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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50年代起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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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任新民
任新民
1915年12月5日 生于安徽省宁国县。
1934—1937年 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学习,肄业。
1937—1940年 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学习,毕业。
940—1945年 任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讲师;兵工署重庆21厂技术员。
1945—1949年 赴美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布法罗大学聘任为讲师。
1949—1952年 任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研究员。
1952—1956年 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炮兵工程系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1965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分院副院长兼设计部主任。
1965—1982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部科研生产组副组长、七机部副部长。
1982—1988年 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8—1993年 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
1993年 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生平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任新民安徽宁国
安徽宁国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祖籍湖北省谷城县任家湾,祖父任国霖是位勤劳节俭的农民,父任海清曾任宁国县宁国小学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县银行行长等职,更是教诲子女读书上进、掌握真本事。这些对任新民立志攻读、渴求知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7年年底,他毕业于宁国小学。1928年春考入安徽省宣城第四中学,时值北伐军攻占了宣城、宁国一带。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任新民,开始阅读一些革命进步书刊,萌生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朴素信念。1929年10月,年仅14岁的任新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宣城冒埠暴动失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暗下决心:走科学技术救国、强国、富国之路。

初中毕业后,在宁国小学当了半年教师。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他又考入南京钟英中学高中部。1934年高中毕业,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0年毕业。任兵工署重庆21厂技术员、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和讲师等职。

1945年6月,公费赴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感到报效祖国有望了。他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到了故乡,9月应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招聘任研究员。1952年8月,随该研究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院教务处副处长、炮兵工程系教授、火箭武器教授会(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1956年8月调赴北京,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历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一分院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设计部主任;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1975年6月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9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1993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技术带头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任新民与刘少奇
任新民与刘少奇
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的任新民和创业者们一起,开始向导弹与航天这一全新技术领域攀登。他们组织了导弹与火箭各专业技术讲习班,采用互教互学和测绘苏联提供的P—1模型导弹的办法,探求着导弹与火箭知识。任新民曾亲赴满洲里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2导弹,他还作为中方代表在协定上签字。

导弹与航天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是多种基础学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与运用。5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基础都还十分薄弱,相当多的专业技术和学科领域尚属空白。当时只有钱学森教授在美国参加过导弹与火箭的研究、试验工作。1958年1月,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仿制中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当时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仿制成功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1960年12月,成功地发射了中国制造、使用国产推进剂的两枚近程弹道导弹。中国人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从而掀开了中国武器装备崭新的一页。

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他担任这一型号的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自行研制远比仿制困难得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挫折和困难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国内经济建设出现了暂时性的困难,他和同事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终于在1962年1月获得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在向尖端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1962年3月21日进行的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没有气馁,很快开始了紧张的故障分析。他主持了多种发动机系统方案的分析论证工作,并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地面试验,有针对性地对设计进行了修改,提高了发动机结构的抗振强度和比推力,接着进行了性能、可靠性和全弹试车。还同其他分系统的科技人员进行了这一中近程导弹的总体技术方案、控制分系统、弹体结构分系统等的设计修改与地面试验。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技术,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中近程导弹研制成功后,又转入了一个全新型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他主持这一导弹的液体发动机研制工作,同有关科技人员、工人一起,先后解决了发动机的不稳定燃烧、高转速高性能涡轮泵的设计、四机并联技术、推力室的真空钎焊、波纹板成型、等离子喷涂、材料的相容性等关键技术。特别是在突破燃烧室高频不稳定燃烧这一技术难关时,他亲自进行分析计算、参加试车、参加讨论,经过多个技术方案的反复比较和百余次的试车,最后采用了隔板、液相分区的方案,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关键技术。为这一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65年后他全面负责这一导弹的研制工作,带队赴试验基地领导飞行试验,虽已年过半百,在塞北的寒冬腊月,住在简易的宿舍里,得了重感冒,仍坚持在测试工作的第一线。他为这一导弹按期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受命担任中远程弹道导弹和由此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而且同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在戈壁大漠中寻找导弹残骸;在洲际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中,他主持了液体发动机方案的论证与设计工作,参加了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在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发射试验时,他担任发射场区的总指挥;尔后,他还作为试验队队长,组织领导了由这一导弹演变而成的长征二号、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应用卫星的试验任务,均获圆满成功。

