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比分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6年10月31日，加拿大西蒙佛雷泽大学传播学者赵月枝副教授（现为该校教授）在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沙龙。她就目前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的实证研究方法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回答了与会教师的相关提问。以下是当天交流现场的部分纪录。
问题：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存在研究流派和研究方法的主流与边缘吗？
主流、边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学术的权力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分成主流和批判，刚开始的时候所谓主流就是实证研究，边缘就是从法兰克福学派起来的所谓的批判研究。批判学派的兴起和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有关系，当时马克思主义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和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法西斯主义起来以后，“为什么法西斯会起来”又成了批判学者的关注核心。
可能由于好莱坞主流的影响，我们大家会把法西斯跟美国的自由民主相对立，觉得法西斯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不正常，从资本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好的插曲。但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里面，或者说当年西方学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思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市场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威权。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说，谁要是在讨论法西斯时不讨论资本主义，就无讨论的必要了，意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会发展到垄断阶段，这时有可能产生威权和法西斯政治倾向。所以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的。
当时有一个对北美批判研究发展影响特别大的经济学家，他叫罗伯特•布莱第（Robert Brady），在好莱坞呈现希特勒之前，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有两本书，一本书叫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商业作为权力系统》），一本叫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与精神》），这影响了北美批判研究重要人物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的观点。
总之，整个批判学派的起来，是和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德国学术界关心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起来，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相关的。而且它跟后来好莱坞对法西斯的描述完全不一样。它是讲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有威权的倾向，自由民主的形式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很有可能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所以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这和前面的那个话题（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起来革命）相比，更严肃、更迫切，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存在。
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因为希特勒的迫害到了美国，开始研究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对个性的摧残、压抑的可能行，担心大众文化本身会不会带来威权的倾向。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希特勒利用广播来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开始做实证研究，做观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结论就是效果有限论、二级传播理论。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他的理论即是受众影响有限论。可以说，实证研究尤其是观众研究的兴起，除了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背景外，还有着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想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证明媒介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实证研究的兴起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科学、和超政治的。
从那开始，就有了所谓的主流研究和批判学派的分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1年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198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搞了一个专刊，叫Ferment in the field，阐述这两个学派的分野。但事实上，主流研究不仅一开始就是在与来自欧洲的批判研究的分野中发展，而且到了50年代末，实证研究就在遭到了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判学术精神的抨击。在他1959年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里，C.W.Mills就将实证研究走到极端的现象叫做“抽象实证主义”（Abstract Empiricism）。
美国有一个主体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即是实证研究的前提。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一系列事件如“民权运动”、反越战、新左翼的所谓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对美国的主体价值观造成了挑战；在国际上，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输出也受到了挑战，在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不结盟国家对新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在传播领域出现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实证研究并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先要假定有“价值共识”的存在，而且要在这个价值被大部分人公认的前提下，研究才能进行，所以在一个公认的价值的前提下，再来做实证性的研究。但这种价值体系一旦受到挑战，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就被挑战了。
问题：批判学派的地位如何？
