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很多社会学者都在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毒品，使人们对其产生严重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将导致现实生活中人际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同时也会对人们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学者们呼吁人们尽可能的减少使用互联网，重新走进现实生活，并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对此，国外科技网站TheVerge撰稿人鲍尔·米勒(Paul Miller)就用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当一个生活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人离开了互联网，他的生活将会发生何种变化。鲍尔·米勒(Paul Miller)在经历了一年的脱网生活之后，重返互联网。
他表示，开始脱网最初的几个月，生活出现很大变化，变得更加积极。但随着时间的深入，自我的最恶面显现，好的习惯被抛弃，恶习出现。米勒表示，互联网并不是个人诉求，而是集体互动的产物，不能自己的问题而去责怪互联网或是任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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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网站TheVerge撰稿人鲍尔·米勒(Paul Miller)在经历了一年的脱网生活之后，重返互联网。他表示，开始脱网最初的几个月，生活出现很大变化，变得更加积极。但随着时间的深入，自我的最恶面显现，好的习惯被抛弃，恶习出现。米勒表示，互联网并不是个人诉求，而是集体互动的产物，不能自己的问题而去责怪互联网或是任何环境。
互联网工作者一年脱网感悟：生活变化很大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我错了。
一年前，我告别了网络，那时的我认为，互联网毫无意义可言，降低了我的工作效率，并且“在腐蚀我的灵魂”。
我上次“上网”、“查邮件”或“赞”距今已有一年时间。我竭尽所能保持“断网”状态，正如我所计划的那样。我脱离了互联网。
而现在我想要告诉脱离互联网是如何解决我所有的问题的。我本就应该如此文明。现在，我应该更加的“真实”。更加完美。
虽然现在已经晚上8点，但是我却刚刚起床，我睡了一整天，被8封朋友和同事发给我的语音邮件吵醒。我去咖啡店吃了晚餐，看了一场尼克斯队的比赛，还有两份报纸和一份《纽约客》杂志。现在，我在看《玩具总动员》，并且会时不时的看一眼文档的中光标，希望文档可以自动生成，希望奇迹显现。
在我这一年的“断网之旅”的最后，我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2012年初，当时我26岁，但却倍感疲惫。我希望能够离开现代社会，获得一小会儿清静。不停有新邮件出现的收件箱，如洪水泛滥般的网络信息，完全将我淹没，让我丧失理智。我想要逃脱。
我觉得，互联网对我们人类，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一种反常状态。或许我“添加”过多，导致我无暇处理，又或者我太过鲁莽而不能更好的现实我对互联网的使用。从我12岁时起，我就一直在不间断地在使用互联网，而且自我14岁起，我便开始靠互联网营生。我从一个报童，变成了网页设计师，又在10年内成为了一名科技写手。除了无处不在的连接和无止尽的信息，我完全不了解自己。我在想生活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或许，“真正的生活”正在网页浏览器的另一边等着我。
我本来的计划是辞掉工作，搬去父母那里，读书写书，好好享受我的空闲时间。只需要一个动作，我就能够在青年危机到来之前解决所有问题，我会找回真正的鲍尔，远离喧嚣，完善自我。
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The Verge希望我能够有偿“脱网”，我可以留在纽约，分享我的发现，将我的“脱网生活”写出来，为网民们“点缀智慧”。
作为一名科技写手，我的目标是找出这些年来互联网对我的影响。为了弄清互联网，我对其进行了“远距离”研究。我不能只是让自己更加升华，我要帮助所有人提升。只要我们搞清楚互联网是如何服饰我们的，我们最终就能够进行回击。
2012年4月30日晚上11点59分，我拔掉了网线，关掉了路由器，把我的智能手机换成了最简单的一款。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自由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成为了6万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一员，涌进纽约市的花旗球场(Citi Field)，听全球最受尊敬的拉比(译者注：犹太人对有学识人的尊称)讲述互联网的危害。在体育场外，我被认认出来了，他当时正谈论着我所写关于离开互联网的一篇文章。他看到我非常兴奋，我选择避开互联网，而原因正如他的宗教信仰对于现代社会所发出的众多警告相同。