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所有的第一代液体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中国人造卫星编辑本段回目录

任新民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一号
任新民是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正当长征一号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生产队伍和秩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干扰,他自己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点名保护,才使他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型号研制工作。从总体方案到各分系统,他深入现场亲自对各种技术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校核、审查和落实。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用长征一号发射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他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卫星通信工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任新民与邓小平
任新民与邓小平
试验卫星通信工程于1977年9月被列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之一。任新民被任命为工程总设计师。早在60年代中期,担任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时,根据国外动力装置技术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他就组织少数科技人员开展液氢液氧发动机的预研工作。到了70年代,该工程立项后,他作为分管技术工作的副部长,一直领导和关注着这一工程的运载火箭的研制。特别是第三级采用常规推进剂(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还是采用低温高能推进剂(液氢液氧)两个技术方案的论证中,他申明自己的见解:“尽管氢氧方案的关键技术多,难度比较大,工作量大,研制周期长,但能提高运载能力,且又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而且我们已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是可以突破这一技术关键,我们应知难而进。”经过他和他的同事的力争,最后领导决定发射通信卫星的运载火箭第三级采用液氢液氧为第一方案,并将这一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三号

氢氧发动机的研制试验艰难曲折,攻克了一个个技术上的“明堡暗碉”。例如:低温给材料工艺技术带来的难题、液氢液氧的泄漏问题、二次启动问题、滑行段的推进剂管理问题、涡轮泵的次同步共振问题、启动缩火问题等等。他作为一名技术指挥员,在艰难险阻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动摇,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身先士卒,亲自分析研究试验数据,现场查看实物,审阅设计图纸,查阅国内外有关的技术资料,亲自提出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确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或综合治理性的技术措施,使多种技术难题终得解决。1983年5月,全系统试车获圆满成功。

长征三号的重大技术关键还有纵向耦合振动(国外文献称为POGO问题)、火箭低频振动环境管理等。在这些关键技术的解决中,从理论分析计算,到技术方案、试验方案的制订与审定,他都亲自参加和进行决策。特别是在解决大型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问题时,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选定为此而开展的研究课题,组织队伍、落实经费,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协调,还审定了试车台的改台方案和试验方案,亲赴现场指导试验。最后根据各种研究试验结果,决定在一、二级氧化剂系统泵前加皮囊式蓄压器,燃烧剂系统不再加蓄压器。通过多次飞行试验的结果证明,这一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运载火箭的纵向耦合振动,为长征三号发射成功提供了保证。POGO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为中国今后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还带动了国内有关技术学科的发展。

要把试验通信卫星送到距地面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与地球自转角速度相同,与地球同心且与赤道面共面的地球静止轨道,完成通信广播任务,除研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外,还要研制通信卫星,研制和建设跟踪、测量与控制系统,研制和建设发射场系统,以及通信广播地面站系统等。担任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不仅领导长征三号的研制,负责五个系统的技术协调和对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还亲自领导和参加了通信卫星、跟踪测量与控制、发射场、通信广播地面站等系统的重大技术关键的攻关与决策。他在1972年以后,还兼任新成立的、承担微波统一测量系统地面设备研制任务的“450”工程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了研制试验工作和大量复杂的技术协调工作。这一微波统一测量系统的研制成功,保证了中国卫星测控通信任务的需要,也使中国的测控通信技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任新民
任新民
经过十几个寒暑的奋战,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第一次执行发射东方红二号的任务,但由于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的第二次启动出现了在地面无法认识和发现的故障,未能将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他承受住了各种压力,查看遥测、外测等飞行试验数据,分析故障原因,制定改进措施。特别是他亲自提出了一条经过后来飞行试验考验是有效的、且一直采用的重要措施。改进后的长征三号于1984年4月8日,成功地将第二颗东方红二号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4月16日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性能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这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的三项重点任务全部完成,表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卫星通信技术也开始迈向世界先进水平。在带有低温推进剂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发射与测控技术等方面,都有可喜的进步。

他作为工程总设计师指挥了多次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与定点,为国民经济有关部门和军事单位提供了通信、广播、电视等的服务,收到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1990年4月,他作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用长征三号成功地将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圆满地完成了商业发射合同,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受到了极大的振奋,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

