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7年6月17日第六次核试验中引爆了自行研发的类似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的多级热核炸弹，与第一次引爆裂变弹相距仅32个月，是从裂变到聚变核弹发展最快的国家。引爆的核弹当量331万吨。有一些中文资料中的片言只语显示，中国当时采用了同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略有区别的于敏设计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在于使用X射线透镜而非X射线反射镜来实现从初级到次级的能量传送，即“球柱球结构”。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立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等。2011年共产党庆筹拍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连续剧，讲述两弹一星精神的研发故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回顾两弹一星成就时认为，当时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相对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科研工作者们报效国家、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强大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其战略部署等，都是两弹一星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两弹一星成功经验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
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以下简称“两弹一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其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领导、组织和管理重大专项工程的成功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梳理，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更对今后的重大科技工程具有特殊意义。
一、实施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
“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
1.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伟大的战略家气魄，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1952年5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过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2］当谈到苏联对中国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援助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3］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是中国“两弹一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4］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10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彭德怀在会见他时，重点讨论了近程导弹的研制等问题。彭德怀、黄克诚又专门指派总参装备部计划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后，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发展航空、火箭技术与制造导弹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正式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和掌握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支持、保证、督促、检查航空工业任务的贯彻执行，解决工作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4］(p.387）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p.30）从此开启了中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2.建立权威的领导组织机构，实施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后，相应的领导管理机构迅速成立。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统筹和管理。1956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三机部，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负责核工业建设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三人小组”的使命终止。“三人小组”是中央第一个直接领导原子弹研制的专门机构，它的建立与运行开创了中共中央对“两弹一星”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的先河。
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委）成为第一个领导国防科技的职能机构。国防科委成立于1958年10月，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而来。“国防科委是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机构，又是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的参谋和办事机构，任务是统一领导核武器、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5］国防科委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第一次有了统一管理国防科技发展工作的机构，加强了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国防科技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此后，国防科委的第一任主任聂荣臻从整个国家科技体制的角度谈到，国防科委与国家科委、中科院“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这三个方面都由我抓总牵头，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实践证明，这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大大提高了领导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工作比较顺利。”［6］
1961年11月29日成立的国防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防工办）进一步健全了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如果说国防科委更多的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实施统一领导的话，那么国防工办则主要是从国防生产和建设的角度，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这个在国务院设立的“口”子，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协调军队使用部门和国防工业部门之间、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科研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国防工办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国防工业的管理系统。［1］(p.47）
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以“最高层”领导“最尖端”。1962年年底，为加强对国防尖端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一个包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权威机构，集指挥权、财政权、人事权于一体，周恩来是这个权威机构的总指挥。中共中央1962年12月17日发出的《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明确指出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职责与权力：即“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专委的决定”。［1］(p.48）从此，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就置于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它可以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大开绿灯。中央专门委员会形成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抓总”机制，对于在科技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国防产业，尤其是研制“两弹一星”这样技术密集、设备精良、耗资巨大的尖端工程，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二、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主要是从国家和国防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目标、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慎重决定。
“两弹一星”战略确定以后，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首要环节，而这一规划则是在国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建立的。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7］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明确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制定一个1956～1967年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在聂荣臻的具体领导下，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制定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的重要科研任务57项，并特别强调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8］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受中共中央委派，聂荣臻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根据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领导和主持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中，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水声、常规武器、军事科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具和油料等列入规划发展的主要项目。其中，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被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号称国防科技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涉及的技术领域几乎全都是“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关键技术。《初步意见》还制定了各技术领域需要达到的初步目标，与“两弹一星”直接相关的包括：核技术方面，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喷气与导弹技术方面，争取在12年内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于近期首先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在内的综合性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研究机构。
