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2004年和2009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相继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均发生了剧变。其间，西方国家通过支持三国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些革命。时至今日，这三个国家的民主现状如何？是否达到了西方国家的预期？
近日，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布了由该机构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Orysia Lutsevych）撰写的报告--《如何完成一次革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公民社会和民主》。该报告评估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三国公民社会的质量，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和民主提出了建议。
首先，作者认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三国的公民社会仍很薄弱。报告中，作者对公民社会的定义是，一个让公民参与集体讨论和自我表达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众舆论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这个空间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独立于国家，并受法律保护。作者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三个国家的公民几乎没有影响政治发展的能力。公民与国家之间缺乏互动、各种关系网和腐败仍是其社会的主要特征。
随后，作者指出在支持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三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上，西方国家主要是为三国的非政府组织（NGOs）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促使其积极影响国家。因此，三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垄断了公民社会。然而，作者认为，由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形成了一种“非政府组织统治”（NGO-cracy）：即NGO组织的专业领导人利用国内决策者和西方资助人来影响公共政策，但他们与公众却是脱节的。非政府组织的专家被视为具有专业意见的个人，而非特定社会团体的代表。西方资金得以让非政府组织吸引优秀的人才，但他们的全职职员善于与西方大使馆和各种国家机关打交道，却不善于举行市民集会和接触社会大众。
再者，作者认为，新型公民社团更了解公民参与的运作方式及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诸如推特、Facebook等新型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在于传播思想和激励公民采取行动，且降低了公民所需承担的经济和个人风险。此外，社交网络还促成了更多非正式的、涉及面更广的团体的建立。因此，新型公民团体更会利用群众运动战略和社交网络在公共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影响国家和政治社会上，他们比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更有效。
从突尼斯到伦敦：Twitter的无差别挑战编辑本段回目录
E-战场
发端于突尼斯、埃及的新媒体革命，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疾风骤雨的快速阶段性胜利后，于利比亚、叙利亚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内在缺陷的第二阶段，又在伦敦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革命的本质特征正逐渐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对主权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无差别挑战。
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骚乱已经进入了第三天：由8月4日一名非洲籍男子被击毙为起点，8月6日开始有示威者上街要求“正义”，随后示威演变成为“骚乱”，并扩散到伦敦周边的三个地区。而根据最新的欧美媒体披露，示威者使用了黑莓手机和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工具作为主要的组织工具。执法部门官员说，他们在密切监控社交网站，看这些网站是否被用于煽动或组织暴力活动。黑莓生产商Research in Motion的一位管理人员说，这家加拿大公司向英国当局保证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协助。
如果真是这样，这说明利用社交媒体煽动骚乱的行动已经从“阿拉伯之春”那些国家转移到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街道上。稍微有点长期记忆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幕多少有点面熟。没错，就在2010年底2011年初，类似的一幕发生在了突尼斯，并迅速席卷了中东北非地区。当时触发问题的是所谓“小贩不堪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随即有媒体将其称为“推特革命”、“脸谱（Facebook）革命”或者“维基革命”，因为社交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与目前伦敦情况最大的区别在于，中东北非的事态发展被媒体称之为“革命”，而伦敦的事态，则被贴上了“骚乱”或者“暴乱”的标签。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冷战时期的那句名言“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自由战士”，已经解释了造成标签差异的原因：立场和利益的差异，对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就是“革命”；挑战自己利益的，自然就是“骚乱”了。这在利己主义盛行的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并不罕见。