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提升中国话语权首先需要解析话语权的生产机制。有关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政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国际政治学有关 “权力”理论的文献从国际社会的宏观语境出发，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形成 “对他人的控制”的; 语言学有关 “话语”的文献从微观视角出发，探寻细密的言语如何指涉出流动的意义; 社会学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话语权，运用语言学素材描写、解释社会行为。但这些文献都没有解释清楚话语权是如何流动和传递的。话语的流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从信息传播的中观视角审视，话语权由这样的机制生成: 信息需要从话语主体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能生产出话语权，“设置议程”和 “构建框架”是话语权生产机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
关键词: 话语权; 生产机制; 议程; 框架
基金项目: 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话语权提升战略研究》 ( 09CGJ002) ; 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吴瑛 ( 1977 － ) ，女，浙江宁波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随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中国的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台阶，然而，中国的软实力水平仍难与硬实力匹配。谋求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然而理论界对于话语权，尤其对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研究还非常匮乏，本文希望在此领域有所突破。
一、现有的话语权理论综述
(一) 国际政治有关权力的理论。在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研究上，国际政治领域有关 “权力”的文献从宏观视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权力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概念，也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吸引了从古到今诸多哲学家、思想家的关注，更是国际政治学家苦苦追寻的核心命题。
社会科学对 “权力” ( power) 的解释来源于哲学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以权力意志 ( will to power) 解释生命和世界，在尼采看来，“力的概念——我们的物理学家用它来创造上帝和世界——仍然需要完善，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志赋予它，我把它称之为 ‘权力意志’”［2］。权力意志是生命和世界前进的驱动力，是战胜、支配其他力的力量。尼采对生命“欲望”的理解是其“权力意志观”的基石。罗伯特•罗素是最早定义 “权力”的思想家，在他 1939 年出版的 《权力论》一书中，罗素认为权力 “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它是一个定量的概念，如果甲方获得许多有意的结果，而乙方却很少，那么甲方就比乙方更有权力”［3］。马克思•韦伯认为 “权力是处于适当位置的某一社会成员不顾一切排除阻力来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4］。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A驾驭B的权力达到这样的程度: 他可以让 B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5］。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 “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6］。韦伯、达尔以及摩根索等人的定义使得权力具有了强制性的内涵。关注权力的学者们不仅认识到了权力的强制性，长期以来，更是将权力看成是一种获得物质性利益的力量。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将物质性控制力的权力观贯彻到国际关系实践中。托马斯•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 “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7］。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物质性力量尤其是武力仍是权力争夺的最经常方式。与古典现实主义将人的本性看作是追求权力的根本动力不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点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肯尼斯•华尔兹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标，国家最核心的利益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对权力，他在承认武力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经济权力。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 “权力是国家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国家有两种权力: 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 ［8］。与现实主义相比，理想主义继承了胡果•格劳秀斯和伊曼努尔•康德的外事哲学传统，将世界舆论话语作为维持世界秩序的强大武器，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和伍德罗•威尔逊都突出了国际舆论在实现理想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与 “硬权力”相对的“软权力”概念。约瑟夫•奈将强制性权力与吸引性权力相分离，认为软权力是非物质因素产生的吸引力和认同力。硬权力的行为类型坐标是靠命令、胁迫、诱导等方式实现，其最可能使用的资源是武力、交易、制裁、贿赂。软权力的行为类型坐标是靠设定议程、吸引和吸纳的方式实现，其最可能使用的资源是价值观、文化、政策。与国外学者对软权力的关注相比，国内学者对软权力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对软权力一词的使用面却非常广。王沪宁是第一个对软权力有过评论的国内学者，1993 年他在 《复旦学报》发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 软权力》，将文化列为软权力。庞中英在 1997 年发表 《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9］，不仅对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进行评析，而且是最早提出传播中国价值观和文化等软权力问题的学者之一。话语权作为软权力的一种被纯理论关注的程度也不高。