“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出台，使得中国科技事业有了一个阶段性发展纲领，更具指导意义的是，以保障这一发展规划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9］此外，依靠这一规划逐步形成的科技体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模式，即在国防科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全面整合和集中使用国防科技资源，才有可能使“一穷二白”的国防科技工业尽快实现腾飞。因此，“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从内容上为国防科技进行了先期探索与技术积累，而且还从领导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为以“两弹一星”为龙头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
在战略规划明确后，围绕实现既定目标，还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方针原则，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又快又好发展。这些方针原则的确立，是在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重大国防工程建设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是贯穿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的灵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
对一个亟待巩固国家地位的大国而言，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依赖外国的力量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是两条性质不同、风险不同、代价不同的道路。实践证明，发展国防科技事业和尖端武器装备，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苏联的援助，依靠后发优势，中国进行了国防工业建设和常规武器装备的仿制，大大提高了建设起点，少走了很多弯路。“两弹一星”的起步阶段，也曾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在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六个重要协定。苏联对华核技术援助，加速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起步，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苏联在尖端的“两弹”技术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5］(p.742)对此，聂荣臻等领导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聂荣臻在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就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6］(p.638)正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技术和人才储备，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当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定、断绝一切援助后，尽管“两弹”的研制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很快就摆脱了困境，整个建设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加快了由不能全部掌握到完全独立掌握的进程，进一步健全了独立、完整的核工业体系。［10］
2.坚持“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方针
发展“两弹一星”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经济基础、科技能力、经费投入都远不及其他大国的情况下，坚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和苏联停止援助等困难，当时有人认为国防尖端技术投入太大，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提出“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央决策的“上马”与“下马”之争。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加快“两弹”研制的信心和决心。为进一步集中资源和力量，客观上要求必须缩短战线，减轻负担和压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对此，以“两弹”为核心的武器研制工作决定以贯彻“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为中心，既调整任务，又调整力量。在导弹方面，“根据中央批准的战略方针，确定以战略性武器的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在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四年左右建成核燃料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比较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够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11］力量调整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调动科技干部的积极性；二是改变“广种密植”的协作方法，减少协作单位，集中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明确规定科学院和五院、二机部一样，对突破尖端技术负有同样责任。通过上述调整，保证了“两弹”研制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3.坚持“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方针
“两弹一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涉及许多科技领域和工业经济部门，需要各方面的支援与协作。1962年9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实现这一目标，11月3日，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2］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集中反映了“两弹一星”的特点与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
“两弹一星”的大协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核工业、航天工业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科研技术上紧密的协调配合、通力协作；二是全国范围的协同。在科研方面，明确提出参与攻关的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两弹一星”各型号研制的过程中，除了中国科学院和核工业、航天工业以外，先后有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和铁道部、石油部、地质部、建设部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2］(p.51)
4.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
“两弹一星”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活动，其质量和安全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生产与试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从原子弹研制一开始就确立了“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始终把质量和安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周恩来专门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一次成功”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周恩来将“一次成功”修改为“万无一失”，使“十六字”方针的指导意义更为重大，成为研制“两弹一星”和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按照质量第一的方针，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质量安全保障系统和责任制度，从原材料和元器件开始，步步把关，环环紧扣，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安全监督，有力地保证了“两弹一星”任务的完成。
四、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两弹一星”是一个典型的大科学、大系统的工程。它所包容的专业门类之多、技术之高精复杂、动用力量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一般国防科技项目无法企及的。“两弹一星”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甚至是通过失败的教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管理机制，走出了一条发展尖端科技投入少、效益高的路子。
1.建立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
“两条指挥线”最早是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在第一次飞行试验中失利，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五院认为这与全院的组织管理体制及总设计方案有关，于是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健全总设计师系统，建立技术责任制”和“加强计划调度系统，严格按计划办事”等，并在随后制定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中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的体制基本形成。
组织像“两弹一星”这样庞大系统的研制工作，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的紧密配合、协调动作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挥系统负责技术协调，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协调，这两种协调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计划协调以技术协调为基础，而技术协调又通过计划协调来实现，行政指挥系统要采取各项强有力的措施，保证技术指挥系统实现技术决策；技术指挥系统要把技术决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以避免给行政指挥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2.通过“科研三步棋”规范研发程序
