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范·弗拉森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主席。
范·弗拉森是一个辩证的反实在论者。生于1943年，哲学博士。
1980年，《科学的形象》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5年美国科学哲学界就此书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并出版了与此书同名的大会发言文集。在本书中，B·C·范·弗拉森站在一个建构经验论者的角度反思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其内容涉及概率论、量子力学和说明理论等多个领域，较为细致地展现了这一论争的全景，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作者温和的反实在论的立场。
范·弗拉森在20世纪哲学发展的进程中试图通过建构经验论这一反实在论思想来推进科学哲学的转向,使真理观能够摆脱传统经验主义和实在论所崇尚的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束缚,从而为经验适当性真理观营造一个以观察为基础、以语境为基点、以概率论为特征,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化空间。 当然他的这一努力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所具有的折衷性是不容忽视的,他在拒斥基础主义的同时,又将可观察性作为理论的立足点,这是他的真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悖论,同时作为其理论基点的概率论和语境论也存在问题。所以,建构经验主义的真理观只能沦为真理理论研究的一个启发纲领,而不可能像范·弗拉森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全面替代科学实在论的全新真理观。通过分析范·弗拉森真理观的三大基石,即可观察性、模态概率理论和语境论,指出经验适当性真理观的独特之处和启发意义,并站在协调论的立场对他的真理观的这三个基础进行分析,找出其症结所在,最终结合有关中西方真理理论的研究历史及趋势,进一步论证:理论的真理性在于理论具有一定的协调力,凡是协调的就是合理的;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理论的真理性在于理论具有较强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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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在当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不仅影响着科学实在论从“正统”走向“修正”，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第三条道路——后现代科学哲学。本文将就此问题作出论述，并指明和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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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弗拉森与当代科学哲学转向
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是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科学实践的实际状况不断与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相分离，因而其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科学实在论纷纷转向修正的实在论；另方面，在反实在论的强劲冲击下，形成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众所周知，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学说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为真，那些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存在的”[1]；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说明是科学预见的成功；后继理论是典型地建立在前驱理论的观察知识和理论知识之上的；从关于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可以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现象的论断之真理性；如此等等。
然而，当代科学实践却提供了许多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事实。第一，在当代科学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现代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领域时，并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或者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阐述时，他的言谈像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像个实在论者”。[2]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着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转变的表述、解释和理想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不同的理论运用，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从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
第二，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所以，虽然科学认识的本质要求得出决定论的结论，但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与低概率特征、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以往日的科学认识本质来要求量子力学。在这些科学领域，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证明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客观地存在。在量子力学中所产生的不同的多种解释，突破了以往的科学以一个模式或某些普遍规律囊括一切的框架。
鉴此，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发起了攻击。前后说来，有库恩、劳丹、施太格缪勒、范·弗拉森等。相比之下，范·弗拉森则是较为容易被人接受的反实在论者。