(二) 语言学有关话语的理论。对 “话语”的研究产生于语言学领域。1960 年代产生于美国的社会语言学以语言研究为重点，从社会视角理解语言行为，探索语言与社会主体和社会各领域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迈克•斯塔布斯将 “话语”定义为 “句子或分句之上的语言”［10］，他在《话语分析: 自然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分析》［11］一书中，将 “话语”作为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关注话语及其所处的社会文本和语境。70 年代英国批判语言学 ( critical linguistics) 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12］。批判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80 年代后，关于话语分析的著述不断涌现①，而国际关系学界 “语言学的转向”也从80 年代开始，主要从两条路径切入研究: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和以德里达、贾德斯•马特恩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路径。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看作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音响形象，即符号的能指，另一部分是指向的概念，即符号的所指，在 “能指”与 “所指”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的意义。将“能指”与“所指”分离，为国际关系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分析工具。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内在的系统。后结构主义批判结构主义将语言看作是一种静止的、内在的系统，认为语言并非稳定不变。德里达将结构主义进行解构，认为语言所表达的 “意义”可以通过接收者的解构实现。贾德斯•马特恩则将这种通过语言叙述的解构与身份相连，强调身份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之物，而且还是语言叙述的产物［13］。
90 年代以后，“话语”研究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而且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新闻学批评等领域也借用了话语作为 “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是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话语具有了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如舍策尔就在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将话语视作语言、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联结，文化本身就是话语，而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经验社会学中，话语常被认为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对话［14］。进入21世纪以后，话语研究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在社会学、国际政治、新闻传播等领域学者将话语研究与自身学科交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
(三) 社会学有关话语权的理论。社会学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话语权，运用语言学素材描写、解释社会行为。社会学有关话语权的研究吸收了多种学说的思想源泉。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让•鲍德里亚的 “仿像”理论、米歇尔•福柯的微观权力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语言象征性权力观”，都为话语权研究奠定了基础。
葛兰西1920 年代提出的领导权 ( hegemony)理论又称霸权理论或文化霸权理论，指统治阶级通过文化的潜移默化形成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以建立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见。对这两个阶级，葛兰西在他的 《狱中札记》里指出，“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层面: 一个可以称作 ‘市民社会’，另一个可称作 ‘政治社会’或 ‘国家’”［15］。领导权理论揭示的是官与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官方、国家在思想、文化、道德方面对被统治阶级的操纵成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 discursive democracy) 在其 1992 年出版的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提出。该理论建立在其商谈 ( 也被译为 “对话”、 “协商”或 “话语”，英文为 discourse) 理论的基础上，商谈是一种正式的、理想化的交往行为 ( communica-tiveaction) 。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阐述是从“语言如何具备以共识和合作而非强制或操纵的方式来协调行为的能力”这一问题开始的，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有时依赖说话各方通过语言达成理解和共识得以实现，哈贝马斯将这样的言语行为称为交往行为［16］。话语民主理论希望通过民主的话语商谈将公共领域与权力系统勾连，进而促进现代民主的构建。鲍德里亚的仿像( stimulacra) 理论又译为拟像、类像理论。鲍德里亚在其 1976 年出版的《符号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总结出 “仿像三序列”: 第一序列是仿造( counterfeit) ，第二序列是工业革命后的大规模生产 ( production) ，第三序列是仿真 ( stimula-tion) ，数字技术出现以来，任何艺术品或者作品都可以被转化为 1 和 2 的字符，转换成影像在网上传播。大众媒介起初反映现实，后来伪装现实，最后完全代替现实，使得真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被模糊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用现实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17］。
首次将 “话语权”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是福柯。福柯的话语权研究将话语与权力嫁接，从权力视角审视话语背后的意义以及由意义编织的网络，其对 “话语权”的阐述是以微观权力论为基础的。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将权力看成是网络化的、弥散的、去中心的，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正是在一张张流动的权力网络上，个人既操纵着权力又被权力所操纵，没有自由运行的空间，这就是福柯所说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福柯的基础上发展出 “语言象征性权力观”。在国家和制度层面，布尔迪厄认为，“与市场的统一相伴随的支配性总是通过一整套特定的制度与机制来施加其影响。国家的语言政策，甚至压力群体的公开干预，仅构成了这套制度与机制的最为表层的方面。这些机制预设了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存在，并且反过来促进了对这种统一的强化”［18］。布尔迪厄的 “语言象征性权力观”为研究西方霸权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话语权的生产机制——信息传播的视角
