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不计较么？——中国计较文化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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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嘉健
中国计较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纠结中挣扎和奋进的中国人，大约是当今世界上最“计较”的族群了。“计较”也者，是指一种完全在对比、较量和竞争心态下争一日之短长的行为模式，其中有功利计算式的比较，也有意气争论式的较量。例如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二十世纪时完全是出于与欧美日夷人斗争的救国意气才起步的，其并非源于自己意识到腐朽落后而需要文化革新和发展，此是实力计较的始端。直到如今，我也不敢说中国人真的深知自己的腐朽落后，才要改革和开放。因为凡是计较者的好胜心和自尊心都特别旺盛，当“怒火遮蔽眼睛”的时候，能否看到自己的短处甚至是致命之处，是很值得怀疑的。不可否认，计较之下的激情会带来表面的繁荣发展和政绩辉煌，但是其实质性的品质是否有进化，完全值得质疑。50多年前提出“十五年赶超英美”，大跃进，文革后和“四小龙”竞争，继之和印度抢滩，再接着和日本较劲，接下来的宏伟大计就是要和美国争霸；上海要和香港争锋，内地各省各市政绩互相比胜：我们一直都以一个可比性对象作为伟大事业的推手目标，这就是关于“计较”的文化注释。“竞争”的文化含义在中国最好的解释就是计较性的争雄。我敢断言，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明确自己究竟需要怎样的现代性目标，更不懂得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一切都带着盲动性的混乱激情。只要西方人曾经和现在正在达到的高度，我们就要和他斗一斗，因为中国不高兴！从外延来说，目前中国人的计较文化只是在两大范畴强势生长着：在国际上和西方人较劲；在国内每一个奋斗者要和已经成功者较量。
我们应当对此很熟悉：当一群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种方方面面的fastidious（过度讲究和吹毛求疵的）计较之暗中较量就额外地产生了，最普及的较量是喝酒，没有人会为了自己而欣赏酒品；时装名牌豪车是另一种计较，所带来的女子是否艳压全场高贵冠盖，则更是虚荣心最top的计量。而当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和条件优越的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智力和地位上势利的fastidious就更其变本加厉。所以中国人活得累是特别情有可原的：焦虑，恐惧，强迫，压迫，忧郁等病态心理，麻烦，纷扰，问题复杂化等社会纠结，雨后春笋般地生生不息。人际关系如此，爱情如此，工作事业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社会生活政治也如此。在这一个世界最盛行的“计较文化圈里”，不可否认，这也是30年来中国GDP经济成就和外部形态繁荣昌盛的实质性动力，虽然它是以中国人精神性生活和宁静平和心态的牺牲为代价的。
一般中国人的计较既是整体性的，也是无微不至的，既是事实结果上的平衡比较，更是心理上的平衡满足。计较是一种争强好胜的意气，也是一种小聪明，绝非在大智慧上有远见。且从日常生活的细节说起：如果某邻居或同事的住房已经超过200平米了，那么不久以后，他的同胞同侪同党都会努力赶超这个水平；你已经有了3套住房，那么我将赶超4套，而不管我的实际能力和需求如何。你有书房我也要设置一个study room，你买了一套仿明式的家具，那我就要特别制作一套仿宋的家私，视之为有面子也。假如你的孩子念大学的专业是清华的IT，那么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你所认识的所有人孩子的光辉榜样。只要看看中国学校里的分数排行榜和高挂在中学大门上写着某某光荣被北大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巨幅横额，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多少孩子被母亲敲着脑袋要向某某学习。中国学生补习班全球最繁荣，都是为分数计较和升学荣誉以及未来就业之竞争做铺垫的。举凡学习成绩，入读大学及专业，职业及单位部门，收入和福利，出国留学和移民，恋爱和婚姻，生孩子，健康和长相，艺术或体育技能等等，无不在中国人的全方位严格比较而计较之内。计较大多是实际功利的一日之短长的竞争，所以数字上的标志性很显著，而品质上的文明则还是原地踏步。满地芝麻，没有西瓜。这样的结果根源于我们注重的是形象的和数量的“计较”，而非本质的进步。“计较”本来就是表面上和鸡毛蒜皮上的小执着，大约和“西施效颦”的作风差不多，不是以伟大的理念为目标而是以他人为比较的座标尺码，所以只能亦步亦趋演出风光。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计较”大约包括“计算比较”和“争执不让步”两种意思。由于太在乎某些事情，所以要斤斤计较不肯服输，计较就是横向比较，越计较就越精确计算其中的差别，这差别当然主要是关乎利益多寡、成败得失、地位高低等等。中国人的计较涵盖明算账和暗精算，暗中较劲最具戏剧性。计较至于尽致，最高境界是鸡蛋里挑骨头。通常的模式是：比较—比赛—计算和精算—不肯妥协。第一种情况是：若自己在选择所得时，会过度挑选，过分讲究，挑三拣四和讨价还价，不惜损害他人利益。举一例简言之：我在悉尼经常看到中国人在购买一整箱水果（芒果或苹果等）时，会把较小的或自己不满意的拿出来，去和别的箱里好的果子调换。那么旁边常常会有西人侧目而视，因为这是违反商场规则的损人利己。第二种情况是：若充当一个家长或上司对子女或属下计较时，则对子女或属下与他人比较性批判，尖刻挑剔，吹毛求疵，易生气，过分注意细节和外在声誉、等级和地位，追求完美化和无止境的贪得无厌的目标。由于过度计较，导致大家非常小心眼，由这种天才的精明比较产生出锱铢必较的攀比性格心理，因而争吵不休。