任新民领导卫星通信工程的过程,也突出地反映了他的道德风范、思想品格和治学态度。他非常注重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在这方面他确有深刻的体会:“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经常深有感触地说:“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任新民
任新民
导弹与航天工程大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的专业和学科。任新民在主持型号研制工作中发扬技术民主、集思广益。处理和解决技术问题时,既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第一线科技人员的意见;又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他通过多年的研制实践切身体会到,研制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元器件螺钉螺帽焊点导线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型号飞行试验任务的失败,直至出现重大的伤亡。因此,他始终牢记着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研制工作制定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全体参加人员,型号的研制、试验、生产的全过程,狠抓、细抓与导弹航天事业生死攸关的质量、安全与可靠性这个头等大事。他恪守一条原则:在地面能做的工作、能进行的试验,一定要做透、做充分;发现的问题和疑点,一定要查清,并举一反三,彻底解决和排除,决不能带着问题、疑点和隐患上天。正是由于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管理,才使一系列型号研制得以胜利完成。

任新民:中国航天的传奇奋斗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者按:纵观三国战乱史,看到的是战雨,听到的是腥风,但却是英雄和枭雄辈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英雄相抗的历史。凡是熟知唯物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不是某个英雄推动的。英雄不可以推动历史,却可以改写历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的辉煌。

  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一部饱含血与泪的英雄斗争史,其繁荣与发展更是一部英雄奋斗史。

  坐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思绪早就飘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是怎样一个年代呀,上至高官达人下至平头百姓,不论贵贱,不论力量多寡,蝼蚁尚且放手一搏,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着。

  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但是现代科技却落后他国,航天事业尤其起步晚,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当时的中国,懂导弹理论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独立设计导弹、卫星了,为了不让新中国落后于人,中国儿女开始走上了一条“科技兴国”之路。当笔者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个总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位穿着运动鞋,头发发白的老者被搀扶着进来了。哎~我内心感叹,为了我们的杂志,真是有劳了他老人家!愧疚之余,笔者的心也不争气地乱跳个不停,这就是已经95岁的任老?“姑娘,呵呵,快坐下”,任老笑容满面,慈祥地先打了招呼。被人们称为“总总师”的任老,是这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自然和愉快地进行。

  早在90大寿的时候,老人就已经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想要闭门静心休养。但是这一次,任老却为我们破例了,看着任老就像邻家爷爷一样微笑着坐在旁边,我们又是感动又是感激不已:任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打扰他老人家。任老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安慰我们:“不要紧,我是人老心不老,你们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就好好地写写中国的航天奋斗史,激励中国的年轻一代。”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创办这个栏目的初衷,就是想要通过我们的笔触来记录那些美好的历史,让历史不被后人遗忘,既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社会进步的启迪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前辈的优良传统。

  少年立志 用知识改变命运

  本刊记者:听您太太讲您算是任家第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任家自您祖父就一直秉承“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传统?

  任老:我祖父是一位朴实的农民,用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祖父一生的奋斗史让我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因此,我祖父在老年得子后,就一直给儿子灌输这种思想。我父亲也是相当争气,成为当地非常少见的高中生。在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也把祖父的话告诉了我,让我好好读书。

  本刊记者:据我所知,您的求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您曾中断过学业,作了一名乡村教师,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吗?

  任老:那段历史真的令人难以忘怀,那也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在我年少的时候曾经痴迷于革命,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但是一系列的流血事件让我离开城市回到了乡下。那段时间我迷茫、失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但是乡下娃娃的求知欲望让我清醒过来了,我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温习功课,寻找再次学习的机会。经过努力,我考上了高中、大学,一直到留学美国。

  知识改变了任老的命运,也改变了新中国的命运,正是因为任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后期又坚持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终于成长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老当益壮 古稀之年仍执帅印

  本刊记者:1999年,您已经83岁高龄了,可您依然奋斗在航天事业的前线,担任“风云一号”气象卫星D星的总设计师,您不想退休好好休息吗?