批判学派并不像国内有的学者想象的那样，在国外很边缘，没什么学术地位。当然，作为对现存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批判的学术，它的成长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我想还是从学术发展的轨迹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更有意义。批判学派有两块，一块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块是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拉美都有深厚的基础。这些地方的学者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在上世纪60、70年代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拉美起初以阿芒•马特拉为代表人物，他参与了70年代初智利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叫做How to Read Donald Duck（《如何阅读唐老鸭》），是对迪斯尼卡通中存在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
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位主要创始人，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参与了美国在国内对罗斯福新政的执行和在国外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史麦兹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当过经济学家，参与过无线电资源分配，从中知道原来资本的权力在无线电资源分配中的影响这么大。这样，他从权力的最前沿体会到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作。后来，史麦兹因为有新政背景，对劳工和进步社会运动有同情的倾向，受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政府的工作，转而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教书。他开的第一门课实际上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听起来政治上敏感，他就把这课说成“传播经济学”。这门课是历史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赫伯特•席勒的父亲在大萧条时失业在家，他深感失业对人性的摧残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窘迫的问题，而是一个个体的自我尊严的问题，资本主义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给予每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一个人不能不体会到资本主义压制性的一面。后来他又参加了二战，参与了美军在战后恢复德国政府的工作。当时面临一个问题：让什么样的人来组建德国政府？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赫伯特•席勒觉得肯定是要把原来法西斯主义的人清理出去，把那些反法西斯斗士弄进来，结果他一看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人士，包括共产党，被排斥在恢复的德国新政府之外，因为，对于资本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使他震动特别大。他还看到：欧洲的战火还没有熄灭，美国的军用飞机就带着好莱坞的电影去了欧洲，推销美国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总之，席勒亲眼看到，法西斯把欧洲摧毁以后，美国如何重建欧洲政治经济秩序这个现实，看到美国如何参与反对让德国向苏联战争赔款，看到美国国家是如何通过马歇尔计划推销美国文化的。赫伯特•席勒说，这样的现实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实证，是真正的社会实验室里的实证，而不是大学实验室里。他以这种实践为背景，在1969年写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著作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但写了以后，美国的大出版社不给出，最后是一个独立出版商给出的（现在这本书有在国内有译本了）。当时他任教的伊利诺伊大学也很不高兴，因为这本书是有挑战倾向的。
当时西海岸的社会运动比较激进，比如，在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和伯克利分校，学生就挑战现有学术与教学体制，要求改变学校的学术规范，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学术在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为美国资本服务，学生就像资本的加工厂生产出的产品。当时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激进的学生就提出，我们要成立一个“The Third College”，第三学院，要专门教育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国内受压制民众的事务，实际上是反资反帝反殖的学说。当时在学校有个新教授职位，学生参与了对这个教授的招聘过程，赫伯特•席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求职的。他被要求与学生面谈两次，因为学生要看他是不是够有批判精神。就这样，席勒被雇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始那里的传播学教学。校方为了不让他影响太大，没有给他招教授的权力，只是把传播当作一个program，也就是一个项目，而不是当作一个系，参与传播教学的所有正式教授都是其它系里来的。后来等他们找了一个经验研究的人来了，力量平衡以后，这个系才得以成立。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发展跟宏观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大，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能看到权力运作。
英国也几乎在同时发展了批判政治经济研究.主要学者有戈恩哈姆（Nicholas Garnham），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当然，英国更以雷蒙•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著称。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葛兰西，以及后来的阿尔杜塞等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角色，社会变革的主体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代英国文化研究者考虑的是工人阶级的意识的问题和社会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问题。比如，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威理斯（Paul 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学做劳工），研究的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还是成了工人阶级。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权力、商业化、国家权力、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讲，那么文化研究则是从意识形态文本与观众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看，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吸收、妥协还是被抵抗的，他们更多从生活经历来研究。
批判研究的这两块主流，70年代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刚开始比较有意思，因为大家实际上只是不同分工而已。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全面发展并在传播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
