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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洪荒史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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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洪荒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1987年到1997年的那段中国网络故事,越来越堙灭在时间的尘埃之中。那段中国网络的洪荒史,才告诉我们网络出现在中国的真相:互联网的进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是中外科技交流催生了它的诞生,是民间力量推动了它的发展,是商业动力刺激了它的社会影响。

《国家历史》11月刊



互联网已经成为今日生活中最习见的事物。我们对它的依赖越来越重,它未来会起的作用不可预知,我们已经难以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其实,仅仅22年前,中国还是一个互联网的处女地。

人们对于10年前,互联网在中国兴起的滔天大浪还记忆犹新。张朝阳、王志东、丁磊的三大门户创业的故事家喻户晓,因网络而一夜暴富的神话让无数人热血沸腾,股市上泡沫破裂而一下跌到谷底的悲剧,也是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股开始。此后的网络故事、人肉搜索、博客崛起,到今天最新潮的“微博”遍地开花,网络仿佛天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从1987年到1997年的那段中国网络故事,越来越堙灭在时间的尘埃之中。那段中国网络的洪荒史,才告诉我们网络出现在中国的真相:互联网的进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它的发展,又有着各种力量汇成的偶然。是中外科技交流催生了它的诞生,是民间力量推动了它的发展,是商业动力刺激了它的社会影响,而政府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灿烂盛景。

序曲:开荒的人

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出,第一条网络专线的建成,今天看来那么简单的事,当初难得“超乎想象”。

■主笔:黄艾禾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1987年的时候,全中国的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9月14日的这一天,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人,王运丰教授,坐在北京的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一间办公室里,身边,有他的同事李澄,还有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教授措恩(Zorn)。他们郑重地在计算机上敲下了一行英文:“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一句话,后来载入了中国历史,成为人所共知的著名文字,因为它是中国人通过在互联网上建立的电子邮件节点,向全世界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时间过去22年之后,对于当初中国的这第一封电子邮件,争论颇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为民指出,他早在1986年8月25日,就在北京710所的IBM-PC机上,向身在瑞士的斯坦博格教授——他的研究合作伙伴——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那封邮件比较长,主要谈的是业务联系问题,当然也是用英语写的。他回忆说,当时因为费用昂贵,心情紧张,邮件中有许多大小写的错误。但是,这封邮件比王运丰发出的早了一年多。

对于谁先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问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高级研究顾问王恩海对记者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标准:通过我们自己的邮件服务器、自己的邮件节点,把邮件发到国外去。而高能所的邮件,属于是计算机之间的对话,它没有通过自己的服务器,是使用telnet(远程登陆),所以没有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电子邮件。

不管“真正意义”的电子邮件为怎样的标准,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自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海外以公派方式派出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后,科技上的相互交流就成为越来越不可少的需求。这些科学家们回国后发现,再通过传统的长途电话与传真与海外科学家交流,是件多么昂贵而麻烦的事情;而通过互联网——当时的互联网,已经联上了全球至少2万多台计算机——交流,又是多么便宜而快捷。互联网这个东西,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一步步地翻越壁垒,伸进这个广袤的国度。

实际早在1984年,高能所已经开始了计算机之间的远程联通。2006年的时候,吴为民撰文回忆起这段史实,是从1979年讲起的。

1979年,在“科学的春天”(即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一年后,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到了北京的科学会堂,向来自全国33个研究单位和78所高校的近1000名中青年科学家讲授《粒子物理和场论》与《统计力学》两门课。那七个星期的课程,吴为民说,是他“有生以来,收获最大、记忆最深的课程。”课程结束后,在李政道安排下,30余名中国的中青年科学家被派到世界多个主要的高能物理实验组工作,吴为民是其中之一,他去了斯坦伯格领导的CDHS实验组。当在CDHS实验组的实验结束后,斯坦伯格,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吴为民说,希望他能考虑两件事:一、派一些年轻学生继续参加欧洲核子中心ALEPH实验组的工作;二、建立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ALEPH实验组之间的计算机网络联通。

