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地下电台的创始人——李强
陈安生
周恩来布置任务
人们都记得革命历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一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电台发报员李侠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党地下电台极悲壮的一幕。
但是，还有距此刻21年前的序幕，却不为人们所知了。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从苏联刚开完中共“六大”后回国的周恩来，再次住在特科交通科长李强家。李强那时23岁，正当英姿勃发之年，真名叫曾培洪，原是南洋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大革命时期加入我党，在“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参加过上海上工人武装起义。此刻李强在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的领导下，专门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和护送领导人进入苏区的工作。年刚30岁的周恩来经常到李强家住宿。
周恩来掀起窗帘一角，望着外面万家灯火，对小自己7岁的青年人说：“培洪，你看这大上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李强不解，半开玩笑说：“恩来同志，你是说，我们特科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周恩来没有笑，摇摇头，仍神秘地说：“搞飞机是将来的事，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李强猜谜地望着窗外，也想不出指的是什么。周恩来拉上了窗帘，严肃地说：“培洪，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你们特科第四科即交通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李强一下明白了：原来是要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他既兴奋又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建桥盖房，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没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
周恩来是因为李强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以自家资产研制黄色炸药和手榴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才来找这位我党首制炸弹的青年专家的。周恩来说：“我倒看你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没二话了：“好！那就干起来再说！”
夜更深了，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确实不易。国民党对收发报机器材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没有出售，所以逼着我们自己造，而且这方面的书也难买到。”李强一边为周恩来收拾床铺，一边说：“没有中文书就买英文书。”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周恩来也跟着合唱：“全靠我们自己！……”
两个青年战友，中华英才，躺在床上聊了一宿。从这夜开始，由党的“六大”决定的，由周恩来布置的建立地下电台的工作，在李强家中拉开了序幕。从这时起，周恩来就有意识地要让李强为日后成为党内技术专家做准备，使李强有幸在腥风血雨中也能钻研技术，发挥专长，在职业革命者队伍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创建秘密电台
从 1928年 10月至 1929年春的半年时间里，李强任科长的特科四科被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他仍任科长，除了参与一些重大的营救被捕领导人和惩处叛徒任务外，主要精力投入研制电台。位于法租界福熙路403号的我党特科交通联络站是一家制作变压器的电器公司，叫“绍敦电器公司”。其老板蔡绍敦是地下党员，曾留日成为电机专业硕士，为李强提供了公司的骑楼作为制作电台的车间。李强在这个临时车间里安置了车、铣、钳、刨4台机床，经由陈康察看确认安全后开始了学习研制。天天窗外刀光剑影、警车尖叫，室内灯光融融、图纸线路。李强凭着英语功底，潜心研读英文版的美国课本和无线电杂志，他的无线电知识和实践能力一天天提高。
李强还扩大社会交往，“混进”亚美无线电公司的车间，“偷”学工人的操作；“借”出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机器回来连夜拆下装上，照着画出草图，第二天送回；然后“按图索骥”，到外国洋行去买零件，与伙计几句英文对白，就买到了无线电禁品；洋行没有的零件，他就自己动手做。到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做出了几台收发报机，悄悄拿到上海码头的大轮船上去卖，赚了一些钱作为特科经费。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指示上海法租界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报务，其生活费由李强发给。李强常常帮助张沈川学习无线电理论。张沈川于1928年冬考进国民党第6军用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发报，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
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两个人成为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此外，在苏联，我党于 1928年委派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潭献犹、刘希吾等10人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形成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他们先后回国加入秘密电台工作。
也是同一年，特科勇士钱壮飞也打入了国民党上海中统特务头子徐思曾任局长的无线电管理局，任机要秘书，利用敌人的电台搜集情报给我党特科。还有李克农、胡底也打入了敌人特务核心机构。这样，一是建立我党的电台，二是利用敌人的电台，形成了上海——南京——天津的情报网络。
至1929年8月底，曾发生了4起敌侦探突袭张沈川住处的意外事件，居然没有搜出李强刚放在这儿的一台收发报机和无线电器材及屋顶天线。一天李强突然通知张沈川：白鑫叛变，出卖了彭湃等5名军委领导，赶快转移。之后，李强参与了营救彭湃的行动，但劫车未成，彭湃等英勇就义。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强与张沈川为教员，举办了第一期中共无线电培训班，对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进行秘密培训。
