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经济治理理念初露端倪编辑本段回目录
时至2013年6月25日，李克强这个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高材生掌舵中国这艘经济航母正好100天，盘点新总理百日治理经济的理念和思路，可以清晰地展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
2013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成为新中国这个13亿多人口大国的第7任总理。时至2013年6月25日，李克强这个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高材生掌舵中国这艘经济航母正好100天，盘点新总理百日治理经济的理念和思路，可以清晰地展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李克强年轻时在农村插队，当过大队书记，饱尝农民生活的艰辛，积累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1993年至1998年期间，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学习经济学，打下了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形成了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独到的一些见解。
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的论文，分析了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认为中国不能从二元结构直接进入一元结构，而要经历三元结构的过渡阶段，走三元化道路是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三元经济结构才能最终演化为一元结构。而促进三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
因此，就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的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使已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城市转移。要促成这一转变，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解决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过低问题，逐步实现工农业基本产品的等价交换，国家也应增加农业投入补偿其利益损失。
李克强最后强调，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合理分工、平等竞争的基础，从而形成新的协调机制。三元结构才能顺利向一元结构转换。
李克强的“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思想，当时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论文获得了1996年度(第七届)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8年，李克强以《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为题写作博士论文，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依法管理经济
李克强既熟知国情，又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理论知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道路曲折。因此，他上任百日，初步形成治理经济理念。
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依法管理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才有前途。因此，李克强在不同场合表达对法治的尊重。在他看来，管理经济要依法办事，推进改革要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
按经济规律办事
长期以来，很多领导人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拍脑袋决策，造成很多失误，交了很多学费。早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李克强就提出了“克强指数” (Li Keqiang Index)，即通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 三种经济指标，来研判经济发展状况，2010年被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推出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
担任总理后，李克强在不同场合举行座谈会、召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针对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外贸、固定投资增速都在下滑的明显迹象，新一届政府在近3个月时间里并没有释放较大的经济政策调整信号。
5月13日，李克强说，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进入6月以来，银行开始闹“钱荒”，有人希望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救市”，但是央行并没有施以援手，拒不“放水”，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放水”的惯性期待。
6月8日，李克强再度要求“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6月19日，国务院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推出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等八项金融新政。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
这是李克强一个多月中三提“盘活存量资金”，央行拒绝救市，以金融之手，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正是李克强按照经济规律，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力保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此举令金融界普遍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金融新政和货币思路已初现端倪。
6月1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提出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多管齐下，科学施策，确保防治工作早见成效。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多次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简政”是李克强获取“改革红利”的第一步棋。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涉及铁路政企分开、卫生计生整合、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李克强领导国务院将《方案》分解为72项任务，各部门责任明确。
李克强说，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也是简政放权。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克强说，这次机构改革是新一届政府要办的第一件事，要限期完成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绝不能“换汤不换药”。
在3月15日上任的首场记者会上他回答了11个问题，多涉及改革方略和新一届政府施政目标。李克强表示，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作用，方案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保护投资者。
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正式上班第一天，李克强主持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内容是加快推进机构改革，落实任务。
3月29日，李克强在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看来，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
5月6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等9个重点领域加大改革力度。
3个月内按计划完成“简政”任务，本届政府内“放权”目标实现近3成。有媒体评论，这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一剂“良药”。
接着，李克强快马加鞭、按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实施“放权”。在温家宝总理的两个任期里，国务院曾经分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497项。李克强就任总理时，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
他认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是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并要求各部门按季度列出工作时间表，简化程序，限时办结，承诺本届政府要再削减1/3以上。
4月24日，国务院第一批取消71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6日，再取消和下放61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事项。
