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编辑本段回目录
“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 ——出埃及记
一名突尼斯年轻男子在今年1月点燃了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和革命之火。在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后的第29天，国内骚乱愈演愈烈，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起点。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因此发生在突尼斯的这次政权更迭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突尼斯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国家。
导致这些动荡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以专政或以君主制的政府来进行统治、侵犯人权、贪污腐败、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贫困、以及人口结构因素，例如在人口内有所大量受过教育但不满足的青年人；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不思改革、不足够透明的政治与经济分配、青年被拒绝接受国家现状；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西方军事打击到卡扎菲的惨死，均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诉诸于自身的自由、尊严、公正，更为关心自身的前途命运，这是这场变革最值得关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力，应该是国际关系中一场可以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阿拉伯世界历史上也是西方的强大对手；阿拉伯世界控制世界经济的石油基础；阿拉伯世界属于西方认定的“非我族类”，占全球十多亿穆斯林的1/3。两次变革的结果，都是把一批国家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
当然，民主和稳定的确立并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更可能的结果，是权威的崩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混乱。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使中东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对党，中产阶级远未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等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中东国家还比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严格的分权制衡或有效的监督机制。这都意味着“阿拉伯之春”只是变革的开始，而远非结束。一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可能靠别人的恩赐，而必须来自自身的探索和争取，而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艰难曲折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10年来，互联网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追求更为平等公正的互动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新的天地将被开辟。
Sami Mahroum：阿拉伯之春的群体心理编辑本段回目录
1896年，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警告他的同时代人大新群体的风险，他写道：“必须就来自（群体）心理的问题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我们就会被这些问题所毁灭。”随着阿拉伯世界自发形成的示威取代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刚刚诞生的民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领导人应该小心勒庞的警告。
自群众走向突尼斯、开罗、班加西和其他阿拉伯城市街头以来、推翻几十年的旧制度以来，旁观者和分析家一直不能确定阿拉伯世界将何去何从。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些事件的政治维度上：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需求又是什么？
事实上，示威的持续时间、激烈程度和频率——比如9月份班加西地方武装刺杀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J.Christopher Stevens）——表明，文化和群体心理在阿拉伯世界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后，阿拉伯人民厌倦了毫无信誉可言的制度和毫无作为的政党，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组织平民抵抗运动。
结果，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各国现在面临着由群体动态，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思想运动左右的政治局势。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群体心理研究来理解。
群体与组织相反；他们不是通过僵化的级层控制的，而通常以不分级别的个人为领导。与政治运动不同，群体总是很快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就像乌云堆积形成暴风雨那样，他们的目标也极为短浅：包围这个警察局、活捉那位部长，如此等等。在“群体政治”中，情绪通常会压过目标。
图：“阿拉伯之春”对于中东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黎巴嫩可能是第一个经历群体政治的阿拉伯国家。2005年2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Rafic Hariri）被刺杀后，众多政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将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堵得水泄不通。