如上面提到，文化研究从英国起步的时候有着很强的阶级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压制性社会关系的内容，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有一些学者就把所谓的观众自主性提到了极高的地步，即，主流意识形态说什么无所谓，反正观众是主动的，这和前面提到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的有限影响论又几乎回到一块儿了。所以文化研究转了一圈以后，从原来非常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强调文化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被异化了这样一些问题，到了后来在在有些学者那里片面强调观众主体性而有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文化研究80年代以后由于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和影响的扩大而学科化，甚至变成了一种显学。这样一来，用福柯的概念来讲，它也被规训化了。文化研究本来是边缘的，有挑战性的，但一下子各个学校办从事文化研究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变得很时髦了，它需要资源，就主流化了。主流化了的文化研究在某些方面，跟原来的实证研究里的自由多元主义几乎到了融合的地步。所以，所谓的批判也好，主流也好，成一个流动的环形，两者之间不在是明显的对立和是泾渭不分了。
9•11以后，因为文化研究中有一部分是以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亚文化的，它变成美国右翼批评学术左翼的靶子，几乎认为因为萨义德这样的学者批判美国文化霸权，讲不同的文化是平等的，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好像是回到了当年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问题：实证研究是不是处于主流、强势甚至垄断的地位？
不是这么回事。美国的实证研究是很庞杂的，真正做理论性的并不特别多，更多的是在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技术扩散、选举政治、传播效果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这种研究就是在承认关于美国社会有一定价值共识的前提下，再来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传播学这部分里面实证研究比较多，但真正做理论的，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有关宏观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传播研究中，我不认为实证研究是多么的主流。相反，一些前沿性的宏观传播理论--无论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Manua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还是Mark Poster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和现在很时髦的对Guy Debord的“奇观”（Spectacle）理论的应用，更不用说是政治经济学，都是批判的。美国大学分的层次特别多，即使是最主流的地方也能容纳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
现在传播学研究在国际上有两个主要的学会，一个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ssociation（ICA），以美国为基地。这个会议的论文有不少是有批判取向的，今年在德国的年会的主要演讲者是哈贝马斯。另一个学会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IAMCR），这个组织更国际化，有更多的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成立的时候就是和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相联系的。在这里，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批判取向是主流。
我们也可以从传播研究有关媒介控制与生产，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的各个环节来看。在控制方面，政治经济研究一直是主要的取向，而人类学志方法也被媒介社会学者在研究媒体组织时广泛使用。在内容分析方面，源于批判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很流行，最好的研究往往是传统的量化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结合。在受众研究中，人类学志方法更是流行，甚至有些市场研究公司，也看上了这种方法在市场分化时代对受众更深更细的分析，开始采用这种方法，或以此补充传统的量化方法。
实证研究是如果曾是不可争辩的主流，那实际上也是美国50年代的事。如上所述，到了60、70年代，批判研究就发展壮大了，80年代以来，与整个社会所谓的“后现代状况”相对应，可以说是一个学术多元化，甚至碎片化的时代。这点从新学术刊物的层出不穷这点就可见一斑。当然，服务于统治性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无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都是主流--否则，主导统治关系就不成为主导了。不过，国内可能受到美国话语霸权的一些影响，一说西方，就是美国，就把其它国家忘了。实证研究在英国没有市场过，在加拿大也从来没有过市场，加拿大有伊尼斯从经济历史和哲学思辨角度的研究，还有麦克卢汉这样的文学式的研究方法，更不必说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制度政治经济学的深厚传统了。今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加强研究能力，设立了一批国家研究教授职位，我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作者莫斯可（Vincent Mosc）有一个，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麦吉尔大学也把传播学国家研究教授的职位给了一位搞批判研究的年轻学者，这怎么可能是不主流呢。莫斯可现在做的研究是劳工，具体是劳工在信息经济里面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马克思主义的题目。在英国，我所在的西蒙佛雷泽大学早年的博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Robin Mansell教授现在是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传播系的主任，而她又是IAMCR的主席。而她的同事，也是有一定的批判研究取向Sonia Livingstone教授则在今年被选为ICA下任主席，而英国本国在传播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组织的主席则是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戈尔丁（Peter Golding）教授。这些位置应该都很主流吧？倒是在德国，美国成功地把实证研究介绍到那里，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能看到不少德国的学者做一些实证研究。
问题：你一直以来是以批判研究为主，对此有何切身体会？
我一点没觉得自己边缘，孤立地做学问。我刚出国的时候是研究北美的新闻传播，第一本书《维系民主》就是关于北美的新闻与民主，后来开始做国际的东西。当然，我还是做中国的传播研究，《媒介、市场、与民主》一书是我的博士论文，从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传媒变革，出版很顺利。出版以后，人家觉得我这个东西好像make sense。所以学界的反应令我鼓舞。《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应该说是主流的刊物，可当我第一次向它投稿时，没想到匿名评审对我的文章很欣赏。结果我那篇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的就给出版了。我想评审者在面对我的文章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看我有没有用某种特定的实证方法，而是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是不是有合适的理论框架，论证是否系统，研究是否扎实，总之，是否make sense。现在国外传播学界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知道中国的传播实践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传播理论意味着什么，一些学界的领袖在编论文集和做刊物特刊时会找我写文章；中国研究者，所谓的汉学家，也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也会找我写关于媒体的文章，所以我忙于应付，反而很少回国来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不久前英国一个大型的国际传播学术会议，我是大会的四位主题发言者之一，这次来国内之前，我还不得不谢绝参加明年的文化研究年会的一个主题panel的邀请。应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去了作为边缘的加拿大，学的是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批判研究，使我现在有自己独立的视角。当然，批评学派因为是抗争权力的，没有得到那么多资助，自然也培养不了那么多的博士生，政治经济学家不是很多，现在在学术市场上颇有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