1966年，中国已经在“两弹”事业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国防科研工作也摸索出了一些基本规律，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聂荣臻总结出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思想，即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这样安排，可以使不同层次的武器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得到相应落实。［5］(p.1011)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先研究、型号设计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预先研究是指通过关键技术及共性基础知识的研究，为产品的进一步研制发展提供技术储备；型号设计研制是指从国家正式下达武器研制任务开始，到产品鉴定合格交付使用为止；小批生产是在产品定型或鉴定合格以后进行生产。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程序一般分为总体方案、初样、试样（正样）、使用（应用改进）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反映了导弹、卫星等尖端工程的客观规律，必须严格按程序办事，未达到预定指标要求不得转入下一阶段，否则容易出现技术状态反复，研制程序紊乱、周期延缓等问题。［13］
3.实施两种方式并行的“三结合”体制
1962年12月26日，聂荣臻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军工生产问题发表讲话。聂荣臻说，在工厂内部要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我们的尖端技术，只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工人和专家。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他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培养他们，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5］(pp.752～753)
一是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三结合”。让处于不同层次、了解不同信息、关注不同问题的科技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经常沟通，促进了解、理解彼此意图，从而为最终目标通力合作。二是坚持使用、研究、生产“三结合”。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科研单位、生产单位、使用单位经常相互沟通，使各种相关活动并行进行，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种“三结合”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民主特点，从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看，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科技领域中的典型运用。
4.按照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实施科学管理
“两弹一星”是典型的大科技、大系统工程或巨系统工程，其研制过程是在一个总体思想的指导下，多学科、多专业技术的有机结合与系统集成，是现代最新科技成果的高度综合与运用，这就更需要实施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早在1962年，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航天型号的研制率先应用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后在“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工程管理的办法：贯彻基本型原则，走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模块化）的发展道路；严格执行计划，加强指挥调度，实行计划网络图的指挥调度办法和矩阵式管理。
五、实施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在“两弹一星”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程实践中建设科研生产队伍。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的论断。由于贯彻落实中央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严重冲击。1961年1月14～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规定凡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红色科学家；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聂荣臻的报告后，原则批准这个文件。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发全国各科学研究单位遵照执行。［11］(pp，483～484)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两弹一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聪明才智，书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诗篇。
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创建发展中始终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的要求，注重科研生产队伍的建设。通过“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涌现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中国的航天和核科技工业培养了以中老年科技专家为学科、专业技术带头人，以中青年科技骨干为主力，以青年科技人员为后备军的科研生产队伍，为国防科技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六、“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经验的启示及建议
“两弹一星”成功的基本经验，对新形势下中国重大科技专项的领导、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增强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的掌控力和组织调集专项所需资源的能力。为此，建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与重大科技专项直接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成立国家统一的、最具权威的重大专项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立项、调整、人事任免、经费分配、资源调配及组织实施中的检查、督导，同时成立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2.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审慎立项
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管理中的立项问题。首先要搞好立项论证。在立项决策中，应制定严格的重大专项入围标准，统筹考虑，分类设立立项评审委员会，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阶段检查、评审制度，建立健全留名跟踪制和问责制。
3.建立健全重大科技专项的法规体系，依法实行全过程管理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做好全方位、全过程、多层面的管理法规的体系设计，主要包括立项论证的若干规定、决策的程序、经费使用的管理规定、阶段检查评审的制度、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选聘的条件及程序等，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管理走向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
4.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
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加强系统总体设计，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赋予工程总设计师技术决策与指挥权，赋予行政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跨部门、跨单位的指挥权。此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人选所在的行政层次应尽量高，行政总指挥的行政关系应在工程总体的管理层面，同时赋予参与经费分配的决策权及一定数额的机动经费调控权，以增强其指挥权威。
5.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做好科技专项的统筹工作。一是将专项硬件实物性的成果用专利等形式予以固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的品牌；二是解决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利益主体的虚位问题和成果及权益所有权的界定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只投入不产出的问题，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可以让国家利益主体代表的部门名正言顺地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在成果应用转化及产业化阶段体现国家（政府）的意志。
6.统筹兼顾技术基础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
重大科技专项不仅要出工程成果还要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成果。项目研制、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队伍建设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在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中，要统筹兼顾项目研制任务、技术保障设施设备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以增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7.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协作体系
“两弹一星”研制协作主要靠各部门、各单位的政治责任感，靠行政指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作要遵守市场经济法则，主要是靠经济合同进行约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协作体系，使其优质高效地运转。这项任务已迫在眉睫，是加强重大专项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8.加强专项经费的规范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提高投入重大专项工程经费的效能。为此，要加强重大科技专项的经费管理，制订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规定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开支范围、单位和个人收益的额度，避免暗箱操作。同时，要加强对重大专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9.统筹兼顾，全面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其他工程任务
为使中国科技事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建议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选项时，亦应统筹考虑各领域、各行业设立专项的平衡，考虑承担专项任务单位的工作饱满度，确保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其他各项工程任务优质高效的完成。
科技需要进步、需要创新，管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完善和创新。我们坚信重大科技专项及其管理工作定会无愧于时代和使命，与时俱进，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像“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在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再创佳绩，铸就辉煌。
