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信息茧房趋势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2009年起，“微博浪潮”席卷而至。微博的兴起，为民众创造了新的信息平台、意见广场。在备受青睐的同时，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定制性，也制造出内敛化的个人信息脉络。本文从美国学者桑斯坦的“信息茧房”理论着手，分析微博上的“圈子化”现象及“群体盲思”之弊，为构筑开放的微博空间提供借鉴。
关键词：微博信息茧房群体极化
微博打拐、“随手拍”、“免费午餐”……近年来，微博以风驰电掣之速，嵌入大众的公共生活。毋庸置疑，Web2.0时代，以微博为介质的“微革命”正日益兴起，在改变着传统的世俗形态。因即时性、便捷性、开放性等特征，微博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的自媒体平台。
随着微博的蔚为兴盛，“微博助推进步，围观改变中国”的论断，流传广远。微博的作用，动辄被称作“颠覆性”、“爆炸式”的。李开复还出了本书，书名叫做《微博：改变一切》。与此同时，不少人对微博抱以质疑：微博成了谣言的“发源地”，话语暴力的大本营，埋葬了个人隐私，甚至变得“公厕化”。
按照公众想象，微博是个信息集纳地、观点市场，网民们能从中吸收多元化、异质性的内容。认为微博是“包罗万象的信息超市”的观点，正基于此。可美国学者桑斯坦通过对网络的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却发现：网络虽能供给丰富的信息，制造的却未必是无限开放的社交平台，而是密闭化的空间。
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因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往往是跟着兴趣走，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信息茧房”的发现，打破了人们对网络“开放多元”的固有认知，成为研究新媒体时重要的逻辑依托和理论“外挂”。
在微博上，“信息茧房”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定制模式等，与“茧房”生成内在嵌合。微博对于网民，也许不是各类信息的熔炉，只是“坐井观天”的井口。而这，对微博上的公共话语、群体产生了攸关影响。
一、微博“信息茧房”化的现状
“信息茧房”的提法，不乏思想渊源。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发现，民主社会天然地易于促成个人主义的生成，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推广而扩散[1]。受此启发，桑斯坦认为，网络化虽带来更多资讯选择，看似更加自由，但在“个人本位”的理念下，势必蕴藏着对自由的潜在破坏。
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以“个人日报”的形式呈现。在《网络共和国》中，他对“个人日报”现象作了描述：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信息的剧增，人们会可随意选择想关注的话题，可依据喜好定制报纸、杂志，每个人都可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个人日报”[2]。当个人被禁锢在自我建构的信息脉络中，生活必然变得程序化、定式化。
QQ、网络购物等工具，印证了该论断。在QQ上，人们会跟气味相投的人聊天；网络购物时，公众会依据口味选择中意的商品。
从微观角度看，网民在制造着“信息茧房”，作茧自缚；宏观来看，是“网络巴尔干化”——美国麻省理工教授马歇尔和埃里克提出，互联网分裂成了无数小群体，它们“人以类聚”，表现出群体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征。小群体中的人，只选择自己偏爱的交流领域，与兴趣相合的人聚谈，经过时间累积，逐渐形成了趋同的风格；而各个群体间，则有话语隔阂、沟通障碍，分化明显，认同困难。
由于小群体里的人持“需求逻辑”——只看我喜欢的，我不感兴趣的就不关心，内部交流极易促成“群体极化”，产生“群体盲思”，即不管小群体内散布什么消息，哪怕是流言、猜测、臆断，他们都无意识地追随。他们志同道合，即便是些谣传信息、偏激见解，也能找到知音。而茧房外的声音，则被拒斥于外，难以撼动那些群体性成见。
若在网络发展初期，“茧房化”只是现出端倪，那到了微博时代，“信息茧房”日益成型。在微博上，族群化表现得极为明显。
毫无疑问，微博填补了互联网时代咨询量化分享的空缺，速写特性、裂变式传播[3]，成了微博的优势。在鱼龙混杂的媒介环境中，微博形成了糅合新旧媒体渠道的“微传播力”。在微博“广场”上，信息扩散、居间联络十分便利；名人与草根、政府与平民等二元格局，依照话语、利益的相关度重新组合和分类。
