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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主要智库一览

  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史汀生中心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南方人物周刊201142期封面 南方人物周刊201142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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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智库的前世今生

  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此的基本理解和认识。同时,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动向,也是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张欢 发自华盛顿

  这是华盛顿的“K街”(K Street),一条云集了律师行、说客集团和智库的商务街,一向被认为是企业利益影响政治的象征,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我们到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便身处其中,他们见证的是智库这个美国“发明”的演变史。

  何为智库?

  对于那些想要准确描述这一类风格越来越迥异的组织的人们来说,怎样定义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怎么才算是一个智库众说纷纭。

  智库是这样一种规模不等的实体,它既可以由一两个人组成,也可以拥有几百位员工和研究人员。这些智库中,有的预算仅有一两千元,有的预算高达几百万美元。换句话说,智库可以像兰德公司那样,跻身美国声名显赫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机构,拥有超过两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在加利福尼亚寸土寸金的圣塔莫妮卡海滨拥有自己的豪华办公楼,或是像加拿大国际和平与安全委员会(Canadi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那样低调。后者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在2001年4月解散之前,一直以25万到30万的低调预算租用渥太华拜沃德商场的办公室办公。

  公共政策智库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果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他们对政策思想的影响。作为独立的政策分析中心,他们是否能够生存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董事和员工推销和推广思想的能力。

  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根据《所得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他们通过申请成立一个面向公众宣传各种政策的教育组织,从而取得建立非营利机构的资格。为了获得免税资格,他们还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很多智库确实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能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游说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其研究先天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不过,智库和利益集团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首先,虽然一些智库竭力迎合尽量多的选民,但是与大多数利益集团不同的是,他们不专门为某一个特定选区的选民说话。例如传统寂静会一般会支持美国人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是一项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公民权利),但该基金会却不替美国的枪支所有者说话,真正替枪支所有者说话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第二,利益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而是推动当选的政府领导能够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而智库受法律限制,不能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也不能捐助政治党派或候选人,但他们可以与现任领导或渴望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讨论外交政策问题。

  智库的发展

  美国国内第一批智库出现在20世纪初期,其工作任务体现了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要求:由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得出的专家意见可以解决公共问题并且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他们的目的是使政府这个“公共的合资企业”更加高效,更具有专业水准。

  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和市政研究局(Bureau of Municipal)是成立于那个时期的第一批智库,其任务是“改善美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状况”,以及提高政府的效率。这些机构的主要捐款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J·P·摩根。

  之后,随着美国大萧条的到来,对纯粹的科学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受挫,专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越来越司空见惯,“知识看起来更像是另一种政治权利的工具,而不是较高级的智力顾问”。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19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同时,保守派智库数量开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传统基金会和卡托学会。

  当时,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大众普及有了一个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开始消失;同时,对非保守派智库的资助也发生了变化,其中1969年通过的税务改革法案限制了私人基金会的政治活动,智库的最大私人资助者福特基金的财力也开始受到削弱;此外,研究机构从国防部获得资助的数量开始减少。由于这3种情况,智库获得资助来源的多样性萎缩了,对非保守派机构造成了损害。这些情况还促使所有智库成为更加面向营销的美国政治参与者,而这一特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目前很多美国思想库都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随着2008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思想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约翰•汉默就曾坦言:“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资金。”

  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金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400万美金之多。

  自1990年代至今,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开始出现,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

  “旋转门”

  “旋转门”是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意指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

  在美国,走过“旋转门”的名人数不胜数。最为风光的政坛大佬基辛格进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提出了国力方程的著名学者克莱因曾是中情局副局长;布什政府任内官学商转轨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切尼原是哈里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原是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沃尔福威茨来自霍普金斯大学、博尔顿来自企业研究所。“9•11”后才组建的国土安全部的第一批高宫中,已有九十多人跳槽到与安全有关的企业赚取高薪,其中包括前部长里奇、前副部长罗伊等。

  旋转门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总统4年一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四千多人。这些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也因此,每隔4年就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库进入政府,成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不像大多数议会制度,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并不是完全由议会的政党会议产生,高级部门官员也并非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有许多途径来获取这些政府职位,很多职位在政府换届时需要填补,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从政府部门轮换下来但希望继续涉足政策制定,因此智库天然地适合这样的美国政治体系。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智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当前危险委员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三十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提供的这个桥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成功地将知识转化为了权力。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智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

  在美国智库里,除了大多数资深学者和前任政府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精英,他们把思想库视为一个通往白宫或者国会的桥梁,试图在这里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成长为明日的政治明星。

  美国智库作为一个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比如传统基金会的“青年领袖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向年轻精英的会员项目,都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策人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政治人物。

