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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民间智库?编辑本段回目录

智库是由智者(学者、专家、思想家)组织成的、通过研究和交流以及宣贯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或公众的思想的机构。

根据智库的创建机构与创建资金来源、运作资金的不同,智库可以分为三类: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三类。

官方智库是由政府创建的智业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官方智库由政府以财政方式提供启动资金并由财政拨款作为主要运作经费,接受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贯任务。

官方智库的特点是均列入事业单位编制,有些官方智库管理层人员还具有公务员身份,有行政级别,如中国科学院设有局、处等机关。这种官方智库没有独立地位,成为政府的附庸,不能完全保证研究报告的客观性,资源使用效率也比较低。但优点是研究经费充足,能够聚集数量较多的专家,能够开展大型研究课题。

半官方智库是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如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创建的智业机构,如各大学设立的学会和研究会、共青团和妇联以及工会等下属的研究机构、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半官方智库的启动资金由这些非政府机构提供,研究经费大部分或部分由这些非政府机构提供,同时向社会获得部分研究经费。

中国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虽然是非政府机构,但还是不能把他们当作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机构,因为他们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些非政府机构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却由财政供养,高等院校和人民团体机构的领导人都享受公务员待遇,享受相应行政级别官员待遇,众所周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到年龄后离开共青团后的职务是不省长/省委书记就是国务院某部门部长,高等院校负责人也全都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副部级、厅级、副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华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往往还可以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挂个副职就行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还曾由政治局委员担任,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虽然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不是用专项财政拨款去设立智业机构,但他们用财政拨款去运作,包括投资营利行业获利,同时也依据政府授权收取相关费用,他们用这些钱设立智业机构,虽然不是专项财政拨款,但按照递延资产的概念,他们向设立的智业机构投入的启动经费和运作经费的根本来源还是财政,因此,他们设立的智业机构仍具有官方智库特点,另外,他们同官方智库一样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源。同官方智库相比较独立地位较好一些,但仍做不到完全独立,因为他们还是必须经常接受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贯任务,资源使用效率也不高,大部分运作经费被用于养人头,整体上看他们还是在政府的恩荫下运作,因此称作半官方智库。

民间智库是由没有在政府及半官方机构担任公职的专家学者利用民间资本设立的智业机构。民间智库的启动资金和运作资金均来自民间,有时也以合同方式接受政府的委托研究课题,但作为独立智业机构,他们可以拒绝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贯任务,以保证客观公正性的基本宗旨。

正式的民间智库按目前的法规和政策应获得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批文或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批文,至少应获得工商注册但建立一套非赢利机构管理机制并获得公众认同。目前能够通过社科联审批的真正民间智库不多,通过各省市社科联审批的一百多个研究机构能称为民间智库的不到十个。以民办非企业科研单位方式注册的民间智库也不多,2005年以前通过这种方式设立的民间智库已经基本上全部被吊销民非法人执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拥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且其合法财产中的非国有资产份额不得低于总财产的三分之二”。按照这个规定,民间智库可以从国产资产中获得一部分启动资金或资产(折算金额不可超过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以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为限,但如果有国有资产参与,就不是完全意见上的民间智库,原因为目前的中国政治环境决定只要有政府资金进入,政府就将直接监管,因此有国有资产参与的智业机构只能称为半官方智库。在香港,则不存在这类问题,因其政府提供资金后政府不再直接监管机构运作,而是将机构的运作交给社会。

在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中任公职的专家学者在保留公职的情况下以个人资金创建的智业机构也只能称为半官方智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创建的智库,虽然启动资金和运作资金来源于民间,但其负责人的公职身份决定机构的运作仍无法脱离政府的影响,只有辞去公职后创建的智业机构才可以称为民间智库。

如果要将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合并为两类,应该分为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也有许多专家认为应分为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含半官方智库),即将半官方智库认为是广义上的民间机构,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政治环境下,半官方智库无法和民间智库融合,因为其半官方智库的政府背景以及其根本上来源于财政的启动资金,决定了半官方智库在性质上类同于官方智库。