说实话，在国外做学问，我对主流、非主流的问题考虑的不是特别多。现在成了国家研究教授，更没有理由有边缘感。而且，如我以前在一个访谈中说过，中心不一定没有盲点，边缘也不一定没有两点，做学问，无非是能提供一个亮点而已。
问题：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实证热”原因分析。
可能因为国内学科正在建设，也可能因为我们的学术曾经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学者们以前吃了“拍脑袋”做学问的亏，所以对实证有一种偏好，希望实证就是主流，希望能从美国搬进来，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实证研究可以说是建立在制度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了上百年，很稳定或它假定自己是稳定的前提下，再做的一些规范性、渐进性的研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在所有的价值都被重新理解、重新定义的情况下，在制度性的东西转变那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做实证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能把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等同于做实证。因为做实证的大前提可能都是假的，而且研究过程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定量内容分析，在定义那些范畴的时候，本身是大有学问的。实证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可以更意识形态化，所以我们要把做学术的科学精神与实证的方法分开。不要对实证有一种迷信、一种崇拜，错误地把实证当成唯一的可依赖的方法，而忘了实证本身也有受研究者既定的、有时是没有反思过的假设的影响，也可以被意识形态化的。比如，量化的内容分析有时成了不同意识形态学者互相打架的武器了。所以追求学术的严谨不应该等同于或者简化为追求实证，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对中国来说很重要。还有，恕我直言，我们国内这种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的关注是否有对本土学术发展缺乏信心和对美国的一种依附的倾向？
听说最近关于实证主义的讨论影响很大，说是只有实证主义才是科学的，但我相信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不至于那么轻易下结论，或者至少在下结论之前会去读读C.W.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和Todd Gitlin的“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思想、一种学术话语主宰的时代。我以为，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应该不是从抛弃以前的“拍脑袋”做学问的“主流”到追求美国的“主流”。
总之，实证研究是有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的，它是很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且批判研究也可以做实证，也可以做得很好，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说到底，我觉得，做学问的关键在于你问的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而不同的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寻求答案。我为国内年轻学者对学术规范和科学性的追求所感动，但如果我们本末倒置，把某些方法绝对化，甚至因为固守某些在美国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方法而对我们中国传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视而不见，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原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
问题：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存在研究流派和研究方法的主流与边缘吗？
主流、边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学术的权力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分成主流和批判，刚开始的时候所谓主流就是实证研究，边缘就是从法兰克福学派起来的所谓的批判研究。批判学派的兴起和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有关系，当时马克思主义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和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法西斯主义起来以后，“为什么法西斯会起来”又成了批判学者的关注核心。
可能由于好莱坞主流的影响，我们大家会把法西斯跟美国的自由民主相对立，觉得法西斯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不正常，从资本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好的插曲。但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里面，或者说当年西方学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思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市场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威权。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说，谁要是在讨论法西斯时不讨论资本主义，就无讨论的必要了，意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会发展到垄断阶段，这时有可能产生威权和法西斯政治倾向。所以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的。
当时有一个对北美批判研究发展影响特别大的经济学家，他叫罗伯特•布莱第（Robert Brady），在好莱坞呈现希特勒之前，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有两本书，一本书叫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商业作为权力系统》），一本叫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与精神》），这影响了北美批判研究重要人物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的观点。
总之，整个批判学派的起来，是和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德国学术界关心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起来，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相关的。而且它跟后来好莱坞对法西斯的描述完全不一样。它是讲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有威权的倾向，自由民主的形式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很有可能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所以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这和前面的那个话题（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起来革命）相比，更严肃、更迫切，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存在。