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作了如下反驳：(1)“不存在任何提供证据的说明之成功的问题”[3]，我们当作证据的东西本身不是无可置疑的”[4]。(2)“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因为它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原则”[5]，“理论具有不可观察的含义，证据并不保证得出理论为真的结论”[6]，真理是科学认识的产物，而相信则是一种心理作用。(3)“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7]，而“做一个经验论者就是要抑制置于超越实际可观察现象之上的信念，认识到自然界没有任何客观的形态”[8]；“科学活动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9]。因此，任何断定科学理论与实际世界的一致性、断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作法都是形而上学的，与科学的实际是不相容的。范·弗拉森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其实质在于：其一，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其二，从语用学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接受运用。这两个方面也是范·弗拉森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杰出贡献。
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要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科学理论是什么与做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做什么”涉及理论与其运用者之间的科学活动关系。他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基础研究，关心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另一类是一方面解决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解决理论与其应用者之间的关系。”[10]前者属于认识论领域，后者则属于非认知的领域。范·弗拉森作出这种区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创造与丰富。但是，语言一方面具有所指，另方面它又起交流作用，两者都与理解相关。由于人们在理解或交流中存在不同的语境，因而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弗拉森把科学理论区分为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范·弗拉森的见解，理论与世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理论只是大致地反映了实在世界。语义方法的重要性之一，就是能用比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处理意义问题，因而形成一种前景可观的经验论意义理论。范·弗拉森坚持认为：“我们的观点就是：在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中，那些不仅仅具有外延关系的术语之间有着意义关系，……并且，这种意义结构是根据模型（始终是数学结构，最通常的是某种数学空间）而得到表述的。”[11]在《科学理论的语义探讨》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指导科学理论意义结构的模型可以包容大量与实在的任何要素不相一致的结构。因此，在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是以数学模型为中介的，它也许是一个极不完全的联系，哪怕是最好的理论，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人类在认识物理世界时所起的建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验的意义是同模型的概念结构相联系的。
由于范·弗拉森使用了语义方法来理解科学理论，因此，真理仅仅属于语义学，而不属于科学实践的评价。在科学实践中，理论之真或假，是受语境影响的，即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换言之，在科学实践中，理论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与先入之见的污染。
范·弗拉森认为，“就命题而言，真是最重要的语义性质。如果实际世界适合于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但是，如果某些词或在语法安排中，命题具有依赖语境的语义作用，那么真理就绝对没有意义。我们必须向着语用学再进一步。”[12]语用的因素是与科学语言的使用相关的，任何与说话者或听众相关联的因素都是语用的因素。
科学的语用学是探讨科学理论的运用者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关系即理解与说明的关系。范氏认为，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理论是有重要区别的：第一，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大概模型，当我们论证科学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真或假，但在运用理论时则不然。正因理论是个模型，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种模式说明具体现象。况且，说明现象时，是与使用理论的人相关的。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一样，这是一个类似语言游戏的问题。第二，理论作为模型，包含着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而说明则要针对具体的现象。第三，如果理论使用规范的语言或逻辑，把实在世界作为其摹本，那么，理论的运用则是使用自然语言的，是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场所、语境等因素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范·弗拉森的这种见解，已经给当今的科学哲学指明了另一道路。自从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以来，科学哲学一直徘徊在客观性问题上，沉湎于证实。而自汉森、图尔敏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则揭示了科学的主观性。科学的本质是客观抑或主观？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建构主义在这个谜上亮出了一个谜底：没有纯粹的客观，只有通过主观的建构。那么，究竟如何建构科学理论呢？范·弗拉森已经向我们表明：必须从两方面来丰富和补充科学这部巨著，一方面，是依赖于可观察现象建构关于实在世界的模型：另方面是依赖于使用者别出心裁的理解与解释。这样，古老的科学哲学问题就转变成了我们如何丰富、理解科学语言的问题了。这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语言转向的显著特征，即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
