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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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春和
政治权力市场化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剧场化是威权主义时期的明显特征，那么，政治权力的市场化是威权主义后期明显的行使方式。因为在威权主义时代，政治权力已经失去了其初始的神圣目标，长期的剧场化不仅使道德谎言已经习以为常，连同他们的执权方式也已经彻底市场化。只有在市场化的日常生存中，权力才有新的目标动力，否则，其动力机制会在政治资源耗竭中死去。这样一来，权力的市场化成为威权主义后期的必然产物，也意味着权力市场化不仅已经把权力彻底变异，还意味着权力在市场化中已经给威权主义掘好了坟墓。从权力的生成机理来看，权力的市场化是权力体制接近结束的重要特征，这个时期的权力体系已经从内部开始利益分化，但也只有共同的利益目的维持了其表面的统一格局。塔西佗早就发现，“用罪恶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于正当的目的”。所以，权力的市场化不仅导致了权力与政治目标的高度分裂，还加入了社会、市场与负向目的的互动。市场化之后的权力目标又直接启动了整个社会的腐败工程，同时，它自身也已陷入由自己制造的腐败的汪洋大海之中。权力的市场化使得权力与资本的交易公开化、合法化，权力的异化带给社会的恰恰是反制自己的力量，因此，政治权力一旦普遍市场化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原有权力体系的衰变。
任何公共权力都有异化的可能，权力异化的倾向来自权力自利化的本能，只是未经约束的权力会在权力市场化方面一种坦途，而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则没有自身异化和市场化的机会。布坎南早就警告，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任何公权力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任何掌握权力的人也都想把权力用到极致，从而服从自己的权力欲望。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首先考虑的不会是公共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影响以及各种私利。如果没有限制，每个人都有占用他人资源的欲望，也都想对他人行使无限自由，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了人性有向恶的天性。如果有合理的限制和法律规制，人都有向善的可能，权力也有正向的作用。正是人们出于相互的恐惧才订立契约，然后放弃对于万物的权利。霍布斯说：“无论每个人声称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他都必须允许别人也同样有权如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契约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才有了边界，权利也才有保障。为了自由与权利的顺利实施，人们才授权组成公共权力，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一个公平秩序，这秩序本身也是自然法的秩序。非常简单的是，公共权力是公民雇佣的仆人，就是要让它为公众的福祉服务的，否则，它会走向公民授权目的的反面。然而，公权力是极易异化的，因为它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有以各种“公意”的名义行使权力的机会，权力自身的特点更容易趋利避害。
正当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和契约，是某一契约方根据契约获得的对另一方的强制力，因此，权力也是一种契约强制力。由于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又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所以，任何权力都必须设置为实施权力和监督权力两个部分。为了保证授权者的利益不被权力所伤害，权力客体必须有权监督权力主体和实施权力是否遵守契约和法律。这种正常的权力模式来源于人们的良好愿望，也出于共同的个人安全。赋予权力的主要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权力具有明显效率。这里明确的分工范围是，对于权力主体及其实施权力的监督必须来自权力体系的外部，也就是权力的授权人，而不是来自权力内部。权力内部的监督不仅是无效率的，还会使权力运行产生更大的管理费用。权力组织内部的监督设立也属于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明显缺陷还在于权力可能由于人的私利而滥用造成寻租现象。由权力组织自己设立内部监督体系，不但不能制约权力，还会使权力不断坐大。伯克说，“权力越大，滥用起来就越危险”。权力体系内部的监督机构与权力体系有着整体的利益关系，矛盾仅是局部的，类似于交易摩擦，属于内部矛盾的正常关联，因此，这种权力的监督方式不仅没有效率，还会体现为整体的权力体系服务，而背离权力客体的授权目的。