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因为希特勒的迫害到了美国，开始研究美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对个性的摧残、压抑的可能行，担心大众文化本身会不会带来威权的倾向。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希特勒利用广播来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开始做实证研究，做观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结论就是效果有限论、二级传播理论。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他的理论即是受众影响有限论。可以说，实证研究尤其是观众研究的兴起，除了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背景外，还有着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想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证明媒介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实证研究的兴起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科学、和超政治的。
从那开始，就有了所谓的主流研究和批判学派的分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1年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198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搞了一个专刊，叫Ferment in the field，阐述这两个学派的分野。但事实上，主流研究不仅一开始就是在与来自欧洲的批判研究的分野中发展，而且到了50年代末，实证研究就在遭到了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判学术精神的抨击。在他1959年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里，C.W.Mills就将实证研究走到极端的现象叫做“抽象实证主义”（Abstract Empiricism）。
美国有一个主体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即是实证研究的前提。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一系列事件如“民权运动”、反越战、新左翼的所谓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对美国的主体价值观造成了挑战；在国际上，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输出也受到了挑战，在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不结盟国家对新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在传播领域出现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实证研究并不是说没有价值，而是先要假定有“价值共识”的存在，而且要在这个价值被大部分人公认的前提下，研究才能进行，所以在一个公认的价值的前提下，再来做实证性的研究。但这种价值体系一旦受到挑战，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就被挑战了。
问题：批判学派的地位如何？
批判学派并不像国内有的学者想象的那样，在国外很边缘，没什么学术地位。当然，作为对现存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批判的学术，它的成长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我想还是从学术发展的轨迹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更有意义。批判学派有两块，一块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块是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拉美都有深厚的基础。这些地方的学者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在上世纪60、70年代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拉美起初以阿芒•马特拉为代表人物，他参与了70年代初智利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叫做How to Read Donald Duck（《如何阅读唐老鸭》），是对迪斯尼卡通中存在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
在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位主要创始人，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参与了美国在国内对罗斯福新政的执行和在国外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史麦兹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当过经济学家，参与过无线电资源分配，从中知道原来资本的权力在无线电资源分配中的影响这么大。这样，他从权力的最前沿体会到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作。后来，史麦兹因为有新政背景，对劳工和进步社会运动有同情的倾向，受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政府的工作，转而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教书。他开的第一门课实际上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听起来政治上敏感，他就把这课说成“传播经济学”。这门课是历史上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赫伯特•席勒的父亲在大萧条时失业在家，他深感失业对人性的摧残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窘迫的问题，而是一个个体的自我尊严的问题，资本主义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给予每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一个人不能不体会到资本主义压制性的一面。后来他又参加了二战，参与了美军在战后恢复德国政府的工作。当时面临一个问题：让什么样的人来组建德国政府？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赫伯特•席勒觉得肯定是要把原来法西斯主义的人清理出去，把那些反法西斯斗士弄进来，结果他一看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人士，包括共产党，被排斥在恢复的德国新政府之外，因为，对于资本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使他震动特别大。他还看到：欧洲的战火还没有熄灭，美国的军用飞机就带着好莱坞的电影去了欧洲，推销美国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总之，席勒亲眼看到，法西斯把欧洲摧毁以后，美国如何重建欧洲政治经济秩序这个现实，看到美国如何参与反对让德国向苏联战争赔款，看到美国国家是如何通过马歇尔计划推销美国文化的。赫伯特•席勒说，这样的现实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实证，是真正的社会实验室里的实证，而不是大学实验室里。他以这种实践为背景，在1969年写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著作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但写了以后，美国的大出版社不给出，最后是一个独立出版商给出的（现在这本书有在国内有译本了）。当时他任教的伊利诺伊大学也很不高兴，因为这本书是有挑战倾向的。