历史应当记住：1929年秋冬之际，上海英租界极司菲尔路，福康里9号三楼上一对假扮“夫妇”——气度不凡的张沈川和端庄华贵的蒲秋潮，在李强的指导下，向黑暗的夜空收发报，“嘟嘟嘟……”这是我党的第一次电波在空中传播，是由我党第一台自制的、笨重的、只有50瓦功率的电台发出的。国民党军警很快察觉了共产党的电台，他们与租界巡捕房勾结，车载定向电台，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我党电台的方位。李强他们就不断变换地点，与特务侦探捉迷藏。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红军已发展为14个军10万人左右。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党中央急需在白色恐怖较松的香港建立一个新的电台，以加强与南方局和根据地的中转联络。
1929年冬，李强只身来到国民党管不到的香港选址建台，地点定在九龙弥敦道街的一座海边中式小楼里。不久又与报务员黄尚英携带两只大铁皮箱装着自制收发报机，混过港警检查来到香港这座中式小楼，安装好第二座电台。黄尚英向上海发出信息，上海收报的是张沈川“太太”蒲秋潮，两人一下跳了起来。这个1929年12月11日的沪港通报具有了不起的意义。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名叫“豪密”，第一份电报是邓颖超译出来的。从此，上海党中央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互相通报了。李强称这是“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次沪港电台通报的第一条重要消息是“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这是邓小平根据前不久他找到香港，与李强当面约好了的呼号、波长和时间，而从百色发出的（广西与上海相距太远，直接发往上海，党中央收不到，只能是百色——香港——上海）。这之后，留在香港的报务员黄尚英因日夜操劳，仅半年就病倒了，于 1930年8月去世，年仅 20岁。
党中央开始在各地设立秘密电台，于1930年10月在上海四成里一座三层小楼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开办第二期中共秘密无线电训练班，总负责人是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他和张沈川仍一个教机务，一个教报务。还有涂作潮、吴克坚、方仲如等参加管理和教学。学员是各地省市党委选派的，共16人。
不久，就发生了两起侦探闯入训练班的严重情况。但是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骄傲大意，拒不听取李强转移分散办学的建议，在开班一个多月的1930年12月 17日，巡捕就把培训班连锅端，将张沈川为首的20名教员、学员和收发报器材全部装进了囚车。这就是震惊党中央的“福利公司事件”。当时李强正巧到不远的毛齐华家去吃午饭了，涂作潮外出买油漆了，才得以脱险。李强赶紧骑着摩托车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取走各处的电讯设备和中央文件。党中央指示他暂停一切活动，由陈寿吕接任第四科科长。
不久，李强手下的3位无线电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被派往江西苏区建立红军总部电台。李强为他们饯行，席间他痛惜培训班的损失。红军总部电台利用缴获的大功率100瓦电台，大大密切了党中央与各苏区红军的联络，也密切了与全国和全世界的联系，形成了集中指挥。红军如猛虎添翼，粉碎了敌人一次一次围剿。青年李强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的工作功不可没，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开创了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
“李强公式”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有钱壮飞截获密电，周恩来、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党中央及特科负责人争分夺秒，抢在敌人前面，转移机关和人员，我党躲过了一场重大灾难。但是，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全部作废，特科“三骑士”聂荣臻、陈赓、李强陆续撤离上海，党中央也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瑞金。这时，周恩来为李强安排好了一切赴苏留学事宜。”李强于5月经由哈尔滨来到了苏联莫斯科。先由李立三把他安顿在共产国际宿舍住下，后由王明派他到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上班。这虽是王明有意排挤，却使他有幸从26岁到33岁进行了7年的科研、学习和教学工作。李强没有上中山大学去政治深造，却投身于自己擅长的通信科研领域，成为党内著名的通信科学家。
社会主义的苏联尊重知识分子，给李强较宽裕的科研环境和较高收入。李强如鱼得水，拿出六分之七的时间工作，即星期天都搭上，用来搞学习与研究，经常到深夜。甚至一两天不睡觉。他通过一年多的大量运算、推导，用英文完成了无线电科学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之中，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1932年至1934年，李强还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用英文给各国党员讲授数学、物理、无线电原理。1937年，他再次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学员讲课，教他们自己制作零件，这是他在上海特科培训班的老行当。课余时间，他又学习木匠活、放电影及骑马、射击。这7年苏联生活使他具有了科学家的素质、广博的科学知识、流利的俄语水平，和众多的苏联朋友。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刚开始开放时，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宣传苏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经验。这也是产生“李强公式”的原因和“李强公式”产生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李强归心似箭，于1938年初，几经周折，万里征程，回到祖国，来到延安，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毛泽东为李强题词
回到延安后，李强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局长，在莽莽黄土高原上，白手起家，办起了枪炮厂、炸药厂、炼钢厂及制药厂、炼油厂……。仅1939－1943年，延安军工厂就生产了步枪9758枝、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1万枝、修炮千门。这是他在上海首制炸弹的辉煌继续，也是他从苏联学来的“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的结果。他顶住“抢救运动”中康生的“左”倾政策，保护了沈鸿、钱志道等专家、工程师，才取得这样的成就。他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4年毛主席为他题词：
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毛泽东
