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遇囚徒困境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经历了“炼狱”般的2010年员工系列“坠楼”事件后，两年多来，郭台铭提出的转型举措逐一推进，富士康是否还是原来的富士康？2012年10月7日下午4时许，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陪伴母亲、挈妇将雏，郭台铭一家五口及帮佣现身台北市信义区共享天伦。观看街头表演时，郭还拿出1000元新台币让小女儿送给艺人。郭是台湾“代工之王”——鸿海(2317.TW)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在大陆，鸿海往往被称作富士康。
自1974年开始创业，目下管理大陆员工约120万人的郭台铭，当然清楚这些偶发事件背后或深或浅层次的原因，但他分身乏术——10月9日，鸿海公布的前9月营收数据显示，9月营收同比增长8.46%，是公司继2012年6月同比增长不足10%以来的第四个月。
相对的利好是，随着iPhone5及iPadmini等新产品的上市，鸿海将迎来10月到年底的订单旺季。何况，即便全球经济形势不佳，但鸿海1~9月累计营收高达约22311.45万亿新台币，同比增长20.37%。这一数目亦极其接近2010年鸿海总营收约23131.29万亿新台币。
在经历了“炼狱”般的2010年员工系列“坠楼”事件后，两年多来，郭台铭提出的转型举措逐一推进，富士康是否还是原来的富士康？
转型喜忧参半
两年多来，富士康工厂迁了，渠道大力开拓了，但它的转型成绩却堪称喜忧参半，勉强可达及格线。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爆发“坠楼门”，十多位年轻员工殒命，郭台铭于年中共开出应对“药方”四服。
其中，“治标”的两服是给员工涨薪；工厂加速自沿海内迁，西进重庆、成都、武汉、衡阳，北上太原、郑州、天津等。“治本”的亦是两服：重整富士康通路事业群，开拓“万马奔腾”、飞虎乐购等五路渠道业务；加快向新能源、新材料、云计算等转型。
2011年7月底，在前述四策基础上，郭台铭再次提出3年引入100万台机器人(Foxbot)战略。看起来，正如同大力推进“调结构”的中国经济一样，代工航母富士康也将迎来自己的转型之旅。
但两年多来，富士康工人薪资涨了，工厂迁了，渠道大力开拓了，科技投入增加了，机器人大力研发了，富士康的转型成绩却堪称喜忧参半，勉强可达及格线。
而更让人担忧的消息包括：杜家滨、程天纵等核心高管离职；子公司富士康国际(2038.HK)营收额下滑、亏损成为常态；通路事业陷入僵滞；机器人研发及引入遇阻；入股夏普不畅，整合产业链对抗三星效果不明显等。
不难发现，随着公司营收规模的不断增大，郭台铭的烦心事不少，其不久前直斥夏普董事会效率慢的言论更被爆炒。
当然，考虑到当前全球恶劣的经济形势，郭台铭率富士康仍能保持年逾20%以上的增长态势，还是让人刮目相看。
遵循“四个趋势”
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进工厂，所以应该让他们走管理、控制的职业道路，工厂管理自动化水平要得到提升。
于2010年宣布“再干十年”的郭台铭，市场嗅觉依然敏锐。2012年5月，已经撂荒数年的富士康上海运营总部破土动工，并预计2015年完工。
“我看其他的行业有点衰退。我最近盖上海大楼，跟中建材(中国建筑材料集团简称——编者注)合作，发现整个中国内地的建筑成本在下降。”郭台铭对去台湾参加会议的美的控股董事局主席何享健说，“所以我现在，正在加紧盖新厂，急着在那(建筑成本)上涨之前，赶快盖起来。”
按照郭台铭的判断，未来有四大趋势值得关注，鸿海的转型也须遵循。
趋势一：中国内地工资将继续上涨。这不仅跟政府的“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相关，而且与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升级相关。因此，郭台铭甚至喊出2013年底工资会再增加一倍，超过台湾的薪资水平。
趋势二：随着国内中产阶层即将崛起，中国已经到了不应该再拿工资作为劳务输出要素的阶段，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进工厂，所以应该让他们走管理、控制的职业道路，工厂管理自动化水平要得到提升。
趋势三：机械手臂将代替人工，生产线更加自动化。鸿海计划未来3年导入100万个机器人。
趋势四：“制造的鸿海”将走向“技术的鸿海”“商贸的鸿海”。
显然，这四大判断与其2010年下半年以来大力推行的富士康转型举措一一对应。
“一石两鸟”机器人
不难发现，郭台铭属意的机器人研发，除了用于既有生产线重复、枯燥的替代劳作外，其对于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生产代工也有所筹划。
但至少目前看来，“制造的鸿海”依然强大；“制造的鸿海”要变身“技术的鸿海”“商贸的鸿海”，则相当不易。
郭台铭透露，富士康自深圳将iPhone业务搬迁至郑州之前，3个月时间，郑州市政府就调派了两万多工人到深圳接受培训。与这些“大干快上”、驾轻就熟、立即出业绩和利润的制造项目不同，富士康在万马奔腾、飞虎乐购等通路项目上的折戟却也并不出人意料。
而技术研发层面，富士康内部代号Foxbot的百万机器人计划也显示出更大难度。
难得的大约一小时休闲至少表明，第二天就将迎来62岁生日的郭台铭心情尚好。10月5日凌晨，富士康郑州厂区数千工人罢工；而稍早的9月23日晚间，富士康太原工厂亦发生工人与保安激烈冲突。
2011年底，郭台铭曾对参观富士康晋城厂区机器人研发的媒体介绍称，2010年开始，富士康研发出的首批机器人已经在晋城园区投产，2011年这一园区的机器人年产能已达到一万台。