  任老:俗话说的好“人老心不老”。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我还想继续做点事情。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虽然,家人都劝我退休,但是年纪大了,反而更迫切地想要为祖国奋斗,因为我想趁着自己还可以做点事的时候,把工作经验传给下一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从成功研制中国首颗导弹到把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送上太空最后到83岁高龄担任“风云一号”卫星D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任老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用行动诠释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说到任老就不得不说中国的 “311工程”。

  呕心沥血 “331工程”背后的“总总师”

  本刊记者:在跟您的同事聊天的过程中,他们都喊您“总总师”,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任老: “总总师”这个称呼源于“331工程”,回想起那段时期,虽然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但依然精力充沛,那时候的想法非常的朴实,就是单纯的希望能够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贡献,不辜负国家的培育之恩。航天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有五大系统,它们是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因此人们称我为“总总师”。

  本刊记者:来采访您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331工程”是指我国卫星通信工程。而且该工程的成功实施,是中国航天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的重要标志,大大推进了我国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的进程。任老,我国通信工程大约是何时起步的?

  任老:我毕生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上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比较高,发展还是挺快的,并没有落后西方国家很多。中国卫星通信事业起步的时候主要有两大背景:其一,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卫星通信工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从国际发展大势上可以看出,通信工程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二,中国的东方红一号已经发射成功,在卫星发射以及火箭制造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于以上两点,国家把卫星通信工程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任务来抓。1965年周总理已经高瞻远瞩,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统的立项。随后,各有关部门相继开展了关于卫星通信工程的一些单项课题的探索研究,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工程有所耽误,直至1970年,中央军委决定将这项任务转为工程研制阶段。一直到1974年3月31日,中央批复了国防科委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了“331工程”,自此,中国的卫星通信工程全面拉开序幕。

  本刊记者:“331工程”不仅工程庞大,包含了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只要稍微出点什么问题,就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您作为“总总师”,当时的压力是不可想象的吧?

  任老:确实,心理压力在一些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但好在国家提出了“科技兴国”的口号,重点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了让中国航天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周总理特别保护科研人员,我就是周总理特保下来的。“311工程”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了,尤其是发动机问题。

  “311工程”耗费了任老大半生的心血,用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东方红2号通信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是“311工程”卓有成效实施的结果。作为“311工程”的“总总师”,任老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而且也要用真心去让团队和谐相处。“光环是属于大家的,失败的原因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任老告诉记者,为了作好“总总师”,他不是一次两次地“三过家门而不入”,而几乎每天都是和同事们呆在一起,由此工厂里面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331工程”中长征3号的研制,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氢氧发动机。

  立下军令状 采用氢氧发动机

 本刊记者:众所周知,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02秒,是中国航天事业上的一个尤其辉煌的时刻,因为那一刻,长征3号运载着东方红2号试验通信卫星腾空而起,东方红2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能力,也是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东方红2号实验通信卫星成果发射背后主要的英雄是氢氧发动机。听说当时长征三号第三级是否采用氢氧发动机还产生过分歧?

  任老:是的,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风险性比较大。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曾经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干事情总是有困难、有风险的,只要正视困难,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氢氧发动机这一大技术难关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技术改进而突破的。后来由于多次成功的试验,最终还是采用了氢氧发动机。

  本刊记者:您当时坚持采用氢氧发动机这项具有风险性但是成功性也更大的技术时,压力之大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采用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的分歧在哪里?

  任老:分歧归结起来有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氢氧发动机中的液氢、液氧温度很低,液氢是—253℃,一般的容器都不能使用,液氧是—183℃,也是低温材料。101站的人虽然曾经使用过液氧,有一定的认识和经验,但液氢就一点经验也没有了。当时,大家对液氢都比较害怕。液氢极容易起火、爆炸。气瓶一打开,稍不注意,喷出来的就是苗。氢也是最轻的一种燃料,它一遇到空气就着火。在做液氢试验时,穿衣服要求都很严格,衣服必须是防止静电的,只能穿棉布衣服,不能带有任何化纤、毛皮成分。任何静电都可能引起着火、爆炸。如果空气中含有4%以上的氢,就要起火了。这种低温推进剂,给生产、贮存、运输及使用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液氢还有一个特殊的及其危险的性质:它不导电。推进剂在管路中流动时会因摩擦产生静电,液氢不导电所以无法像其它推进剂一样将电荷传给管路,而只能越积越多,放电时产生火花会引发爆炸,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战争中不用氢氧发动机的原因。二是因为在当年,运载火箭的发射一般都是用常规推进剂,这种三级常规推进剂的运载火箭不仅创造了首枚成功的佳绩,并连续成功地将两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D星准确地送入极地轨道。而这种常规推进剂的主要成分是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用起来要可靠很多,到现在,导弹用的仍然是这一技术。但是氢氧发动机的能量高,比冲高,即单位流量的推进剂产生的推力大,这个优点是压倒一切的。

  我之所以坚持采用氢氧发动机,甚至还冒死立下了军令状,主要还是我认真对比了二者的每一项性能,科学需要创新,但是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本刊记者:听说长征3号并不是一次性发射成功的,在此之前曾经因为氢氧发动机的问题而没有把东方红2号推入预定轨道,当时是碰到了什么问题呢?