但无组织的群众最后还是压倒有组织的集体成为主导黎巴嫩政局的力量。事实上，黎巴嫩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3·8联盟（March 8 alliance）和3·14联盟（March 14 alliance）便是以2005年群众集会日期命名的。
黎巴嫩的经验揭示了群众心理和鼓动群众的政治精英的目标之间的分歧——在埃及解放广场、突尼斯西迪布济德（Side Bouzid）和利比亚的黎波里也可以见到这一现象，群众在过去几个月中数度洗劫议会大楼。这一分歧让这些国家方兴未艾的民主进程时刻面临着脱轨危险，因为勒庞所谓的“群众威权”和政治精英威权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在这样的环境下，阿拉伯之春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制度上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政府必须找出防止一小撮人利用群体效应作为政治资本的办法，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比选票数量还要大的程度。但传统民主制度，比如政党、议会和顾问委员会并无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
社交媒体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群体现在互联网上形成，然后才走上街头——这是这种群体运动第一次出现。继2009年内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之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开启了“iCrowd”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动员和组织。
但社交媒体同样可以通过消弭政治领袖和大众之间的心理和力量差异被用来有效地分散人们。新出现的政治阶级必须强化他们对iCrowd政治的认识，学会驾驭Facebook、Twitter、YouTube、博客、应用和手机短信等社交媒体的力量。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认识到了这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全面地传播政治消息以及激发和动员支持者。当选后，奥巴马推出了“白宫”（White House）应用，该应用为公民提供了与华盛顿领导人沟通的新方式，及时更新最新事件、深度了解政府措施，还能获得高分辨率的白宫实时照片和现场直播。
私人企业也可以从理解iCrowd政治中获益。INSEAD的胡伊（Quy Huy）和施皮洛夫（Shipilov）的研究证明，使用社交媒体的商业领袖能够在员工中间建立所谓的“情感资本”。这有助于领袖发展和维持与一大群人的人际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权力有别，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员工更用以地认同组织。
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政治精英来说，这其中的经验是显而易见的：群体动态不可忽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就像是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如果发现得足够早，是可以找到在有暴乱之势的群体摧毁脆弱的新制度之前找到消散之法的。
社交媒体是阿拉伯世界的“扩音器”编辑本段回目录
CNN前记者Octavia Nasr相信目前阿拉伯媒体的“觉醒”正在酝酿中。
IJNet和这位前中东记者Nast交流了阿拉伯之春中的社交媒体道德和影响。在采访的第一部分中，Nasr强调了保护记者避免社交网络战争的重要性。
IJNet：社交网络时如何影响阿拉伯之春的？
Octavia Nasr：我认为社交网络推动了阿拉伯之春。它让那些无法被听到的人的声音穿越国界或大洲。社交网络让维权活动获得得到了发展，观点与新闻、更新和视频一道获得了分享；几年前被西方主流媒体所忽略的维权活动和阿拉伯媒体扼杀的内容得到了发展。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并不是在2010年或2011年所引起的，它们得到了多年的酝酿。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推动其走向了时代的前沿，让其难以被媒体所忽略。
IJNet：就培训而言，你认为阿拉伯的记者最需要什么？
ON：阿拉伯记者需要基本的新闻收集和新闻包装培训。他们需要得到如何开始新闻报道的培训。现在，所有的话题都围绕起义、革命、觉醒或其他话题，但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新闻和话题需要得到关注，而不仅仅是去年发生那些故事。如何学会利用社交网络技术进行有效的报道，是阿拉伯记者需要学习的另一个领域。了解道德规范，重要性，使用，限制和责任…以及如何让该地区显得独一无二，而不是单纯的模仿西方媒体。
收集新闻和传播新闻的艺术是另一个需要得到关注的领域。最终，了解社交媒体的力量和如何用其加强新闻机构的使命感是我的梦想和期待看到的。我坚定的相信社交网络是为阿拉伯世界量身定制的，只是现在没有得到完全的探索。
IJNet：有人说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媒体已经失去了可信度，特别是受到来自公民记者的挑战(使用社交媒体，不受到政府的限制)。如果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它们需要什么来重拾信任？
ON：我认为公民新闻对主流媒体造成了挑战，不仅仅是阿拉伯媒体，西方媒体也是如此。它从伊朗2009年选举开始，在阿拉伯之春和日本地震和海啸中得到顶峰。大多数阿拉伯媒体不是由政府控制，就是被既定议程推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来自现场的原始资料和戏剧化图片所影响。
我认为阿拉伯的频道未能公正和准确的报道阿拉伯之春。所以人们开始上网去寻找在这个地区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传统媒体和新闻媒体的相互合作十分重要，它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公平和诚实的为公众服务。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但终将被找到；到那时，我们将看到一个真正觉醒的阿拉伯媒体，就像我们持续目睹到的阿拉伯世界的觉醒一样。
IJNet：在未来五年中，你认为阿拉伯媒体面临的最主要变化是什么？
ON：独立媒体的出现，它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