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但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区分不是太明显,由于民间智库的设立需要一个政府部门或半官方机构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同意方可在民政部门注册为非赢利机构,有些民间智库挂靠在政府部门或半官方机构下面运作。2005年前科技部门作为民办非企业科研单位业务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民间智库还多一些,近两年因中共中央指定社会科学联合会作为民间智库的业务主管部门,民间智库获得社科联批准的难度大大增加,同时政府部门也不再愿意接受民间智库的挂靠,相信将会有最多民间智库挂靠在半官方机构,以公司形式注册的民间智库也将大大增加,但认定某个公司形式的机构是否为民间智库的难度也非常大。目前公认的中国智库机构数量为大约2500个,其中民间智库约100个,但一直没有研究机构列出这些民间智库的名单,笔者希望能与各民间智库机构一起共同研究中国民间智库的分布和运作状况。

应该说,挂靠在半官方机构名下的具备法人地位的智业机构,如果其启动资金来源于社会、运作资金也主要来源于社会,应该算作是民间智库,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按照以上分析,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应符合以下几点:

1、           主要业务范围为智业;

2、           创建人员没有公职在身;

3、           没有国有资产进入;

4、           非赢利机构;

5、           独立运作。

广义上的民间智库则应符合以下几点:

1、              主要业务范围为智业;

2、              非政府机构(如事业机构、院校、社会团体、民众等)设立;

3、              国有资产投入不超过启动资金的三分之一;

4、              非赢利机构或以公司形式注册;

5、              独立运作。

中国民间智库的状态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二OO三年以来的“非典”、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多个民权事件以及修宪等重大公共决策活动中,民间智库开始崭露头角,成功扮演了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对接角色。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六年,随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执政理念转变给民间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催生了民间智库在九十年代初的出现。二OO三年以来的“非典”、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多个民权事件以及修宪等重大公共决策活动中,民间智库开始崭露头角,成功扮演了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对接角色。但今年初,先是吴敬链、江平和梁治平创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关闭,接着北京最著名的两家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先后遭到注销,中国民间研究机构的命运走向备加令人关注。

“不让搞了”

  1993年中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民间团体的一轮快速增长。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介绍,中国民间智库集中出现在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间,主要涉及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法律、宪政,也有例如艾滋病、残疾人的教育政策等专业领域。

  三年前在上海图书馆西馆二楼会议厅一场“法律与市场经济的对话”上,知名经济学家吴敬链、知名法学家江平和梁治平为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成立进行了简单的仪式,明确了这一民间机构的目标,即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自主性,和学术上的独立追求。吴敬链曾介绍说,该所的成立不仅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同时又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欢迎,所以选址上海,正式完成登记手续。在记者问及今年初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取缔的原因时,江平只简单表示:“民间的研究所不让搞了。”
  
  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早在一年以前就感觉出来自政府的“不友好”气氛,公开的研讨会要么明令取消,要么不得不改换地点。“有时候开会议的酒店都预定好了,临开会时酒店通知我们,迫于压力不能给我们提供场所,”天则创办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无奈地表示。据他介绍,天则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注册的,但是在这个注册在2005年重新登记时被取消了。

  不仅是以非企业、非营利机构注册的研究机构开始受到限制,以企业单位的名义注册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最终没有逃过关门的命运。其掌门人曹思源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熟悉体制运作,所以当初为了应对非营利机构注册难的问题,同时为了减少做为民间智库的敏感度,不惜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但自二OO三年六月,曹思源在青岛举办大型民间修宪论坛之后,他和他的研究所的日常活动开始受到监控,名存实亡了一年多后,今年三月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终于被正式注销。

注册难

  “我们现在没事,没受到什么干扰,”同样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的另一家民间智库----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因为注册的是家工商企业,仲大军有时不得不应付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的报表等等琐事。就是这些事,有时挺烦人的。“你说我们这样一个小研究机构,又不赚钱,还要象那些工商企业那样每月填税表,浪费精力和时间!”