二、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推进
从总体上说，范·弗拉森实现了当代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而具体说来，范·弗拉森又制订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初步纲领，从而推进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纵观今天的范·弗拉森的思想，他的这种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范·弗拉森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坚持要摆脱传统经验论的束缚。他认为，基础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幽灵”，应当摒弃。他说：“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错误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3]。在范·弗拉森看来，基础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今天，基础主义仍是一个时刻骚扰我们的幽灵，特别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形式。他批判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坚持认识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他主张：“只要可能，就把这些问题明确地与科学联系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关注科学的某些实用方面，并认为科学是给我们提供模型的。”[14]
然而，范·弗拉森并非要完全放弃认识的基础，他需要一定的认识基础，需要经验论。所不同的是他拒绝基础主义的极端性、素朴性，而主张科学理论是建构，一方面，这种建构要有可观察现象为基础，另方面，它又需要概念框架的推动。不仅理论是建构的，而且实验也是建构的。因此，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第二，范·弗拉森反对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提倡以理论在经验上的适当性、理论在实践中的履行情况来代替对真理的论证。否认真理，是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直接结果。亚瑟·法因曾说：“如果我们中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中止基础主义”[15]。与之有别，范·弗拉森对真理的否定则基于以下根据：首先，从总体上要求科学理论为真是没有根据的。科学理论如同一部巨著，它是关于自然的，每代人都在对这部巨著作修正或补充，“科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不是一种硬证据。”[16]其次，真理属于语义学范畴，而科学理论并不只限于语义学分析，纯科学是可以向应用科学转化的。在应用科学中，应用者可以在理解、解释与说明现象时大展雄姿，就如同进入语言游戏一般，其理论的意义是由习惯形成的游戏规则和游戏者各自的语境来决定的。因此，承认科学理论是真理，这是一种赌博与冒险。实际上，人们承认一个理论，只是觉得这个理论是好的、适当的、有用的，具有很多优点而已。
第三，范·弗拉森极力主张拒斥形而上学，放弃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认为抛弃旧科学哲学就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贡献。拒斥形而上学，是早年逻辑经验主义的口号。然而到今天，范·弗拉森把所有假定科学是真理、假定理论的指称是实在的等科学哲学都称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这种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从关于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八十年代初，范·弗拉森一再声明自己的建构经验论是在批判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的替代。到最近几年，他则极力主张摒弃形而上学，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携起手来，对形而上学科学哲学范畴弃之不用。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样的态度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也涉及了对科学实践的辩护。1985年，在科学哲学家们讨论他的《科学的形象》一书时，他针对一些人的见解，在发言中号召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共同抛弃旧科学哲学的范畴。他说：“三位一体、灵魂、殊相、共相、第一物质、潜能等这些概念使你困惑是吗？它们在封闭的时空的不可想象的他性、事件界面、EPR关联和自主的模型旁边显得苍白无力。让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一样，把他们的认识论、本体论的承诺悬置起来，对这些概念之谜的理解作出贡献吧！”[17]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范·弗拉森对后现代科学哲学作出了积极的论证。虽然，在许多方面，他不是一个彻底完全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但他的观点是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大致相容的。范·弗拉森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法因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他在谈到法因的观点时，明显地表露出他对法因的赞同。他说：“法因企图找到介于实在论和经验论之间的观点，他把这种观点称为NOA。NOA是这两个阵营都应当能够接受的，每一方都可以理解超越它之后的错误。正如现在所阐述的那样，NOA与建构的经验论不可比较，但却与我愿意作出少量修正的观点可以相容。”[18]而法因也认为，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对真理的解释等观点，避免了早期经验论企图把所有真理都基于感觉证据和现象论基础的还原论与基础主义倾向，也避免了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理论意义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认识论区别。法因虽不完全满意范氏的“经验适当性”概念，但他毕竟是受到范·弗拉森的启发。法因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其思想与范氏是有区别的，法因诉诸科学实践、祈求科学家来解决科学的目的与本质等，主张放弃哲学的紧箍咒。而范氏则试图通过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来理解科学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理论的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理解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范·弗拉森虽未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后现代科学哲学，但却充满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思想，是一个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人和推进者。