微博上，碎片化显而易见。网友依据口味相似性而类聚，共同关注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关心时事的，会相互转发、评论时事新闻；喜欢音乐的，会关注某些歌手，“织围脖”与音乐有关；爱好摄影的，常交流美图……“圈子化”现象，很是盛行。正因如此，新浪微博上有了“微群”，形同于QQ上的“讨论组”。志趣相投的网民，会围绕感兴趣的话题，谈论或转发。形形色色的“微群”，不啻为“信息茧房”的具象化体现。
喧腾一时的“辟谣联盟”，就颇具代表性。“辟谣联盟”，是窦含章、吴法天、点子正等一伙人创立的“辟谣”组织，用以澄清“网络谣言”，以正视听。该联盟成立不久，就在舆论质疑中分崩离析。原因即是，吴法天等，多为舔痔而肥的“御用文人”，是网民常说的“五毛党”，立场极左，罕有公信力可言。
而许多网络谣言，正是利用“群体盲思”的短板，通过病毒式传播，迅速蔓延开来。譬如说，“金庸去世”的假新闻，就在未经证实的情境下，被知名记者闾丘露薇转发，此后经无数次转发，很快传遍网络。盲信并转发，难逃以讹传讹的“原罪”。
微博“茧房化”，是网络巴尔干化的缩影。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众声喧哗之下，微博将“去中心化”演绎到极致[4]，生成了圈子化、局域化的舆论场。一个转发、一句评论，或许就是小群体内的交互传播方式，也将一律化价值撕裂成了“碎片”。
二、微博“茧房”的生成原因
微博演变为“信息茧房”，其来有自：微博的个性化特征，网民的心理因素，都助推了微博中的“群体极化”趋势。
(一)微博的个性化特征
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5]”，微博的自媒体定性，势必让其呈现出个性化、便捷化的特征，对接起个体化的话语需求，成为你我他的“个人话筒”。
微博的精髓，在于“微”——140个字符的限制，让信息篇幅简短化，满足了人们速食化的阅读习惯。较之博客，它能调动网民互动参与、信息共享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微博的使用门槛，让网络工具更“自我”。微薄的@(信息提示)、转发等功能，也让居间联络和信息传播更实时快捷。
微博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虽然方便，却以屏蔽开阔的信息视野为代价。微博作为新型社交平台，是通过“follow”来为用户定制信息，这必然导致公众关注的信息面很狭隘。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胡泳说：“微博的关注功能，洞察到了人的两种基本需求，将‘自我表达’和‘关注他人’结合在一起，围观也就涵盖了彼此看见的意义，包含着见证与记忆的作用[6]”，而“彼此看见”，往往是趣味相通者的“共振”、互动。
在微博上，“V博”常常是微场域的意见领袖。他们粉丝甚众，拥趸成堆，比普通用户掌握更广阔的话语资源。“加V”与否，也被成了精英、草根非严格性的分界。精英微博，常成为“小圈子”的带头人，在关注者的转发、跟随下，“内部话语”逐渐成形。他们的共鸣性话题，会受到精英们的话语牵引。
个性化机制，之所以能促成网民对“信息茧房”的依赖，既源于微博在设计之初，就虑及民众“寻找群体认同、归依”的意绪；也跟信息掌握上的差异化休戚相关，人际的信息差距，会造成网民内部的分节化、层级化，加速了“人以群分”的局面。
麦克卢汉认为，每种新的媒体的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微博的个性化特征，催生“茧房”化的势头；而被困在信息茧房里，视野受局限，也打照出社会生活样态的嬗变。
(二)网民的心理因素
桑斯坦认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群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跟原来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
网民的无意识，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观点相吻合：“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8]”。
个体偏颇的观点、失真的消息，因“茧内交流”的封闭性，而被放大化，变为群体共识，折射了群体心理的同化机能。马克·塞奇曼尝写道：“我们假定世界上的一小撮人共同持有同样一种奇怪的信念，比如说月亮是绿干酪做成的。通过一个自选过程，他们会彼此来到同一个论坛……很快他们就会觉得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形象地说明了群体心理的演化轨迹。
提及微博，许多人会本能地觉得，它是个“集思广益”的地方，意见会自由流通。但置于“结群”很普遍的情境下，信息间也许会存在壁垒。在小群体中，网民看到认同某个观点的人多，难免会影响独立判断，自觉参与进来，助推了观点的扩散效果。
德国学者诺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或能解释这现象：在媒体讯息的耳濡目染下，人自然会具备“准统计官能”，也即感知外在氛围的能力，察觉到主流意见，并向之靠拢；若个人意见与群体观念不合，则会被孤立。她将群体中的意见分布情况，称作“意见气象”。在意见气候的影响下，人们渐渐“思想高度统一”起来。