吴为民说,做到第一条,并不难。但是做到第二条,其难度“超乎想象”。当时的高能所,连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大部分的模拟计算工作,是在水利水电科学院的M-160计算机上进行的。所以,高能所先要做一个远程终端,实现高能所与水利水电科学院之间的计算机联接——那是一串相当复杂的联接设备,动用了电话线、天线、特高频的通讯机,以微波将信号发出,对方的特高频通讯机接收后,再传到他们的计算机里。每次启动须要先电话联系,还要经公安部批准,而且因机器发热时间不能太长,但这种联接终于在1984年7月1日实现了。“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网络通讯的一个最原始的胚胎”,吴为民写道。

有了第一步,吴为民们就开始着手建立国际间的计算机联络。发给斯坦伯格的电子邮件,就是这种努力中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得知在北京,710所是有网络接口的,所以他们从710所的计算机上尝试,远程登录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上去,发出了那封邮件,测试这条线路是否能通。15天以后,欧洲的ALEPH实验组以备忘录的形式,宣布了这次联接的成功。

这条线路建立起来以后,许多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都到过高能所这一间小小的屏蔽室里,通过计算机与欧洲联络。20年后,吴为民还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由于当时线路速度非常慢,键盘上敲字母,常常要一个一个慢慢地从屏幕上跳出来,但是屏幕下的中外科学家们,通常还有高能所叶铭汉所长陪同,都是兴致勃勃地在笑声中耐心地等待。

在ALEPH当年的档案中,可以查到,从1986年8月到1986年底,北京与ALEPH之间总共的通讯时间是1821分钟,传输数据80567单元,费用是7732.29元。

总共约30小时多的通讯,费用达7700多元,那是因为这里的远程登录是通过航天部的卫星地面站连接通讯卫星,通过国际长途电话线到欧洲去登录人家的服务器,当然费用昂贵。而且,线路的带宽也非常有限。最开始时,只能通信,连文件都发不了。若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建立起自己的计算机数据专线。

1991年秋,有8所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加入到高能所的研究项目中来,对于计算机网络的需求的急剧增加,促使中美高能合作会谈决定上马中美间的Internet项目。高能所的那条属于“中国第一”的64K的计算机数据专线,就这样被催生出来——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条线路的诞生,竟然整整用了18个月——那是另一个漫长的故事。

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这些事情,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没人知道。但是,这些隐秘的变化与进展,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变成不可遏制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汹涌奔腾。

第一条线路:漫长的18个月

在1987年9月14日,当王运丰在北京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时,这封信竟然在路上走了6天,才到达它的德国目的地。为什么这么慢?“那时收费很贵啊。这封信要经过好几个服务器来转送,因为线路贵,服务器并不是24小时都开,每天只开一会儿。所以往往到了一个服务器,就要再等一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高级研究顾问王恩海说。

在不少介绍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文章中,都把中国第一个发出电子邮件的人说成是钱天白。王恩海经过调查考证,澄清说发信的人是王运丰,钱天白与王运丰在一个组里,是同事。到了1990年11月28日,王运丰在措恩教授的帮助下,注册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管理这个域名的行政联络员,就是钱天白。但是在当时,中国尚未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联接,这个中国的CN域名顶级服务器,只是暂时放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机房里。

与此同时,在中科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设互联网专线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高能所的研究员许榕生是1988年年底从国外回来的,不久就受命建立高能所的这条64K互联网专线。他到北京电信局去提出申请,发现高能所已是北京的第9家申请单位了,前8家都是外国驻京机构。1991年9月,工程开始上马。当年这条线路的设计,是从美国的斯坦福SLAC计算中心,通过地面光缆到达旧金山市,再租用AT&T公司的卫星专线到达北京三元桥的国际通信局,再走光缆到达离高能所最近的五棵松电话局。但是从五棵松电话局到高能所,大约二三千米的距离,就没有光缆了,要专门铺设一条线路,他们决定,这一段线路用一对电话线来解决。在跟电话局谈这件事时,许榕生回忆说,“我们说要做计算机的联网,他们不懂,说你们加两根电话线不就完了?当时我们直播电话只有三条线。那时电话的一条线,只有9.6K的带宽,而我们提出的,是一条64K的专线,虽然今天看来64K是多么可怜的带宽,可他们问,你们要这么大干什么?我们把那个黑黑的路由器给他们看,尽力解释互联网是一种什么技术。”

