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分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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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也称精神分析文化派或社会学派。
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精神神经病率大大增高。患者的病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种种复杂因素。一些从西欧，特别是从德国移居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医疗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开始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他们反对S.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即性力）的概念和人格结构说，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逐渐形成了新精神分析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等人。G.墨菲在其《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1972)一书中指出：“现代某些最有权威的精神分析著作家如霍妮、沙利文和弗罗姆等，经过普遍的同意，已被逐出弗洛伊德的体系，而另一些人特别是E.克里斯、P.格里纳克、D.拉帕波特和E.埃里克森则已一致被认为是‘圈内的’而不是‘圈外的’。”
新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紧密而统一的派别，即以上述三人而论，他们不但在理论上各有偏重，而且也很不团结。
沙利文强调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格不是别的，乃是一个人在以一定文化为背景的人际关系中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他为了与带有先天性驱力的自我概念相区别，提出了动能一词，包括在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代表着心理过程的相对持久模型。个人从童年起，在涉及自身生存的时刻，动能就加紧活动，执行着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产生。沙利文很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过程，即不同年龄儿童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应付各种符号化的实际能力，区分出几种经验模式，并特别强调语言的共同有效性在人格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沙利文认为一个人在童年的人际关系中，如果经常遇到成人的不赞许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严重的焦虑可以导致精神分裂而产生精神神经病。他还主张在治疗精神神经病时，分析者应创造一种自己积极参与其中的双边情境，尊重患者，设法恢复患者的潜意识中人际关系的安全感。沙利文企图将精神病学与其他各种学科构成一种知识统一体。他的理论反映了美国现代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也表现了美国当时心理学中的折衷主义倾向。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的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人出生后就处于一个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之中，双亲对儿童的不良态度和行为会引起儿童的基本焦虑，因此家庭环境决定着儿童对社会的反应方式，从而决定着他的性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儿童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之感，就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出10种精神神经病需要,并将它们归结为3种指向性活动或“精神神经病倾向”，即走向人们、反对人们和离开人们。这3种倾向都不足以对付现实,而且由于互相抵触而引起所谓基本冲突，循环往复，反而使精神神经病更趋严重。她还提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意象”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使患者能意识到自己的当前倾向和冲突，精神神经病的治愈不一定要追溯到幼儿期被压抑的欲望。霍妮在揭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社会制约性时，指出了“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和竞争现象，严重地妨碍了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弊端。
弗罗姆的理论充满了社会哲学的色彩。他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中大的切面对人格的影响。弗罗姆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的。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反而产生孤寂和恐惧之感，因此现代人的主要动机是逃出自由。他认为个人逃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积极的自由”，但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得转而寻求“消极的自由”，即将孤寂不安之感压抑到潜意识之中，结果变成了强迫性观念和行为，神经病即由此而生。弗罗姆认为人能获得安全的社会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权威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各种机制，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其中接纳、剥削、贮藏和市场4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只有一种生产倾向性才是常态的、健康的表现。根据讨论的结果，弗罗姆企盼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人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弗罗姆的理论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但他得出了只有改变个人的病态心理才能改变病态社会的错误结论。
新精神分析一派中值得一提的还有A.卡丁纳，他采取的是文化人类学观点。他曾亲身调查了一些土著民族，深信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能揭示出每种文化所特有的基本人格。这代表着精神分析的另一个方向。
新精神分析这一派中各种理论的侧重点虽互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特征，大致为：①他们都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②他们大都强调家庭环境和童年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大作用。③他们都重视自我的整合和调节作用，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持乐观态度。
但必须指出，新精神分析在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潜意识动机作用，压抑和抵抗，精神决定论，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联想法等。新精神分析学家在各自理论中提出的如基本焦虑，原始恐惧，逃出自由等概念，尽管名称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潜意识的驱力和先天潜能在起主要作用，不过表现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而已。
参考书目
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2。
R.L.Munroe,Schools of Psychoanal ytic Though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55.
