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不同以往，不是一场大战之后即成的体系调整，而是循序渐进地反映冷战之后国际关系的种种变化。回顾世界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当今世界秩序演变的动力机制，对于我们判断世界秩序构成的现实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洲的“无序”逐渐瓦解了东方的“有序”
所谓“世界秩序”应该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这只能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演进中能够出现的现象。世界秩序最早产生于欧洲，是欧洲率先进行国际关系变革的产物，也是新兴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不断扩张的结果。在这之中，1648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构建的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单位的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雏形。当时的欧洲强国之间按照主权平等的规则处理彼此的关系，但却在世界其他地区拓展势力范围，构建各自的殖民帝国。
历史地看，这种主权国家形式先是成为欧洲列强组织自己的一种手段，后来又被欧洲列强殖民地人民所效仿，成为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压迫的奋斗目标。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产生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和以政治分裂为特征的欧洲秩序共同构成了当时欧亚大陆上的三大区域秩序。它们各具特色，相对隔离。对比教权和王权纷争不已的欧洲秩序，东方的帝国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但这种欧洲的“无序”逐渐瓦解了东方的“有序”，逐步构建起一种囊括全世界的世界秩序。
“第三世界”修正两极对抗格局，为世界秩序增加新的稳定力量
从在欧洲确立起主权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构建起来的维也纳均势，再到一战结束之后欧美拼凑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世界秩序基本上由欧洲大国来主导，每一种世界秩序的建立都是一场战争结束之后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都反映一种新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这些大国所奉行的价值观。维也纳秩序是欧洲国家在围剿法国革命、击败拿破仑帝国和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正统原则”恢复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以“补偿原则”协调各君主国的利益范围，以“均势原则”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均势“黄金”时代。基辛格非常欣赏这种“均势”，认为它为战乱不已的欧洲制造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欧洲列强正是在这“最持久的和平”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并把它们的势力拓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
但每一种世界秩序的“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的，稳定和动荡都是交替的。在维也纳秩序“和平”的表层下面，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不时涌动与喷发，是战争手段和方式的升级和换代，是欧洲均势的不断破坏与重组。欧洲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一时期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国家利益取代君主利益而成为各国最高的追求目标。同时，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推动了欧洲传统均势体系的崩塌。尽管俾斯麦精心维持一种“大陆体系”，防止法国的复仇并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中去，但随着德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和德法、德俄、德英之间矛盾的加剧，欧洲的均势最终还是被两大集团的对抗所取代，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的争斗拖入到一场残酷的、规模空前的杀戮之中。
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被建立起来。这一体系已经越出了欧洲范围，将全世界都纳入到欧洲列强所构建的国际秩序中来了。这一秩序的目标是防止战败国德国的再起，同时满足或平衡战胜国家的既得利益。中国也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但中国的利益却没能在战后秩序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由此促发了五四运动。日本在战前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赢得了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崩塌了，帝国的核心部分通过凯末尔革命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但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维持了不到20年就土崩瓦解了。美国在一战后又重回孤立主义，新兴的苏俄被排除在欧洲和世界秩序安排以外，再加上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很快就被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冲垮了。爱德华·卡尔以“二十年危机”来形容这一时期世界秩序的失序，有其深刻的道理。
1945年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的力量格局，美苏两大战胜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宰，按照自己的利益划分了世界范围，但东西方冷战很快就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今天看来，虽然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并且接连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进行了残酷的局部战争，但世界大战的火焰没有再次燃起，世界秩序相对稳定。究其原因，除了“核平衡”的形成阻止了美苏之间直接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冲动之外，“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兴力量的兴起，中国从向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一边倒”，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修正了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为世界秩序增加了新的稳定力量。
世界秩序重构在所难免，不通过大国间的战争胜负而重构或有可能