  任老:经过大量的试验工作,我们认为已经攻克了氢氧发动机各方面的问题,就计划在1984年1月29日晚8时24分发射火箭,可是长征3号在二次点火后的3秒钟燃烧室压力开始下降,并迅速下降为零,意味着发射失败。全国人民一直都在关注东方红2号的发射,但却失败了,不少的同事开始质疑氢氧发动机难题并没有攻克,采用氢氧发动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时也非常的失望,但更多的是不甘心,我坚决认为氢氧发动机这个技术难题可以攻克,而且对中国航天事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本刊记者:最后是怎样解决氢氧发动机出现的问题呢?

  任老:通过多方面听取同事的意见,我苦思冥想,觉得应该增加液氢流量,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且专门起名为增加液氢旁路系统。

  长征3号成功采用氢氧发动机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氢氧发动机技术难题的成功克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

  一、 任新民生平活动年表

  “两弹一星”功勋——任新民院士

  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现为宁国市)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5~1949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1949年8月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国防建设

  1952~1956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教授、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研室主任

  1955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1956~1965年在国防部五院任总体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

  1965~1982年在七机部一院任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后任七机部、航天部副部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5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

  1988年被聘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理事会理事

  1994年荣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立国防科工委一等功。

  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授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功勋奖章

  历任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二、代号“1059”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党和政府就开始考虑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1956年2月17日,导弹专家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组织领导、科学研究、设计和生产等多方面,对发展我国的导弹技术提出了宝贵建议。《意见书》题目中的“国防航空工业”,指的就是导弹武器,之所以用这个提法,完全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1956年8月,李富春副总理就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并于1957年9月7日,派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寻求导弹援助等问题同苏方谈判。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根据这个协定,1957年12月,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从此,我国开始仿制苏联的P-2近程导弹。

  1958年8月,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华,具体指导仿制工作。9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特别鸣谢:徐副主任,姜秘书等友人的大力支持!

任新民:中国航天的传奇奋斗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者按:纵观三国战乱史,看到的是战雨,听到的是腥风,但却是英雄和枭雄辈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英雄相抗的历史。凡是熟知唯物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不是某个英雄推动的。英雄不可以推动历史,却可以改写历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的辉煌。

  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一部饱含血与泪的英雄斗争史,其繁荣与发展更是一部英雄奋斗史。

  坐在偌大的会议室里,思绪早就飘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是怎样一个年代呀,上至高官达人下至平头百姓,不论贵贱,不论力量多寡,蝼蚁尚且放手一搏,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着。

  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但是现代科技却落后他国,航天事业尤其起步晚,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当时的中国,懂导弹理论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独立设计导弹、卫星了,为了不让新中国落后于人,中国儿女开始走上了一条“科技兴国”之路。当笔者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个总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位穿着运动鞋,头发发白的老者被搀扶着进来了。哎~我内心感叹,为了我们的杂志,真是有劳了他老人家!愧疚之余,笔者的心也不争气地乱跳个不停,这就是已经95岁的任老?“姑娘,呵呵,快坐下”,任老笑容满面,慈祥地先打了招呼。被人们称为“总总师”的任老,是这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自然和愉快地进行。

  早在90大寿的时候,老人就已经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想要闭门静心休养。但是这一次,任老却为我们破例了,看着任老就像邻家爷爷一样微笑着坐在旁边,我们又是感动又是感激不已:任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打扰他老人家。任老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安慰我们:“不要紧,我是人老心不老,你们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就好好地写写中国的航天奋斗史,激励中国的年轻一代。”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创办这个栏目的初衷,就是想要通过我们的笔触来记录那些美好的历史,让历史不被后人遗忘,既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社会进步的启迪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前辈的优良传统。

  少年立志 用知识改变命运

  本刊记者:听您太太讲您算是任家第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任家自您祖父就一直秉承“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传统?

