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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流氓化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政治权力的流氓化
 

进入专题: 政治权力   
● 左春和   

(图)政治权力流氓化政治权力流氓化


     威权主义政治在后期呈现的权力实施方式会不断厌烦剧场化的表演和市场化的交易,它的登峰造极的权力运作方式会毫无例外地走向流氓化。这是因为权力的剧场化在一种表演场域很快就会形成政治表演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从而致使表演失灵,其巫术的陈旧特点也会失去吸引力和关注度。权力在市场中的交易会迫使权力主体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由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这种交易无法在权力追求效率函数曲线中达到持久的平衡。根据经济学原理,持久的交易还会进一步提升权力的投入成本,以此耗竭权力资源,或者提高权力交易客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最后把自己逼入无本可投的死穴。因为这两种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都不具备权力的正义色彩,也不具有权力的善意,只是符合了权力本身的弱点。这种寻租政治一旦公开合法化、普遍化,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腐败也在市场与剧场中滚滚而来,不可阻挡,最后的阶段会剥落掉政治权力所标榜的华丽外衣,使整个权力场域弥漫着谎言与铜臭。这种情况下的政治权力已经很难发挥剧场效能,也难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佣金,但又不甘退出作为调控公共利益的中心,为了维持固有利益,也就自然走向了政治权力的流氓化。现代以来,威权主义控制人民的三种要素无非是权力、所有权和意识形态,当权力逐渐失去活力、意识形态已经祛魅、所有权多元化或市场化和单向宣传失灵之后,权力的流氓化成为威权主义最后的权力挣扎。这个时候,它已经不再强调任何政治粉饰,对外,声称敢与地球同归于尽,“我是流氓我怕谁”?对内,则困兽犹斗,坚决拒绝人类政治文明,坚持奴役之路。
  政治权力的流氓化还会继续鼓吹国家目标,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目的,并更加强调神圣国家观念。这里强调的国家观念与民主国家的国家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国家的形成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为了建立一种契约秩序,这种秩序是把国家作为一种不得已的工具,使其协调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和保护他们免受外敌的侵害。即便这样,他们很快就发现,人们怀着善良的愿望组成的国家、授权建立的政府很难驯服,于是感到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便是政府,但是人们又无法摆脱由自己亲手制造的这种权力机器,民主国家为了防止政府作恶,开始设计一系列法律制度将其关在笼子里。威权主义强调的国家并不是共同体成员自愿结成的契约组织,而是权力核心的集团利益板块,它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之所以威权组织继续强调神圣国家观念,不是它心目中已把国家宗教化,而是为了逃避法律制度的制约,它的流氓化的特点便是让权力集团代替整个国家。在这样的体制架构中,反对现行的权力集团便是反对国家,热爱金正恩便是热爱整个朝鲜。
  现代政治文明已经使我们知道,任何世俗政治及其权力只能制止恶,而并不能带来善,更不能为人民带来幸福。之所以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都善于强调能为人民谋取幸福,或者承诺把人民带入天堂,这正是其政治权利流氓化的一大特点。民主政治从不敢声称能为人民带来什么福祉,只是承诺一些最低的能够看得见的目标,是因为他们知道世俗政治具有自身的巨大缺陷,他本身并不具有创造幸福的能力。幸福只可能在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由每个人的机遇和努力所创造。世俗政治权力只是保证一种公平的竞争秩序。哈耶克说,他们标榜的社会正义只是一种幻象。如果说,威权主义在起源之时强调神圣国家的观念尚不能全部否定其真诚的话,那么,在威权主义后期还要高举这种旗帜,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流氓化了。高举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东西,除了装神弄鬼进行权力包装之外,就是毫无顾忌地行使流氓化的手段。当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神圣国家的观念给人民带来灭顶之灾时,政治权力继续高举这样的旗帜,一方面是为其血腥的前辈招魂,一方面是消灭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诉求,以此培育政治权力的客体资源。政治权力流氓化的特点是毫不顾忌人们的清醒认知和心理感受,他们会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它的基本面相。