当时西海岸的社会运动比较激进，比如，在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和伯克利分校，学生就挑战现有学术与教学体制，要求改变学校的学术规范，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学术在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为美国资本服务，学生就像资本的加工厂生产出的产品。当时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激进的学生就提出，我们要成立一个“The Third College”，第三学院，要专门教育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国内受压制民众的事务，实际上是反资反帝反殖的学说。当时在学校有个新教授职位，学生参与了对这个教授的招聘过程，赫伯特•席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求职的。他被要求与学生面谈两次，因为学生要看他是不是够有批判精神。就这样，席勒被雇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始那里的传播学教学。校方为了不让他影响太大，没有给他招教授的权力，只是把传播当作一个program，也就是一个项目，而不是当作一个系，参与传播教学的所有正式教授都是其它系里来的。后来等他们找了一个经验研究的人来了，力量平衡以后，这个系才得以成立。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发展跟宏观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大，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能看到权力运作。
英国也几乎在同时发展了批判政治经济研究.主要学者有戈恩哈姆（Nicholas Garnham），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等。当然，英国更以雷蒙•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著称。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葛兰西，以及后来的阿尔杜塞等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角色，社会变革的主体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代英国文化研究者考虑的是工人阶级的意识的问题和社会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问题。比如，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威理斯（Paul 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ur（学做劳工），研究的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还是成了工人阶级。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权力、商业化、国家权力、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讲，那么文化研究则是从意识形态文本与观众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看，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吸收、妥协还是被抵抗的，他们更多从生活经历来研究。
批判研究的这两块主流，70年代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刚开始比较有意思，因为大家实际上只是不同分工而已。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全面发展并在传播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
如上面提到，文化研究从英国起步的时候有着很强的阶级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压制性社会关系的内容，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有一些学者就把所谓的观众自主性提到了极高的地步，即，主流意识形态说什么无所谓，反正观众是主动的，这和前面提到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的有限影响论又几乎回到一块儿了。所以文化研究转了一圈以后，从原来非常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强调文化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被异化了这样一些问题，到了后来在在有些学者那里片面强调观众主体性而有了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文化研究80年代以后由于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和影响的扩大而学科化，甚至变成了一种显学。这样一来，用福柯的概念来讲，它也被规训化了。文化研究本来是边缘的，有挑战性的，但一下子各个学校办从事文化研究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变得很时髦了，它需要资源，就主流化了。主流化了的文化研究在某些方面，跟原来的实证研究里的自由多元主义几乎到了融合的地步。所以，所谓的批判也好，主流也好，成一个流动的环形，两者之间不在是明显的对立和是泾渭不分了。
9•11以后，因为文化研究中有一部分是以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亚文化的，它变成美国右翼批评学术左翼的靶子，几乎认为因为萨义德这样的学者批判美国文化霸权，讲不同的文化是平等的，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好像是回到了当年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问题：实证研究是不是处于主流、强势甚至垄断的地位？
不是这么回事。美国的实证研究是很庞杂的，真正做理论性的并不特别多，更多的是在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技术扩散、选举政治、传播效果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这种研究就是在承认关于美国社会有一定价值共识的前提下，再来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传播学这部分里面实证研究比较多，但真正做理论的，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有关宏观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传播研究中，我不认为实证研究是多么的主流。相反，一些前沿性的宏观传播理论--无论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Manua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还是Mark Poster的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和现在很时髦的对Guy Debord的“奇观”（Spectacle）理论的应用，更不用说是政治经济学，都是批判的。美国大学分的层次特别多，即使是最主流的地方也能容纳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
现在传播学研究在国际上有两个主要的学会，一个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ssociation（ICA），以美国为基地。这个会议的论文有不少是有批判取向的，今年在德国的年会的主要演讲者是哈贝马斯。另一个学会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IAMCR），这个组织更国际化，有更多的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成立的时候就是和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相联系的。在这里，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批判取向是主流。
我们也可以从传播研究有关媒介控制与生产，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的各个环节来看。在控制方面，政治经济研究一直是主要的取向，而人类学志方法也被媒介社会学者在研究媒体组织时广泛使用。在内容分析方面，源于批判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很流行，最好的研究往往是传统的量化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结合。在受众研究中，人类学志方法更是流行，甚至有些市场研究公司，也看上了这种方法在市场分化时代对受众更深更细的分析，开始采用这种方法，或以此补充传统的量化方法。