“用两根电话线来代替光纤,中间就有很多接口,接口会造成信号衰减。他们就测试、调试,一直在解决误码率的问题。这个调试竟然一做就是18个月,误码率不断升上去又降下来。实际美国人一直在帮我们做这个事情,只是他们的人不可能18个月一直呆在这里。我们的物理实验也一直没停,外国人不断来到北京,一旦有了问题,也叫他们来看看。这样他们也到我们电信局的机房去看,一看遍地是线路,就说,在我们那边可不能这样乱呢——当年的机房也确实比较粗糙。这是18个月啊,我都没法给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这么慢。有的是手续批准问题,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是管理问题,我们就该跑的跑,该追的追,该请人就请人,学着搞关系。后来美国人觉得简直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互联网线路了。就在我们大家信心都快没了的时候,1993年的3月2日,线路突然通了。”许榕生回忆道。

虽然历经漫长的18个月,但是高能所的这条专线,仍然是中国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

“我们的64K专线刚和美国通的时候,把那边的美国人吓了一跳。它一下子就断了,我们这时已经有经验了,注意到这不是我们断的,是他们断的。后来我听说,当时他们很吃惊:什么时候这条线通到中国去了?这是谁家批的?后来美国能源部就出来说,这是他们批的。美国的商业部和国防部对这个还很忌讳,他们怕美国的机密会因此失窃。一星期后,这条线又恢复了,美国能源部做出承诺,他们做的都在科学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且他们增加了监控。”许榕生说。

中国正式被互联网接纳

高能所的64K互联网专线开通后,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视。不久,基金委与数学天元基金共同出资30万元,拨给了高能所,同时,开列出一份一千多人的基金项目负责人和重要骨干的名单,请高能所开通拨号终端服务,1993年5月,高能所又增加了15条电话线和设备,这样,这一千多位科学家,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用户。

中科院物理所的王鼎盛院士在这份名单里。他回忆说,1980年代初他回国的时候,一个重要使命是“背数据”,重要的数据要存在磁带里背在身上带回国来。1993年6月他回国时,他知道中国也可以上互联网了。他通过高能所开通了账号,给美国的教授发了一封邮件。“美国教授大吃一惊:‘哇,中国能发E-mail了!’这件事不单单对中国高能物理界,对整个中国科学界都做了件大好事。”这一千多名用户中,也有不少高手。许榕生回忆说,“北大物理系的朱允伦教授和中科院的朱进博士(现为北京天文台台长)都是网络技术爱好者,他们抱着极大的热情提出建议和措施,使我们简单的设备达到良好的效果。”

在1994年,丁磊就是通过从高能所同学那里要的一个账号,第一次登上互联网的。兴奋不已的丁磊浏览的第一个站点是Yahoo,接着丁磊去创新公司网站下载了不少多媒体驱动程序。1995年6月,丁磊成为北京电信的前100个互联网用户之一。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郭良,是中国最早在家里架设BBS开网上论坛的“骨灰级”网友之一。“我当年也是中科院高能所的一个用户。最早只能收E-mail,不能浏览。需要预交几千元钱,按流量来收费。”能上高能所的网,是早期网友们的资质标志之一,就像参加过长征是老革命的标志一样。

在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方面与美国人就联通互联网的谈判也颇有进展。

1989年,中国有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叫做“中关村示范网络工程”,把北大、清华和中国科学院的网络联起来共享资源,建起一个名为NCFC的网络。但这还不是互联网,可以称它是一种中国互联网的最初雏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钱华林教授。

1992年6月,钱华林到日本开互联网年会(INET92’),见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国际联网的主管(当时美国的互联网已经不再属于美国国防部管,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在钱华林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互联网后,这位主管表示,因为美国国防部、政府部门都联在里面,他们担心机密外泄,所以中国接入互联网有政治障碍。

然而,在会下,很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帮助中国,他们不断给白宫写信。而钱华林他们则一个一个部门地做说服工作。1993年,互联网年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钱华林再次见到那位主管。会后有个国际网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关于中国加入联网的议题,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一致赞成。