  威权主义深知在它的统治后期已经无法解决其内部结构中的腐化问题,长期的政治权力市场化已经使腐败深入骨髓,并成为常态,这样一来,权力主体已经很难像初始之时那样有效地影响和控制权力客体。人们呼吁变革的声浪也会直捣政治权力的敏感中枢,普世价值的世界化已经让威权主义的政治包装难以为继。权力中心也深知自身就是权力腐化的产物,虽然出自污泥,但也想道袍加身,以此凝集各种权力要素。但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资讯的开放,已经很难使这样的巫术活动产生权力效果,政治权力也知道过去的政治剧场在信息时代已经无能为力。另外,观念的增长、利益的多元和国家的祛魅使威权主义已经难以天马行空,即使他们拥有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但缺少了正义目标支撑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在关键时刻调转枪口,罗马尼亚的剧烈变革即是典型的例证。当年萨达姆也不顾一切地使权力流氓化,自信有自己强大的共和国卫队,但是同样落得如此灭亡的命运。今天的人们已经明白,每个人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愿意服从正义与合法的权力,而没有顺从邪恶权力和政治流氓化的义务,更不会对暴政之下的权力流氓化进行支持。根据权力的生物性特点,所有的世俗权力都不甘退出政治舞台或者自行灭亡,初始之时都想披上华丽的外袍企图领受人们的拥护,真相败露之后,即使还原成流氓化的本相也要拼死一搏。所以,这种最后阶段的权力流氓化特征也不忘抬出国家目标,以此冲消人们对自由与权利的追求,或者转移权力危机。这几乎是所有权力的求生本能,并不是什么政治理性,也不是什么政治艺术,比如金正恩强调他的国家目标仍然是解放美国人民,然后把世界人民带进理想的人间天堂。
  政治权力的权威来自其正义的社会目标,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道德力量。一种政治权力失去了其政治权威的时候,也即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和人民的向背,这个时候,政治权力的继续行使必然违背人民的意志。权力的求生本能使其知道这种情况尚未到全部使用暴力维护的阶段,因为暴力的全面使用很可能伤及自身,因此用一种伪民意的方法和程序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便是惯用的伎俩。权力控制之下的伪民意即便遭到批判之声滔滔,也只管如此例行“程序”为我所用。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威权主义国家都有繁复的法律和授权程序,也都会强调人民的利益至上。与民主国家的代议制不同的是,威权主义政治中的代议制只是建立在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上,真正的人民无法接近代议的中心,更没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斯大林和萨达姆都曾扬言他们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实际上,我们知道,所有的流氓都是善于说谎,而政治流氓会把诺言说得比真理还漂亮。在绑架民意方面,除了由自己操控各种权力程序之外,就是使用武力强制威胁代议团体进行授权,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控制议员。政治权力流氓化的作法不惜在这种权力诞生模式中背负任何骂名,他们认为控制了授权程序和代议集团也就控制了民意。当然,由于利益的需要,一些人愿意或拼命挤进代议机构,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政治权力流氓化的骨干,甚至为其歌功颂德。
  威权主义的内部虽然具有永不停息的斗争,权力清洗是权力中心不断变幻的主要方式,虽然这种斗争式清洗极其残酷,但是永远不缺少牺牲资源。尽管斗争中,双方都是赤裸的权力斗争,都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因为权力的大小完全由权力主体所控制的资源性质、数量和利用资源的效率及其方式所决定。但是,任何在斗争中获胜的一方都会扬言自己完全代表民意战胜了敌人,失败的一方会成为人民的公敌。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同情失败者,马上会加入获胜一方对失败者进行讨伐和批判,于是获胜方的民意基础似乎已经成功。即便人们在反思这种历史时也会打捞一些历史真相,但正如波普尔所说,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仅仅是一种假说。所以,真正的历史是无从发现的,真正的历史已经被历史自身的谬误所埋葬,正如我们正在经历的每一刻有多少真实信息呢?尤其在政治权力的流氓化覆盖的历史和社会,寻求任何真相只是一种奢侈,是一种理想。