凡是计较的心理，都有患得患失、耿耿于怀的输不起心理束缚，也只按照计较的标尺来决定自己做事的方略，很难有客观独立的自由自主精神，丧失了为自我存在的价值观，只在成败的结果上纠缠，也和比较的对象捆绑一体，即使被比较者未必愿意参与和你的竞赛，他也是越加意气用事的锱铢必较。既然如此，那么也可以说，在计较目标下的竞赛得出的结果，最多只会是表面的辉煌，却没有优胜和质量的保障，还有一个比较可怜的地方就是：他自己都不会欣赏和享受自己成就的意境，因为他的眼睛只盯在对方的身上，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举个例子说吧，年前我回国的时候，我原来所在的学院科研处的处长和我一起吃饭，后来喝茶的时候，他建议我回到学院好好看看，说今非昔比，我们学院已经可以和许多欧美的著名大学媲美，值得为她骄傲。他不无自豪得意地说，我到过不少欧美大学去参观，他们的大学也不怎么样！太土，太旧，太散漫，太缺乏生气！他说，不要什么东西都要崇拜洋人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蒸蒸日上！我当时听了他的豪言壮语之后，觉得他自大到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也更没有知人之智，为了要和西方比较胜负，却完全忘记了大学的真正成就和价值应该是什么，他的标准异化了。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在表面上计较辉煌感的，所以我只好委婉地发表我的意见，我说，如果说在学校的外观上看，我们学院是不会输于西方的许多大学的，但是在学术文化内涵和现代教育的管理方面，还有在科学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方面，恐怕根本没有比较的资格，至于学生的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就我所知的，单是教师队伍这一层，我们就应该比较惭愧。我的一席话大约过于直率，所以一时之间，一席无语，不无尴尬。
中国文化向来是一个高度集体性纠结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是活在你自己的个人生活风格之中的，你是人际关系和集体心理的凝聚点。“计较心理”不仅仅是面子文化的产物，同样也是自尊、自大和自卑文化心理纠结下复杂的结晶。考之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并没有论及“计较”一则，实在是一个研究上的缺陷。各种关于中国人的心理性格的研究著作，也没有深刻探讨这个问题，可见目前这还是一个国民性研究的薄弱点。
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49年后毛泽东变本加厉地消灭了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却带来了极度严峻的集体主义捆绑束缚，因此导致中国人之间完全丧失了自我独立的气度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在这个高度密集纠结的集体文化关系中，除了没有隐私和私人空间，便是人人都必须在严格的计较文化氛围中生存。党国有两大杀手锏控制和整治人民：“政治运动内斗”是从负面斗争的层面使人人自危、人人都是潜在的国家敌人人民公敌；“利益和荣誉之评比计较”是从施舍抢食的层面使人人成为最卑鄙的积极分子。利用政治捆绑、利益折腾和“二桃杀三士”的中国管治方式，让自私残酷、监督揭发、诬陷栽赃、造谣诽谤、吵闹掐架、拉帮结派、巴结领导、弄虚作假、疯狂夸大和制造政绩等等大行其道，长期习惯之下，这种计较式的竞争性情已经深入国民骨髓，并且成为我们事业和管理的一种有效动力。中国人几乎所有的低端劣质人性和心理都是这样慢慢磨练出来的。于是人性变态，社会矛盾恶化，国民事业变质——但是党却可以坐收渔利，只要窝里斗繁荣昌盛，则专制统治万寿无疆。
经历过经济高速大跃进竞赛形势熏陶的中国人，越加变得精明计较，因为我们既学会了西方人“理性经济人”的立场，一切都纯粹以经济成绩和数目字管理为计算的标准，也发展了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攀比计较文化”。所谓“攀比计较文化”是指以面子尊严和势利地位作为最高价值观的人群，在特定的圈子内，互相作为对方的竞赛目标，如果能够胜过其他人特别是其中最具优势者，他就会感到最成功最有面子。“势利”是计较文化的关键主题，憎人富贵嫌人贫，计较的因果都与势利相关，因为以势位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尺，故产生计较；由于计较得出优劣，而由此产生势利青白眼之态度。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更其严于界别。我们这个民族又是一个完全功利主义的现实派一族，工具理性这一套我们学得很精通，甚至在文化上先天很有禀赋。