这样到了1993年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信了,同意中国联进互联网。1994年初,正值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召开之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衡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到美国,她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重申了加入互联网的要求。这一次,中国人得到了认可。4月20日,中国的NCFC网通过美国的一家公司接通了一条国际互联网的专线,虽然只有64K的带宽,尚不及我们今天普通网络用户带宽的一个零头,但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是一个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了。

又过了一个月,1994年5月21日,在钱天白和德国布卡斯鲁厄大学的协助下,中国互联网的顶级域名服务器从德国回到了中国。这台服务器,就安放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钱天白和钱华林分别担任了中国.cn域名的行政联络员和技术联络员。

1994年9月,中国邮电部电信总局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规定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出口在北京,一条出口在上海。这后来成为中国公用计算机网(即CHINANET)的国际出口。1995年1月,这两条专线开通,并且开始向全社会提供互联网的接入服务。

实际上,在1994年的时候,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网,除了邮电部的中国宽带互联网(CHINANET)出口、中科院的NCFC网出口、中科院高能所的出口,还有北京化工大学在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帮助下建立的一个出口。

当网络年纪还小的时候

那是一个网友们的纯真年代。他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一群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上网,不是为出名,更不是为赚钱,仅仅是被网络的魅力所深深吸引。

■主笔 黄艾禾

我玩故我在

1991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郭良,买了一台电脑。当时的电脑,还不是普通大众们能够玩能够懂的东西。在高能所这样的科研机构里,专业的计算机庞大而金贵,都是锁在有空调又密封除尘的机房里的,而个人电脑,刚刚有了286,主流的个人电脑,都是连硬盘都没有的8086,只有两个软盘驱动器,今天的网民们恐怕见也没见过这种机器,当时郭良就花了3500元买下这么一台。

和别的搞哲学的人不一样,郭良把电脑买到手,回家当天就给拆了。“我这人从小喜欢动手,我就是想看看里面什么样。当时我对电脑一点不懂,买电脑都是硬着头皮上中关村找的。买了电脑又弄软件,大概一个月后,从中科院我的师母那里,搞了个软件,叫做PC tools,我就开始改软件了。”郭良回忆说。

当时有一款字处理软件叫WordStar,那个软件一打开,先有一个标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郭良把字给改了。“PC tools是不能写中文的,我只好写了中文字,再把对应的机器码记下了,再打开这个软件,把‘中科院’去掉,换成‘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后来我的朋友看到我机器上的WordStar竟然显示出不一样的中文标示,都问是怎么出来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好玩。”

郭良会玩电脑的名声渐渐传了出去,找他来弄电脑的人越来越多。所里的会计让他给做了一个工资软件。会计使用这个软件打工资条,等退出时,机器里跳出来了一个提示:是否给郭良涨工资?会计先选择了NO,结果机器却不让退。会计心想,那就说YES吧,反正又不是真的。但是紧接着机器又出来了一个问题:涨多少?

一个搞哲学的人,玩起电脑能这么得心应手,是不是有些奇怪?郭良说,“如果我不搞哲学,大概会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那几年,郭良接到的甚至是非常专业的电脑工程项目。1993年前后,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一个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准备花24万美元买大批的机器,“这工程是我做的。买机器、布网、安装、装软件、调试,全是我做的。那时做的是局域网。当然做网络我还是找了人,我真正玩网络,是1995年去英国以后。”

1995年,郭良来到伦敦大学研究休谟。一到英国,他就开始上网了。“上网的感觉真是过瘾”,他一边研究二三百年前欧洲哲学史上那些哲人艰深的理论,一边与最新的世界潮流频频接触。记得去牛津大学对面有名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我买了很多书,其中有两本,一本是Running A Perfect BBS(玩转BBS),一本是Running A Perfect Website(玩转网站),书价共50多英镑,还带了软件光盘。”以当时汇率,这两本书卖到人民币800多元,但是郭良觉得非常值。回去以后他按照书上的指导开始自己做BBS(网上论坛),那感觉,“太好玩”!他让他的朋友们利用电脑连通电话线,拨号到他这里,发现以这种方式居然能实现电脑间的连通,而且,他还能当场看到,朋友正在电脑上做什么。