三、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及其解决
传统科学哲学探讨最一般本质的总体性、统一性框架，已与当今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日益相悖。改造传统的科学哲学，重建适合科学实际的新科学哲学观，准确地理解科学哲学的本质，推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的根本任务。
但是，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涉及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一方面，科学哲学以概括性、统一性为特征，没有概括性、统一性就没有科学哲学；另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自然界、在科学理论中，并没有一个囊括一切的统一模式。这种两难正是当代科学哲学出现激烈争论、派别林立的根源。
范·弗拉森对科学哲学的改造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一方面，范氏要把基础主义作为错误加以摒弃，另方面，他又想强调可观察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一方面，他想摒弃真理概念，另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一方面，他主张摒弃形而上学，另方面，他又试图重建一个经验论科学哲学体系。
对于这些悖论，法因通过他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来解决，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置之不顾。尽管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他完全抛弃哲学的做法则是消极的。理查德·胥拉格尔曾批评法因的NOA说：“我并没有发现它(NOA)给科学的说明增添更多的东西”[19]。在此，我不想对法因横加指责，而是充分地肯定：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形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形式探讨与方法研究上的失败，它意味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必然要以无结果而告终，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的孕育与萌发。
如何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如何形成一种适合科学实际的新科学哲学观呢？要建立一种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哲学似乎已不可能。因为，要重建与科学的实际形象相一致的科学哲学，就是要建构一种无统一模式的科学哲学。当前的科学发展状况表明，科学哲学正围绕形形色色的科学实践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的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说明观、运用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两个方面，范·弗拉森与萨普已经作了很大努力。
笔者认为，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科学哲学作出两个方面的改进，并因此来解决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论。
第一，从分类研究出发，建立“多个世界”的科学哲学模式。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从目前看，我们至少可以将科学所认识的实在世界分类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和可能世界三大类。科学的世界是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实在世界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关于真实世界理论的结构，科学实验和科学推理则构成了可能世界的理论结构。由此，我们可以把理论分成关于决定论的必然现象、关于决定论的或然现象、关于非充分决定论现象和关于可能世界第四类。而理论的真理性不仅是由客观实在世界的内容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所决定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把真理分类为：关于决定论世界的必然真理、关于决定论世界的或然真理、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真理、关于可能世界的真理与语用的真理等。以此类推，我们也可对规律作相应的分类，从而上升到对科学哲学的分类研究，建立关于决定论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可能世界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实际运用的科学哲学等模式。
分类研究的直接目的是：(1)对实在世界的分类提供了科学哲学对某些现象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任何造成以往哲学统一模式的弊端，都是从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出发的。(2)对理论和真理的分类，既是为了解决理论在经受实验检验中证实率较低或以例外现象否认理论真实性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类似范·弗拉森等人提出的可几真理、经验适当性概念的含糊性与不确切性。(3)对科学哲学的分类，则是为了解决统一模式的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与具体的科学实践的变化不相适合的矛盾，从而解决以往在归纳与演绎之间的对立。分类研究可以避免以统一模式包摄决定论程度不等的领域的模糊作法，但又不至于产生抛弃科学哲学的消极见解，不致使科学成为记录学而失去寻求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基本特征。