(一)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综观以上研究路径，国际政治中有关 “权力”的理论为话语权研究奠定了基础，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将权力视作一种强制性力量，韦伯、达尔、摩根索等突出了权力施动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驾驭和支配。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不仅强调这种支配关系，而且强调权力的物质性，将军事、经济力量看作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将硬权力与软权力分离，话语作为承载文化、政治价值观的载体进入权力视域，区别于物质性、强制性的权力形式，话语是通过吸引力实现对他人 “控制”的。总体而言，有关 “权力”概念的文献解释了话语权是如何形成 “对他人的控制”的，不管这种控制是通过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形式。
语言学中有关 “话语”的文献为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视角，探寻细密的言语如何指涉出流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与权力的勾连便将话语置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考量之下。社会语言学家重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运用语言学素材来描写、解释社会行为，而批判语言学家则从话语和文本中透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国际关系的话语研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路径切入，为认识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意义，探寻片断的话语与国家间、国际大背景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在社会学领域，葛兰西、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学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出 “话语权”概念，但他们的思想为话语权的分析注入了理论元素。福柯、布尔迪厄提出并丰富了话语权理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从宏观视角揭示统治阶级借助“话语的建构”实现霸权意识形态，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但葛兰西对统治阶级话语权垄断的批判是宏观的、政治性的，缺乏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从社会关系等视角进行审视的思维。哈贝马斯的分析范式已从葛兰西等学者纯粹政治性的、结构性的批判发展到对非政治性的、私人化的公共领域的关注，却淡化了权力话语对公共话语的渗透与控制。与哈贝马斯的乐观态度相对比的，是鲍德里亚对仿像化的媒介话语的失望态度，其批判方法又与葛兰西宏观政治性的批判方法具有差异，是微观层次上对媒体话语批判的尝试。福柯在其微观权力论基础上首次提出话语权概念，其 “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为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无论是国际政治学者，还是语言学家，或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关于话语权产生机制的分析始终未进入学者们的视线。
(二) 传播学视角下的话语权生产机制。本文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缺失，在国际关系、语言学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以信息传播链条为基础，将传播学领域的议程设置假说和框架理论引入，进而完善话语权生成机制的研究。
事实上，从硬权力到软权力，从强制力到吸引力，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概念的认识变化与信息全球化密不可分。迪安纳•拉迪东安认为，“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19］。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 国际政治经济导论》一书中将当今世界的结构性权力分为四种: 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在她看来，信息革命带来的知识结构的转变非常重要但却常受到忽视，它可能对其他结构形成冲击。苏珊•斯特兰奇关于权力的看法与福柯的 “关系性权力”、“权力网络”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更突出了信息时代的权力变化［20］。约瑟夫•奈更是在美国形象在全球传播失利的情况下，基于信息的 “可传递性”而提出具有吸引力效果的软权力概念［21］。
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来看，话语是一种信息，话语权的生产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根据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模式［22］: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同时借鉴布雷多克对拉斯韦尔模式提出的增加 “传递信息的具体环境”环节，本文对话语权生产机制的解析融合了话语要素和线性传播模型的思维，将话语权生产机制的研究分解为以下几个要素: 语境、话语主体、话语 ( 言语和意义) 、话语传播、话语客体、以及背后的权力网络 ( 见下图③) 。
虽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中也包含对 “信息传递”的关注，但是“话语传播”尚未作为一个课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种话语通过信息传播链条生成话语权的机制是值得仔细分解的。按照伯顿和柏瑞克的界定: 权力首先是资源; 其次是运用资源的能力;最后是一种结果——使其他行为体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的能力［23］，不产生预期结果的行为是不会产生权力的。话语权的生产要从话语主体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后才生成话语权，而传播过程中的两个环节—— “说什么”和 “怎么说”对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在传播学理论中，“说什么”是议程设置的问题，“怎么说”则是构建框架的问题，话语主体只有牢牢把握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两个环节，才能有针对性地生产出预想的传播效果，进而实现话语权。