  根据当前的政策规定,社团注册必须在广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挂靠,而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社团中提取利益,又必须为社团的任何问题负责任,如果社团的工作触怒了政府,弄不好挂靠单位的领导就会影响乌纱帽,所以造成中国大量致力于社会公正、维护人权、公正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无法按照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结果不仅出现被迫到工商局按照企业来注册的民间智库,还出现不登记、不注册,自行其事地开展工作的研究机构,所以早在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这导致目前中国被注册的社团,也成为了像股票上市企业指标一样的“壳资源”。

生存现状

  据统计,中国智库目前有2500个,其中民办的不到5%。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研显示,2001年抽查的五千家NGO中,有58.7%都说他们在一年之内向政府部门提出过政策建议,其中有近20%提交的建议在6项以上,而且有42%的建议受到采纳。记者在采访中,也往往听到各民间智库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有哪些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或重视,那幺,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智库仍然生存堪虞呢?

  专门从事NGO研究的贾西津认为,智库的繁荣最后要涉及到的必然是民主政治决策体制的变革。决策体制的立法程序、监督机构,所有这些制度性的设计,是智库存在必不可少的空间。没有这样的空间,智库也仅仅是能够存在,但仍然地位不名。其次在资金制度上面,现在民间智库大多数是以国外资金为主导的,真正有智库的发展,一定有一种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比如说有政府的委托,拨款,有国外企业的援助,资金会的赞助,个人资助,还有他的经营费用等等。所有这些多元化才能保证它的组织运作,现在可行的就是政府购买和咨询服务使得这种投资的渠道可以多元化,另外一些适当的经营性的活动都是帮助智库获得资金途径的。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的经验之谈是,做为民间机构,“要跟政府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过于紧密,”他说原因是意识到“政治派系斗争非常可怕。”

  但是,“跟政府保持太多的距离也不好,政府说:你们到底要干什幺?你们是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令人非常的害怕。我跟他(政府)解释,我们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他始终不信任,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信任;可你跟它关系太好了吧,你跟这个人好,那个人就要整你,这是中国的特点,你就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之中,这是很麻烦的。”

重新定位再出发

  一名熟知政策形势的体制内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目前的发展遭遇挫折,跟“两个文件”有关,“一个是去年年底的,一个是(今年)5月份的;一个跟颜色革命有关,一个跟政府对于民间智库的认识和有关的所谓事件有关。” 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提醒,实际上政府对民间智库的需求仍然强烈,“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其实从去年开始,对于社会团体,或者说对于思想的管制在趋紧,这就使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党中央、政府又在积极的寻求社会的声音。”

  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定位和重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其注册的中评网的名义,在上周召集了一次大型民间智库论坛,除了广邀在京的民间研究机构群策群力,并延请了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智库的学者献计献策。

  此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余万里呼吁民间智库要“切入主流。”“既然要做到智库,必然要有一种现实的精神进去,”要在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互动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慢慢建立起来信任感。

  对于民间智库一向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余万里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用了很多年,我觉得带上了很多政治色彩,可能用政治发展的概念更适合。”他介绍说,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很多政府创新的问题,“包括法制政府的问题,我个人参与了一些NGO的工作,对于政府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法治政府的问题。”他认为,既然法治政府是一个中国政治应该发展的方向,那幺“这个过程中间智库学者应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面临生存困境的不仅是民间智库,连挂靠在社科院的一些半官方智库也同样面临注册难的问题。她举例说,北京师范大学原来有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但是最近因为“所谓公共政策是美国的说法,”上面要求把这个研究所改名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学院,而且正式报教育部。

  她提醒说,中国的现实是“不注册也能做事情,”而且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发展仍然动力大于压力。“社会改革的这支大船已经出航了,已经驶出港口了,不是停在港口里面了。”她认为其实中国现在正是各类智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什幺?有需求,需求非常强烈。”她认为“现在的改革很明显是改到了政府头上,”并以最近网络上出现的医疗改革全民大讨论为例说,“一篇报道出来,逼着(卫生部长)高强就承认了(医疗改革失败),说我们改革是有问题。甚至逼得吴仪副总理拍了桌子,说我们做的不好,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可见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杨团透露,本星期民政部要开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评估会议,这对各类智库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他(政府)要买服务,他不评估怎幺买呀。”所以她认为,政府有太多的具体政策,太多的具体制度需要设计。“所以,我们开拓哪些方向,做哪些知识产品的设计,从什幺角度来用这个市场的机制自养,现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一点都用不着悲观,只是看清楚形势,然后运用一种应对形势的新的方面,我觉得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发展。”

  事实:

