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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士谔

林士谔（1913－－1987）自动控制学家。广东平远人，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1939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航空系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曾任成都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教官，成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厦门大学教授、系主任。在航空陀螺仪表与惯性导航方面有较深研究。1938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解高阶代数方程的论文中提出的劈因解根法，被誉为林氏法，为国内外广泛采用。编著有《动力调谐陀螺仪》、《惯性导航》。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为“林士谔法”。40年代从事航空教学、研制、生产和管理工作，他研制首创的膜盒式真空速表，经装机试飞性能良好，并获得“光华发明奖”。50年代投身于航空教育事业，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和陀螺惯导专业。他作为学科带头人，注意跟踪新技术发展，重视高校与厂所结合，为中国惯导技术的发展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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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编辑本段 回目录

林士谔，1913年7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出生时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伯母陈会诗喂养，并将林士谔半过继于她。父亲林震于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北伐军师长及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在北伐宿迁战役中曾因重创张勋部队而获金质勋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1919—1924年，林士谔在平远县东石乡崇德小学、铁民高小读书。民国初，其父因病解甲归乡，1924年病逝。后生活无着，其母携林士谔至北京姑母处，靠姑母林演存在北京香山医院医生工资为生。1925—192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至初中一年级。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二年级。由于林士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曾以优异成绩从高一跳入高三班，于1931年高中毕业。中学期间，其学杂费都是靠其父在辛亥革命时的同志、挚友、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李济深先生资助。

1931年林士谔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除李济深先生资助外，还因林士谔是北伐将士的后代而受到家乡的接济。1935年7月于交大提前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广东省教育厅录取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学习航空工程，同年9月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学习。因林士谔学习成绩出众，学校当局给予奖励，免收其学费。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林士谔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入学后翌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6月又获博士学位。在他的博士论文《飞机自动控制理论》中，林士谔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这种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并被许多教科书刊所引用。在当时计算机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解四阶以上的高阶代数方程，非常困难，林士谔利用求实系数代数方程的复根时，找出其一个二次因子来求得方程的复根，之后不断重复修正，直至达到要求精度为止。这种求实系数代数方程的复根方法，避免了复数运算。林士谔以自己独特而高效的方法求解高阶方程，使得他的导师德雷珀博士也为之高兴和感到惊奇。在1940年8月、1943年8月和1947年7月，林士谔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数学及物理》杂志上接连发表了3篇关于解算高阶方程式复根方法的论文，获得了当时国际数学界相当高的评价。这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方法至今还在被发展，并应用现代计算机来进行快速运算。林士谔这一贡献曾为自动控制系统稳定性的研究以及计算数学领域中的近似求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国名人词典》、《中国科学家词典》和《数学手册》中都有所记载。

1939年6月林士谔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立志航空救国。为此他放弃了在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毅然回国。1939年底，林士得先至广州湾与刘莲娜女士结婚，后经香港、昆明，于1940年初到成都，经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介绍至该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后兼任高级班主任。

1942年夏，林士谔调至机校附近的空军仪表修造厂任副厂长，在此期间，林士谔开始研制一种膜盒式真空速表。为了实地试验，曾将试制的仪表委托当时在成都空军工程局办事处的苏联飞行顾问，在苏式战斗机上进行了试飞。试飞数据证明，仪表符合理论设计要求，和国外后来采用的真空速表设计原理相同，但性能要好，发明要早。林士谔因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而获得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1944年夏—1946年春，林士谔调往成都航空研究院仪表组任研究员，从事仪表研制工作。1946年春—1946年5月，林士谔调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承办向英美订购航空设备工作。1946年夏天，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军支援人员去厦大教书，此时，林士谔正想脱离空军，遂于同年10月赴夏门大学航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大，林士谔开设了航空仪器及设备、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设计3门课，并且还从事飞机控制的安定性专题研究。