上任100天，李克强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164项，他曾经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取消和下放近600个项目，已经完成近30%。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之后，“跑部钱进”现象能减少，国务院各部门的重心将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
重视民生改善
李克强上任100天，大量的时间在走基层，访民生，亲民务实。从震区到疫区，从婴幼儿奶粉到大学生就业，李克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努力编织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
上任之初，李克强就想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张网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动情地回答记者说，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
履新刚满一个月，李克强就遇到考验。4月20日，四川芦山发生7.0级地震，国务院启动抗震救灾一级响应。5个小时后，李克强赶往灾区。因为公路不通畅，李克强搭乘运送救灾物资的直升机飞往震中。
在救灾面前，李克强没有把自己当主角。志愿者运送帐篷支架，李克强闪到一边让路他们先走。他不止一次地问救援人员瓦砾下是否有幸存者。入夜了，李克强打着手电筒部署工作。凌晨两点，他休息的帐篷灯光还亮着。第二天，他面容憔悴，声音沙哑。他在灾区经常安慰伤员的一句话：不用担心，政府会管您的。
灾区从四川回来，他又去考察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防控工作。5月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建立最要个的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监管制度。5月13日，在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要求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绝不容许在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
6月初，吉林、福建又接连发生重大死伤事件，每一起事件，李克强都有批示。
“六一”前一天，他开会研究了婴幼儿奶粉质量问题。会议提出5项措施，提高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水平。6月16日，国家九部委推出婴幼儿奶粉新规，缓解国产奶粉的信任危机。
6月17日，李克强到审计署调研的时候叮嘱，用到改善民生上的钱决不能变成“窟窿”，防止群众的“保命钱”、“活命钱”被挪用甚至被贪污。
6月2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将棚户区改造等作为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调整优化投资安排，压缩一般性投资，集中一部分资金重点加强对这些方面的支持，把钱用在“刀刃”上，引导、带动信贷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
6月28日在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批示，医改事关民生福祉，也是民心所向，要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要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向深化改革要红利，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
治理产能过剩 发展实体经济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竞争力的高低，实体经济是关键。现代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虚拟经济发展起来的。因此，发展实体经济是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重点关注的。
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表示，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现象。
6月8日，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表示，要分门别类抑制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
光伏产业作为中国经济“升级版”中新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光伏产业自2012年起就面临着包括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决定着中国150多家光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命运。在这场光伏产业的“保卫战”中，作为总理的李克强一开始就十分关心，并亲自做了很多关键性工作。
5月26日，在访问德国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李克强指出，今日欧盟拟对华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对保护本国经济上的“强硬”作风。
从欧洲归来后的6月3日晚，在和欧盟主席巴罗佐通话中，李克强坚定地表示，如果欧方执意采取制裁性措施，中方必然要反制。媒体称，这是中国政府高层第一次对欧盟明确传达反制裁的强硬态度。
李克强不仅向欧盟表达反制裁得强硬态度，还为光伏产业支招，鼓励“启动国内市场”，为正在遭遇困难的中国光伏业“打气”和“支招”。6月7日，李克强来到河北省考察时，专门到光伏企业实地了解企业经营中的困难。
他表示，当前中欧谈判成效是有的，但谈判没有结束，我们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企业挺过两个月。在考察环境监测的同时，李克强造访了邢台一家光伏企业。他对企业负责人说，“困难是暂时的”，他希望“企业和政府一起做好工作”，除了稳住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启动国内市场，培育光伏产业的的国内需求，消化产能，助推能源产业升级。
6月14日，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6项政策，扶持光伏产业。他还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10条措施，提出“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环境生态结合起来”。这一举措，正是对光伏产业“启动国内市场”的鼓励和支持，为“外患重重”的光伏产业，指明了新发展思路。
正是因为李克强总理的强硬态度和中方的努力，中欧谈判取得成效，6月4日，欧盟作出初裁决定，在最后一刻将临时反倾销税从47.6%下调到11.8%。这一结果来之不易。
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李克强将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关注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
农业对李克强来说并不陌生，在上大学之前他曾经在农村插队，还担任过大队书记。在地方主政时，他也经常到田里，“抓一把，就知道土壤墒情如何”。
就任总理后，在他眼中，农业已不仅是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他更关心怎样以农业现代化来支撑新型城镇化。李克强的思路是：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
3月27日，春分刚过。李克强开始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调研，首站选择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专程考察小城镇规划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面积仅19.3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万的新桥是江阴最小的镇，但却是江阴乃至江苏城镇化的样本：农民上楼成为工人，集中居住率在80%以上，80%以上的农民成为现代产业工人。
李克强说，小城镇建好了，会比大城市生活更方便。他高度肯定了新桥镇的“三集中”，反对人为“造城”，认为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进城农民能就业创业，生活才会更安稳，城镇化才能扎实。
现代化农业是李克强的另一兴趣点。在常熟的家庭农场，李克强说，通过股份合作、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现代农业是大方向，适度规模经营对新型城镇化会形成有力支撑。
4月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推动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国务院确定黑龙江先开展试验。按照国务院的部署，综合配套改革包括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探索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模式等9项内容。
只要是在农村走访，李克强就喜欢到田里去看看。在常熟，他察看了麦苗长势，3个月后，他又到邯郸考察麦收。
6月7日，天气闷热。李克强拔起一棵麦穗搓下麦粒，看到颗粒饱满，他露出了笑容。他说，希望“颗粒归仓”，“吃饱了才能心安”，“让天下心安”。
彻查楼堂馆所 打造“廉价政府”