此后，李强又担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培养了大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如沈鸿、钱志道、吴际霖、彭世禄、李鹏、叶选平等。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后，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他又重操旧业，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访问苏联，李强随行。考虑到李强既懂技术，又懂俄语，毛泽东面命李强：“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通信专家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李强留在了莫斯科，任外贸部副部长，常驻苏联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在进行了中苏贸易、抗美援朝军火贸易、中苏分裂中断贸易之后，李强在“文革”中任外贸部部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主管援越抗美的物资供应。在内忧外患中，年逾花甲的他日夜苦撑，保证了中苏军火物资源源不断运输到越南前线。65岁时，他甚至接受周恩来的布置，就像40多年前接受周恩来交给建立电台任务一样，于 1970年 12月亲自率队潜入到越南南方前线丛林，考察援越抗美的战况、物资供应情况，任炮火连天，冒生命危险而在所不惜。
“文革”高潮时，李强把毛主席对他的题同“坚持到底”的真迹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这对造反派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们较少干扰援越工作；周恩来的保护也使他免受皮肉之苦。他顶住“四人帮”的破坏，艰难地开展东西方外贸工作，以外贸促外交。
“文革”后，年逾古稀的李强以他渊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敏锐的思想，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利用外国贷款，第一个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等，最先促进对外开放，为与欧美、港澳贸易作了大量工作。
李强于1983年退居二线，1996年逝世，享年91岁。李强真正做到了如毛泽东当年鼓励的那样：“坚持到底”，走完了一个革命家兼科学家的丰富多彩的传奇一生。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12期《中华魂》）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图：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在家中办公。 （资料照片）
今天的巨鹿路四成里。上海时期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就开办在当时的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蒋迪雯 沈春琛 摄
第一部电台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木匠”是周恩来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24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搞出第一部收发报机，在上海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回到上海，跟李强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
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
延安时期的军工英雄：李强编辑本段回目录
沈秋农
原外贸部部长、国务院顾问李强同志是我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集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于一身，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军工战线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创造的丰功伟业，至今仍为人们所景仰。
在白色恐怖中，研制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
1923年秋,李强入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大学部就读，由于他天赋灵慧，聪颖好学，无论数学、物理，还是外语的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在同学中有很强的号召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强勇敢地带领同学们冲上街头，开展反帝大宣传，并被推举为上海市学联执行委员。同年8月，李强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李强奉命撤往武汉，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当时正值大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为了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于同年11月在上海建立。特科下设四个科，分别负责总务、情报、保卫、通讯等工作。设立通讯科之目的，在于加强党中央对各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联系，及时了解各地斗争情况。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根本没有成品出售，因此筹建秘密无线电台就成为我党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1928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庄重地将无线电台的研制工作交给了通讯科长李强。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将学习无线报务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从此，他们俩人就成为了中共无线电台的创始人。
李强接受任务后，一方面潜心攻读设法搞到的一套美国大学用的英文版无线电教材，另一方面他以无线电爱好者的名义，同在沪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陆续购买了无线电器材、工具及有关书刊，李强凭着扎实的英语和数学、物理基础，边学习边摸索，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半年后，李强在1929年春末将第一台收发报机试装成功。趁着电台还没开始运转的当口，他就先组装了几台发报机，悄悄拿到上海各码头的大轮船上去卖，既熟练了技术，又赚了些钱，解决了特科经费拮据的燃眉之急。1929年下半年，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李强、张沈川在沪西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
夜静更深，李强看着张沈川打开那架自制的收发报机，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开始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为了防止敌人侦听，每次试验时间都只有几分钟，这样连续试验了几个晚上，电台运转顺利。当周恩来得知中央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胜利诞生的喜讯后，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无线电台建立后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分管报务。