分类研究可以为当今科学在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起导向作用。从分类研究的优点来看，它所要求达到的是人们对自然界较为满意的认识，而非最优的认识结果。尤其是在当今量子力学的争论中，分类研究把现代决定论科学和量子力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领域归类为不同的模式中，避免了对立双方无休止的争论。后现代科学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乃至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以当今知识领域中出现的变动不居的状况来否定以往的一切成就，例如科学哲学中的以量子力学中的非充分决定论现象来否定以往宏观领域的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决定论要求。分类研究的科学哲学观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起着根本性作用。
第二，从当代知识状况出发，建立辩证的科学认识论。正如前面所述，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是以突破传统认识论为动力的。这种突破表现在认识的基础、真理概念分析与标准、理论的语义观与语用观的关系、科学知识的增长等方面。这种突破性的关键是发现了“不确定性”。由于在认识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介入，传统的认识论框架便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一改造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是以“不确定性”来取消科学认识论，抑或把不确定性作为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来改进科学认识论？如果我们坚持前者，那么就走向后现代科学哲学阵营；如果坚持后者，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逐步改进的辩证的科学认识论。
根据分类研究的科学哲学观，建立改进的辩证的科学认识论，就是要确立科学认识论的分类研究的任务，改进与完善科学认识的方法与目标。首先，这种辩证的科学认识论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并确定决定论的世界与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理论意义观、分类研究与统一模式等等关系。只有承认了科学理论及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才能真正确立一种适合于当今知识状况的科学认识论。其次，辩证的科学认识论需要改进传统认识论的研究方法与目标：(1)把形式分析与非形式分析、抽象分析与实际分析结合起来，废除一个模式、一种基础的观点。(2)从理论与世界的关系、理论与其运用者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科学实验之间的关系分析理论的意义，确立理论在多重关系中的意义与标准，把握其真理性的程度与类型。(3)从科学史的发展和科学理论在结构上的发展，分析理论在量上的变化和质上的更替，研究科学知识增长的正反面规律。确立科学理论总的性质。总之，辩证的科学认识论是试图通过方法的不同形式、理论的不同层次、真理的不同类型、理论变化规律的不同类型与性质等维度，克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消极方面，激活科学认识论研究。
从今天的科学世界图景看，多维度的研究将具有广泛的前景，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面对奇迹般的新领域的逐一开拓，扩大了自己研究的对象与辖域。一旦我们能在此基础上改变自已研究的方法、转换视角，那么，科学认识论就会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生气勃勃，显得有活力，而绝非像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走向“死亡”。
今天，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仍在继续发展，虽然其思想有不少悖论，但却在一些方面开拓了我们新的思路，启迪我们在重建新科学哲学观的道路上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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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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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范·弗拉森
本书旨在形成一种建构的观点，以代替科学哲学界最近广为讨论和倡导的科学实在论。为此，我将提出三种彼此需要相互证的理论：第一，是关于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被称作经验意义的关系；第二，是关于科学说明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理论的说明力以超越其经验意义为特征，而又从根本上有赖于语境；第三，是对物理理论中的概率的说明(相反的观点认为，概率存在于对证据性的支持的评价之中)。全书最初的两章是一个简要而通俗的引言，介绍有关科学实在的各种争论，并进而说明后面各章的部署与安排。我完全使自己的研究保持非技术性，依我看，到期刊上查详尽的技术性的资料似乎更为妥当。
我曾得益于许多人，这大体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看来。在此，我想再次表示我个人的谢意。在科学哲学方面，我得益最多的向来是阿道夫·格林鲍姆，1976年我出席了他在桑塔玛格丽塔所作的关于迪拉克电动力学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对科学进行哲学解释的范例。对此我无法企及，同时也获益匪浅。对格里默、胡克、普特南、萨蒙、斯马特和塞斯，我则从对他们的哲学立场进行挑战中得到惠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通信中，他们都乐于与我讨论。书的标题就是威尔弗里德·塞拉斯使用的一个短语。他将世界的科学形象和世界在人的观察中所显现出来的显象加以对照但我否定了这种二分法，认为他的前一个短语更为妥帖。特伦多·迪·弗兰西亚给了我参加瓦雷纳的费密学会物理学基础暑期研究院的机会，在那里我收获甚多，而他和达拉·基娅拉关于物理学结构的讲演也使我收获不少。在本书各个部分的写作过程中，我记得自己曾受于亨里·马格纳，从他那里我掌握了很多有关量子力学的概率和状态的知识。许多朋友和同事在我写作本书的各个阶段都给予了我帮助，对我的论证、观点和指导性的事例，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尖锐的批评。他们括保尔·贝纳塞拉夫、南茜·卡特赖特、罗纳尔·得·苏莎、哈特利·菲尔德、伊冯·戈捷、罗纳尔·吉雷、卡雷尔兰伯特、埃德温·列维、马戈·利夫西、休·梅勒、本·罗杰斯、里奇蒙·托马逊和罗格·乌豪斯等等，我在此一并致谢。关于本书的主旨，我已在许多场合作了阐述；新近一次是在1979年5月此书出版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三次讲演。后，我还要感谢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加拿大国会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特别是在我出于研究的必要而与其他学者的联系事宜上，它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是难以估量的。
B·C·范·弗拉森
197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