3月17日，李克强在履职总理后的首次答记者问时，表示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就削减政府开支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务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3月26日，国务院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专门邀请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副书记赵洪祝参加。李克强表示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以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权力，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
财政部4月18日公布的“三公经费”数据，证实了李克强的决心。与去年预算执行数相比，2013年本级预算“三公经费”减少了1.26亿元。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紧急通知，对各地、各部门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通知表示，坚决遏制违规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现象。通知下发后，省级政府组成部门、地市级政府都开始清查。
6月17日，李克强到审计署考察，他要求审计用“火眼金睛”看好国家钱财，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和审计署工作人员座谈时，李克强又提出了“约法三章”，他要求对各地方、各部门的“三公”等行政经费使用情况加强专项审计，切实纠正违规行为，坚决制止新建或变相购建办公楼。政府过紧日子，把钱花在刀刃上，还要“看好钱袋子”。实际上是要打造“廉价政府”，这符合人民利益。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在3月17日李克强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
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3月底在考察江苏、上海时，李克强同意并推进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经济增长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李克强到河北考察时，提出加快环渤海一体化建设，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新引擎。
李克强多次强调，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治理理念初显
新总理履职百日，如履薄冰，已经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初步表现出了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治理经济理念：
务实，正如他自己所说，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改革，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廉洁，建设廉价政府、廉洁政府，个人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科学，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治理环境，不能欠新账，加快还旧账。
李克强治理经济表现出了三个特征：以短痛换长痛；以短期GDP换增长方式转型；以改革红利换粗放投入。未来中国经济按照这种思路持续发展，“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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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从朱镕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作者龙志安(Laurence Brahm)把朱镕基的经济管理思路总结为“受管理的市场化”。龙志安说，“朱镕基的背景扎根于国家计划。他同时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工具和市场经济的古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对其中的理论冲突没有不安，使用这些显然是对立的经济杠杆机制，指导——有时是强迫——中国的转型经济走上市场道路。”
朱镕基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十余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是中国真正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期。1990年代初期，处理经济过热；1990年代末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朱镕基几乎成了救火队长，他的任务自然是确保这一经济转轨进程的顺利推进，解决转轨过程中遭遇的内外部挑战。转轨是困难的、复杂的，绝不是想象当中那样一放了之，一卖了之。转轨的过程也是处理各种矛盾，兼顾各种利益的过程。
每一代领导人的施政思路都与其教育背景、个人经历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任务。与朱镕基时代相比，今天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新的中国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朱镕基时代的改革，是以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而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则需要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政府调整利益，市场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增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果，资源配置是因；存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因，资源配置是果。而中国国内利益再分配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受益或受损。
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时代的改革一样，殊为不易。实现上述目标，政府的施政思路需要从受管理的市场化向全面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转变，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变。说到底，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从目前中国领导人言论、行动及关键岗位人员任用（用循吏而非用清流），我们大致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强化市场，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而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实现强化市场之目标，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不是代替市场中的主体去创造财富，而是要创建现代市场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外部制度条件。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公共和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国家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良治”(good governance)。
放松管制，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放松管制，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市场，必须要放松管制。李克强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宏观调控是朱镕基经济学的重要关键词，而李克强更多强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当然需要修路架桥盖房子，但更是改革的总抓手，是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土地开发方式必须改变，继续掠夺农民的开发方式不可持续，社会成本太高。破除户籍制度，至少是逐步解决部分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城乡统筹，让进城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李克强提出的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放松管制，同样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上，即中央向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先行先试。这就需要调整当前的分税制，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改善供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改善供给，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将会继续推行。中国的减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收入增长下滑，投资型政府的角色会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可能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固然重要，但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解决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与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张的削减社会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制度需要更加完善，保障基本民生，编织覆盖全民的安全网。过去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受益于行政垄断和价格管制，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超常规发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发展及其成就，这也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结果。改革国有部门，富人向穷人让利，打破利益阶层固化，实现要素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市场化，激发民间活力，避免剧变或革命，成败在此十年。