  智库的影响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传统基金会1980年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册,为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设置了蓝图,在19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后的30天,传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国土安全专责小组,第二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专责小组的综合建议进行审核,并最终实施了其中的2/3。同年,经过传统基金会长达20年在法律、技术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努力,小布什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道路。2005年,传统基金会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出版了一份报告,“从悲剧到凯旋:重建生活和社区的主要方案”,这是个针对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而做出的“马歇尔计划”。白宫官员和国会很快接受了它的许多建议。

  此外,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

  中国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美国学术界和思想库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涌现出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率先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女士亲自领军开展中国研究。

  在诸多的研究报告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账本中国”研究项目形成于2005年,时长3年,其目的是为政府官员、商务和其他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一个实事求是和经过客观分析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资源。

  “中国依然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度,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势力不断扩张的全球性玩家,这引发了它即将成为美国未来在世界事务方面的对手的预期。与此同时,中国失衡的增长在其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所激发的种种不可持续性和不公平现象,又引发了对其国内稳定的长期疑虑。在海外,即使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国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令人们对其在全球稳定和国际体系方面造成的冲击明显感到不安,但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仍然受到广泛欢迎。”

  从《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的中文版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它首先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可又想通过对中国的基础研究来找到国家未来发展的脉络,争取把对手转化为自己利益体系里面的伙伴,遵循已经设定好的游戏规则。

  书中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以及台湾问题等。接着在每一章节中解决这些问题,大量地引述它所研究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在每一章节的最后有一小部分是给美国政府的建议。

  其中的一些判断与大部分中国人设想的似乎不太一样。例如关于中国腐败,书中这样写道:“自2000年以来(截止到2008年),腐败仍旧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腐败既没有破坏增长,也没有对党造成明显的损害,尽管党认识到腐败问题对其未来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党在未来几年里将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去弥合所承诺的政治改革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之间的这种言辞与现实的差距。然而,研究显示,由于没有任何意料之外的外部冲击——同时也仍然没有任何有希望的政治反对派,中国共产党远不是处在崩溃的边缘,它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掌权。”

  正如前文提到,智库一般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从这点上来说,华盛顿的智库明确地分为左、中、右3类。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是反华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义的,对华看法比较自由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相对比较温和。

  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美中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华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智库人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对美中关系既敏感(随时跟踪和把握中国问题最新动态),又务实(永远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客观地面对和解决问题)。他们频繁、深入地与中国人士进行交往,是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同时,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动向,也是我们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布热津斯基 国际大棋局的影子棋手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新书《大棋局》中写到,本书献给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造就明天的世界。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罗伯特•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萨缪尔•亨廷顿……

  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的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

  尽管已经83岁,但他的手跟鹰爪一样,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绝不离开你,像盯着猎物般锁定你——这个人锐利的目光曾经无数次地穿过谈判桌,一丝不漏地传达到对面。勃列日涅夫、邓小平都曾是桌子对面的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是:“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虽然在冷战时代成名,但他的理论在新时代随之更新,并且被现实政治所印证。从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和盟友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布热津斯基的痕迹。”

  地缘政治的古典主义大师

  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在英语里发音极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为欧洲出生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把名字改得美国味更浓一些。

  他经常拿名字的发音开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个生在国外、让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拼出名字的外国人居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协调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包容与开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则认为:正因为出生地的关系,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感觉更为强烈。

  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任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国霸权设置了额外和重要的障碍。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波兰贵族的后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游历。他的父亲驻德国时,纳粹党开始发迹,随后他们一家转驻苏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转驻加拿大时,二战开始了,他们的祖国从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当硝烟散尽,老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拒绝回到波兰,他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回到苏联羽翼下的祖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或许是这种流亡者的经历,布热津斯基对于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东欧流亡者的后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一直坚信苏联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苏联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

  1968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当他从学者转型为政治人物后,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在苏东地区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派实力是他大力推进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开创的对苏思维。尽管是民主党人,但他从来不忌讳提出对苏联的遏制策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这与基辛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并且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贯彻。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他一直认为,输出民主应该是美国国际战略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维持地区稳定对于美国的重要——如果埃及实现民主,那么极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友好的组织。

  对于街头民主运动,布热津斯基认为,亲民主运动的关键是团结。他的分析是: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转变,又以其他形式,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机制化。它必须反应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葛莱米克教授又是老于世故、精通民主。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我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加到抗议人群中,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就会开枪。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热津斯基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

  说到底,美国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称霸是为了什么?”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

  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反问:“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在地图前分析指点江山成为他极大的乐趣。他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地图,就能明白他们的外交政策。”

  布热津斯基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作为一名冷战时代成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核威胁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他就指出: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主要包括3点:第一是全球政治觉醒,全人类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以来的统治权;第三,出现了全球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3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他认为,“9•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犯下的错,今天仍在修补。因为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被极大削弱了,这些反而将本•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