人们只需要有点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应该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由于时机、地点、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因素，伦敦的骚乱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重要的符号，承载着远比其表面更加深刻的意义。伦敦骚乱发生的时机非常巧：8月4日男子被枪击身亡，8月5日标普调低了美国政府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6日发生示威进而引发骚乱。这是一个很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巧合，两件事情看上去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联，但他们从两个方面折射出看上去繁荣兴旺的发达国家内部所隐藏的脆弱与矛盾。信用等级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而仅仅因为一个男子的死亡就引发大规模骚乱，折射的是社会分配等方面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将英国伦敦的骚乱和此前挪威发生的极右翼恐怖袭击事件相联系的话，那么其中可供玩味的深层意义就更加丰富了。
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消息显示，骚乱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量地使用黑莓手机、推特等移动互联网终端，以及社交新媒体组织实施行动，同时还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实时通过手机传送到社交网站上炫耀成果，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一如在突尼斯、埃及等地的“革命者”所做的那样。而另一方面，作为其主要对手的伦敦警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也会面临类似的新媒体的挑战，继续在使用传统的警用无线电系统进行内部指挥。但如何在社交媒体空间里与骚乱组织者争夺受众，传达信息，苏格兰场似乎还没有展现出相应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伦敦警方有关枪击事件的官方解释遭遇的是普遍怀疑，受害者家属更希望从其他信息来源找出“真相”。
从事发的原因、参与的群体、技术的基础、社会根源等角度出发，伦敦的事态发展可以看作是所谓“新媒体革命”的第三阶段：发端于突尼斯、埃及的新媒体革命，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疾风骤雨的快速阶段性胜利之后，于利比亚、叙利亚、巴林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内在缺陷的第二阶段，又在伦敦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革命的本质特征正逐渐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对主权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无差别挑战
尽管美国等国家尝试驯服新媒体技术作为为其外交政策与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但新媒体技术的扩散，以及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用这些新的工具谋求自身福利水平与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是没有实质性差别的。新媒体所具有的力量放大器、事件催化剂等功能并不会因为国别和环境的差异发生变化。任何国家内部在此前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都有可能被新媒体引爆，并以意外突发事件的发生为契机，构成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是无差别的，全体主权国家都面临着同等的风险，而相信在此次伦敦危机消退之后，更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原先笃定可以驾驭新媒体工具作为实现狭隘的国家利益工具的国家，会有更加迫切的冲动，来推动针对新媒体以及全球信息空间管理的国际合作。“Twitter革命”推翻摩尔多瓦共产党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9年4月6日晚，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执政的共产党人党在5日议会选举中以近50％的得票率遥遥领先。这是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自2001年首次上台以来赢得的第3次选举。
4月7日，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发生暴力示威活动，示威者不满议会选举结果，连续冲击议会大厦和总统府，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而Twitter网站为此次暴力示威活动提供了一个“小而强大”的平台。摩尔多瓦青年组织Hydepark、Think Moldova等几个非政府组织策划了此次革命，号召年轻人发起抗议。
在4月7日和8日的Twitter热门话题里，带有“#pman”标签的格外受关注（pman代指抗议地点、摩尔多瓦首都最大的广场“大国民议会广场”）。经过手机和互联网的酝酿和发酵，摩尔多瓦首都最终出现万人围堵总统府和议会大厦的场面，抗议活动最终升级为暴力骚乱。
为了控制局势，摩尔多瓦关闭电视台，但有Twitter用户写道：“虽然摩尔多瓦的电视台已经关闭，但我们有万能的互联网，让我们用它来和平传达自由吧！”有一些公司职员抱怨公司不准他们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只能发一些简单信息来要求自由、呼吁政府更迭。抗议组织者通过Twitter策划活动，政府官员也追着看Twitter，以求掌握事态最新发展。Think Moldova领导人之一纳塔利娅莫拉里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描述：“6个人，只用了10分钟的快速思考便作出决定，然后用数小时通过网络、博客、短信和电子信箱将消息传播出去……结果1.5万名年轻人走上街头。”25岁的米哈伊莫斯科维奇在事发当天一直通过Twitter网站对示威活动进行图文报道。第二天，他和同伴们通过Twitter网站向外传播消息时，还特地为消息制作了“#pman”的标签。当网络被切断后，莫斯科维奇就用群发短信的方式散布信息。
摩尔多瓦官方称，“Twitter革命”幕后推手就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正是索罗斯利用Twitter等网站，在美英看不顺眼的国家制造动乱。美国情报机构也参与了这次骚乱活动，HydePark等非政府组织网站还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文化和教育局的资金扶持。