显然，这一数目距离郭台铭2011年7月所称的3年100万台差距甚大。
在晋城现场，记者们还看到，这些所谓的Foxbot，仅能从事一些简单、重复的劳动，每台售价在14万元~16万元之间，体积不一，外形有的像螃蟹腿，有的像升降机，有的正在重复左转，有的无休止地外旋，准确而言，这些机器人更应被称作“工业机器人”或“机械手”。
但郭台铭的野心很大，其大力投入研发机器人更兼具“一石二鸟”之谋。
“过去，汽车是机械产品，将来则会是电子产品，因为它的电子成本将占到47%。Google发布了一个无人驾驶的新一代汽车，鸿海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就是产出这样的汽车，将把鸿海的员工升级到能够做相关研发的工作。”郭台铭说。
不难发现，郭台铭属意的Foxbot研发，除了用于既有生产线重复、枯燥的替代劳作外，其对于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生产代工也有所筹划。
正像郭台铭口中所称，Google此前研发出了Android系统，并请HTC代工生产出了一款样机；若Google在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系统领域领先而准备推出产品，代工厂商选择方面，鸿海至少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合作伙伴。
谁能保证苹果一直强大下去？而倘若不是仰赖苹果这四五年来不断飞来的订单，富士康会是什么样子，谁能想象？富士康内迁“后遗症”：部分员工生活太单调编辑本段回目录
国庆节期间爆发的数千人“停工”，让富士康郑州工厂再次引起各方关注。两年前，这一代工巨头将为苹果生产iPhone系列产品的生产线从深圳迁到河南，被看做是富士康内迁计划的重要布局之一。据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在10月6日发布的消息称，富士康郑州工厂部分工人因加班及质量控制标准过于严苛，导致约3000~4000名员工“罢工”。
富士康集团随后在声明中表示，并不存在所谓“4000名员工罢工”事件，只是因不同部门间员工的沟通不畅，导致质量部门约有200余名质检员采取故意旷工的方式消极怠工。
10月9日，记者在富士康郑州厂区走访时发现，富士康内迁带来的“后遗症”更多在此次事件之外。
生活实在太单调
在富士康郑州工厂的10多万用工大军中，90后正在日益成为主力军。来自豫东开封的李瑞和来自商丘的王静虽然到富士康才7个多月，但已经成了这里的“老人”，前者20岁，后者19岁。
她们在富士康的工作是“品管”，即生产线上的制作过程检验。王静形容她们的工作，“每天就是在线上走来走去，看生产线上的工人有没有按照标准流程作业。”
一条生产线大概100多个工人，一般是两个品管负责督查。在今年3月份刚入厂的时候，王静觉得品管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在给爸妈打电话解释她的工作内容时，她还不无自豪地说，“人家干活，我看着，来回在生产线上巡视一下就行。”家人里觉得这工作还不错，“监督别人干活，挺好的。”
干了一段时间后，王静才发现这份工作并不那么好干，而且和她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王静说她进富士康之前，预想着每天上8个小时的班，然后每周双休，周末可以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
但现实和她预想的有不小的差距，“说是上8个小时的班，实际每天都要加两个小时班，你得6点多就起床；你可以选择不加班，但没有全勤奖；之前也没想到从宿舍到厂区那么远，来了之后才发现还得坐车，既然来了，就坐吧；中午就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吃过饭就得进车间，吃饭慢了还有可能迟到；忙的时候一个月才休息一天。”说起不如意，王静可以列出一大串。
进富士康之前，她也没想到要上夜班，来之后是每个月轮换一次，上一个月夜班，上一个月白班。同白班一样，夜班也是10个小时，从晚上8点站到早上7点。“夜班可累、可累的，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你得睁着眼吧，确实瞌睡了，就去洗一把脸。”王静说。在富士康，加班、上夜班都是家常便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排斥加班。王静的一个同事这个月加了100个班，拿到了他入职富士康以来最高的4600元收入。
在王静看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单调、无聊，“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回去时候天已经黑了，整天就是上班、下班、睡觉，每天在那站10多个小时，下班后哪都不想去，就想赶紧回去休息。太没意思了！”王静说。
即便偶尔休息，这个厂区周边也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富士康建厂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农田，富士康的出现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除了工厂、宿舍基本没有什么配套设施。
设置在路边的一些简易房构成了服务这数万工人的主要场所。一位在路边摊吃饭的男性员工表示，富士康虽然在不断加工资，但加工资的速度，还赶不上周边物价上涨的速度。一年前刚来的时候，一个烧饼夹肉才2块钱，现在涨到了4块钱；以前4元钱一份的炒面现在都涨到了8块。如果加上抽烟，每个月吃饭、抽烟，就差不多花去了工资的三分之一。