这一年的年底郭良回国,一发而不可收,一边又花了上千美元,从国外买来当时最好的BBS软件,一边开始在北京申请电话线路,他要在家里做一个BBS。当时的直拨电话,要5000元装一部,还要走后门,而郭良在家里装上了三条电话线。“我周围的朋友都上这个BBS。”当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开了个专栏“跟我玩电脑”,以一个学文科的人的体验,告诉大家怎么用电脑,影响非常大。后来他又写了一个专栏,叫“跟我玩Internet”,每篇文章的结尾,他都写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我的BBS号码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上了郭良的BBS,郭良将这个BBS起名叫Phil net,Phil,是“哲学”的英语字头。

“我不记得一共有多少人通过电话线上过我的网。我只记得,这三条电话线,有时我还要用,很多人想进来连不上。后来我就限制时间,每人不能超过20分钟。”

在当时,Win95还没有普及开来,人们用的都是Dos命令的页面,也就是说,屏幕上全部是黑色底子上用键盘输入的字符,没有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图像页面,也没有鼠标。一个典型的电脑间的谈话格式是:页面的上方,是自己打出的文字,页面的下方,是对方实时的回应文字。这就足以让当时的电脑发烧友们心醉神迷。而当时的BBS,也全部是文字页面,文字目录菜单。因为上网占用的是电话线,费用太高,网友们一般都是在离线状态下把邮件或者帖子写好,再联上线,发上去,再把自己的信件和别人的帖子下载下来,离线细细品味。

真诚又浪漫的“火腿”们

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之前,大约是从1995年到1997年,中国的电脑网络就经历过这样一段童话般的BBS阶段。熟悉世界通讯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当年在无线电刚刚问世,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的时候,曾有过一段无线电迷们自发建立电台的年代,这些发烧友,自称是“ham”(火腿),以极大的热情推动了无线电通讯的发展。而在1995年,电脑网络的“火腿”们,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都市都纷纷冒了出来。后来成为中国互联网著名大腕的丁磊,就是中国最早的电脑“火腿”之一。

1993年,在宁波电脑局做工程师的丁磊无意间在一本杂志上得知北京开了一个名叫“火腿”的BBS站。丁磊立刻意识到,BBS是以后发展的方向。第一次登陆BBS的丁磊,当晚就在中国惠多网创始人之一孟超的帮助下在宁波搭建成了自己的BBS站。

1996年5月,丁磊当上了广州一家ISP(提供上网服务的公司)的总经理技术助理。在这家ISP,他架设了Chinanet上第一个“火鸟”BBS,结识了很多网友。

过了一年,1997年5月4日,丁磊的网易BBS正式运行。由于丁磊是Chinanet上第一个安装“火鸟”BBS的人,又经常泡BBS,他个人的影响,加上无为而治以及宽容,网易BBS上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个BBS,终于在日后发展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网站之一。

当年这一批“骨灰级”的网友,都知道当时有一个“FidoNet”,也有人翻译成“惠多网”,它诞生于1984年的美国,是一个全球的BBS的联盟。后来成为QQ的创始人的腾讯老总马化腾,就曾经是“惠多”的深圳站站长。当年的资深网友洪波回忆,这个“惠多”网会定时与中国的BBS联络,互相交换信息。另一位网络上的名人,创造了著名中文处理软件WPS的求伯君,在“惠多”上曾以自己的“长城网”BBS而名噪一时。

尽管网友们都尽量缩短上网的时间,把信息发送和收取后就离线阅读,当时的上网费用还是高得惊人。洪波回忆,他当时每月的上网费都上千元。最早的网友之一姜奇平也不乏每月把工资都掏给了上网费的经历。网络的吸引力太大了。“你突然发现,你虽然人在北京,但是可以跟全国各地与你有共同喜好的人去交流,这太神了。我知道有的人比较疯狂,比如当时金山公司的雷军,一天要写两三百封邮件,写好之后,集中发上去。”洪波说。