李克强经济学类似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也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特点，但又极具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应该成为迟滞改革的托词，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背景，承认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现实，学习借鉴管用实用的经济学理论，达到预设的目标。李克强经济学并非重起炉灶，仍然是在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进。
十五年前，朱镕基在当时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我想，这种思路，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观念来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借用这个框架，今天的中国，恐怕同样也需要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实践李克强经济学。（来源：彭博商业周刊）
撰文/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
“克强经济学”背后的改革逻辑编辑本段回目录
最近，由巴克莱投资银行提出的“克强经济学”概念在网络上引起各路经济学家与市场分析人士的热议。
多数观点认为，以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克强经济学”是当前改变中国经济重疾缠身的灵丹妙药，尽管改革会承受一定的痛苦，但长期回报却是无法计量的；也有少部分人认为，中国学界可能陷入了盲目迷信改革的怪圈，对财政刺激的理解出现偏差。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规模为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与此同时，辅之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虽然挽救了危机的蔓延，使得中国经济平稳回到增长轨道上来，但因其产生的副作用使得市场对这项政策的对错得失至今仍存争议。
也正是因为对这个政策的争议，才引出了今天关于“克强经济学”的一些讨论。反对“4万亿”政策的一派认为，以财政和货币刺激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不但不能熨平经济周期，反而会起到加剧震荡的作用，只是有些副作用并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因此，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克强经济学”中不刺激、减杠杆的选项是十分正确的。
而另一派则认为，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学界对刺激经济的厌恶可能已经陷入了盲目程度。虽然中国当前可能已经不再有增加刺激性支出的空间，但如果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财政刺激获益，而减税就是一个方法，提高民生支出又是一个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虽然各路经济学家对“克强经济学”存在分歧，但实际上这种分歧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他们都认同，过去由政府支出推动投资的发展模式确实已经难以为继。
如果说这种共识已经达成，那么“克强经济学”就已经发挥了其应有的效力，至于它到底归属于哪个经济学派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改革所遵循的理论，说到底，还是离不开老一辈改革家那句“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理解“克强经济学”的三大误区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以为是打击“影子银行”
有研究机构表示，打击影子银行是克强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影子银行扩张比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速度还快，影子银行依赖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任其膨胀，可能会把经济搞垮。
笔者认为，所谓影子银行，实际上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通过银行理财产品提供了比传统银行业务更高的所谓“存款利率”。同时，由于资金追逐融资项目，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据美银美林估计目前影子银行规模约20万亿)，对融资项目资金供应的增加，客观上也平抑了较高的融资利率。当然，由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金融资源的占用，使得部分流动性未能直接流入实体经济，在资金供需方面有一些失衡。
但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是利率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中间产品，将克强经济学解释为打击影子银行，是对克强经济学的误读。
李克强总理在访问瑞士时，在瑞士经济金融界人士午餐会上讲道：“…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稳步推进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克强经济学本身，是支持利率市场化的，对于影子银行这一利率市场化产物，不是打击，而是规范其发展，促进其发展。从郭树清在证监会的一系列改革动作来看，证监会允许券商、基金资管业务的开展，实质上就是支持了影子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影子银行业务的壁垒，为进一步开放影子银行、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其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一方面是通过开放牌照资源，降低影子银行业务交易费用，一方面，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避免其占用过多金融资源。
二、以为是“去杠杆”
“去杠杆”论指出，中国的信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约200%。以信贷增速(20%)和GDP增速(10%)的发展水平来看，去杠杆迫在眉睫。央行采用克强经济学的表现，就是通过提升短期利率水平，逼迫杠杆高的部门降低负债。
笔者认为，克强经济学并非单纯的去杠杆。就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总体水平来看，根据社科院李扬的研究，我国总杠杆率2005年为150%，2006年为148%，2007年147%，2008年为146%，2009年为176%，2010年为184%，2011年为186%，2012年为194%。虽然总杠杆率有增大的趋势，但就国别来看，还算较为安全。
例如，1989年日本总杠杆率为237%，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总杠杆率为224%。跟危机前的日美比，我国总体杠杆率并不高。将克强经济学单纯解读为“去杠杆”，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全社会融资总量下滑，信贷供应不足，造成实体经济利率攀升，压缩企业利润，经济有进入通缩和硬着陆的危险。
笔者认为，是否去杠杆，要按照经济的不同组成部门来看。需要去杠杆的，是获得资金较为容易的体制内部门，比如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些机构因为取得资金容易，利率较低，普遍负债较大，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沉淀了许多存量信贷。2009年以来，虽然我国货币发行量剧增，但大多流向了上述两个部门，导致资金供需市场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方面，是体制内部门即使有许多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项目，却依然能够获得大量廉价信贷；一方面，是体制外实体经济民营经济需要信贷支持，却从银行或影子银行难以获得贷款。
上述情况让人很容易想起19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资金价(1237.00,2.10,0.17%)格，即利率，在体制内外定价不一致，产生了大量的制度套利机会。所谓制度套利，在这里就是指超宽松的流动性在各种制度间隙中空转，采用“钱生钱”的模式，赚取利差，造成虚拟经济的繁荣。
克强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体制内部门去杠杆，同时，帮助体制外部门加杠杆，总体杠杆平衡稳健，只进行结构调整和存量调整，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
三、以为是“休克疗法”
通过对上述两个误区的解读，我们自然得出第三个结论：克强经济学绝对不是休克疗法。巴克莱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克强经济学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在那之后，中国经济应能迅速反弹。