建国之后编辑本段 回目录

1951年夏到1952年10月林士谔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并于1952年5月参加九三学社。1952年10月林士谔至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经历过旧社会并亲眼目睹其种种腐败现象的林士谔，看到解放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时，无比激动，无比振奋，他感到了这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有了希望，出现了曙光。为此，他急于要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建设。他是创建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的奠基人之一，担任该系副主任，为全系专业建设把握着方向。他以身作则，发挥着专家的作用，用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亲自编写专业教材。他夜以继日，写出了大量教材，并讲授新的专业课程。他所开的课程有：航空仪表、自动驾驶仪、飞机设备、自动器元件、陀螺稳定系统及惯性导航理论。1958年，他在《中国科学》上用英文发表了“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在《北航学报》上发表了“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侧向及横向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误差的理论分析”、“陀螺仪安装支架误差”以及“半解析式惯导系统参数选择”等论文。林士谔在学术上的积极带头，对新专业的创建、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以及高质量学生的培养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50年代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建设项目中，就有在北京航空学院筹建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的协作项目，1958年林士谔作为当时筹建该项目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协作。他精心规划，并亲自去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陀螺及导航教研室联系和聘请讲学人员，还参观莫斯科有关对口高等学校的教学及科研设备。回校后，他极积筹建国内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在钱学森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由林士谔教授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为了使研究室的研究工作迅速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水平，他和青年教师们一道，在缺乏国外参考资料的条件下，设计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液浮陀螺仪，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中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林士谔学识渊博，学术思想活跃，从不自满与固步自封，具有不断创新精神。他领导的陀螺惯导研究室在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下不断把开发研究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1960年在他指导下最先在国内研究出动压气浮陀螺马达样机。50年代，他编译了《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上、下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70年代，林士谔又将当时国外正在大力发展的挠性陀螺向国内首先进行了介绍，后又主编出版了《动力调谐陀螺仪》一书，这对后来中国很多部门的研究单位开展这种陀螺仪研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林士谔不仅理论基础深厚，而且非常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主张科研必须为国民经济服务，科技人员应该投身于生产实践中去与厂、所结合。他本人经常深入实验室了解科研工作进展和进行指导。即使对过去他已发表过的理论文章“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他仍不断探讨其进一步应用问题。1963年他又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高阶特征方程解根法应用问题”及“关于劈因法解特征方程的改进问题”。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已在其所在的研究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好风气，例如与北京地质仪器厂协作研制成功的利用陀螺进行海底石油勘探装置，与北京青云仪器厂合作研制的528液浮陀螺，以及参加618所研制的平台式惯导系统等，都是教师走出学校与厂、所结合，共同完成国民经济有用项目的几个例子，而林士谔教授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甚至在1969年被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他看到农村缺水少电，就设想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当地畜力资源来进行发电。当他看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在使用完干电池后大量被扔掉而造成很大浪费时，他就在家里做了上百次试验，给生产电池的工厂提供了电池再生方法。他一贯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科研工作者就应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课题进行探索，将智慧变成物质财富。

航空发动机

林士谔教授十分注意国际科技发展的动向，不断地向国内进行介绍，以便进行技术跟踪。这不仅体现在他主编出版的《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动力调谐陀螺》等书中，他撰写的“双轴挠性陀螺补偿线路分析法”、“陀螺及惯性导航系统综述”、“应用分析法解K值根轨迹方程理论”等论文，也都及时跟上国外科技发展的前沿水平。由于林士谔身体力行，他所领导过的研究室后来在光纤、激光、半球谐振、超导等新型陀螺仪以及GPS／惯性、天文／惯性组合导航系统和捷联式惯导系统等项目都能及时跟踪国外高科技的发展，并且有些项目还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些都是与林士谔教授一贯倡导的学术作风分不开的。1986年，林士谔非常关心有关“863工程”高科技概念论证，他积极录找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了“航天飞机中的惯导系统与几点建议”的论文，还积极着手准备出版一本有关航天飞机方面的专著。

由林士谔教授筹建和主持的陀螺惯导专业，至今已培养本科生逾千人。这些毕业生已遍布在中国航空、航天和航海各部门，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技术骨干或业务领导干部。林士谔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历尽了心血。此外，他也极其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常给予他们有益的教诲。经他培养的几名中青年教师，目前都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专业梯队重要的后继力量。林士谔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生的培养，经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已有20多名。1985年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国陀螺惯导第一个博士重点学科专业点，已培养了近10名博士研究生。他对研究生不仅从业务上精心培育，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也寄予希望，给以热诚教导。他常对研究生讲：“你们年纪轻，应当努力争取入党，多为人民做贡献”。1986年林士谔生病住院期间，得知一名博士研究生想放弃学位争取出国时，他动员这个学生继续在国内读完学位，同时对已经出国的两名博士生则多次希望他们学成早日回国，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出力。这些生动事例说明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教育工作的崇高责任感。

文化大革命

林士谔教授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出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刚正不阿。对“大跃进”期间的一些浮夸作风，他敢于直言，为此受到过压制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士谔教授在政治上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身体受到过摧残，精神上经受过磨难，甚至因其父为北伐战争立功而获得一枚金质勋章也给林士谔带来了折磨，但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胸襟开阔，宽厚待人，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以国家大局为重。对此，凡与林士谔相处过的同志都颇有感受并深受教益。

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不顾病痛，竭力工作，直到1986年底退休后，还继续受聘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他十分关心国内生产发展，支持改革开放，经常在各种场合，包括学习会议和日常谈话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对比新旧社会的变化，列举大量数字与事实，讲述了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改革的成就，教育大家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关心着当时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林士谔教授身为教育家，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更为严格。他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威望，在国外也有不少亲友，但他坚持不肯为子女写出国推荐书，尽管孩子有过怨言，但他毫不“妥协”。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值得学习的。林士谔教授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怀念在欧美以及港澳台的众多亲友故旧，盼望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早日团聚，还为此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因病医治无效，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他的逝世确是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难以挽回的一大损失。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青年的成长，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勇于开拓。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和作风，都永远会牢记在人们的心中，还会继续开花结果和发挥出无究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