冷战终结之后，世界秩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这是近代西方崛起为世界主导力量之后，世界秩序第一次不是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胜负来重构的。对比以前世界秩序的变迁，冷战世界秩序的重构是缓慢的、渐进的，既延续了某些冷战的因素和影响，同时又与冷战后世界的发展变化及其所积累的结果融合在一起，因此在短时间内也是难以明确地预测和判定的。但在冷战结束之后20余年的今天，世界秩序重构的动力机制在这样几个方面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非西方大国在经济上迅速成长起来。大国的数量在增加，大国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变化，这种变化还没有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反映出来。第二，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宣告终结，美国认为这是美国及西方冷战策略的胜利，而二战结束之后一系列的战后制度安排，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又主要体现了美国和西方的意志，因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定冷战时期西方所设定的秩序和规则就是今日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西方和崛起的“他者”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博弈在所难免。第三，经济全球化既增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也给传统地缘政治力量的释放增加了新活力；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冷战形势所掩盖和压抑的部族、种族、宗教和教派矛盾纠结在一起，以更为激进的形式爆发出来，民族国家构建面临困局，世界秩序没有应对这种突变的准备。全球性问题更是呼唤一种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世界秩序的重构在所难免。
冷战虽然终结了，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不复存在了，但西方仍然把非西方认定为异己的“他者”。很明显，西方对“他者”的认同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真正惠及全球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秩序变革的新变化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锋在在国际关系主论坛“中国与国际秩序变革”上做了发言。他认为冷战后国际秩序变革中突变的形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的突变基本上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上世纪末冷战结束或者说突变的方式是以苏联解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不是一种战争的形式。而是两大军事集团高度对峙又和平竞争，由于一方突然崩溃导致的国际秩序的大变化。
在谈到为什么突变的方式不再是战争了？倪锋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科技进步，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再出现两大平行市场从而形成集团对抗的经济基础已变得很难想象了。
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锋发言全文
我的题目是“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渐进性”。今天这个分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我觉得“变革”可能是其中最关键的主题词。我们知道，变革是一个过程，回顾人类发展历程中国际秩序的变革，基本上都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渐进性，一个突变性，几乎所有的变革都是渐进性和突变性的统一。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突出强调一下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渐进性。
第一，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秩序的变革，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主要力量对比变化，这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动因，力量的此消彼长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渐进性。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发生突变，突变为新秩序的产生打开了机会之窗，以前几乎所有国际新秩序的诞生都发生在突变之后。而突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比如拿破仑战争之后诞生了维也纳体系，一战后产生了凡尔赛体系，二战中诞生了雅尔塔体系。
上世纪末，国际秩序变革中突变的形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的突变基本上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上世纪末冷战结束或者说突变的方式是以苏联解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不是一种战争的形式，而是两大军事集团高度对峙又和平竞争，由于一方突然崩溃导致的国际秩序的大变化。为什么突变的方式不再是战争了？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认为非常突出的原因是人类技术发展进步到了一个阶段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二战的时候人类发明了原子弹，如果相互对立大国都掌握了核武器，每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很难按下核按纽，如果按下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毁灭。这样，大国之间通过战争这样突变的形式孕育和诞生新秩序的机会变得不太可能了。
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关系的演变过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方面迅速的扩展，国与国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知道冷战的时候有两大军事集团和两个平行市场的全面竞争。在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再出现两大平行市场从而形成集团对抗的经济基础已变得很难想象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以某种突变方式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在关注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变革时，可能要更加关注渐进的一面。
第二，从理论上讲，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力量对比的反转必然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两者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发生的，秩序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有时来得相当的缓慢。例如，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总量就超过当时的霸主英国，但是美国确立起以其主导世界秩序则是在50多年之后，而且在这期间几乎所有顺风顺水的事情都让美国赶上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起初都是置身事外，其本土又远离战场，同时与前霸主是血缘上的近亲，又是密切的盟友等等。
中国如何看待国际秩序的变化？我们在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时，一方面一定要坚定信心，因为时和势在我们一边，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一定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考虑到这种渐变性特征，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基辛格对世界秩序的观察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认为，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基辛格博士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战略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以91岁高龄推出了第21本著作《世界秩序》。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观察和思考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的书。这本书既是基辛格60年外交生涯的经验总结，又是对400年来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思考。其中许多深刻分析和卓越见解，给人以启发。