洪波估计,在当时中国有几百个这样的BBS,有的纯粹是个人办的,也有的是挂在电信局。而当时活跃在上面的网友,都以技术人员、公司白领和知识分子为主,可以说,那是电脑网络的一个精英时代。郭良记得,1989年他写毕业论文时,是在一个同学的亲戚家借用电脑完成的。后来他知道,这就是吴敬琏的家。再后来,郭良成了朋友圈的电脑工程师,也成了领着他们上网的教练。他和吴敬琏成了朋友,也成了京城文化圈中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中的电脑大腕。这些文人们使用电脑的笑话,又成了郭良“跟我玩Internet”专栏的生动素材。

“那会儿在网上人都挺真诚的。”郭良说,BBS不为商业目的而办,大家在上面率真地讨论问题,也传播着各种笑话,一人有难,立刻会有无数不相识的人伸援手。这种无禁忌、无拘束,又透着智慧幽默的语言风格,是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后来《数字化生存》的译者胡泳将这种上网的感觉称为“儿童般的欣喜”,它让每个初学会上网的人,立刻被深深吸引。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

许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也无法以成败来做判断标准。

主笔 黄艾禾

政府:“先发展起来再说”

1995年,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一方面,从技术上,互联网的技术障碍已经基本解决,上网成为了中国民众可以实现的选择,而且网民的人数在迅猛增加,另一方面,在国家的政府层面,开始了对互联网利弊的认真考量。

姜奇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任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对于发生在1995年及随后的几年中,在政府内部关于中国要不要大力上马互联网的激烈争论,相当知情。

在早期,政府对于互联网没什么太多的想法,那时更多的是技术考虑,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新技术。真正从政策角度去考虑互联网问题,要到1995年后,到1996、1997年时,才真正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考虑这个问题。”姜奇平说。

国家开始正视互联网的标志之一,是1996年1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是时任副总理的邹家华。1997年,姜奇平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而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邹家华主持的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就于这年4月在深圳举行。

那可是一次动真格的会议”,姜奇平回忆道,“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互联网到底是一次骗局还是一次挑战?有些人认为它是美国人 的骗局,当年美国人用星球大战,拖垮了苏联,现在这个互联网,目的也是把中国拖进去。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以发展工农业为主,搞信息业是超前,认 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当然,主张应该大力上互联网的一方,据理力争。

这一场争论的结果,还是主张应该大力发展中国信息业的观点占了上风,而且还“把信息化的地位提得很高”,这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为国家信息化下了一 个定义: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 进程。“也就是说,首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信息化,信息化也要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姜奇平说。

然而对于互联网的利弊之争,远没有结束。1995年时的邮电部长吴基传,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当年的争论:“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的,但是后来,认为互联网从技术上会很有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先发展了再说。那时对互联网的担心,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互联网没有管制;当时网上就有黑客,有病毒, 也有很多垃圾和黄色的东西;人们也担心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还有就是赢利模式的问题,在网上提供信息的人,怎么得到利益?那时的担心到今天还是存在,不过现在这些担心更普遍了。”

政府对于互联网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在他们还没对这个新事物想清楚时,民间已经发动起来了。”姜奇平说。

从1995年开始,民办的做ISP(互联网接入业务)的公司,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就是张树新的瀛海威公司。

商人张树新

1995年5月,32岁的张树新创建了瀛海威公司。“当时已经有了几家ISP(互联网接入服务公司)。北京有一个叫‘东方网景’,还有‘国联’、‘中网’等等。但是把ISP做到全国范围,我们是第一家。”张树新对记者说。

瀛海威的业务发展迅速。1996年年初,瀛海威在北京的中关村南大街入口处竖起了一块大牌子:“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看到这块牌子的人,无不为之震动,它不知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心,成了那个对互联网充满理想与热情年代的标志碑。

到1996年年底,“瀛海威时空”8个主要节点建成开通,初步形成全国性的瀛海威时空主干网。到了1998年,瀛海威已发展成拥有37000家客户的全国知名ISP公司,是除邮电系统之外中国最大的一家电信网络公司。