用数目字管理的形式主义方式现在在中国很流行，同时也已经发展到泛滥绝对化的程度，它几乎就等于“现代绩效管理”的代名词。任何项目和事情都不加区别地学会“用数目字说话”了，似乎显得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仿佛可以废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章，直接就进入到核心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用打分的方法来排队比较，并且以此为依据选拔人才或管理整个事业。事事打分，已经到了不胜其愚的地步，把许多不可比性的事情都拉郎配在一起，把复杂的“质的研究”的内涵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以分数计算，然后进行一刀切量化比较。发改委专家杨宜勇称，2005年完成46%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完成62%，复兴进程加快。连“民族复兴”这样复杂的质的研究之描述性结论都可以用分数比例来表示，也算计较得精明。至于分房，评先，升工资，评职称，招聘高素质人才，素质教育达标，质量考核等等，革命党执政以来实行的评先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利用互相“攀比计较心理”来制造“窝里斗”的统治手段机制，几十年下来，中国人越来越擅长互相比较制约和在组织内部拉帮结派收买人心互相掐架，也越来越善于做表面功夫为自己争取硬指标分数，却根本不在实质性地方努力，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丧失质量内涵去制造表面辉煌。一切都为了计较和斗争。
全社会诟病最多的就是教育界的学生排名问题，只是根据标准答案的考试成绩把学生的素质（包括品德、性格、情感与态度、创造性、智力、解决问题和探究难题的能力、知识、动手技能、社会能力等等）简化归队，在排队的残酷定性、定量之宣判下，无形中时时刻刻实施了“教育暴力”的伤害。并由此对教师和学校教育质量进行了最简单便宜的宣判。事情还不止于此，全社会因此形成了对学生和教师每一个人的残酷斤斤计较，家长用分数对自家孩子规范，监督，剪裁，压迫，打击，制裁，这对于不太懂得教育和文化知识水准较低的家长和社会来说，真是最便宜行事的“权力介入方式”。于是，中国教育异化和人性异化便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普及。事实上，教育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和综合系统，它涉及到人的遗传基因、环境条件、学习习惯、知识和智力的历史积累情况、学习和教学方式是否因材对应吻合的状态、身体因素等等难题，它需要量化和质的研究方式相结合，更多需要质的描述、解释和评估，要有真实评估设计的对应工具，用卷宗夹积累一个人整体的、全面和综合的细节、过程以及逐步发展的资料。——只是把这些复杂生命的质的材料一化为简单的分数，再一比较，所有人都将以歪曲的形态出现在社会，然后大家都不惜以极端的心态斤斤计较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特色的“计较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危害性究竟有多么深重。首先，我们都没有个人完全洒脱独享的精神自由，全部是因为被计较的心理主导剥夺了自我的精神权利。 除了可以计算的明晰事体与帐目，我们不会再考虑精神上的软实力优势问题，其实精神上的东西也根本没有计较和比较的意义，你之所赏，或者是我之所烦。精神的内涵是独自享受才具有最大价值的，个性和自由，私人所瞩目的范畴和个人主义不在一个层次上具有可比性。健康个人主义的心理缺失，归根结底缺失的是个人人格的现代性。换句话说，只要有一天我们还不能去除计较心理，则人的现代化还遥远无期。其次，计较之心理行为习惯和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文化”是一体两面、息息相关的孪生体。计较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性格，它的恶果是造成人格的猥琐、气量的狭窄、心理的阴暗，整个族群都在“过度社会化”中互相盯着，不仅仅人人没有隐私，更没有自由独立的余地，互相模仿和互相警惕成为被“集体牢狱”在精神上拘禁的人，无论你处身于公共场合还是独处一室，你的眼睛仿佛都可以看到许多人在打量着你，也警戒着你，于是你不由自主地紧张、拘束，像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凡出手做事都担心自己所做的不如别人，也担心别人的评价，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首鼠两端。一遇矛盾便一触即发，甚至立即上升到仇恨的境地，应该说是时刻警惕的计较心态作的祟。我认为，中国人之间的不够友好、缺乏互助精神和不愿妥协性合作，容易激化矛盾，争吵不休，折腾，都是过度计较的必然结果。
我们能够不计较么？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大可能改变，这既是国民性格，更是制度因果问题。比较和计较是中国人活着的一种乐趣，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心理寄托，这是存在和成就的可感性具体坐标，有了它，性格里的雄性激素和雌性荷尔蒙才会汩汩溢出，生活才有意义；没有它，就不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层次和环境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主义精神和独立境界的愿景，不期待健康的个人主义文化，将永远失去自我衡量的标准和自我评价的价值观，这个心离开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永远只会在紧张的人际关系网里纠缠。另一方面，国家需要一种过度计较的制度，来获取善于管治的便宜，同时以此一次次激发国家整体政绩的动力。把所有人的精力花费在内耗与互相折腾的时间、精力和狭窄的空间中，只要你们总是在互相计较着，那么就不会向社会要求自由、民主和公平了，党国由此可以长治久安。所以，你问：我们能够不计较么？先质疑你自己吧。
唯精神自足、自立并自强者，可以走出斤斤计较的牢笼。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