实证研究是如果曾是不可争辩的主流，那实际上也是美国50年代的事。如上所述，到了60、70年代，批判研究就发展壮大了，80年代以来，与整个社会所谓的“后现代状况”相对应，可以说是一个学术多元化，甚至碎片化的时代。这点从新学术刊物的层出不穷这点就可见一斑。当然，服务于统治性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无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都是主流--否则，主导统治关系就不成为主导了。不过，国内可能受到美国话语霸权的一些影响，一说西方，就是美国，就把其它国家忘了。实证研究在英国没有市场过，在加拿大也从来没有过市场，加拿大有伊尼斯从经济历史和哲学思辨角度的研究，还有麦克卢汉这样的文学式的研究方法，更不必说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制度政治经济学的深厚传统了。今年，加拿大政府为了加强研究能力，设立了一批国家研究教授职位，我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作者莫斯可（Vincent Mosc）有一个，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麦吉尔大学也把传播学国家研究教授的职位给了一位搞批判研究的年轻学者，这怎么可能是不主流呢。莫斯可现在做的研究是劳工，具体是劳工在信息经济里面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马克思主义的题目。在英国，我所在的西蒙佛雷泽大学早年的博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Robin Mansell教授现在是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传播系的主任，而她又是IAMCR的主席。而她的同事，也是有一定的批判研究取向Sonia Livingstone教授则在今年被选为ICA下任主席，而英国本国在传播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组织的主席则是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戈尔丁（Peter Golding）教授。这些位置应该都很主流吧？倒是在德国，美国成功地把实证研究介绍到那里，在一些国际会议上，能看到不少德国的学者做一些实证研究。
问题：你一直以来是以批判研究为主，对此有何切身体会？
我一点没觉得自己边缘，孤立地做学问。我刚出国的时候是研究北美的新闻传播，第一本书《维系民主》就是关于北美的新闻与民主，后来开始做国际的东西。当然，我还是做中国的传播研究，《媒介、市场、与民主》一书是我的博士论文，从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传媒变革，出版很顺利。出版以后，人家觉得我这个东西好像make sense。所以学界的反应令我鼓舞。《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应该说是主流的刊物，可当我第一次向它投稿时，没想到匿名评审对我的文章很欣赏。结果我那篇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的就给出版了。我想评审者在面对我的文章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看我有没有用某种特定的实证方法，而是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是不是有合适的理论框架，论证是否系统，研究是否扎实，总之，是否make sense。现在国外传播学界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知道中国的传播实践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传播理论意味着什么，一些学界的领袖在编论文集和做刊物特刊时会找我写文章；中国研究者，所谓的汉学家，也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也会找我写关于媒体的文章，所以我忙于应付，反而很少回国来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不久前英国一个大型的国际传播学术会议，我是大会的四位主题发言者之一，这次来国内之前，我还不得不谢绝参加明年的文化研究年会的一个主题panel的邀请。应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去了作为边缘的加拿大，学的是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批判研究，使我现在有自己独立的视角。当然，批评学派因为是抗争权力的，没有得到那么多资助，自然也培养不了那么多的博士生，政治经济学家不是很多，现在在学术市场上颇有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
说实话，在国外做学问，我对主流、非主流的问题考虑的不是特别多。现在成了国家研究教授，更没有理由有边缘感。而且，如我以前在一个访谈中说过，中心不一定没有盲点，边缘也不一定没有两点，做学问，无非是能提供一个亮点而已。
问题：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实证热”原因分析。
可能因为国内学科正在建设，也可能因为我们的学术曾经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学者们以前吃了“拍脑袋”做学问的亏，所以对实证有一种偏好，希望实证就是主流，希望能从美国搬进来，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实证研究可以说是建立在制度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的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了上百年，很稳定或它假定自己是稳定的前提下，再做的一些规范性、渐进性的研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在所有的价值都被重新理解、重新定义的情况下，在制度性的东西转变那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做实证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能把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等同于做实证。因为做实证的大前提可能都是假的，而且研究过程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定量内容分析，在定义那些范畴的时候，本身是大有学问的。实证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可以更意识形态化，所以我们要把做学术的科学精神与实证的方法分开。不要对实证有一种迷信、一种崇拜，错误地把实证当成唯一的可依赖的方法，而忘了实证本身也有受研究者既定的、有时是没有反思过的假设的影响，也可以被意识形态化的。比如，量化的内容分析有时成了不同意识形态学者互相打架的武器了。所以追求学术的严谨不应该等同于或者简化为追求实证，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对中国来说很重要。还有，恕我直言，我们国内这种对什么是美国的主流的关注是否有对本土学术发展缺乏信心和对美国的一种依附的倾向？
听说最近关于实证主义的讨论影响很大，说是只有实证主义才是科学的，但我相信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不至于那么轻易下结论，或者至少在下结论之前会去读读C.W.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和Todd Gitlin的“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思想、一种学术话语主宰的时代。我以为，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应该不是从抛弃以前的“拍脑袋”做学问的“主流”到追求美国的“主流”。
总之，实证研究是有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的，它是很多方法之中的一种。而且批判研究也可以做实证，也可以做得很好，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说到底，我觉得，做学问的关键在于你问的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而不同的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寻求答案。我为国内年轻学者对学术规范和科学性的追求所感动，但如果我们本末倒置，把某些方法绝对化，甚至因为固守某些在美国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方法而对我们中国传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视而不见，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原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
作者： 赵月枝 单位：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来源：中华传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