之所以权力不愿直接面对权力的客体监督，不是它一点儿也不想追求权力的公共效率，而是不愿失去权力的寻租机会。如果权力有正常的外部监督，权力就很少有寻租的机会，外部监督不仅有效率，而且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宪政国家设置的公权力从开始就把监督体系与权力体系彻底分开，一方面是多党监督，一方面是舆论监督，目的是让权力的运行按照契约与法律进行。但是宪法国家不一定有宪政，因此，有的宪法国家会利用宪法之名设立封闭的权力体系，让外部的监督力量无针可插，无缝可钻。这样一来，这种权力体系不是只为某一组织服务，就是纯粹为了少数的个人服务，权力的契约会根本性扭曲或强加给权力客体。在一些专制国家，权力体系坚决杜绝所有来自权力外部的任何监督，会把监督声音视为政治异端进行打压，或者以颠覆国家之名进行强制清剿。这种体制下，以神圣之名设立的权力体系已经彻底异化，并往往在一些崇高目标的名义下走向独裁，在权力的顶层机构中创下权力市场化的基础，并为中下层权力的完全市场化提供组织保障与政治来源。如此情况下，权力不但清空了外部监督，还堵塞了法律的救济渠道，因为这种体制下法律的设置其目的并不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而是使之成为权力组织的合格工具。詹宁斯说：“如果政府决意违反法律，法律救济办法是无法对它实施的，除非进行革命；成功的革命可以对任何人实施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专制国家对于革命既爱又恨，既歌颂其伟大，又害怕其新的发生。
宪政国家的公权力都有极限范围，实施权力必须按照法律或者契约进行，如果权力越出边界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必须有明确的惩戒措施。因此，所有宪政国家的公权力轻易不敢越出权力客体授予的范围，否则也只能自取灭亡，或被解除权力。这样被约束在一定合理范围内的权力能够有效率地维护私人利益，而不是只服从于权力组织的政治需要或政党私利，其实施权力的目的是增进公共福利。之所以宪政国家如此苟求权力的实施边界，一方面知道未经约束的权力会随时作恶，会随时侵吞私人权利，一方面认为公法权力无私利，其目的是最有效率地实现权力客体、各成员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卢梭当时发现，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加保护个人利益。否则，越是强调公意的无限，而私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就意味着走向专制的危险。专制国家的公权力因为权力的获得不是来自合法渠道，或者以公意的名义产生了异化，它的实施权力范围没有极限，不仅超越了法律和契约的规定范围，还会超越人类天赋权利的底线。在不能有效束缚权力的国家，公权力会进一步加强对各种社会资源、人口、市场及其思想文化的控制，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权力组织的自身利益，一方面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寻租机会，从而使权力发生市场化的作用。
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体现在所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任何个人不具有对自然资源的主导权，除非个人向国家购买。实际上，自然资源在权力的控制过程中并不能为国家服务，只为某种权力组织或个人服务。由于国家并不具有对自然资源的热爱感情，一些组织或个人控制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也不具有对自然资源的热爱真诚，其目的是让自然资源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自然资源控制在权力组织手中其目的并不在于保护自然资源，而是充分为权力所利用，为了权力组织的生存，甚至不惜全部毁掉。在一些专制国家或者威权体制中之所以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破坏，或者过度开发利用，正是权力在市场化的交易中为了私利而牺牲了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利益。专制国家的公权力对于自然资源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它不但可以把自然资源租给私人开发利用，还可以卖给他国，或者为了权力组织的私利拱手送给友邦。历史一再证明，越是专制国家越没有对于自然资源的真正热爱，它可以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对于自然资源进行任意处置。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或很难再生，任何权力市场化之下的自然资源都会遭到浩劫，世界银行曾经有数字显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城市仅中国就占去十六个，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江河湖泊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中国的九大湖泊也基本严重污染。
权力市场化之下对于经济和市场的控制更是无处不在。由于公权力在经济和市场干预中可以创造更多寻租条件，更容易满足权力的私利化要求，所以这种体制中的权力组织就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垄断。这种被垄断的行业一般都具有掠夺自然资源或者呈现公共特点，比如石油、矿山、煤电、电信、交通、航空等。这些行业不是以国有名义为权力组织所掌握，就是为权力组织内部的个人所持有，不会放在市场条件下交给市场自由、公平竞争。这种垄断形式是权力专制体系的一体两面，是一种权力内部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垄断者靠权力的强制租借，而权力靠垄断的经济脐带为其谋利。垄断行业不会有任何经营风险，一方面占据国民资源，一方面有权力的强大后盾，任何危机都会有权力组织的幕后帮手，使其立于利润的不败之地。这样一来，垄断行业就是权力组织的子女，它们会拼命维护权力体系，靠近权力中心，进而寻租更大的权力支持。可以说在威权体制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都是靠权力进行利润攫取的，如果剪断它们的权力脐带则会顷刻倒塌。这些权力市场化中的经济控制使垄断行业不仅占据各种优势，还扭曲了市场的正常发育，使得正常的市场经济无法进行。因为权力市场中的经济交易没有公平原则，只有强盗逻辑，任何私人利益都可能随时被垄断行业吞食。这种经济政策更喜欢凯恩斯，因为凯恩斯为他们的经济干预提供堂皇冠冕的理论支持。为了权力在经济中的深入市场化，他们会排斥亚当•斯密，也会把哈耶克视作异端。