但是,就是在1998年,张树新正式辞职,离开了瀛海威,爆出了当年IT业的最大新闻,一时间,关于张树新的故事在民间有无数个版本,许多人的看法是,她的案例是经营失败的一个典型。

到了今天,张树新处在一种半退休状态,她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互联网与社会发展关系上。对于瀛海威的往事,她不愿提及,只说那是个“古老的故事”。 “那么的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情况,说好的,说坏的,还分析各种原因。我后来转去做投资的时候,招过两个北大MBA研究生,他们做的论文,就是瀛海威的失败,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张树新说,当年决定上马做互联网,动机很简单,就是商业驱动。互联网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就让一大批做接入服务的商人发了财。但是张树新没有想到,中 国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就好象你本来是卖面包的,但你恨不得从种麦子开始干。先弄块地种麦子,然后脱壳、压面粉,然后做面包,其实心里本来只想做面包—— 那只能说,这件事你做得太早了”。

张树新还记得当年去邮电部申请线路,邮电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接入,甚至不知道由哪个部门来接待她。按邮电部已经有的先例,都是电话服务,当时已经有了寻呼台,他们按照寻呼台租用线路的价格收费,一个月一条线6千元。

你除了需要申请线路,还必须获得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在当时,信息台、电子邮箱、图文信息,传真信息等等在邮电部都是分开的业务,而你的互联网是这 些都能做,就需要你把各种业务的接入系统连接起来,你还需要卫星线路,你要需要光缆,反正是很复杂……只能说,你做的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条路就要从头闯出来……

张树新记得:“1996年1月的时候,国家发布了一个国务院总理令,要求每个上网的人,必须要到派出所登记。当时我的用户们对这一条很不高兴,但对于我们这些商家来说,如果你不执行这个命令,你就是违法的。”然而,到了1997年,“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以后,“信息化变成了国家倡导的事情。这就要求当时的邮电部门都要顺应这个形势。中国就是这样,对于政治正确的东西,它都网开一面”。

张树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到,在中国,做生意是一定要讲政治的。既然互联网是个从来没有的新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摸索与对大形势的判断,都要由自己来做。

邮电部门的收费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所有民营的ISP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显然,按寻呼的价格来收电话线路的租金,是太贵了。“寻呼是这样的,叫和被叫都很短。这样的话,一条线24小时大概可以支持500个用户。而上网不同,上网的人有可能两三个小时不下来,一条线,大概只能支持20个用户,我们后来就联合了很多民营ISP,去申请把费用降下来。”

张树新们后来发现,在邮电部的范围内,还是解决不了这个价格问题,后来,他们把申请转到国家计委。“当时国家计委还在1997年专门开过听证会。那次听证会之后,价格就降下来了,每条电话线的价格,从6千元降到了160元。资费是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从1998年以后有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资费降下来是非常关键的。”

当时的邮电部长吴基传,在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事情时也承认:当时邮电部对互联网,是重视,但是认识不深刻,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通讯业务的创新,却在以传统思维来想,是不是要把我的电话、电报业务分流啊?

张树新最后的出局,从表面上看,直接原因是她与董事会间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信息显示,在1996年至1997年间,瀛海威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接入站点投资,但因中国电信的介入及接入价格的走低,瀛海威公司出现了大幅的亏损。以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年的民营ISP们,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做接入服务了。

姜奇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张树新这批人,当时是走到政府前头去了。但是,“一个民营公司,是与国家部门的力量不成比例的。张树新承担了许多社会责 任,她做了很多应该是社会和政府做的事。但是社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她的资金问题,只有到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后才能解决,实际后来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的资金问题也都是风险投资进入后给解决的。”

在采访中,记者问了张树新一个问题:实际上,瀛海威当时的表现,客观上是为广大的中国网民冲出了一个较低的价格空间?张树新说:“我们使劲冲的结果就是,导致电信的大开放,大建设,然后全中国人民都上网了。”