［参引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5］《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24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9］胡维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作用及其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0］沈传宝：《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1］《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95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13］《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1期，摘自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当代中国史研究》）
一、实施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
“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
1.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伟大的战略家气魄，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1952年5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过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2］当谈到苏联对中国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援助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3］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是中国“两弹一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4］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10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彭德怀在会见他时，重点讨论了近程导弹的研制等问题。彭德怀、黄克诚又专门指派总参装备部计划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后，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发展航空、火箭技术与制造导弹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正式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和掌握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支持、保证、督促、检查航空工业任务的贯彻执行，解决工作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4］(p.387）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p.30）从此开启了中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2.建立权威的领导组织机构，实施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后，相应的领导管理机构迅速成立。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统筹和管理。1956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三机部，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负责核工业建设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三人小组”的使命终止。“三人小组”是中央第一个直接领导原子弹研制的专门机构，它的建立与运行开创了中共中央对“两弹一星”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的先河。
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委）成为第一个领导国防科技的职能机构。国防科委成立于1958年10月，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而来。“国防科委是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机构，又是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的参谋和办事机构，任务是统一领导核武器、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5］国防科委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第一次有了统一管理国防科技发展工作的机构，加强了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国防科技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加速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此后，国防科委的第一任主任聂荣臻从整个国家科技体制的角度谈到，国防科委与国家科委、中科院“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这三个方面都由我抓总牵头，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实践证明，这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大大提高了领导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工作比较顺利。”［6］
1961年11月29日成立的国防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防工办）进一步健全了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如果说国防科委更多的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实施统一领导的话，那么国防工办则主要是从国防生产和建设的角度，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这个在国务院设立的“口”子，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协调军队使用部门和国防工业部门之间、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科研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国防工办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国防工业的管理系统。［1］(p.47）
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以“最高层”领导“最尖端”。1962年年底，为加强对国防尖端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一个包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权威机构，集指挥权、财政权、人事权于一体，周恩来是这个权威机构的总指挥。中共中央1962年12月17日发出的《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明确指出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职责与权力：即“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专委的决定”。［1］(p.48）从此，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就置于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它可以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大开绿灯。中央专门委员会形成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抓总”机制，对于在科技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发展国防产业，尤其是研制“两弹一星”这样技术密集、设备精良、耗资巨大的尖端工程，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二、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主要是从国家和国防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目标、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慎重决定。
“两弹一星”战略确定以后，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首要环节，而这一规划则是在国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建立的。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7］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明确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制定一个1956～1967年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在聂荣臻的具体领导下，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制定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的重要科研任务57项，并特别强调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8］为了尽快赶上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受中共中央委派，聂荣臻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根据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领导和主持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中，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水声、常规武器、军事科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具和油料等列入规划发展的主要项目。其中，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被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号称国防科技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涉及的技术领域几乎全都是“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关键技术。《初步意见》还制定了各技术领域需要达到的初步目标，与“两弹一星”直接相关的包括：核技术方面，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喷气与导弹技术方面，争取在12年内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于近期首先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在内的综合性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研究机构。
“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出台，使得中国科技事业有了一个阶段性发展纲领，更具指导意义的是，以保障这一发展规划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9］此外，依靠这一规划逐步形成的科技体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模式，即在国防科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全面整合和集中使用国防科技资源，才有可能使“一穷二白”的国防科技工业尽快实现腾飞。因此，“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从内容上为国防科技进行了先期探索与技术积累，而且还从领导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为以“两弹一星”为龙头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