1929年底，李强带上由自己和张沈川共同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报务员黄尚英，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次年1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以后随着电台制作经验的日益丰富，收发报机的质量和报务人员的业务水准均有新的提高。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制造的第一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
1938年初春，抗战的号角将远在苏联的李强召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先是担任军工局和无线电局的副局长（局长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主持全面工作，1941年升任局长，在这里他为人民兵工事业奋斗了9年。虽说延安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名城，但它毕竟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不但找不到工业的踪迹，仅有的手工业也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作坊。
1938年的春天，李强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以探宝的目光四处搜寻着发展兵工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他发现：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资源；黄土岗中的铁矿和煤矿，可以用来炼铁；羊油资源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是硝化甘油的原料；木材资源可用来烧炭。而八路军总部的鼎力支持，则为军工事业的开创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他们为军工局采购各种设备、仪器、物资、原料并帮助护送到延安。
在李强领导下，延安的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全面，有了快速的发展。先是办起了战争环境下既便于转移，又利于生产的马背工厂，接着又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枪械的专用机床。面对陕甘宁边区被封锁的形势和前线的迫切需要，李强心急如焚，他多次对各军工企业的领导说：“只要你们能生产出机器、武器、弹药和各种需要的产品来，要什么条件我都设法保证。”军工局全体同志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没有技术工人，就设法召集了一批造枪工人，缺少原料，就用铁路上的道轨代替，没有铜，就号召前线战士收集废子弹壳，运到后方，再装上子弹头，称为复装子弹，没有专用设备，就用手工加工，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 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这也是我军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同年5月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举办的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把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握在手中掂了又掂，瞄了又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在八路军战士手中开始有了自己生产的步枪。为了表彰茶坊兵工厂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军委专门授予特等奖。
宝塔山下，走出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
作为军工局长，李强有个优秀的特长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尊重人才、培育人才。他并不满足于以往在无线电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为了使自己早日成为军工战线上的内行，他同其他同志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当他获悉伍修权那里有不少俄文版的军事技术书籍时，就借来认真阅读。除了向书本学，李强还十分注重向专业人才学习，尽快丰富自己对军工生产技术知识的了解，提高自己统领全局的才能。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门技术人才因为向往革命，相聚在宝塔山下，其中有许多人被安排到军工局，他们中有搞机械的、化学的、炼铁的、烧炭的、印刷的、纺织的……可谓人才荟萃。为了提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李强十分注意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在每月薪金报酬上，规定干部是津贴制，工人是工资制。技术干部最高拿月薪20元，技术工人最高拿月薪28元。李强作为军工局的最高领导每月也只拿20元，这对工人是一种无言的激励。李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搞军工生产除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技术观点。在他的鼓励和倡导下，军工企业技术人员和职工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发挥。
1944年6月，李强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院长，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综合大学，标志着党领导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开端，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培养。学校下设物理、化学、生物、地矿四个系，学制三年，生源是从各单位抽调的具有中学水平的青年。为了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实践能力，学院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机械实习厂和化工实验厂等。学院成立于1940年9月，李强是继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后的第四任院长。
李强兼任院长后，大胆提出将学院和工厂结合起来，走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经常带领军工局的技术专家给学生上课，结合斗争实际，先后开设了兵器学、爆破学、炼铁原理、工艺学、金属学以及制图、炸药及爆炸等课程。为了让同学们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以深化和巩固学到的专业知识，李强有计划地安排同学们去各军工企业实习。
