德曼的推荐信中这样写道：马军最近一次备受瞩目的行动涉及了大名鼎鼎的美国苹果公司。苹果和其他28家公司在2010年中国绿色IT行业报告中，因重金属污染问题被点名，但苹果是唯一一家没有做出回应的公司，他们的理由是供应商名单保密是苹果长期以来的政策。马军领导了一个民间组织联盟，发起了一场“毒苹果”运动，抨击苹果公司缺乏对供应商的监管。2011年9月，在沉默了一年半之后，苹果公司开始与中国环保组织接触，并敦促其供应商开展清洁生产工作。马军和他的伙伴们继续与苹果的代表们进行定期沟通。
4月7日，马军在赴美国领奖前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他并不愿意被媒体冠以“挑战苹果的人”，他说他和其他30家环保组织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正在做一件“双赢”的事。“我和苹果之间不是胜和负、赢与输的问题，最后双方是走向共识和双赢，希望最后是环境赢、社会赢。”
苹果供应链污染调查
“我们没有选择苹果，是苹果选择了它自己。”马军解释两年来“紧咬”苹果不放的原因。2009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马军领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展开调查。
首先，马军梳理了自己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发现相当一批重金属超标企业是知名IT品牌的代工工厂。2010年4月，马军把梳理好的信息汇总，开始和29家IT企业交涉，苹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其他企业最终都做出了积极回应时，苹果只回复了马军一句话：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供应链。
高度保密的公司文化，已成为苹果公司除乔布斯以外的另一标签。《华尔街日报》曾透露说，苹果公司用巨额惩罚措施来要求供应商签署保密合同。代工厂所有人员都会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这是乔布斯和苹果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然而，马军却意识到，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的高度“保密”，使其规避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责任”。一方面，苹果公司高调宣称自己是完全绿色的、环保的，实际上，他们对大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不闻不问。“苹果公司的采购方针是只关注质量和价格，不顾供应商环境表现，这会诱使供应商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认为供应商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应该是品牌的责任。”马军表示。
2010年下半年，马军牵头北京自然之友、环友科技和达尔问等共41家环保NGO组织组成“绿色选择联盟”，正式介入苹果公司中国污染调查。
2010年底，苏州联建科技137名女工集体正己烷中毒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马军和达尔问创始人冯永峰赶赴现场。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马军发现联建的女工经过近十个月治疗，基本已经出院。但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另外有一个名叫“运恒五金”的小规模工厂，也发生过女工中毒事件。该厂的女工告诉马军，她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擦拭苹果LOGO。
“她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八九岁，最大的30岁，都是全国各地过来打工的。”马军回忆说，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工是黑龙江人，工作还不到半年，就开始出现手抖拿不住筷子、拿不住牙刷的症状，走路也会跌倒。她的父亲也是农民工，辞了工作陪她到四处求医，最后来到上海同济医院。医生告诉她：这可不是一般的病，这是职业病，需要去专门的医院——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回到苏州后，她发现许多自己曾经的工友，都已住在里面。“因为运恒五金是一家小企业，不像联建那么实力雄厚，中毒的女工出院后能不能得到赔偿，一切都是未知。”
征得女工同意后，马军进入了她们的宿舍。顶层楼道没有灯，一间本不宽敞的房间被隔成很多小间。一个来自河南的女工瘫软在阁楼的床上，她只有20来岁，已被确诊正己烷中毒。昏暗的房间里，马军拿着摄像机的手颤抖着。“很显然，整个社会给予苹果巨大的信任，正是这种信任，使得我们的声音被全部淹没，几乎激不起任何浪花。所以我想做一个视频，将证据可视化，让公众更直观了解中毒员工和苹果代工厂的真面目。”
由于苹果的“保密”文化，所有的代工企业都被冠上“疑似”的帽子。这对于习惯了专业污染调查的马军来说，又多了一道难题：如何证明污染企业的确在为苹果公司代工。联建科技属于台资企业，台湾电子类产业报纸有很多相关报道证实它就是苹果的供应商之一。“运恒五金”由于是一个小企业，证明它与苹果的关系，则更需要智慧。