  2002年8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他提出:战争是一幢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耍个人脾气、处于蛊惑人心认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就越发不可预测。

  早在伊战开战前,他就已经提出了绝大数人忽视的问题——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他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于巴以冲突,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就表现出对犹太社团的并不友好态度,被美国媒体视为是美国反犹势力的代表。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大师和美国归化者,美国人的世界观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和老练的思维与心态。

  在他看来,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北京奥运会之前,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中国一些领导人对他表示,很担心台湾会干扰奥运会。他的回答是:“台湾不会,西藏倒有可能。你们知道我是中国的朋友,你们应当就这事找达赖喇嘛谈一谈。”

  他继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的与中国交往之旅,尽管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态度,但他在与中国交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务实精神。1978年,他强烈要求卡特总统批准自己去中国走一趟,并被授权可以对中国人说,美国承认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3个基本条件:同台湾断交、撤走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和设施以及废除美台安全条约。

  他见到了邓小平和华国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说:“布热津斯基可引以为荣的是,中国领导人隆重接待了他,规格堪比接待基辛格。”苏联塔斯社则攻击他,在美国官员中只有他积极唆使中国反苏。《纽约时报》倒是透露了另一个信息:美国悄悄答应向中国出售用于地质调查的红外线航空扫描仪,一种具有军事用途的仪器。

  在出访中国时,他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剧上演的是传统剧目。他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着变化。

  访问中国时,他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第二年,邓小平到了美国后,布热津斯基专门在家设便宴招待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上等的苏联伏特加(苏联驻美大使所赠),告诉邓小平,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邓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在白宫的欢迎宴会成为邓小平表演的舞台,也是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格调最高的一次,并由电视现场直播。

  3年之后,当布热津斯基再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依然津津乐道那晚的场景。

  邓小平专门要求要与卡特进行单独私下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就是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并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手。不过,早在小布什的任期内,他就冷静看出中国重要性的上升和俄罗斯恢复元气、正在创造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组合——不像老的中苏同盟那样直接公开针对美国,而是一致的地区利益和共有的(但未公开声称的)钳制美国过长羽翼的企图驱动。中国在静静地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体,美国在其中至多扮演二流角色,中俄共谋减少美国在后“9•11”时代入侵阿富汗后在中亚发展军事的存在。在中东和非洲以及发展中的中国与巴西经济关系中,都可以感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在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制定的外交大格局计划中,远东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的崛起不可忽视。

  他曾经观察过中俄边境的对比:“如果你去哈尔滨——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人的势力范围,有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大量白俄逃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专区专门从事对俄贸易,所有的街道名都用中俄文标志。然后中国人卖汽车、电视和iPod,俄罗斯人卖套娃和其他木头玩偶,这会告诉你太多信息。到了晚上,你找一家餐厅吃饭,所有中国人都在大口吃饭,环顾餐厅,墙边几排椅子上,相当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坐在那儿等客人。”

  在14年前,布热津斯基就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做预测,日本就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日本经济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都使其没有走向那条路,而中国是否能坚持20年内的爆炸性增长速度,也是一个极难肯定的问题。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将会限制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无限期回避的,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他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早就有冷静分析:“中国人痛恨日、美、俄、英、法使他们遭受的长期民族耻辱。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蜕变成缺乏时代感的空论,中国人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团结的主要源泉。在中国周围,印度人忙于国内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他们十分嫉妒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更大一点。俄罗斯则担忧,从长远来看,他们在远东的领土也许会被更加强大和人口稠密的中国夺去。”

  当“G2”、“龙象之争”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议题时,布热津斯基显得并不热衷,这名“中国通”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距新加坡不远的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是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运输的。

  在布热津斯基的“国际大棋局”当中,对于中国和远东方面,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增强军事力量——在其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的防御设施融为一体,重点发展空中和海上力量,而不是旨在赴大陆作战的庞大陆军。另外还应该督促日本发展一支能执行特殊任务的精锐打击部队,用于直接参与旨在促进全球和平的海外行动。日本宪法虽规定军事作用限制在自卫范围内,但促进全球和平应该理解为与日本宪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此外,中美日3国还应该建立正式的军事磋商机制,产生信任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问题。

  我们的采访被安排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进入到另一间办公室,会议室门上的告示显示:这里正在召开一场有关全球经济格局的讨论。

  老兵虽老,但没有隐去。

  “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

  人物周刊:在奥巴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撤军之后,美国如何在这片被你称作“全球巴尔干”的地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撤兵的那几个国家中,政权自身的强大有效以及可信性。伊拉克有自己内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阿富汗也有注定持续的矛盾冲突。只有假以时日,我们才能看出美国的撤兵是否为这些地区留下一个有希望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

  人物周刊: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您提出了美国面临的20个难题,并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见证了这些预言的实现,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表现,最多只能缓解,无法克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布热津斯基:资本主义以前和未来一直都存在危机,但在有人证明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存在之前,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给予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以最高生活水准的系统。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依然是一个谜题。

  其次,资本主义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当中,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和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试图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文革和大跃进,这些是伟大的成就还是糟糕的错误?中国现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代表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占主导?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实践而得到答案,在理论上进行争辩意义不大。

  人物周刊:您认为民主制度将制约美国使用武力,但在小布什8年的总统任期里,美国为何四处大量使用武力?