这个传播学视角下的话语权生产机制适合中西话语的双向、互动传播。站在西方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视角，话语主体以西方媒体为主，西方媒体通过设置议程和构建框架，向国际社会传播西方的声音，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西方媒体会受到国际关系变迁、媒体组织规范、党派倾向等多种权力因素的影响，在西方的语境中报道中国;而站在中国话语向世界传播的视角，这个结构图的话语主体则是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希望影响的话语客体是西方公众，在当前中国话语需要借助西方媒体来传播的现状下，中国话语就需要“因他人之言而为之言”，为西方媒体议程设置，并解构西方媒体的框架，既重视对西方媒体说什么，又重视对西方媒体怎么说，通过议程和框架两个环节的建设进而实现中国话语权。
三、话语权生产的两个环节:议程设置、构建框架
( 一) 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假说最早由沃尔特•李普曼提出。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李普曼首次提出我们生活在 “两个环境”中的观点，一个是真实生活的 “客观环境”，另一个是经过媒体中介的 “拟态环境”。虽然我们中间许多人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力认识这个世界，但事实是，由于个人没有接触整体世界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于是 “媒介影响着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正是经由媒体的中介，“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24］73 。也就是说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这即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当刻板印象一旦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24］67，96。刻板印象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长期延续而不可缺少的部分，是 “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是我们自尊心的象征。就是在刻板印象的保护下，我们才找到我们在世界景象里的位置，而且在那里有一种犹如婴孩安睡在母亲的子宫中的舒适。人们将认识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媒介身上，但在李普曼看来，媒介不可能提供外部世界的真相。阻碍人们通过媒介知晓真相的主要因素首先 “是人为的审查制度”，但这还不过是外部的限制，“然后再来分析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又是如何受到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的影响的，它们体现着并转而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本身。”［24］24一方面公众不具有较强的理性，另一方面媒体又无法提供现实世界的真相，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进而将民主政治归于虚妄。
李普曼对 “客观环境”和 “拟态环境”的论述揭示出媒介对 “两个世界”的中介作用，其 “拟态环境”及对媒介传播效果的论述是议程设置假说最早的起源。在李普曼之后，一批认知心理学学者开始关注并试图去验证议程设置假说。美国学者伯纳德•科恩 1963 年出版的专著《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议程设置假说的主要观点: “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 ( what to think) 时可能并不成功; 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 what to think about) 时，却是惊人的成功。”［25］如果说李普曼对 “拟态环境”的论述为议程设置假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科恩则以一种思辨思维对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作出了判断，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
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 1972 年的 《民意季刊》上发表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他们通过对 1968年查普尔希地区总统选举过程中被认为最关键的一群尚未作出投票决定的选民进行调查，发现当地媒介提供的议程和选民关心的议程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他们在这个地区证实了科恩的观点，进而正式提出议程设置 ( agenda setting) 假说。议程设置假说的主要内容是: 大众媒介突出报道某些议程，这些议程就能够成为受众重点关注的议程，大众媒介在影响受众对议程重要性的认知上具有显著影响。继麦库姆斯和肖之后，埃弗雷特•罗杰斯和詹姆斯•迪琳又将议程设置假说扩展为 “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 “媒介议程”［26］，进一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唐纳德•肖和詹姆斯•温特都把议程设置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两部分: 媒介和受众。在媒介方面有: 媒介的类型、新闻工作人员的价值观、报道时间的长短等; 在受众方面有: 受众本人的兴趣、爱好、人际交流等因素。波姆•格林等发现全国议题比地方议题更具议程设置效果。麦库姆斯和肖则发现人际交流的增多，反而会减低议程设置的效果等。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对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如麦库姆斯等的研究显示二到六个月，詹姆斯•温特和崔姆•艾亚尔的研究认为四到六个月的时间是最适宜的效果时程。还有媒介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即认为媒介之间相互设置议程等［27］。
在议程设置的中国本土化上，李本乾首次检验了我国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结果显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大众传媒具有一定的议程设置功能，但在微观层面上，其功能却十分有限 ［28］。
议程设置假说也被使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学者对西方媒体设置反恐议程［29］ ，设置 “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沿”等话语［30］ ，以及设置妖魔化伊斯兰世界［31］等议程上作了深入探讨。议程设置假说对研究外交话语的意义在于，我国外交话语的 “客观现实”和经由西方媒体中介，传播到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 “拟态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需要分析的是，这种议程差异的大小如何，是整体差异还是局部差异? 体现在哪些外交议程上?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