我们回忆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赴江苏、上海调研考察时，在上海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总理曾提到，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搞好宏观调控，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从来都是注重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不会让国民经济出现大幅波动。因此，克强经济学依然沿袭了这一风格和中国特色，不存在经济增速陡然下滑然后再恢复至7-8%的政策目标。
短短三段话还不足以窥见克强经济学的全貌，笔者认为，随着克强经济学在应用领域的逐渐展开，资本市场将逐渐适应其“新常态”，自动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将在经历一段小幅波动后，重新找到新的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向小田，生于湖北省西南部。他的作品风趣幽默不拘一格，深受人们所喜爱。)
李克强经济学受关注:改革魄力唤起朱镕基时代记忆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王红茹 李凤桃 姚冬琴 王山山 刘砚青 实习生 吕立夏 | 北京报道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巴克莱认为，李克强已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出这个判断，是在政府“铁腕治理”了今年6月爆发的所谓“钱荒”之后——央行并未像以往一样，立即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一些流量，以缓解资金短缺，即商业银行渴求的“放水”。
事实证明，即使在过去的3个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新一届政府还是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减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回忆起他曾主管的加工贸易不无唏嘘。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的1.2亿农民工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的出口。但中国出口如今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前5个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长，离我们制定的10%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全年能否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期待着，但是很困难。”魏建国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因为前30年的模式不能支撑未来的发展了，必须调整前30年的模式。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有压力，市场有压力，银行也有压力，但有压力才能转型，没有压力是不可能转型的。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愿意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的经济减速的代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
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这的确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的权力超过了经济发展，这样会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在这个转型期，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驱动的模式上来。“因为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的消费总体上也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在其主政波兰期间，曾追求一种黄金(1237.00,2.10,0.17%)秩序，即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平衡了出口、进口，平衡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这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我们的经济最终要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然而，这种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从提出转型经济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新动力
当然，在过去的3个月里，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月底，李克强到江苏、上海考察时，同意并推进建立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时，李克强提出加快环渤海地区一体化建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新引擎。
“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仍让决策者心有余悸。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城镇化的弊端，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平常一般到11点左右就散会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组一直讨论至中午12点。城镇化实在太复杂，达成共识比较难。”
事实上，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迟迟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对城镇化的路径还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放权
对处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来说，怎么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认为，必须扭转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
她以近些年产能严重过剩的光伏、风电、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痛陈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这些产业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经国家规划，就变成了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政绩工程，于是全国若干个政绩工程出来，很快导致过剩。一些产能过剩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产能不仅在国内需求过剩，而且放眼全球我们这个生产能力也是过剩的。光伏就是这样。”
由于政府干预下导致的经济失衡，“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存量，GDP的总量，产能的总量，以及贸易的总量都挺大。要把我们的存量调整作为改革中最大的试点。”
然而，这么大的存量到底怎么消化、盘活，是个问题。
“怎么办？只有用时间来调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我们过去严重过剩的产能。”张燕生说。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仍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出大问题。”
霍建国同样将实体经济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给它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民间的内生动力发展欲望是很强的，若能动员发展起来将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么放权，民营经济怎么发展，怎么打破一些垄断，怎么使得金融机制能够为这些创业和中小企业服务。”
李克强上任之后，曾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1/3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放松政府管制也因此被学界扩大解释为“李克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从朱镕基到李克强
人们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诚如李克强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的改革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记忆。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掌管中国经济的几年间，朱镕基以其惊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气，克服内外部的矛盾和挑战，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最终将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转轨经济带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李克强和朱镕基一样，都接手了一个过度投资的经济体，都处于一个矛盾和利益冲突极其尖锐和复杂的转型期，并且，现在看来，他们都准备以短期的改革阵痛换取更长期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