马军凭借之前在《南华早报》做调查记者的经验，顺藤摸瓜，一点儿蛛丝马迹也不漏过。他先查到苏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条预警，称运恒五金因为承揽宇瀚光电的清洗业务，造成员工疑似正己烷中毒。深夜，他打开宇瀚光电的网页细细浏览，终于，他在官网下面一个子栏目里看到这样一张图——一个苹果图案的LOGO。图片说明解释这是宇瀚光电承接的苹果公司业务。“虽然当时已是深夜，但我却在一刹那豁然开朗。这种证据链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需要负责任地去陈述一件事，一方面减少自己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企业负责。”
敲开苹果的大门
2011年1月，马军回北京后，召开了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苹果另一面》调查报告。发布会之后，马军又给苹果写邮件，期盼苹果能出面回应，但依旧石沉大海。
面对傲慢的巨人，马军没有放弃。他调查了华北、华南、华东的27家苹果代工厂，接触了六七十位劳工，收集到详实的污染数据，拍照、制图、建档。让马军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武汉名幸电子拍到的一张河流污染的照片。马军和自然之友湖北志愿者、律师曾祥斌一起在河上划着小船，一股股浓烈的刺激性味道扑鼻而来。眼前看到的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却是漆黑一片。“上面像是豆浆，底下是像芝麻馅的黑色沉积。一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是美好呢还是肮脏？
回来剪片子的时候，剪辑师说不太好处理，因为有我抽泣的声音。当时我很难过，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时尚的IT产品时，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环境代价？”
马军告诉记者，名幸电子的线索，来源于“环友科技”中日韩环境联盟提供的信息：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日媒爆料日本名幸电子的一批苹果订单由于地震工厂停工的原因，转移到武汉工厂生产。最终，马军在“豆浆河”发现了名幸电子的一个非法排污口，正在哗哗地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马军终于等来了好时机。2011年8月，《苹果另一面2》调研报告发布前，马军照例把它先发给苹果。五天后，也就是新闻发布会当天早晨，马军收到苹果总部回复，称报告中提到的27家代工厂“有几家”工厂不是苹果供应商，同时建议通过一次电话会议来进行沟通。这是苹果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国环保组织进行沟通。又惊又喜的马军一边准备下午的发布会，一边回信，让对方告知到底哪几家不是它的供应商。然而，苹果再次没了音讯。
最终，《苹果另一面2》中一张张卫星定位照和第三方污染检测报告，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也对马军进行声援，向苹果高层表达谈判意愿，希望他们直面问题。同时，一部由马军等负责拍摄、达尔问总干事张世友等人负责剪辑的名为《苹果有“毒”》的视频被放在网上，两周时间点击率超过4万多次。
这一回，美国的谈判大门，终于向马军敞开了。2011年9月13日，马军与伙伴和苹果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接触。10月31日，第四次会谈“升级”到苹果美国总部Cupertino进行。
与苹果谈判
Cupertino是一个如花园般美丽的城市，天空碧蓝，芳草萋萋，然而谈判室里的空气却异常凝重。苹果高级副总裁和其他高层频频质疑马军：“你这份报告可信度在哪里？”
这一回，一贯文质彬彬的马军朝苹果“开火”了。“我忘记自己有没有拍桌子。但那天我的确（说话）大声了。”马军回忆说。
最让马军愤慨的是，苹果高层质疑他提到的江苏昆山癌症高发地“同心村”并不存在污染现象。而马军亲自去同心村一条受污染的河边调查时，当地村民已经把漆黑的河水装到矿泉水瓶里，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集体下跪，请求马军能够帮帮他们。一时间，马军觉得自己腿也软了，端着摄像机也跪在了她们面前。
马军手拿电脑，提高声音，展出了一张张同心村河流污染和妇女们满面愁容的照片。马军手上握着花费十年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涉及近六万家污染企业的庞大资料库数据，这是他最有威力的武器，加上近两年的现场深入调查，当场让苹果无话可说。
2011年11月15日，“绿色选择联盟”的四个核心NGO领袖：马军、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创办人冯永峰和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一同坐在苹果北京办公室谈判桌上。这是马军与苹果的第五次谈判。然而，这一回，他却选择默不作声，以退为进。
“两个小时谈判，苹果方面就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说自己如何环保，员工福利如何完善，还详细讲述了在国贸的办公大楼有多么节能，就是不谈供应商信息公开。”环友科技创办人李力说，“我当时就急了，想发火，马军却在我背后拍我。”