就在摩尔多瓦反对派冲击议会大楼当天，一个名叫莫罗索夫的人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介绍如何通过互联网发动“Twitter革命”。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莫罗索夫是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负责传授如何利用互联网，在“封闭社会”推动民主运动，以推翻“专制政权”。这个项目涉及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叙利亚和泰国4个国家。他说：“我经常访问这些国家，以考察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推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随后不久，互联网研究机构、哈佛大学的博克曼中心发布了《社会媒体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角色》的报告。该报告称，在摩尔多瓦这样一个科技不发达的国家中，科技在抗议示威活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摩尔多瓦的这场骚乱被媒体冠以“Twitter革命”，不仅反映出因国家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内部分裂，更直接体现了新媒体在政治活动中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社交媒体引发新抗议 小抱怨引发大革命？ 编辑本段回目录
“各国总统、总理们当心了，世界正进入一个新抗议时代：公众任何一点小抱怨都可能演化为大怒火。”19日，美国CNN专栏作家吉提斯向各国政府发出这样的警告，帮他们读懂为何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巴西货币，约合0.9美元）能令示威蔓延到巴西全国。2013年6月以来，引发关注的土耳其骚乱和巴西抗议，都是由一点“小抱怨”演化成一场革命，且都是由社交媒体组织、发起，随后公众抗议浪潮再变大。
社交媒体引发新抗议 小抱怨引发大革命？
土耳其骚乱：总理怨推特 称其“不乏谎言”
6月，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市民抗议浪潮肇始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城市改建项目，当局将拆除城市中“仅存的”有茂盛绿荫环绕的休闲胜地盖齐公园，改建购物中心。这堪称2007年土耳其军方的政变威胁以来，埃尔多安当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由于土耳其国内媒体低调报道示威抗议活动，许多公众转向社交媒体获取和交流信息。这也让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大为发火，他曾经态度强硬地表示，示威者是响应了“愚蠢的社交媒体”，他认为“现在有个威胁叫做推特，那里不乏谎言。对我来说，社交媒体是我们社会的最大威胁”，并称示威者为“一群掠夺者”，他们单纯、头脑简单。
埃尔多安指责政客利用社交网络工具煽动骚乱，他声称“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坏的威胁”，强调外部势力染指内政，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6月7日，埃尔多安7日再次攻击“推特”，指责社交媒体散布谎言。
土耳其催泪瓦斯使土耳其变得“烟雾缭绕”
社交媒体组织和平示威演变成暴力游行？
据记者了解，巴西在20日举行的另一场全民大游行是通过社交媒体“脸谱”组织的，且记者在街头采访的公众都表示响应了“脸谱”参加游行。
这场20年来巴西最大规模抗议初期是通过社交媒体得到良好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和平示威。随着示威程度的增加，示威者的诉求已经不仅限于最初的公交车票价问题，更多的是表达对整个管理系统深深的愤怒和不满之情。银行、商店甚至麦当劳被抢，示威出现暴力苗头；政府安全部队即将进入举办联合会杯足球赛的五大城市，以防不测。
“巴西街头抗议怕是难在短期内结束了。”路透社说。在国际舆论中有人说，巴西人过着“西半球最欢乐、安逸”的生活，温和如他们现在都效仿土耳其人搞“街头觉醒”，说明从“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到困扰西方的“占领运动”、移民骚乱，各种街头抗议正借助社交媒体如病毒般在全球传播。英国广播公司说，当这么多人带着这么多诉求上街，政府的难处在于，该做怎样的选择。
社交媒体催生“新抗议时代” 巴西示威者中81%使用社交网络
“西半球没有人比巴西人过得更欢乐，更放松了。”英国《每日电讯报》说。而俄罗斯“专家”网站20日称，正因为巴西人以往是如此温顺，在这里发生大规模抗议才让人意外，这表明全世界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文章称，背后的原因是“阿拉伯之春”让全世界更多国家的公众明白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俄塔社称，就在土耳其和巴西陷入大规模抗议之际，19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也爆发万人抗议，反对现政府政策。
日本TBS电视台20日认为，社交网络才是当下激励公众抗议的一大因素。文章说，因为有了社交网络，每个人的不满都得以宣泄，这样原本一些可以忍耐的事情，因有人附和而变得不能忍耐，要是再有更多人感同身受就可以上街游行。社交网站点燃公众负面情绪，这一作用在土耳其和巴西都得以体现。有西方媒体报道说，巴西20万示威者中81%的人都是用社交网络。
巴西骚乱因公交车票价上涨
CNN专栏作家吉提斯说，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呼声获得了新动力。不太可能预测哪件事会在人们普遍积蓄的不满中找到燃烧材料，并点燃愤怒的火焰。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可能会驱散第一波抗议公众，但轻轻点击几下智能手机就能拍摄立即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并可能吸引更多的抗议人士。民主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公共秩序的合法需求与倾听公众的合理要求间寻求平衡。这种反应是将暴政与民主区分开来的标志。她还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抗议的新时代，看看土耳其和巴西就知道，任何一点小事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抗议。神一般的人物已经没有了，政府领导人也不能够用过去的方法来维护公共形象了。
或许是担心外界怀疑本国政府过度使用武力，巴西外长帕德里奥塔19日为政府派安全部队进入5座正举办联合会杯的城市辩护。他说相信巴西公众会和平表达诉求，派安全部队只为预防不测。他为巴西抗议给出了一种解释：罗塞夫和之前的卢拉政府令数百万人成为中产阶级，人们生活好了自然期许就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