但相比之下，李克强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分析：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管清友在回顾改革开放经济史的时候，以“三次闯关”来总结期间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内容是将实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改革闯关。第三次是当下正在进行的转型闯关。“目前观察，国务院所做的去杠杆、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会在中国经济史上成为第三次闯关。”
第二次闯关是由朱镕基主导完成的，而这一次闯关的大任则落在了李克强的肩上。“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管清友看来，“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一样，殊为不易。”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媒体报道，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同为改革者的他慨叹，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两千多年过去，中国步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和升级，寻找新引擎，成功的改革将推进中国经济步入新黄金时代，迎来一个民富国强的繁荣未来。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李克强在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深化境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稳步推进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李克强5月24日在瑞士经济金融界人士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李克强5月26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表示从里根-撒切尔革命到李克强经济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管清友
供给学派尽管声誉不佳，但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往往是挨骂最多的政策最为成功。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恰恰是实践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成为经济政策的典范。
二战之后，各国普遍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并取得空前成功。但从70年代开始，英美等西方国家意外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胀膨胀并存的“滞胀”（Stagflation）危机，令推崇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横空出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不仅使英美两国成功摆脱了滞胀，而且还开创了全球经济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根据经济学家拉弗的估算，1980年里根上台时美国私人部门的实际净财富存量（资产减去负债）大约为25万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5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人近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之前200年还要多。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管住“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放开“看不见的手”，这既不同于过度信赖政府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又和过度信赖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有显著区别。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沿着四条主线理解里根-撒切尔革命的逻辑。
第一条主线叫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即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他们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主张缩减政府税收和开支；推动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出售，撒切尔夫人任内对2/3的国企完成了私有化改革；同时着力放松不必要的监管。正如里根所说，很多情况下，“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损害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经济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政府不是自己做成大事，而是帮助人民做成大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同古典自由主义过度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在限制“大政府”的同时保留有限的“小政府”，里根将政府的职责概括为：“如果经济增长，对其征税；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对其监管；如果经济停止增长，给其补贴。”
第二条主线叫作“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一开始看上去很美，但最终却导致了严重的滞胀。问题的根源在于潜在产出水平无力承担需求的过度扩张，因此里根和撒切尔主张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通过提高效率来改善供给、带动需求。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工资法和工会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减免企业税和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改善商品供给；三是通过加快金融自由化改善资金供给。
第三条主线叫作“货币主义”（Monetarism），即通过稳定货币发行遏制通胀。凯恩斯曾说过：“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通货膨胀正是搞坏一国货币、破坏社会信用基础的杀手。1970年代，美国的年均通胀率超过7%，英国的通胀率则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20%。里根的重要智囊、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证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增长过快的结果。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采纳了他的观点，提出“稳健货币”（Sound money）的目标，通过减少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最低贷款利率等手段，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第四条主线叫作“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通过减税提高效率，以效率促进公平。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认为，公平应当作为目标，而不是手段。让穷人变富的最好方法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配有限的蛋糕。换句话说，促进公平应当更多的从初次分配入手，而不是再分配。为此，他们一方面大举减税，尤其是富人的个人所得税，里根任内将平均税率从70%大幅削减到28%，撒切尔也将最高税率从82%削减至40%，以此激发富人的创富热情，进而为穷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里根批评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演化为“提前预支的带薪假期”，撒切尔夫人也指责部分人把个人问题强加给社会，患上了“福利病”和“懒人病”。进入80年代之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大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动福利体系改革。
克鲁格曼曾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并未陷入英美当年的滞胀困境，但政府过度干预的问题却和三十年前如出一辙。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用一场思想革命将“大政府”送入历史。尽管国情有所不同，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一场发展思想的革命。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目的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也许多年之后，我们会津津乐道于“李克强经济学”。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