  与政治权力的暴力化不同的是,政治权力流氓化还会提倡民主形式,暴力政治则抛开民主。权力流氓化之下的民主形式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民主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民主必须在宪政和法治的范围内。而政治权力的流氓化所采取的民主形式完全是专制之下的民主,这种民主形式中,人民并不能为自己作主,是有人以人民的名义替人民作主。明明是权力集团操纵的结果,还要说是人民的选择,正如朝鲜的金正恩,明明是世袭的原因夺取了权力,还要说成是朝鲜人民的自由选择,是天降伟人带给人民的福星。包括他们选择的邪恶之路,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世袭权力和集团利益,但偏偏要说成是朝鲜人民的共同选择。密尔曾经强调,即便是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也很容易出现只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侵害少数人的利益,或者出现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何况是由政治寡头控制下的代议阶层,这与民主政治是正好相反的专制政治,其流氓化的作法是偏偏把独裁贴上民主的标签,把自己的专制摆上民意的花瓶。密尔说:“和其他政府形式一样,代议制政府的积极的缺陷和危险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或者说得温和一点,智力条件不充分;第二,有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如果由权力的中心操纵之下的代议群体则必须为现有的权力服务,也就是与权力中心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议员才是权力衡量之下的合格议员,也才能连任十届以上,老而不休。
  点燃民族主义的火焰和祭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是政治权力流氓化的又一特点。由于民族主义很容易在权力危机中发挥稻草作用,虽然这种近于自焚的火焰极易伤毁自身,但危机中的政治权力会孤注一用。民族主义仅是一种情绪或假想的春药,与爱国主义一样很容易被寡头政治集团化约为自己的利益守卫,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提供政治理性,很容易在群体心理中发挥作用。当权力的执政危机到达崩溃的临界点时,用一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春药,确实能夺取一批乌合之众,以此重新聚拢权力的客体资源。流氓化的政治权力从不顾及人民的命运,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及其权力的命运,因此,从来不惜把整个民族绑架到自己命运的战车上,或者让民族为自己陪葬。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与国家主义的奴役相比,民族主义的诱惑和奴役是更深藏的形式,人们极易认同民族主义的价值,也极易感到自己是民族整体的一部分。政治权力集团在“为了民族”的名义下,“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假借民族的名义,就可以制造许多违背人性的罪恶”。任何极端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潜在的战争,还只能依靠诺言的滋养,否则,民族主义则难以为继。流氓化的政治权力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使用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一旦有乌合之众的认同,权力集团就会在瞬间变得强大,他们代表的民族利益可以代替每个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如果一旦民族主义的民众认同与流氓化的政治权力结盟,也意味着民族的一场灾难已经不远,这种权力的罪恶和民众认同的愚蠢会葬送掉整个民族的文明。这些方面,塔利班政权、金正恩政权、萨达姆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和卡扎菲政权无一不是这样的运行轨迹,这些流氓政权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让整个民族付出惨痛的代价。别尔嘉耶夫强调,民族主义又不等同于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对故乡、对人民的爱。“民族主义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自负、权力意志和对他人的暴虐”。民族主义消灭任何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只为这个抽象的原则服务,也就是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福音,只能带来灾难,因为它是人的客体化的产物。
  与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虽然稍具理性,但同样是政治权力的最后避难所,政治权力知道把权力危机转化成国家危机确实是一种危机的转化捷径。由于人性中的弱点,每个人都愿意在国家认同中找到自己的倒影,从而放大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很难知道爱国主义潜藏的政治权力密码。在一定的历史时刻,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越是高涨,越是为自己套紧了绳索,以至葬送了自己的全部自由还不自知。与民主国家的民族与爱国不同的是,政治权力流氓化之下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不蕴含善意,因为它不是共同体成员民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政治权力操纵下的一种短期的局面。虽然这两种手段在短期内有效,但很难持久,如同政治春药无法解决权力的深层危机问题。这种火焰很快会出现两种局面,一种是人们很快发现真相,然后用脚投票,或者就地倒戈,一种是玩火者自焚,在外力的嵌入中,民族与政治权力一起崩散。