  中国脑库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

  最大的天则研究所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200万人民币

  华顿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

  立足现实图生存,再谨慎些;面向未来谋发展,更大胆些

  尽管自身生存面对合法性的危机,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仍坚持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实际上处于有非常大需求的阶段,处于进一步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这方面的难度非常大,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上的支持。”对民间智库所遭受的政治压力,他表示要采取一种非常善意和积极的态度来化解,要寻找朝野共识。“在这个共识下表现出我们的善意,改进我们自己的服务,一方面我们强调民间智库最大的买主应该是政府,(一方面)要反思你自己,不要总是想政府要不要购买,你的东西很糟糕,政府不要购买,关键是你要改进,你要站在社会立场上去想,替政府去想,要超前的去想。”

  茅于轼也表示,“政府不让你注册不等于没需求,所以政府还是需要你的服务,需要听你的意见,我们按照中国的特点来注册,你不能按美国的办法,不然就违反了中国的具体条件。要慢慢想办法把事做成。”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民间智库应专业化发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目前大家有一个公认的结果:美国的民间智库最发达。如果真正讲到智库的发展,民间智库的发展可能是从英国人开始的,一八多少年就有了,但是现在的发展程度是美国最发达,这有它一定的原因,一个是它的政治文化,美国人不大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是欺骗老百姓的,政府跟民间智库谁说得对?美国人一般认为民间智库说得对;再有一个是美国的政党制度,美国的民间智库是属于哪一个党的,标的很清楚的很少,但是他有很强的思想性,实际上智库填补了一些政党制度的空间;再有就是美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市民社会,社会跟政府相对的时候,老百姓相信社会,给社会民间智仓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第四,我在美国的感觉,美国经济发达,社会上的钱太多,闲散资金,咱们的话讲叫闲散资金太多,他又通过一个法律制度,鼓励你把钱捐出来。当年福特基金会成立的时候,福特汽车老板把钱捐出来,过了多少年,福特基金宣布跟福特家族完全脱离,把整个福特基金捐给社会了,现在是一两百亿美元的资产,这么大的钱往外捐。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问台湾人,你们台湾经济也发达了,你们有像美国这样的民间基金会存在吗?台湾人说还没到这一步,这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大老板们也开始捐出一部分钱。中国有吗?没有,私下里有一点,但是还没达到的这样的程度,中国确实是有一些大老板,但是大老板还没有想到,某种意义上钱还没多到那个程度,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又没有一个制度鼓励大家把钱捐出来,所以这是基础的问题。 

    美国民间智库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独立性;再有就是美国的学术界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进行实证性研究,给我解决实际问题,不要跟我谈哲学,我不要听,给我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智库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并不是要从价值观的角度研究问题,而是要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民间智库提出来的问题都是以政策为导向,不管政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反正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你政府爱听不听,美国的民间智库就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再有一个特点,美国民间智库人才的问题,上个礼拜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有一个美国公共预算研究所,是一个民间的智库。这里面光做美国国家预算政策分析的人员就有70多位,这个在世界其他各国根本就不可能,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基金会或者是几个基金会在撑着他,养这70多个人。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人员有两百多位,刚才贾教授也讲了,每年的预算上亿美金,全世界很难找到这样的一种环境。再有一个,政府跟机构人员互相的交流比较多,共和党上台,共和党就领着这帮支持共和党智库的人员去当官,据统计,小布什上台以后,从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到小布什政府里当官的有两三百人,小布什任期做完了,如果民主党上台了,这帮人就回到智库里。如果民主党上台了,倾向于自由派的一批官员会到民主党政府工作。这样的政府跟智库之间的交流,成了一个常例,这样的话,智库非常了解政府在想什么,政府也很了解智库在想什么,两边的关系很好,智库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现在全世界各国,世界其他的地方的民间智库都在变化。美国智库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是它的第三阶段,在欧洲一些地方,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一些民间智库开始出现。欧洲原来的传统有点跟中国一样,公众比较相信政府,所以智库全部都是政府办的。受了美国的影响,也有欧洲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欧洲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民间智库,民间智库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大,特别是在欧洲内部,国内政策一些研究方面,政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也有一些出现在外交政策方面,这是欧洲的一些变化。像德国,德国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政治文化跟中国一样,喜欢思辨,喜欢讲哲学,出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现在出现了一些类似像美国似的政策导向的研究机构,我不听思想家的,就是研究问题。原来没有这个东西,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德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基金会,也开始给这些政策机构提供一些基金的帮助,这是它的一些转向。