如机械系的同学来到炼铁高炉旁，一边听老师讲解，使同学们真正了解高炉、送风机的制造及燃料的烧结原理，并一起参加了炼铁的全过程。当第一炉质地优良的灰生铁冶炼成功时，同学们欢呼雀跃的兴奋之情也感染了李强，他对同学们说：“通过参加高炉冶炼的实践，你们既学习了知识，又为我们解决了军工急需，这收获不是一点点啊！”同学们听了兴奋地鼓起掌来。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先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培养了500多名科技干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些莘莘学子中有的还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岗位，他们中有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军工局自身也成为一所培养人才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在军工局工作过的人员中，有39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副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挥毫题词：坚持到底
军工局初创伊始，一穷二白，困难重重，除了有着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及建立于红军时代的被服厂、印刷厂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这对刚从国外回来的李强来说，无疑是个极大考验，但李强相信“事在人为”四个字。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拼搏，延安的军工企业已初具雏形，李强以茶坊兵工厂为基础，成立了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其中一厂负责制造机器，二厂负责制造步枪，三厂负责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并负责筹建炸药厂。在一次军工局的大会上，李强坦言：我们边区发展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第一，工具自己做；第二，原料自己找；第三，房子自己造；第四，技术自己学；第五，没有规定的原材料。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李强紧紧依靠全体干部职工，充分发动大家献计献谋，群策群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已发展到120多家工厂，其中军工系统就有8个厂，工人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为边区的军工生产和民用工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延安的军工生产有了快速发展，在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中，李强领导下的军工企业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八二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万支，修炮4门，还为地方民兵生产了地雷上千万枚，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加快推进夺取抗战胜利的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共有五位同志被中央军委授予“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其中李强是唯一的军委局级领导干部。当李强接过毛泽东赠予的亲笔手书“坚持到底”的题词时，台上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大会的宣言书还特别提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的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 这是党中央对李强为军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9月14日《人民政协报》）
中共奇人李强编辑本段回目录
1、南洋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来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再后来经周恩来委托自制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地下电台，又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
这是李强26岁之前的成就。换个普通人，这辈子就可以算功成名就了。
2、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之中。
6年成为知名高科技教授，没太听说过什么人做到过。
3、在莽莽黄土高原上，白手起家，办起了枪炮厂、炸药厂、炼钢厂及制药厂、炼油厂……仅1939－1943年，延安军工厂就生产了步枪9758枝、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1万枝、修炮千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 "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9年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程师生涯。看着这些数字，不由得想起孙悟空教猴子们打造兵器。
4、毛泽东面命李强：“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9年的外贸工作。
毛泽东这不是太上老君吗？不知道用的什么花招，这么容易就把人家给招安做弼马温了。
5、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1月7日冒着生命危险，以65岁高龄密访越南，实地考察险象环生的胡志明小道，以掌握越南战场的第一手资料。1995年10月，越南政府向李强授予“友谊勋章”。
孙悟空做这事倒容易，地球人？没听说过。
6、1973年，美国人第一次丢脸，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大震荡。---此时，李强就给周公打报告，提出要利用时机，扩大外贸范围，为国家多赚取外汇。这份极为重要的报告有多少字呢？ 200多字。
后来李强还搞起来期货贸易，整个外贸的局面都很活跃，1973-75年间，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李先念，李副总理告诉他：“你们干得不错，赚了30多亿美元。”
30多亿美元至少相当于现在200多亿美元。中国人说什么来着？一字千金？数学不好，算不过来。学俄语的人搞美国期货？我是没法儿想象。
73年土共投机倒把赚了30亿美金，比72年的出口额还多，当时一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就7，80亿美元。就是倒买倒卖黄金和商品期货。陈云坐镇，李先念给钱，外贸部办事，中联部保打听。
这才叫做“匪夷所思”。这李强，不是我们这普通地球人能想象的。
“文革”后，年逾古稀的李强以他渊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敏锐的思想，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利用外国贷款，第一个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等，最先促进对外开放，为与欧美、港澳贸易作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