  在现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一般少有单纯的外敌入侵,国与国之间的争端都有极其复杂的政治权力因素,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经几乎没有资源占有式的侵略行为。一些领土争端往往不是由他国引起,而是自己的权力集团制造的政治迷雾,以此发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双重杠杆作用,从而淡化权力危机。只有在自己点燃了这种领土争端之后,民族主义的火焰才能照亮政治权力的旗帜,然后理直气壮地收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客体,也才能顺理成章地压制人们的民主与自由诉求。这两面旗帜都毫不犹豫地让个人为国家牺牲,让个人为民族的利益让路,事实上,这种政治权力集团最不顾及的恰恰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只不过暂时借用了这具面相而已。他们一方面高举民族与国家的旗帜,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出卖民族和国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将爱国口号喊得最响的政治权力集团,也往往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最多的集团,因为他们掌握了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绝对权力。这些旗帜的高扬与民主国家的爱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国家的国家概念是这块相对独立的土地上的共同体组织,他们所爱的是纯粹的国家,而不是某一政党或政治团体,更不会把爱国等同于爱领袖和总统。
  政治权力的流氓化可以顺利绑架民族与国家,但它无法解决自己组织内部的腐败问题。所以,一切政治神话都很快在基层权力中演变成真正的流氓主义。基层权力组织并不拥有对上层权力的真正忠诚,他们唯一的动力来自于利益的攫取,权力只是谋取利益的工具,并不具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基层权力流氓化的主要特点一是普遍没有政治目标,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权力目的。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权力本身已经葬送了由他自己亲手建造的理想之塔,权力体系内部的虚假程序也更为基层权力掌握者所知晓。由于权力内部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更无公平可言,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也无人格和个人权利可言,仅有的只是权力在寻租过程中的机会。如此一来,长期处于下层的权力不仅对政治权力的遥远承诺已经失望,同时对权力系统内部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在失去了政治野心和展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之后,唯一的只是用流氓化的手段为自己谋生,以此添补人生目标的空虚。
  二是普遍的黑势力化。虽然一些基层权力本身不是黑势力组织,但是黑势力正是由于他们的操纵而日益猖狂。目前的基层治理存在着多种风险和难题,基层权力往往借助黑势力的隐形化、组织化特征和流氓化手段去解决棘手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基层权力的参与和支持,黑势力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坐大,也无法横行,基层权力才是他们的生存依靠。基层权力之所以与地方黑势力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也并不是基层权力天生喜欢如此,而是目前的权力科层固化带给他们的对政治理想的深深失望,如此情况使得他们与黑势力组织水乳交融,合作共赢,相互利用。因此,基层权力组织可以把一些公权力租借给黑势力组织,让他们担负一定的公共职能,或者维持基础秩序。这方面典型的便是不断有访民被绑架、异议者被失踪,或者信访者遭到车祸等事故,表面上的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背后往往有基层权力的幕后推手。