在战略规划明确后，围绕实现既定目标，还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方针原则，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又快又好发展。这些方针原则的确立，是在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重大国防工程建设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是贯穿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的灵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
对一个亟待巩固国家地位的大国而言，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依赖外国的力量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是两条性质不同、风险不同、代价不同的道路。实践证明，发展国防科技事业和尖端武器装备，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苏联的援助，依靠后发优势，中国进行了国防工业建设和常规武器装备的仿制，大大提高了建设起点，少走了很多弯路。“两弹一星”的起步阶段，也曾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在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六个重要协定。苏联对华核技术援助，加速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起步，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苏联在尖端的“两弹”技术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5］(p.742)对此，聂荣臻等领导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聂荣臻在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就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6］(p.638)正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技术和人才储备，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当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定、断绝一切援助后，尽管“两弹”的研制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很快就摆脱了困境，整个建设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加快了由不能全部掌握到完全独立掌握的进程，进一步健全了独立、完整的核工业体系。［10］
2.坚持“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方针
发展“两弹一星”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经济基础、科技能力、经费投入都远不及其他大国的情况下，坚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和苏联停止援助等困难，当时有人认为国防尖端技术投入太大，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提出“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央决策的“上马”与“下马”之争。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加快“两弹”研制的信心和决心。为进一步集中资源和力量，客观上要求必须缩短战线，减轻负担和压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对此，以“两弹”为核心的武器研制工作决定以贯彻“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为中心，既调整任务，又调整力量。在导弹方面，“根据中央批准的战略方针，确定以战略性武器的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在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四年左右建成核燃料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比较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够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11］力量调整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调动科技干部的积极性；二是改变“广种密植”的协作方法，减少协作单位，集中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明确规定科学院和五院、二机部一样，对突破尖端技术负有同样责任。通过上述调整，保证了“两弹”研制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3.坚持“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方针
“两弹一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涉及许多科技领域和工业经济部门，需要各方面的支援与协作。1962年9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实现这一目标，11月3日，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2］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集中反映了“两弹一星”的特点与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
“两弹一星”的大协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核工业、航天工业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科研技术上紧密的协调配合、通力协作；二是全国范围的协同。在科研方面，明确提出参与攻关的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两弹一星”各型号研制的过程中，除了中国科学院和核工业、航天工业以外，先后有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和铁道部、石油部、地质部、建设部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2］(p.51)
4.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
“两弹一星”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活动，其质量和安全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生产与试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从原子弹研制一开始就确立了“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始终把质量和安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周恩来专门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一次成功”的“十六字”方针。后来周恩来将“一次成功”修改为“万无一失”，使“十六字”方针的指导意义更为重大，成为研制“两弹一星”和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按照质量第一的方针，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质量安全保障系统和责任制度，从原材料和元器件开始，步步把关，环环紧扣，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安全监督，有力地保证了“两弹一星”任务的完成。
四、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两弹一星”是一个典型的大科学、大系统的工程。它所包容的专业门类之多、技术之高精复杂、动用力量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一般国防科技项目无法企及的。“两弹一星”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甚至是通过失败的教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管理机制，走出了一条发展尖端科技投入少、效益高的路子。
1.建立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
“两条指挥线”最早是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在第一次飞行试验中失利，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五院认为这与全院的组织管理体制及总设计方案有关，于是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健全总设计师系统，建立技术责任制”和“加强计划调度系统，严格按计划办事”等，并在随后制定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中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的体制基本形成。
组织像“两弹一星”这样庞大系统的研制工作，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的紧密配合、协调动作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挥系统负责技术协调，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协调，这两种协调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计划协调以技术协调为基础，而技术协调又通过计划协调来实现，行政指挥系统要采取各项强有力的措施，保证技术指挥系统实现技术决策；技术指挥系统要把技术决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以避免给行政指挥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2.通过“科研三步棋”规范研发程序
1966年，中国已经在“两弹”事业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国防科研工作也摸索出了一些基本规律，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聂荣臻总结出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思想，即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这样安排，可以使不同层次的武器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得到相应落实。［5］(p.1011)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先研究、型号设计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预先研究是指通过关键技术及共性基础知识的研究，为产品的进一步研制发展提供技术储备；型号设计研制是指从国家正式下达武器研制任务开始，到产品鉴定合格交付使用为止；小批生产是在产品定型或鉴定合格以后进行生产。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程序一般分为总体方案、初样、试样（正样）、使用（应用改进）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反映了导弹、卫星等尖端工程的客观规律，必须严格按程序办事，未达到预定指标要求不得转入下一阶段，否则容易出现技术状态反复，研制程序紊乱、周期延缓等问题。［13］
3.实施两种方式并行的“三结合”体制