那么,如果人生重新来过,你还会这么做,选择互联网吗?”记者又问。

我觉得我还会这么做。我还是蛮喜欢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充满不确定性。我很喜欢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生活这个东西,从整体来说,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很难讲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段生活时,其实人还是需要意义的。互联网对人类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今天的张树新,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之中。“我进入互联网,那是一个偶然,然后,就不能退出去,要干下去,然后在商业上其实并不成功,然后呢,又弄得尽人皆知……现在电视里常常有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有一天我看见主持人在说,大家还记得瀛海威吗?我觉得,那好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张树新常常觉得历史这个东西,含义太丰富,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骨子里头本来就不是一个商人”,张树新说。

那一年的浪漫时刻

因为张树新“骨子里不是一个商人”,所以,她才会做那么多文化上的事。1995年的一天,张树新在北京北郊一个三面环湖的别墅里请来了一帮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最后定下国内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框架和编写原则。丛书由瀛海威投资,万圣书园负责全程操作,丛书的作者后来都成了名人:郭良、姜奇平、吴伯凡、胡泳、王小东等等——这一批中国互联网的先锋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作者们各有分工:郭良负责写网络史,同时是这套丛书的主编;王小东负责写政治法律;姜奇平负责写网络经济;吴伯凡负责写媒体传播;卜卫负责写妇女问题;胡泳负责写网络安全(黑客)等等。

姜奇平记得,“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们一群研究宗教、哲学、法律、数学、媒体、文学……的人文学者,在小汤山一个不通电话的山沟里,吃着山中抓来的羊,憧憬着互联网的未来,就好像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梦想不着边际的田园一样。”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政策法规组的高红冰副处长是到会的官员。他“带着一台手提 投影仪,从国务院的战略高度,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肩负启蒙重任的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后来,这一批人组成了在IT业影响甚大的 “数字论坛”。

说到胡泳译的《数字化生存》,姜奇平回忆起一个插曲:胡泳将作者名字译成“尼葛洛庞帝”,“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尼葛洛庞帝这个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但胡泳说,你们谁都不许改,这个名字一个字都不许改!他是觉得中国正好缺一个‘上帝’。这个《数字化生存》,也不是原书的书名,但当时的那个气氛,要造就一个《天演论》。《天演论》并不是最好的科普读物,但是最好的科普读物并没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来。”

这让人想起张树新在瀛海威失败后说过的一句话:“瀛海威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

许多事情,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也无法以成败来做判断标准。当初,张树新在做瀛海威的时候,她的朋友,万圣书园的老总刘苏里被邀请来看演示,她告诉刘苏里,你可以在网上开书店呢。而刘苏里看了半晌,说了一句话:这真是一场革命!

“我当时听了就毛骨悚然,我这是革谁的命呢?”张树新笑着谈起这段对话,“当时自己就像网民们一样,发现互联网是一个奇怪的玩具,充满新奇。”而到今天,互联网的今日盛景,又何止是当初在憧憬中想到过的?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先生访华并作报告,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场报告会,将数字化的冲击波推向了全国。

尼葛洛庞帝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因为这本书他当时已经成了中国的名人。

高红冰是这个报告会的主持人,也是力促尼氏访华成功的关键人物。“本来,信息化叫做国家信息化,是由国家来搞的,与老百姓无关。但高红冰这时已不是这个概念了。他想除了国家外,还希望从社会力量来推动这件事。而张树新赞助了这件事,是希望扩大宣传”,姜奇平说。

《数字化生存》的译者胡泳当然也是这次会议不可少的人物。这个报告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张朝阳。尼葛洛庞帝是他的老师,但当时尼只不过是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讲演,顺便被张朝阳拉到了北京,“学生带着老师来玩玩,他没想到是发动了一次革命。”姜奇平说。

“这次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得到风险投资与它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姜奇平认为。

有了1997年的这场开端,以后发生的事情就都顺理成章了:1998年2月,张朝阳的搜狐网成立;在此之前的8个月,网易公司已经成立;在此之后 10个月,1998年12月1日,新浪网宣告成立。从这个时候开始,因得到风险投资而一夜暴富的网络神话就传遍全国,再以后,就是一轮轮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潮起潮落。然而,这一切的启始,都始于1997年那场尼葛洛庞帝报告会,始于“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大广告牌,始于中科院高能所那条拉了18个月的64K计算机专线,始于王运丰教授那一行短短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邮件。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黄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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