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精神神经病率大大增高。患者的病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种种复杂因素。一些从西欧，特别是从德国移居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医疗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开始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他们反对S.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即性力）的概念和人格结构说，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逐渐形成了新精神分析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等人。G.墨菲在其《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1972)一书中指出：“现代某些最有权威的精神分析著作家如霍妮、沙利文和弗罗姆等，经过普遍的同意，已被逐出弗洛伊德的体系，而另一些人特别是E.克里斯、P.格里纳克、D.拉帕波特和E.埃里克森则已一致被认为是‘圈内的’而不是‘圈外的’。”
新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紧密而统一的派别，即以上述三人而论，他们不但在理论上各有偏重，而且也很不团结。
沙利文强调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格不是别的，乃是一个人在以一定文化为背景的人际关系中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他为了与带有先天性驱力的自我概念相区别，提出了动能一词，包括在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代表着心理过程的相对持久模型。个人从童年起，在涉及自身生存的时刻，动能就加紧活动，执行着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产生。沙利文很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过程，即不同年龄儿童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应付各种符号化的实际能力，区分出几种经验模式，并特别强调语言的共同有效性在人格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沙利文认为一个人在童年的人际关系中，如果经常遇到成人的不赞许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严重的焦虑可以导致精神分裂而产生精神神经病。他还主张在治疗精神神经病时，分析者应创造一种自己积极参与其中的双边情境，尊重患者，设法恢复患者的潜意识中人际关系的安全感。沙利文企图将精神病学与其他各种学科构成一种知识统一体。他的理论反映了美国现代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也表现了美国当时心理学中的折衷主义倾向。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的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人出生后就处于一个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之中，双亲对儿童的不良态度和行为会引起儿童的基本焦虑，因此家庭环境决定着儿童对社会的反应方式，从而决定着他的性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儿童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之感，就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出10种精神神经病需要,并将它们归结为3种指向性活动或“精神神经病倾向”，即走向人们、反对人们和离开人们。这3种倾向都不足以对付现实,而且由于互相抵触而引起所谓基本冲突，循环往复，反而使精神神经病更趋严重。她还提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意象”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使患者能意识到自己的当前倾向和冲突，精神神经病的治愈不一定要追溯到幼儿期被压抑的欲望。霍妮在揭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社会制约性时，指出了“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和竞争现象，严重地妨碍了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弊端。
弗罗姆的理论充满了社会哲学的色彩。他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中大的切面对人格的影响。弗罗姆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的。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反而产生孤寂和恐惧之感，因此现代人的主要动机是逃出自由。他认为个人逃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积极的自由”，但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得转而寻求“消极的自由”，即将孤寂不安之感压抑到潜意识之中，结果变成了强迫性观念和行为，神经病即由此而生。弗罗姆认为人能获得安全的社会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权威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各种机制，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其中接纳、剥削、贮藏和市场4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只有一种生产倾向性才是常态的、健康的表现。根据讨论的结果，弗罗姆企盼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人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弗罗姆的理论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但他得出了只有改变个人的病态心理才能改变病态社会的错误结论。
新精神分析一派中值得一提的还有A.卡丁纳，他采取的是文化人类学观点。他曾亲身调查了一些土著民族，深信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能揭示出每种文化所特有的基本人格。这代表着精神分析的另一个方向。
新精神分析这一派中各种理论的侧重点虽互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特征，大致为：①他们都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②他们大都强调家庭环境和童年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大作用。③他们都重视自我的整合和调节作用，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持乐观态度。
但必须指出，新精神分析在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潜意识动机作用，压抑和抵抗，精神决定论，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联想法等。新精神分析学家在各自理论中提出的如基本焦虑，原始恐惧，逃出自由等概念，尽管名称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潜意识的驱力和先天潜能在起主要作用，不过表现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而已。
参考书目
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2。
R.L.Munroe,Schools of Psychoanal ytic Though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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