历史经验：西方秩序不具有普遍性
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体系解体后，开始组成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近代意义上国际体系的开端。400年来国际秩序变迁留下的主要遗产和历史经验是什么？基辛格以他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作了系统清晰的梳理。
基辛格列举了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等各种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如果不承认这些差异和多样性，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不是大一统的实体，而是受到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产物。各国内部变化和宗教文化影响往往更深刻地改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辛格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这里涉及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基辛格对此有独到的看法。他曾经说过：“如果一种选择是正义和无序，另一种选择是秩序和非正义，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而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崛起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基辛格关于在秩序和价值观之间维持平衡的国际秩序观，是一种明智的判断。
基辛格在世界上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的智慧源于他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源于他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基辛格关于世界军事格局、外交格局、政治格局特别是地缘政治格局演进分析的方法论，有时比他的具体观点更重要。
现实挑战：美国主导世界秩序衰落
当代世界秩序，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很大意义上，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基辛格清醒分析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在观念和能力上面临的双重挑战。在观念上，基辛格坦率承认，当代世界，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已难以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其欧洲盟国也经常与美国发生歧见。
在能力上，基辛格认为，冷战的胜利具有模糊性和局限性，虽然两极格局结束，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没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道义越来越受到质疑。仓促应对危机、过分冒险投入和不计后果撤出、匆匆打发了事、恶性循环，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地缘力量失衡，酿成更多军事冲突，世界将更加失序。
那么，出路何在呢？
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摆脱战略僵化，展开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其要点包括：确定其优先目标，回答新的问题，寻找新的动力；重新评估美国式世界秩序的适应性，更新军事实力，重建国家优势；把道义制高点与战略要素结合，研究其他深层次的战略因素，特别是充分研究对手的战略目标和资源配置；重塑新的世界秩序，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
塑造未来：中美成世界秩序核心问题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世界头号强国。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观的异同和互动，是当今世界秩序发展演进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对中国问题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此前他出版的《论中国》一书，在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进一步就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了深入的战略分析。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但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基辛格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他们受到中华文明、革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他们在国际秩序观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
基辛格在书中详细列举了中美双方的异同。例如，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在21世纪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但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美国在如何与这样一个大国保持长久关系方面，也缺乏经验。中美两国文化与政治背景有重大差别。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实用主义，中国则是从理念出发。美国从未有过强大邻国的威胁，而中国在其边界以外始终存在强敌。美国人习惯于对可运作项目制定具体议程以解决问题，中国人则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结合，而美国人对这二者都很陌生。历史上相互隔离的中国与美国，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进入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中国认为自己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个体系中受到遏制。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传播其价值观。中美两个大国现在都在进行根本的国内调整，不论二者成为敌手，还是成为新型伙伴，都会对21世纪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中美两国如何避免战略误判和战略冲突，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基辛格特别关注。有人别有用心地把21世纪初的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国，怀疑美国与中国难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基辛格认为，避免这种历史惯性，必须排除一系列巨大障碍。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出路。基辛格提醒，纯军事方式的东亚平衡很可能导致比一战前更为强硬的盟国集团对抗。军事因素不应被当做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义者。
基辛格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大国均势与伙伴关系的结合，伙伴关系理念应成为亚洲均势的核心要素，并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他更具体的设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决于各自在实现目标的克制程度，并有能力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外交领域。这是中国提出的“不对抗不冲突”底线思维的另一种表述。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呼吁在太平洋地区良性互动、积极合作，体现出中方对中美两国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宏观设计。
世界各国都在展望未来。但未来不是等来的。看到未来、塑造未来，才能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