李力回忆说，这次谈判算不上充满“火药味”，苹果公司态度缓和不少，他们已经开始对15家供应商发起审查，11家已审查完毕，并要求供应商制定正确的计划并给出时间表。但有一点，苹果公司仍非常坚持，“他们强调自己每年会发布一份供应商报告，当中包括环境政策，但无法具体透露供应商企业名单。”
当天马军话很少，当苹果避重就轻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很西方式的动作：眉头一皱，两手一摊。“这动作是表示一种无奈。你管你说，我不同意，我坚持主见。马军是一个很认真很执着的人，表面看像书生，碰到问题时却不让步，很尖锐。”李力说。
马军告诉记者，之所以“寡言”，也是出于精心考虑。和苹果谈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每次只能向前迈进一步。有些品牌从整体理念到构架方面都比较能够适应更公开、由公众监督、和外界合作推动的状态，但苹果并不具备环境管理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场心理的比拼。在近两年接触中，我也是逐步感受到苹果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础中，所以要让他们最终实现透明，的确是一个挑战。”
2011年11月16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环保人士对苹果给予审慎的赞扬，因为苹果试图化解他们的担忧。不过，尽管苹果强化了对供应商的审查，但它依旧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这一点受到了批评。
马军给了苹果时间，而苹果公司最终也给予了让环保组织欣慰的回应。2012年1月和4月，马军等人与苹果进行了第六和第七次谈判，苹果终于公开了156家在华供应商名单，并同意先让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机构检测。
“他握有污染数据库，这是铁证。不然如此巨大的跨国公司也不可能会让步，就是他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评论说。
今年44岁的马军从事环保事业已经超过10年。2004年从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归来后，他创立了“中国水污染地图”。从此，马军成为中国污染企业害怕的名字。他的污染资料库收录了中国31个省、10万件空气与水污染违规记录，只要输入企业名称、地点、污染事件、检测资料一一呈现。目前累计发现近六万家违规企业，500家与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接洽商量解决之道，100多家已接受第三方审查。
2006年，马军的名字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知名导演李安并列，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6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把马军的人像和篮球明星姚明、女明星章子怡等人像放在一起摆在北京街头，肯定没有人认出他。但马军的影响力，却不小于这些明星。”《时代》杂志如此评价说。
B=外滩画报
M=马军
“苹果像一艘巨轮”
B：与苹果第五轮谈判时，其他几位环保人士都对苹果的表现很不满、很气愤，你却很沉默。你如何做到谈判桌上的心平气和？
M：首先，第一次和多家（环保）组织一起去谈判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任何一家大型企业，它就像一艘巨轮，要转一个方向，没那么容易，它有很大的惯性，更何况要调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厌其烦地进行交涉，试图去达成一致，而不是我们认为的他们会很容易地接受我们的想法。
B：你自己使用苹果的产品么？你的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是什么牌子的？
M：我的手机是三星的，笔记本是联想的，台式机是戴尔的。虽然我们对苹果做了这样多的工作，但是我并不认为苹果的手机是需要摒弃的。我们制作的苹果代工厂污染短片《苹果有“毒”》也是使用苹果电脑制作的。实际上我上世纪90年代，就用苹果的笔记本传图片，所以我并不会排斥它。
如果你拥有一个苹果（产品），实际上你就有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去向苹果（公司）做出表达。作为苹果的消费者，你有足够的权利去要求苹果必须去践行承诺。我相信，我们的消费者不会愿意用污染和毒害作为代价去换取手中时尚的IT产品。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心里的坎还是没有迈过去，所以这一两年时间确实没有购买过任何苹果产品。
B：你对乔布斯是如何评价的？对库克有没有新的期待？
M：乔布斯作为公司管理者，确实有非常强大的创新能力，他能够去创新而且追求完美，引领创新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他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想他对整个全球生产和采购带来污染的转移是不了解的。