  任老:我祖父是一位朴实的农民,用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祖父一生的奋斗史让我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因此,我祖父在老年得子后,就一直给儿子灌输这种思想。我父亲也是相当争气,成为当地非常少见的高中生。在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也把祖父的话告诉了我,让我好好读书。

  本刊记者:据我所知,您的求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您曾中断过学业,作了一名乡村教师,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吗?

  任老:那段历史真的令人难以忘怀,那也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在我年少的时候曾经痴迷于革命,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但是一系列的流血事件让我离开城市回到了乡下。那段时间我迷茫、失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但是乡下娃娃的求知欲望让我清醒过来了,我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温习功课,寻找再次学习的机会。经过努力,我考上了高中、大学,一直到留学美国。

  知识改变了任老的命运,也改变了新中国的命运,正是因为任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后期又坚持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终于成长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老当益壮 古稀之年仍执帅印

  本刊记者:1999年,您已经83岁高龄了,可您依然奋斗在航天事业的前线,担任“风云一号”气象卫星D星的总设计师,您不想退休好好休息吗?

  任老:俗话说的好“人老心不老”。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我还想继续做点事情。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虽然,家人都劝我退休,但是年纪大了,反而更迫切地想要为祖国奋斗,因为我想趁着自己还可以做点事的时候,把工作经验传给下一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从成功研制中国首颗导弹到把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送上太空最后到83岁高龄担任“风云一号”卫星D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任老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用行动诠释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说到任老就不得不说中国的 “311工程”。

  呕心沥血 “331工程”背后的“总总师”

  本刊记者:在跟您的同事聊天的过程中,他们都喊您“总总师”,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任老: “总总师”这个称呼源于“331工程”,回想起那段时期,虽然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但依然精力充沛,那时候的想法非常的朴实,就是单纯的希望能够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贡献,不辜负国家的培育之恩。航天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有五大系统,它们是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因此人们称我为“总总师”。

  本刊记者:来采访您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331工程”是指我国卫星通信工程。而且该工程的成功实施,是中国航天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的重要标志,大大推进了我国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的进程。任老,我国通信工程大约是何时起步的?

  任老:我毕生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上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比较高,发展还是挺快的,并没有落后西方国家很多。中国卫星通信事业起步的时候主要有两大背景:其一,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卫星通信工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从国际发展大势上可以看出,通信工程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二,中国的东方红一号已经发射成功,在卫星发射以及火箭制造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于以上两点,国家把卫星通信工程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任务来抓。1965年周总理已经高瞻远瞩,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统的立项。随后,各有关部门相继开展了关于卫星通信工程的一些单项课题的探索研究,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工程有所耽误,直至1970年,中央军委决定将这项任务转为工程研制阶段。一直到1974年3月31日,中央批复了国防科委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了“331工程”,自此,中国的卫星通信工程全面拉开序幕。

  本刊记者:“331工程”不仅工程庞大,包含了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五大系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只要稍微出点什么问题,就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您作为“总总师”,当时的压力是不可想象的吧?

  任老:确实,心理压力在一些时候会大于技术方面的压力,但好在国家提出了“科技兴国”的口号,重点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了让中国航天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周总理特别保护科研人员,我就是周总理特保下来的。“311工程”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了,尤其是发动机问题。

  “311工程”耗费了任老大半生的心血,用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东方红2号通信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是“311工程”卓有成效实施的结果。作为“311工程”的“总总师”,任老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而且也要用真心去让团队和谐相处。“光环是属于大家的,失败的原因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任老告诉记者,为了作好“总总师”,他不是一次两次地“三过家门而不入”,而几乎每天都是和同事们呆在一起,由此工厂里面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331工程”中长征3号的研制,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氢氧发动机。

  立下军令状 采用氢氧发动机

  本刊记者:众所周知,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02秒,是中国航天事业上的一个尤其辉煌的时刻,因为那一刻,长征3号运载着东方红2号试验通信卫星腾空而起,东方红2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能力,也是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东方红2号实验通信卫星成果发射背后主要的英雄是氢氧发动机。听说当时长征三号第三级是否采用氢氧发动机还产生过分歧?