  三是权力运作的随意化色彩日益浓厚。基层权力组织普遍厌倦法律,包括对来自上层权力机构的指示也已麻木,因为日益多变的法令已经令他们无所适从,从此已经学会任凭法律条令,我自岿然不动的权力使用哲学。除了应付日常的权力运作之外,就是寻机攫取利益,执掌权力的人都已成为太极高手,已经能够虚实结合,应对自如。在执行法令方面之所以随意化还是因为基层权力很难被监督到位,长期的基层固化已经炼就了投机的本领。所以,人们很难与基层权力在法律范围与之展开对话,也就是网民说的,你和他讲法律,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就和你耍流氓。蔑视法律,唯我独尊,更不会权为民所用,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和伎俩。
  四是基层权力的家族化色彩更加浓厚。由于基层权力掌握了绝对的底层社会资源,上层的权力统治和监督鞭长莫及,基层民众又不具有政治参与兴趣,致使基层权力挡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资源倒吸。在被权力把住关口的组织系统中,权力中心很少吸纳其他社会成员,权力家族化、家族势力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远远超过了历史的各个时期。与现在的权力家族化相比,古代的家族势力显得既幼稚,又单纯。目前的权力体制虽然在权力系统设置了流动和进入程序,由于基层权力的妄为使各种资源进入或流动成为幕后操作。尽管不断有消息揭露这种内幕,但只是冰山一角,并不能阻挡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形成。这样一来,基层社会围绕权力系统形成了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又与地方黑势力形成复杂的结盟关系,致使社会出现高度分裂。本来,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和强制力,较高层次上体现为法律或制度,而在较低层次上则是具体的人或组织机构。这些权力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把持着全部社会资源,基层权力又体现为“一把手”的大权独揽,其家族化、裙带化、师徒化已不可避免。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不是一架抽象的机器,而是由具体的人来操纵,也都受到人性无限贪欲的支配,未经约束的权力自然会发挥它的最大自利化。这种权力的家族化是权力的公开私有化,政府和暴力机器就可以家丁化。如此一来,一个社会的鸿沟已经掘开,剩下的只有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巨烈改变。
  在政治权力拥有足够的基础资源时,它就不需要流氓化,流氓化的开始正是其权力客体资源的减少或丧失。流氓化也并不是某一种特有政治模式所独有,它潜藏在所有的权力结构中,只是在民主制度中,它的流氓性被迫收敛起来,或者逐渐萎缩,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实在没有权力流氓化出场的机会。而在专制政体或威权政治中,权力的流氓化会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性,一方面因为权力无从制约,未能约束的权力肯定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的专制文化造成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知之甚少,或者对于政治参与极其冷漠,即便一些技术型知识分子也是犬儒化生存。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已经无意识地顺从了政治权力的流氓化,甚至自觉或者自愿地参与或支持其流氓化的发展和壮大。在政治权力流氓化的最后阶段,即便是政治谎言和使用暴力也已懒得创新,一方面是它自身已经没有创新的能力和兴趣,认为只在历史的足迹上涂抹便是发展。一方面民众在权力流氓化的过程中很难形成有效的对抗,原子化的个人难以对应固化的基层权力块板。这个时候的部分社会成员还寄托于它的改革,总是盼望它有改邪归正的可能或愿望,以此延长了它的流氓化寿命。饶有意味的是,越是这样的社会,越有浓厚的权力文化崇拜,部分人想拼命挤进权力体系,一旦失败,并不是批判权力,而是设法靠近或收买权力。这种权力崇拜是文明中的最大毒瘤,这种文化阻挡了消灭权力流氓化的进程,自然也阻挡了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每个人都知道权力的嗜血本性,但每个人又对权力极度迷恋,甚至在追逐权力之路上毫不可惜地献祭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在这样的文化场域,权力的流氓化已经有了浓厚的土壤和空间,它的经久难衰并不是自身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而是人们的积极喂养。但是他们对阿奎那的提醒不感兴趣,“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虽然权力的流氓化是暴政的另一种面相,但是由于民众不断追求权力的寻租机会,总认为只要自己的幸运,就完全可以让他人承担代价,或者可以安全地转嫁灾难。霍克海默说,人类为其权力的追逐付出了他们在追逐过程中不断被捆绑的代价,却有人感到了一种成就和幸福。虽然,权力的流氓化已经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和寿限,但只要有追捧权力的幸福的人群扩大,政治权力的流氓化也就会长盛不衰,甚至重新坚固其不可撼动的奴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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