我没有见过库克。我觉得现在一些新变化，如果没有经过公司最高层的认可恐怕是很难去实现的，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库克在其中应该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希望他在掌舵苹果之后能够更多地对这些问题加以弥补，加以改进。因为苹果不再是当年那个小众市场的企业，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IT企业，它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已经不是当年可以比拟的了，所以现在有必要在这个方面加强管理，否则负面影响将会随着供应链的扩展而蔓延。
B：日前苹果透露，将对156家供应商中的部分进行第三方审核。这其中包括富士康吗？
M：现在还没对外透露要审核哪家，反正是要开展一个试点。这个试点是让双方去看一下这个审核是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是不是有益的。
B：由怎么样的机构来审核？
M：审核由NGO所认可的专业机构来进行。
B：是不是与你们机构长期合作的？马：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审核的过程要由当地环保组织监督，审核最后的报告，除了将一些商业秘密的部分去除以外，其他的应该全部对公众讲明白。
B：现在，年纪最长的一线环保工作者吴登明已73岁，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在未来的30年是不是都会在前线？
M：我当然希望到那时候我们的环境问题都已经大部分解决，我们的机构也不必存在。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环境问题要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北京定下的PM2.5的解决时限是20年。所以我想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止是空气的问题，水的问题可能是更艰难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在未来的30年都是要持续去付出努力。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自然希望在这个方向上持续地和伙伴一起去推进。
B：中国水污染地图从2006年制作以来，已揭露污染企业近6万家，其中500家与你们进行了积极沟通，100家接受第三方审查。这其中你是否会受到金钱诱惑，或人情压力？
M：你提到的这些都会有。但我现在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就三个字：公信力。它很脆弱，一碰就碎。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自律，还需要制度的约束。
我们收集的企业污染数据全部来自环保局等官方信息发布单位，而我本人只有在污染地图上“提名”污染企业的权力，却没有“撤销”的权力。一般来说，我们揭露一家污染企业，如果它主动与我们接洽，我们会敦促其整改，并推荐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环保审查。如果审查通过，41家环保NGO统一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集体表决同意，才能把企业从水污染地图中撤下来。
B：有人质疑说，中国的IT企业代工厂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苹果？有“果粉”给你留言，让你不要再“打击”苹果，因为担心你们把苹果从中国市场赶跑。你有什么话对“果粉”说？
M：的确如此，我们与苹果谈判的同时，也是在跟“果粉”间接博弈。有些果粉认为，你越说苹果不好，我越要买苹果的产品。但是我相信，事实是最坚硬的东西。我自己从做媒体开始，到后来做行业咨询，再做环保NGO，都秉承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问题，就揭露，没有问题，绝不会硬说有问题。我们的调研都是具有扎实调研基础的。
在西方，如今已经有一些环保组织提出要求苹果公司生产“良心iPhone 5”的呼声。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最终中国消费者，包括“果粉”，都不能接受用污染和毒害作为代价（生产苹果产品）。
B: 你的员工曾经说过，一般环保NGO的工作氛围都是热热闹闹，大鸣大放型的，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工作气氛很安静，只有员工敲打键盘的声音。你觉得未来的中国环境NGO走向会是怎样的？
M：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个机构也有自己不同的操作方式。在我看来，环保NGO就像彩虹，多个频谱才好。我有一个心愿：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彩虹频谱中，多一些中间色、主流色。在中国，有些NGO可能特别温和，有些稍微激烈，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中间，能够跟主流社会契合在一起，可以和各界合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的环保组织都是很小型的，靠自身力量完全不可能解决环保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