“它(指互联网)再重新设置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感官。”一名拉比在集会中说道，“它毁掉了我们的耐心。它让孩子们变成了‘点击机器’”。
那位我在会场外认识的新朋友鼓励我尽可能地利用好我这一年，“停下来，闻闻花香。”
这一切将变得令人惊奇。
我曾有梦
所有的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开始。我确实停了下来，闻到了花香。我的生活充满了意外：现实生活中的会面、飞盘游戏、骑脚踏车还有希腊文学。我的小说已经写了一半，几乎每周会向The Verge交一篇稿件，我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在“脱网生活”刚刚开始的某个月里，我的老板还曾小小的抱怨过我写的太多了，而这种情况以前没有甚至从未出现过。
我不知不觉就瘦了15磅(约7公斤)，为此我还去买了新衣服。大家都在说我看起来气色很好，很开心。我的理疗师还曾为此自夸过。
我觉得有些无聊，有些孤单，但是我发现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在去年8月的时候写道，“正是因为无聊和缺少刺激，才促使我去所以写我真正在意的事，比如写作和与他人相处等。”我很确定，我明白了所有，并且告诉了每一个人。
我的头脑清晰，注意力扩大。在脱网生活的头一两个月，只读10页的奥德赛(The Odyssey，古希腊史诗)对我来说犹如长征，但现在，我可以坐在那里读100页，如果内容不难，而且我真的看入迷了，几百页也不在话下。
我学着去领会那些冗长博文的中心思想。远离互联网文化让我的想法能够像新方向扩展。我感觉有点不一样，有点怪，但是我喜欢。
若没有丢掉智能手机，我不得不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与人交往；若没有持续不断的分散注意力，我会不断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我再也不能通过Twitter与他人进行互动，我得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他们。我的姐姐一直在尝试跟我谈话，而我则总是一边对着电脑，一边听她说话。而现在，她喜欢我跟她说话的方式。她说我没那么疏远了，更关心她的健康。其实就是说，我不再那么混蛋了。
另外，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否有关联，但是看《悲惨世界》的时，我哭了。
这样看起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的假设是正确的。互联网让我远离真实的自我。我要拔掉插头，寻找光明。
重返现实
当我离开互联网时，我期望我的日记中记录内容是这样的：“我今天用了纸质地图，真好玩！”，或者是，“纸质书？是什么东西？”，亦或是，“谁有离线版维基百科借我用用？”但事与愿违。
大多数时候，脱网生活的这一年里，所有的实践性环节都“悄悄的走过，没留下一丝痕迹”。我的方向感帮我在纽约找路，我买纸质地图是为了去其他地方。而且，纸质书的感觉真的很棒，买机票我也不会货比三家，我只需要打电话给达美航空，有什么就买什么。
事实上，无论有没有互联网连接，我所学到的大多数实行都是可以实现的。即使不是成年累月的上网，你要也知道你的姐姐是有情感的。
不过，最大的改变还是邮寄信件。我有了一个邮政信箱，看到信箱里塞满读者来信的那种愉快地心情，我无法形容。这是实实在在的，是电子卡片无法比拟的。
一个姑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件书写整齐，字体也很可爱。她在信中写道，“谢谢你离开互联网。”这不是辱骂，这是称赞。那封信对我极为重要。
但随后，我感到有些难过，因为我从来不回信。
之后，由于一些原因，去邮局这件事都变成了一项工作。我开始惧怕这些来信，甚至开始憎恨。
结果，一周十几封的来信几乎与一天上百封邮件一样，几乎将我淹没。这与我之前的生活几乎如出一辙。无论我上网与否，读一本好书都还是需要动力，出去和人们闲逛也需要勇气。
到2012年末，我又学会了一个新的错误脱网生活方式。我放弃了那些积极的离线习惯，发现了新的离线恶习。我开始转向被动消费和社交恐惧，而不是将无聊和缺少刺激转化为学习和创造。
一年里，我并没有经常骑车，我的飞盘也落满了灰尘，多数时间我不会和人们出去闲逛。沙发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把脚翘在咖啡桌上，玩着视频游戏，听着有声书。我选择了《无主之地 2》(Borderlands 2)和《滑板 3》(Skate 3)这种无脑游戏，脑子里边想着有声书的内容，边漫不经心的打游戏，而有的时候大脑则是空白一片。
需要他人的人
所以，没有互联网，道德选择也没有太大区别。地图和离线购物这种实际的事情，并不难适应。人们总是愿意只因你去正确的方向。但是没有互联网，想要找人就很难了。打电话要比发邮件难得多。发信息，在SanpChat上发照片，或者进行FaceTime通话，这些都要比送某个人回家要容易得多。不过，这些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最初克服了，只是没有持续很久。