1962年12月26日，聂荣臻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军工生产问题发表讲话。聂荣臻说，在工厂内部要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我们的尖端技术，只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工人和专家。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他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培养他们，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5］(pp.752～753)
一是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三结合”。让处于不同层次、了解不同信息、关注不同问题的科技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经常沟通，促进了解、理解彼此意图，从而为最终目标通力合作。二是坚持使用、研究、生产“三结合”。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科研单位、生产单位、使用单位经常相互沟通，使各种相关活动并行进行，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种“三结合”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民主特点，从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看，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科技领域中的典型运用。
4.按照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实施科学管理
“两弹一星”是典型的大科技、大系统工程或巨系统工程，其研制过程是在一个总体思想的指导下，多学科、多专业技术的有机结合与系统集成，是现代最新科技成果的高度综合与运用，这就更需要实施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早在1962年，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航天型号的研制率先应用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后在“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工程管理的办法：贯彻基本型原则，走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模块化）的发展道路；严格执行计划，加强指挥调度，实行计划网络图的指挥调度办法和矩阵式管理。
五、实施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在“两弹一星”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程实践中建设科研生产队伍。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的论断。由于贯彻落实中央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严重冲击。1961年1月14～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规定凡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红色科学家；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聂荣臻的报告后，原则批准这个文件。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发全国各科学研究单位遵照执行。［11］(pp，483～484)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两弹一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聪明才智，书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诗篇。
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创建发展中始终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的要求，注重科研生产队伍的建设。通过“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涌现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中国的航天和核科技工业培养了以中老年科技专家为学科、专业技术带头人，以中青年科技骨干为主力，以青年科技人员为后备军的科研生产队伍，为国防科技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六、“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经验的启示及建议
“两弹一星”成功的基本经验，对新形势下中国重大科技专项的领导、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增强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的掌控力和组织调集专项所需资源的能力。为此，建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与重大科技专项直接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成立国家统一的、最具权威的重大专项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立项、调整、人事任免、经费分配、资源调配及组织实施中的检查、督导，同时成立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2.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审慎立项
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管理中的立项问题。首先要搞好立项论证。在立项决策中，应制定严格的重大专项入围标准，统筹考虑，分类设立立项评审委员会，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阶段检查、评审制度，建立健全留名跟踪制和问责制。
3.建立健全重大科技专项的法规体系，依法实行全过程管理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做好全方位、全过程、多层面的管理法规的体系设计，主要包括立项论证的若干规定、决策的程序、经费使用的管理规定、阶段检查评审的制度、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选聘的条件及程序等，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管理走向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
4.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
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加强系统总体设计，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赋予工程总设计师技术决策与指挥权，赋予行政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跨部门、跨单位的指挥权。此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人选所在的行政层次应尽量高，行政总指挥的行政关系应在工程总体的管理层面，同时赋予参与经费分配的决策权及一定数额的机动经费调控权，以增强其指挥权威。
5.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做好科技专项的统筹工作。一是将专项硬件实物性的成果用专利等形式予以固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的品牌；二是解决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利益主体的虚位问题和成果及权益所有权的界定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只投入不产出的问题，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可以让国家利益主体代表的部门名正言顺地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在成果应用转化及产业化阶段体现国家（政府）的意志。
6.统筹兼顾技术基础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
重大科技专项不仅要出工程成果还要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成果。项目研制、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队伍建设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在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中，要统筹兼顾项目研制任务、技术保障设施设备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以增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7.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协作体系
“两弹一星”研制协作主要靠各部门、各单位的政治责任感，靠行政指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作要遵守市场经济法则，主要是靠经济合同进行约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协作体系，使其优质高效地运转。这项任务已迫在眉睫，是加强重大专项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8.加强专项经费的规范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提高投入重大专项工程经费的效能。为此，要加强重大科技专项的经费管理，制订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规定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开支范围、单位和个人收益的额度，避免暗箱操作。同时，要加强对重大专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9.统筹兼顾，全面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其他工程任务
为使中国科技事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建议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选项时，亦应统筹考虑各领域、各行业设立专项的平衡，考虑承担专项任务单位的工作饱满度，确保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其他各项工程任务优质高效的完成。
科技需要进步、需要创新，管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完善和创新。我们坚信重大科技专项及其管理工作定会无愧于时代和使命，与时俱进，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像“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在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再创佳绩，铸就辉煌。
［参引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5］《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24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9］胡维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作用及其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0］沈传宝：《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1］《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95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13］《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1期，摘自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当代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