  布热津斯基:你不能说这是大量使用武力,虽然这并不对,但是我们派遣远征军到伊拉克、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做出必要的反应,这两者都只是相对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以毁灭性的方式赢得战争,理论上来说美国本可以在一周内摧毁任何国家,但却不情愿地使用了手术般的进攻。

  人物周刊:您曾在1998年接受一次法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群闹哄哄的穆斯林,不存在全球穆斯林运动,之后在2006年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还提到,布什刻意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如今“9·11”已经过去10年,本·拉登已死,您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将去向何处?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某方面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有着16亿信众的宗教,如果把它全放在一个框框里,会是一个严重的曲解。我认为恐怖主义只是众多威胁中的一个,不能忽视地区性冲突,比如,如果朝鲜对韩国进行攻击,事态恶化之后会把美国也牵扯进来,我并不认为你可以把任意一个威胁称之为最严重的一个。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反恐战争?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恐怖主义被夸大了,它虽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同样严重的冲突,例如伊朗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还有印巴冲突,甚至是中印之间,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很多。

  人物周刊: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这早于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间6个月,苏联也因此被拖入了如美国越战般的长达10年的战争泥沼,您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联于1989年撤军后,那里的民兵摇身一变成为了“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这是否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培养”了本·拉登和他的组织?

  布热津斯基:不,这完全不能说明。我认为你把一件时间跨度长达15年的历史事件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事实上因为帮助苏联压迫下的阿富汗,我们得到了穆斯林世界以及非穆斯林国家的帮助,其中也包括中国。

  塔利班在10年后出现是因为当苏联人走了之后,国际社会彻底放弃了已经被残酷的战争摧毁的阿富汗。本•拉登在1991年开始对抗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在老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进入中东国家,将伊拉克人赶出了科威特,就是那个时候,他发布了宗教声明,号召穆斯林们对抗美国,因为他觉得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出现是对穆斯林的侮辱,还有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插手太多,这些解释都跟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圣战者们没有任何联系。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现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变革运动,这是否出乎了美国的预料?埃及、叙利亚、沙特都是地区性大国,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变化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布热津斯基: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还有突尼斯的情况均不相同,如果单一地去分析这个复杂的地区是相当危险的。这场变革会影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后果将会是消极的。

  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战略学者,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掌控足够有用的信息?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

  布热津斯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信息过量会变成智慧决断的障碍,因为你已无法分清信息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信息已经足够,还有什么时候信息已成为下判断的障碍。

  人物周刊:中国崛起已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您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那么哪些因素妨碍了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布热津斯基: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它正朝那个方向努力。

  人物周刊:具体而言,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将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在这里无法给出金融方面的建议。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最安稳的,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不要购买,总会有其它人购买的。

  人物周刊:中国一直在提倡大国和平崛起,但当我们回看历史,似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免不了摩擦和碰撞,如今南海问题愈演愈烈,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周边国家的敌对情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会导致中国出现您所认为最为可怕的结果,也就是民族主义的盛行?

  布热津斯基: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都会经历民族主义兴盛的阶段,但是政府的职责不就在于制定一个不让自己国家利益受损的国策吗?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任何战争、尤其是当敌对双方都有核武器而非常危险的时代,因此任何的摩擦都应该避免。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目前和平崛起还是主调,我希望能持续下去。

  人物周刊:您提到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这点中国似乎做了一定的努力,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状,迫使它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不能走美式民主之路,否则可能将面临苏联解体的后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保证国家共识成为最重要的国策上做得很好,它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别,以及让大多数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以后,这是否能满足每个人依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到时会有更多人希望拥有政治权利。现在中国的共识在于过去20到30年之间的进步的确使得大部分人从中获益,而不是被伤害。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式价值观能否在国际上具有传播力?美国式价值观为何能够席卷全球?

  布热津斯基:美国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传播开来,是因为发出的信号告诉人们可以很快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30年也告诉了世人这一点,因此在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中国模式。

  你们有基础设施和中产阶级,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拥有平稳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地获取信息,以及公民自由表达的另一政治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所谓的21世纪良性社会。

  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虽然有民主,但对社会的公正关注程度还不够,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进行纠正。我们不能宣称自己的系统式完美的,那么就让我们互相祝愿吧。

 李成 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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