想要说清什么发生了变化，这很难。我想，最初几个月之所以感觉那么好是因为，我觉得我离开了来自互联网的压力。我获得了真实的自由。但是当我停下来回想“我不能使用互联网”时，离线生活就开始变得黯淡无光，而我最糟糕的一面也开始显现。
我会连续几天待在家里不出门。我的手机会没电，谁都找不到我。有时连我的父母都懒得去管我是不是还活着，或者让我我姐姐来公寓看我。在网上，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确定我依然活蹦乱跳，方便我与同事进行工作，让我很容易就能够接触到社会。
很多人都在嘲笑“Facebook好友”这个虚概念，但是我要告诉你，“Facebook好友”聊胜于无。
我最好的远距离好友，多年来，我们每周都会通话，但是今年他搬去了中国，自那以后我就没能跟他通话。我在纽约最好的朋友渐渐融入了自己的工作，而我则未能继续维持我们之间的互动。
我感觉，我无法融入生活。
讽刺的是，今年3月，我参加了纽约的一个会议，名为“论网络”(Theorizing the Web)。大会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研究式论文，内容都是关于现实的定义和后数字时代的女权主义等。最开始，我有点自鸣得意，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纸上谈兵，互联网的定义充斥于万物，而我自己就体验到了生活的不同。
网络理论家纳森·哲根森(Nathan Jurgenson)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我与他交谈时，他指出，虚拟世界中有很多“现实”，而现实生活有很多“虚拟”。当我们打电话或用电脑的时候，我们仍是活生生的人类，占用着时间跟空间。当我们在某个旷野嬉戏，远离电子产品，互联网业仍在影响着我们，比如“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该发条推文？”
我的计划是离开互联网，借此找到“真正的”鲍尔，与“真实的”世界接触。但是真实的鲍尔和真实的世界早已与互联网紧紧相连。并不是说没了互联网我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同，而是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
家庭时间
几个星期前，在我的兄弟被美国空军派往卡塔尔之前，我去科罗拉多州看望了他。他的孩子刚刚出生5个月，名字叫卡西亚(Kacia)。
我与我的兄弟呆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便和他一起去了机场。他和妻子孩子吻别的时候，我看呆了。他的离开看起来似乎并不公平，对这些孩子来说，他是个英雄，让他与他们分离6个月，这件事让我厌恶。
我的同事乔丹和史蒂芬和我在科罗拉多见了面，准备一起经历一次公路旅行，返回纽约。在我们离开之前，我花了些时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并尽我最大努力帮助我的弟妹，做一个超级舅舅。
不过，我们必须要走了。在回纽约的路上，乔丹和史蒂芬问了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对自己太严苛？”是的。“这一年成功吗？”不。“当你重返互联网时，你想做什么？”我想为其他人做点事情。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能因为我的问题，而去责怪互联网或者任何环境。我有太多与离开互联网之前相同的优先事项，比如家庭、朋友、工作和学习。而且，我也不能保证当我重返互联网时，我会继续和他们在一起，说实话，或许不会。但至少我会知道，这并不是互联网的错。我知道谁将为此负责，而谁可以纠正这个错误。
两周后，我会重返互联网。我感觉很失败，我觉得我又一次选择了放弃。但是我知道，互联网才是我的归属。
2013年5月1日凌晨0点
我读了很多的博客、杂志文章和书籍，内容都是描述互联网是如何让我们变得孤独、愚蠢或者又蠢又孤独，而我开始相信这些内容了。我想要找出互联网“对我做了什么”，所以我能够回击。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个体需求，它是我们与他人互动的产物。互联网是人们所在之地。
在科罗拉多州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5岁的侄女坐在一起，尝试向她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她从来没有听过“互联网”这个词，但是她用起Skype来却是得心应手。我问她，有没有奇怪为什么我这一年都没有跟她Skype？她说有。“我以为是因为你不想。”她说道。
我眼中含泪，给她画了一张图，告诉她什么是互联网。图里画着由各种线连接在一起的电脑、手机和电视。这些线就是互联网。我画上了我的电脑，画了一根线，然后擦掉了那根线。“我一年没有使用互联网，”我对她说，“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又能跟你Skype了。”
当我重回互联网只是，我或许无法得心应手。我或许会浪费时间、分身，或者点错链接。但是，我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总结或者写一部伟大的美国科幻小说。
但至少，我将重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