在信息超负荷的环境中，对信息择取的晕头转向，易导向人云亦云的取向。独立价值缺失，让随波逐流更普遍化：鲁迅就曾借小说《阿Q正传》，批判国人求同心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从，并高呼“向庸众开战”。而这种盲从，加剧着信息茧房的态势。三、微博成“信息茧房”的利弊
“微博存知己”，是不少网民使用微博的初衷所在。微博的“圈子化”，也让网民在小群体中找到知心，觅得认同感、归属感。日前，几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均推出了“位置交友”的功能，以定位服务来满足网民的交友需求。而“解救单身男女”等活动，也在现实之外，拓展了人们的交友渠道。
在微博“茧房”里，人们获取类似信息的时间、路径，都大为缩短；个体捕捉信息、感知事物，也有了方向性，不复无所适从。
但微博分化为一个个小群体，会让人的视域狭隘，产生盲目自信，想法也极端化：认为自个意见是真理，拒斥其他观点“侵入”；更有甚者，在事态未按预想发展时，他们或做出偏激之举[11]。再者，群际的隔膜，会让群体之间缺乏粘性，离散成单一的力量，这会造成分歧加剧、共识钝化，甚至于底线共识破裂。
信息茧房，有如画地为牢，局限了人的认知。评论人宋志标曾慨叹，微博既给人一种振作的技术，同时也给人一种懈怠和疏远的理据。“当微博越来越深入社会和人心，它是否正在结成某种行动的牢笼，把我们框定得愈加狭窄？……我们活在微博的牢笼里，却把它想象成全世界，这种虚妄是否也是微博时代的反讽？”
而谣言、臆测的疯长，亦加重着微博上的鱼龙混杂。有人甚而认为，微博是种倒退而非“革命”，将微博说成“垃圾信息工厂”，是“一汪具有蝴蝶效应的口水之啸”[13]。对微博持乐观态度的桑斯坦，则谨慎地说，“在一个正见和八卦日益难分的世界里，许多头脑聚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之路”。他担心，若群体中的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断失当，人们会失去理性，乃至变成暴徒。
四、微博上“群体极化”的对策
在网络茧房的防范措施上，桑斯坦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监管——通过积极监管，让各类信息均匀散播，让网民接受到广泛的有用信息，拓宽视野，消减极化、片面的思想。
在《信息乌托邦》里，他用“回音室”隐喻了网络时代传播的局限：因新技术带给了人无限过滤的能力，个人能依照癖好，定制消息；网络也以“协同过滤”的方式，提供消费者偏爱的信息，投其所好，自动隔离了别的意见。如此内闭化的信息环境，就像是“回音室”，人们设定了话题、观点，听到的是自己的回音。
遏制“回音室”倾向，需建构网络的“人行道”模式——在桑斯坦看来，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街道、公园，还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都属于公共领域，都应像“人行道”一样，可能会遇到种种非计划(unplanned)和不想要(unwanted)的情景，不同的人群会体认到新鲜体验；那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状，会引发人们的言行互动[14]。
若按照桑斯坦的思路，大众媒体、微博等，都应变成“公共论坛”，通过提供某些人“非计划”“不想要”的信息，让他们参与到体验或争辩中，避免群际孤立，减少“偏于一端的误导”。毕竟，规避“群体极化”，关键在于：加强信息的对称性。
鉴于微薄的碎片化等，简单粗暴的屏蔽、筛选，显然不是良策。在舆论平台上铺展均衡化的信息，涵盖全面、真实、客观的内容，拓展网民的见识，潜移默化中，塑造他们的认知“广角”，跳出“小圈子”的价值窠臼，才是正确导向的题中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故意渲染“假丑恶”的意见气候，必将带动偏激情绪；信息聚合得当，则能纾解“先入为主”“价值先行”的思维恶习，让公众眼光更冷静、理性，不至于轻易受到“极端情绪”的感染。
当然，“自我设限”，也是公众的选择自由，不可强力矫正。这在“信息真实全面”外，提出了又一重命题：要提高网民明辨是非、独立判断的能力。
群体极化，跟网民判断力畸弱也撇不清干系。因缺乏理性审思，被“激情”主导，网民不择良莠的“转发”，很可能助推谣言的甚嚣尘上。比如，耸人听闻的“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传言，就因过于劲爆，也迎合了人们的偏好负面想象，得以广泛传播。经调查，发现是哗众之辞。这侧面反映了，信息闭塞下公众易受蛊惑。
勿庸讳言，在网络匿名的当下，因“权责模糊”“法不责众”等，网民的偏激看法，无需承担重责。但健康的公民社会，当有理性守则的公民，而不是盲目起哄者。
加强网民的判断力，离不开底线性共识的重塑。常识是民众度量是非的“标尺”，让真与伪、是与非等常识回归，对于事物，公众方能有“合乎情理”与否的起码判断。造次讹传的假消息，自会被排斥于“一致认可”外，失去孳生的土壤。
在网民易受“V博”引导的语境下，加强引导者的权威性、客观性，也不可或缺。“意见领袖”的公允态度、公信力，会左右大批人的判断。他们应慎言笃行，行为世范，对网民积极导向，而非失去担当，沦为“谣言臆测”的集散地。(文/华中科技大学，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