除了物价涨得快之外，周边的环境也让工人们感到担忧。打架的、钱被抢的时有发生。王静说，每次路过宿舍区旁边一个没有路灯的小路都让她提心吊胆。
与为工人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相比，当地政府更关注扩产、扩产、再扩产。富士康被看成了拉动当地增长的新增长极，即便在今年全国出口形势普遍不佳的背景下，在富士康的带动下，河南的出口额依然接近翻番。
在不断推高经济数字的冲动下，数万产业工人的生活需求被压缩到了最低。记者咨询富士康所在的郑州空港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也搞不清楚这里的公共服务该由哪里负责，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厂房建设。
压力下的暴力
相比体力上的辛苦，王静说，每天都可能和生产线上工人发生的冲突，更让她一进车间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她不得不经常自我安慰，下班就好了。
作为品管，她的职责就是防止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当操作，并记录下来上报给绩效考核部门。她的记录虽然不会对生产线上工人们产生直接影响，但会影响生产线线长的绩效，绩效和年终奖挂钩。
如果被她上报了不当操作记录，线长的年终奖受影响，“线长就会骂下面的干部，干部骂下面的员工，员工被骂后，压力被一级一级往下传。”王静说。不过，作为品管她也没办法。“如果在生产线上巡视10个小时，没记录一个问题，领导会觉得我们能力不行或者没认真工作，我们也会被领导骂。”王静说。
碰上理解的员工还好，碰上不理解的，不仅恶语相向，还要冒着被打的危险。经常被骂的基层员工甚至在某个时候就选择了用暴力来释放压力。“现在一些年纪小的，被骂得不爽，或线长说的难听了，就敢动手打自己线长。”王静说。她遇到的最严重一次是被生产线上六七个工人围攻，幸亏被周围的人拉开了。李瑞的情况则相对好一些，最严重的一次是被线上的工人围着骂，直到把她骂哭这些人才罢休。
但也有顶不住压力而崩溃的。9日中午，在富士康郑州厂区内，一位30多岁的男性员工在车间外抽完一支烟后忽然躺在地上大喊，“我是刘罗锅，我是刘罗锅……”随后被赶来的120急救车拉走。有围观的员工感叹说，“又疯了一个。”
现在王静巡线就很小心，尽量平衡一些。如果她在一条线上转的次数多了，生产线上的线长就可能会认为你在找茬，如果她在一条生产线停留超过一分钟，线长就会过来问，“有啥事吗？”如果你还不走，那线长就开始撵人了，“你是巡线的，老站我们这干吗？”暴力威胁有时候会成为最后的手段。
王静就曾经遇到过一次，临近下班的时候，生产线上的工人想快点结束，就直接拿着产品跳过她的检查，要装箱。当王静上去阻止时，对方理直气壮地说，“你哪只眼看到我装箱了？你还想不想在这混了？”“我们属于不同的部门，他们当然管不了我们，但他可以下班打你。有的就是威胁一些，但有些人憨啦吧唧的，下班还真就打。”王静说。中秋以来加班的这几天，就有好几个品管被打，有在回家路上被打的，也有在车间现场被打的。
10月2日，一位品管部门的女干部在生产车间被打后，最终酿成了三天后的“停工”事件。王静和李瑞均参与其中。
富士康的管理难题
品管部门女干部被打后的第二天，王静和李瑞就听说了要在三天后停工的消息，但她们还不确定是否真的会发生。她们也在通过手机和QQ与其他车间的朋友沟通。
第二天，王静赶紧和其他品管部门的朋友联系，确认其他品管已经停工后，她也立即回到了宿舍。她觉得这个时候，大家要团结。不然，生产线上的工人以后会更嚣张，她们对人身安全的诉求也继续不会得到公司管理人员重视。
回到宿舍后，她所在品管线的线长给她打了多次电话，她干脆把手机调成了静音。直到下午，她收到公司发布的一条短信，“对大家反映的安全等相关问题，公司会调查核实后妥善处理，公司会采取措施确保大家在公司的安全。”并要求停工的员工在下午4点半之前返回岗位。
她和其他车间的品管联系后，得知一些品管已经开始回公司上班。于是，当她所在部门的领导下午再次打她手机时，她便接了电话。“别人都上班了，咱也别不接电话了。”王静说。
对于这次停工，王静回忆说，“蛮好玩的。”在她看来，对这次的打人事件，公司应该会处理好点，“之前是给2000多块钱就搞定了，现在恐怕不能这么轻易结束吧，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王静说。她的一个品管朋友在网上留言说，“感觉今天就像梦一样，以后会是个回忆的！”
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表示，这次出现的短暂停工，主要还是在沟通上，了解员工诉求上做得不好。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他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如何防止单个的纠纷变成面上的问题，可能我们的管理人员做得还不够细致。
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认为，富士康迁到内地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管理制度做出变化，目前的半军事化管理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所以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制度、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现在出现的问题日后还会经常出现。(文中李瑞、王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