 国的影响,现在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开始出现一些民间智库,包括亚洲地区,像韩国,韩国就有几个民间智库。韩国的NGO现在非常发达,在NGO当中出现了几个智库,为社会,为一些政党,为一些政治力量培养人才,提供思想。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台湾,我这两年去台湾也比较关注台湾的智库发展,但是台湾比较有意思,政党化的智库比较明显,真正做到民间完全能够比较中立的智库不是很多,但已经开始发展。比如说台湾智库就是倾向民进党的,国家政策研究院也是倾向于民进党,但是背后都是大老板出钱,一个是许文龙,还有一个长荣公司,也是很大的台湾本地的企业。国民党这边也有,国民党自己办了智库,现在连战从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就是要做智库的领导人,组织国民党的智库,一方面是提供思想,一方面为将来国民党重新上台做一些人才方面的准备。香港也是一样,香港这两年冒出来一个比较有名的机构,思汇政策研究所,原来的一个立法委员下来以后自己办的智库。受美国的影响,现在全世界各地,包括泰国,印尼等亚洲地区也都开始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民间智库。美国在全世界民间智库的影响上,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掌握了一种话语权,起了一个主导的方向。

 中国的民间智库也搞得比较早, 80年代初期,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机构,叫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后来相类似的还有中国科技问题研究小组,人员都是分散的,分散在各个部委各个研究所各个大学,然后组织起来,受国家的委托,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做农村问题研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这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像现在中国主导农村政策研究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全部都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原来我也参加过的中国科技问题研究小组的活动,对于在83年,84年科技政策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不叫智库,叫智囊团,智库是一个翻译词了,从台湾借用过来的,中国的民间智囊团就是这么建立的。当时搞中国智囊团的人心目中的模式就是美国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所以说从美国智库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向他们做一些学习,特别是将来应该注意的,民间智库确实应该注意一定要往专业性发展,培养出一支专家队伍出来,这样的话,才能在社会上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

中国民间智库的别样生存:小荷已露尖尖角编辑本段回目录

何谓智库?现代公共治理日益繁难,智库应运而生。政府倚重外脑智库,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优化治理,已成为现代行政理论的常识。智库不只专注于理论探究,而是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
  所谓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就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和个体,在政府的各种公共决策中通过各种合法有序的途径表达他们的意见、建议和呼声,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

  重视决策体制的建设,是发达国家的特征。国外民间智库,重在决策咨询。从各国情况看,社会变化较大的时期,都是民间智库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社会的稳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非营利性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对推进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美国总统拥有庞大的智囊机构,同时决策还大量咨询体制之外的专家、学者。诸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政策分析组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其中强调的“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将智库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强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民间智库现状如何,将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就为公众瞩目。

  高层决策重视民间智慧,民间智库作用几何

  在一般人看来,公共决策似乎只是政府的内部事务。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改变。

  2007年下半年,中国股市沪指先后跨越5000点、6000点关口。当我们在强调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时,不少人也许还会记得,中国股市是1988年从海外回来的几位留学生和国内当时的几家公司联合推动起来的。现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民间智慧功不可没。

  同样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不但有总理“问计于民”,还有北京 申奥、“ 十一五”规划制订等一系列大事件,融入了多方的智慧。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与更多以个人决策咨询为主体形成的民间智慧相应,民间智库更加令人瞩目。“十一五”规划制订过程中首次借助包括民间智库在内的社会力量。2003年10月, 国家发改委面向世界公开招标“十一五”规划的前期研究课题,这是我国政府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经济发展方案,成为政府决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智库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由弱变强,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转变更为民间智库提供了空间。2003年以来的“非典”、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多个事件以及修宪等重大公共决策活动中,民间智库开始崭露头角,成功扮演了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对接角色。

  民间智库: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小荷已露尖尖角”