  任老:是的,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风险性比较大。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曾经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干事情总是有困难、有风险的,只要正视困难,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氢氧发动机这一大技术难关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技术改进而突破的。后来由于多次成功的试验,最终还是采用了氢氧发动机。

  本刊记者:您当时坚持采用氢氧发动机这项具有风险性但是成功性也更大的技术时,压力之大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采用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的分歧在哪里?

  任老:分歧归结起来有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氢氧发动机中的液氢、液氧温度很低,液氢是—253℃,一般的容器都不能使用,液氧是—183℃,也是低温材料。101站的人虽然曾经使用过液氧,有一定的认识和经验,但液氢就一点经验也没有了。当时,大家对液氢都比较害怕。液氢极容易起火、爆炸。气瓶一打开,稍不注意,喷出来的就是苗。氢也是最轻的一种燃料,它一遇到空气就着火。在做液氢试验时,穿衣服要求都很严格,衣服必须是防止静电的,只能穿棉布衣服,不能带有任何化纤、毛皮成分。任何静电都可能引起着火、爆炸。如果空气中含有4%以上的氢,就要起火了。这种低温推进剂,给生产、贮存、运输及使用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液氢还有一个特殊的及其危险的性质:它不导电。推进剂在管路中流动时会因摩擦产生静电,液氢不导电所以无法像其它推进剂一样将电荷传给管路,而只能越积越多,放电时产生火花会引发爆炸,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战争中不用氢氧发动机的原因。二是因为在当年,运载火箭的发射一般都是用常规推进剂,这种三级常规推进剂的运载火箭不仅创造了首枚成功的佳绩,并连续成功地将两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D星准确地送入极地轨道。而这种常规推进剂的主要成分是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用起来要可靠很多,到现在,导弹用的仍然是这一技术。但是氢氧发动机的能量高,比冲高,即单位流量的推进剂产生的推力大,这个优点是压倒一切的。

  我之所以坚持采用氢氧发动机,甚至还冒死立下了军令状,主要还是我认真对比了二者的每一项性能,科学需要创新,但是绝对不可以盲目地冒险,因为搞科研是高成本的活动。

  本刊记者:听说长征3号并不是一次性发射成功的,在此之前曾经因为氢氧发动机的问题而没有把东方红2号推入预定轨道,当时是碰到了什么问题呢?

  任老:经过大量的试验工作,我们认为已经攻克了氢氧发动机各方面的问题,就计划在1984年1月29日晚8时24分发射火箭,可是长征3号在二次点火后的3秒钟燃烧室压力开始下降,并迅速下降为零,意味着发射失败。全国人民一直都在关注东方红2号的发射,但却失败了,不少的同事开始质疑氢氧发动机难题并没有攻克,采用氢氧发动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时也非常的失望,但更多的是不甘心,我坚决认为氢氧发动机这个技术难题可以攻克,而且对中国航天事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本刊记者:最后是怎样解决氢氧发动机出现的问题呢?

  任老:通过多方面听取同事的意见,我苦思冥想,觉得应该增加液氢流量,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且专门起名为增加液氢旁路系统。

  长征3号成功采用氢氧发动机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氢氧发动机技术难题的成功克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

  一、 任新民生平活动年表

  “两弹一星”功勋——任新民院士

  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宁国县(现为宁国市)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5~1949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1949年8月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国防建设

  1952~1956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教授、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武器教研室主任

  1955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

  1956~1965年在国防部五院任总体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

  1965~1982年在七机部一院任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后任七机部、航天部副部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5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

  1988年被聘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理事会理事

  1994年荣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立国防科工委一等功。

  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授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功勋奖章

  历任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二、代号“1059”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党和政府就开始考虑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1956年2月17日,导弹专家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组织领导、科学研究、设计和生产等多方面,对发展我国的导弹技术提出了宝贵建议。《意见书》题目中的“国防航空工业”,指的就是导弹武器,之所以用这个提法,完全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1956年8月,李富春副总理就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并于1957年9月7日,派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寻求导弹援助等问题同苏方谈判。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于1957年至1961年底,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根据这个协定,1957年12月,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从此,我国开始仿制苏联的P-2近程导弹。

  1958年8月,苏联导弹专家陆续来华,具体指导仿制工作。9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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