传统议程设置研究的是媒介议题与公众议题之间的相关度，即在议题内容层面，而对于议题是如何被报道的、哪些属性被突出等问题，却不是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重点④ 。那么媒介议题为什么会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被报道? 谁在影响媒介议程的设置呢? 以麦库姆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由传统议程设置研究过渡到对属性议程的关注上，框架理论 ( frame theory) 成为在属性研究上拓展议程设置假说的重要理论。
(二) 构建框架。议程设置是对话题的确立，是话语生产的第一个环节，而话语生产的第二个环节是形成相对固定的 “框架”，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社会学家艾文•葛夫曼在其 1974 年出版的 《框架分析》一书中认为，框架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要了解并参与社会活动，必须首先认识结构化这些活动的框架，框架使我们 “分辨、认知、察觉和体验”事物［32］。罗伯特•恩特曼认为，框架就是从感知的事实中挑选某些方面的特性，经过传播使其增强显著性，从某种角度解释因果关系，进行道德评价，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33］。不仅使与该议题有关的事件具有意义，而且确定了议题的性质，并推导出一些显而易见或符合逻辑的处理对策［34］。作为 “核心组织观念”，框架还决定了符号表达手法的选择，如机智的隐喻、典型的案例、醒目的形象和流行的辞藻。甘姆森认为，这三种元素——框架、显意手法和处理对策，构成公共话话的物化形态，他将之称为 “话语包”，即论说某一议题的意义体系［35］。框架在结构化事物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故事的组织顺序及排列规则提供了一种视角。因此，框架是“生产权力”的实践，其权力来源在于，在读者没有感觉到其存在的情况下，它已经事先确定了讨论的措词［36］。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国际新闻已成为各国实现话语权的重要载体。跨文化传播中的国际新闻面临着两个层面的框架的影响: 一是无处不在的由普遍认知习惯、思维模式沉淀下来的框架的影响，二是文化差异带来文化间性的框架的制约。在国际新闻中，框架既体现在舆论的生产者——媒体对人物、事件的认知定势中，也体现在其生产新闻文本的过程里。国际新闻对他者文化中新闻的报道不是简单的事实呈现，而是有一个意义的再生产过程。生产的第一环节是设置议题; 接着，通过结构化的新闻文本实现对客体文化中的事实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通过对新闻主题、素材选择、报道角度、结构按排、图片搭配、文字组织等形式体现，以实现对新闻的框架化表达。
新闻框架之所以被用来分析新闻报道，主要意义 “在于它的稳定性，可历时性和常规化”，不经历时间的变迁或重大的变革框架往往很难改变［37］。新闻框架稳定的原因在于，人们认知事物的图式一旦固定之后，就很难发生大的改变。但是框架的稳定性并不否认框架可能发生的变化。斯帝•里兹指出，如果一个框架不稳定，那它也就没有意义了，但那并不表示那是静止的，它的稳定也是会变化的。相比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国际新闻还面临着更具稳定性的新闻框架。在跨国传播中，由于不同文化本身存在的思想、信念、行为模式的不同，人们趋向于将他者文化中的人视为 “陌生人”，人们之间更难沟通，同时，对他者文化的框架解读在日常的生活中容易成为我者文化群体的普遍认同。因此，跨文化的框架更趋稳定，国际新闻中对他者文化的认知框架往往是阻碍文化双方理解、沟通的障碍。
关于新闻框架影响因素的研究，潘米拉•舒梅克和斯帝•里兹综合以往学者对媒介内容分析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多层分级模型来概括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个人的影响、媒介运行规则、组织影响、媒介机构以外的因素和更为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共五个因素［38］。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综合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内容的概念。此外，文化作为单独的元素也会影响新闻框架的形成。例如，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不同文化中的新闻会形成不同的框架，西方文化中的美国新闻偏向于形成人情味框架，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新闻可能从解决问题角度来写作和解读; 针对社会公共危机，西方文化中的英国新闻通常会将其置于质疑政府的责任框架，而伊斯兰文化中的阿拉伯国家新闻则可能形成多角度呈现的事实框架。不管是由于国家利益、新闻价值观，还是跨文化传播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媒体对中国话语框架的稳定建构已成为我国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障碍。
综上所述，话语权的生产需要从话语主体开始，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生成话语权，而传播过程中两个环节 “设置议程”和 “构建框架”对传播效果的生成至关重要。设置议程解决的是 “说什么”的问题，“构建框架”解决的是怎么说的问题。话语主体只有把握住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两个环节，才能有针对性的生产出预想的传播效果，实现话语权。本文不仅想解决一个话语权研究中不受重视或被忽略的领域，而且希望将这个机制用于分解西方对华话语权生产的过程，改进中国话语权生产流程。对这个机制的研究之所以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切入，因为作者更希望将这个机制运用于分析西方媒体霸权下中国媒体如何与其互动、博弈，以谋求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①如 Gillian Brown ﹠ George Yule，Discourse Analysis ( 1983) ; Teun A． Van Dijk，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1985) ; Guy Cook，Discourse ( 1989) ; Norman Faircloug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1995) ; 等等。
②如 Nelson Phillips ﹠ Cynthia Hardy，Discourse Analysis: Investing Process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 2002) ; YoungLynne ﹠ Harrison Clairer，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 2004) ;Blackledge Adria，Discourse and Power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 2005) ; Barbara Johnstone，Discourse Analysis ( 2007) 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著作。
③作者关于话语权生产机制的图解，部分内容已发表于 《议程与框架: 西方舆论中的中国外交话语》。参见《欧洲研究》2008 年第6 期。
④作者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梳理，部分内容已发表于 《中国话语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参见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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