  专家分析,现在国内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智库:政府基于政策需求专门设立的研究机构;挂靠在大学但是独立运作的研究机构;民间自发成立的研究机构,一般表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也有些以工商企业等形式存在。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逐渐在扩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智库在政府决策、公共生活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对一些民间智库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中国经济50人论坛”更令人瞩目。2007年7月28日在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刘鹤、吴晓灵、易纲、许善达等多位成员就“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围绕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社会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期间学者提出的观点,经媒体报道,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个非官方学术组织,何以聚集了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如吴敬琏、刘鹤、樊纲、林毅夫、汤敏、张曙光等近50位官方或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专家学者?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撰文回忆说:“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

  据了解,50人论坛成员皆以学者身份参与论坛活动,自由发表学术成果及建议,共同参与中国经济重大课题的交流与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意见,供决策层参考。论坛内部研讨会通过经济学家对当前社会经济现象及规律的分析研究,共同探讨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体智慧和研究成果通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月报》等有关渠道上报到相关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部门。尽管它的一些成员有政府职位,尽管在最初的成立阶段,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网起到了重要的组织方面的支持,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也没有意图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而只是一些经济学者自发组织进行交流的平台。

  专家分析说,美国有政府建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法国有官方色彩的总理府“经济40人”,德国有科学院的“智人团”等,多少有些“官方色彩”。而以“民间”身份亮相、类似于“同人会”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同样扮演着民间智库的角色。

  无独有偶,在建言献策的舞台上,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与影响最大的留学生团体,欧美同学会以其国际化视野“海归智库”的背景也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一次座谈时指出,“决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信息。党的政策是建立在信息来源的基础之上,信息的多寡与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决策的成败。在这方面,跨越东西方的留学人员拥有很多优势:国外的知识背景,丰富的行业经验,宽广的文化视野。”

  也正应于此,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以年会形式探讨热点话题,针对重点议题达成有深度及影响力的成果和结晶,发挥了民间智囊团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所属组织——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作为由归国留学人员中的商务人士和与商务活动相关的人士自愿组成的智囊性与交流性社团组织,旨在广泛联系海内外商务人士,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国家、社会和中国企业发展的高级智库,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国际视野。其内部刊物《建言献策简报》及时送达有关部门。

  民间智库的建设性作用如何得到充分发挥

  公共决策为何有时候不到位,不彻底,比如对于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有时候只差一步,原因可能很多,和科研、决策咨询以及信息披露体制都有关系。详实、准确、真实的咨询及前期调研的重要性因此尤为凸显。

  现代社会的多元与复杂性,决定一个政府的科学决策必须依赖于广泛的咨询。决策部门要想得到准确的民情民意,需要建立制度化、多元化的通道。从中国发展的长期前景来看,进一步推动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深化改革的过程,如何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建设性作用,显然值得我们好好考量。

  在民间智库的自觉、自主意识逐渐萌生的同时,另一方面,公众对于民间智库的吁求、期望与关注兴趣,也日益浓厚。在制订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甚至改革方案中,公众如何更深入参与、表达立场?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民间智库。

  有学者提出,政府主动向海内外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委托征集新的医改方案,彰显了政府科学决策意识的提升。然而,其中民间智库难觅身影,缺少一份民间版本的医改方案。公众瞩目的高考改革亦然。

  专家指出,必须认识到,民间智库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既不能超越现有客观条件,一蹴而就,也不能裹足不前。

  是什么束缚了目前民间智库的脚步?2007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在亚太投资峰会上指出,对于投资政策忽视民营经济的现象,实质涉及到公共政策导向或者是理念的导向。中国投资政策的形成,没有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发展的变化。民间智库的形成,民间智库在中国投资宏观政策当中所起的作用要作充分的估价。民间智库的发展,最主要的困难有四条:政府的决策权如何界定的问题;非政府组织注册问题非常特殊;基金问题,要使得民间智库能够保持它的独立性,公正性,就需要有相当多的公共基金的支持,目前还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来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信息公布制度,信息源、信息库的建设需要加强。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民间智库自身建设能力、对自身定位认识不足、外部法制政策环境、政府决策机制等原因,在数量、质量上并不理想,未能形成与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的有效模式。

  更长远的问题是,十七大提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相应的制度如何加快形成?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决策咨询体系、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这些问题带给人们思考的同时,也对民间智库提出了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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