权力的市场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则体现为审批和证件制度，因此，非宪政国家都是典型的证件国家。审批和证件的无限设立使权力更具市场化机会，因为任何审批和证件管理都可以有寻租的空间。专制体制不承认社会阶层的自律能力和自然生态，它认为对于社会必须进行全方位的井田式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权力体系的稳定，但其实施权力的过程也就成为权力市场化的过程。非宪政国家的法律一方面是权力组织的工具，一方面又形同虚设，任何法律都可以例外或者绕行。在一个没有敬畏法律的传统中，人脉关系成为权力寻租的主要渠道。因为社会的控制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对于社会的所有方面实行证件制度就构成了权力市场化中的赢利模式。一些人可以租用权力或社会关系购买证件，从而获得某种资格，从而节约成本。一些人租不到权力或者不愿租用权力因此付出更大的人生代价。在自由民主国家，社会是一个自发的庞大阶层，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生态系统，所以，一般不允许公权力之手伸进来。在威权体制中，权力组织把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威胁倾向的敌对阶层，所以要对其严加防范，这样一来，中下层权力机构就具有更多的干预借口，不仅可以干预市场，还可以干预人口、生育，甚至干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于精神文化的干预和控制，其目的在于维护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当一个组织的意识形态空壳化之后，这种控制实际造成了权力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市场化。与经济领域的 垄断一样，文化方面的垄断则更为普遍，对于权力的寻租毫不逊色。这就形成了一种国家特殊的文化评价标准，一种是专业的文化标准，一种是体制的文化标准。专业的文化标准只按文化规律进行，体制的文化标准完全拒绝文化自身的规律。如果一种文化现象只符合文化的专业标准而不符合体制的评价标准，则无法生存，甚至会遭到打压。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不符合文化的专业化标准，而恰恰符合体制的评价标准，这种文化不仅可以畅行无阻，还会受到嘉奖。目前典型的是一些文化艺术的投机分子，他们从不顾及文化标准和艺术良知，只要能够顺利购买权力的庇护即可。一些文化投机分子在利益面前就不在顾及人类的良知底线，只是瞄准权力的胃口偏好，然后租用权力使自己大行其道，从而名利双收。这就迫使一些知识人俯首就范，甚至不惜在利益面前交出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然后拼命挤进权力设置的利益轨道，从而为自己获取世俗利益。这种权力市场化之下的文化权力寻租比经济领域的寻租危害更大，对于一个社会的伦理底座危害最深，因为它污染的是精神的源头和文化的方向，最后会扭曲一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由于得到寻租机会的文化占据了绝对资源，会进一步加强对于文化权力的控制和把守，从而强力挤压民间文化的生长。尽管进行权力寻租的文化是一种伪文化，但因为它的体制地位，因此，会起到一定的引领或影响作用，使得文化的发展出现怪异的狰狞面孔。真正的文化由于没有资源占有机会，所以很难在当下与之抗衡，文化的反思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才被大众所接受。正如贝利所说，没有机会使用权力的人等于没有权力。所以，认为文化的良知改造时代和体制的想法是幼稚的，文化的力量在当下是极其边缘和脆弱的，因为大众并不对文化的良知领情，他们不具有当下的辨别能力。如果一种文化在当下没有发言的机会，仅靠用文化良知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企图也是一种幻想。雅斯贝尔斯说，不发挥作用的思想不是思想。由于世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权力市场化的激励体制中，文化良知往往抵不过文化的谎言。正如当时吉尔斯的发现，“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遥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惫的人间烧起烽火”。在权力市场化的作用下，各种利益寻租会造成文化的最大浩劫，不仅思想层面的文化被利益租用，连历史文化遗存也是在劫难逃。在权力的设租中，任何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占有或毁灭各种历史遗存，甚至把一些古城老镇连根拨起，从而埋葬仅有的传统文化形式。
对于人口的控制也是权力市场化中的谋利渠道，因为人口是一切资源之本。控制人口具体体现在计划生育和对人口流动的管制。虽然此项控制背离了基本的天赋人权和自然法，但由于巨大的权力红利，促进权力组织对此种控制愈加深入。今天，对于计生和人口迁移的控制已经失去了任何道义基础和价值支持，权力组织也不再描绘那些宏伟目标，但它带给基层权力组织的利益使其无法得到释放。目前权力组织之所以不愿放弃对于人口及其自由迁移的控制，并不是他们坚持认为其中的管制作用和崇高目的，而是这种控制所提供的权力市场化机会所带来的利益激励，因此，权力组织从不在乎一项恶政带给国家及其民族的深度伤害。利益面前，即便断子绝孙，也要让权力为我所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的温和劝说对于权力组织不起作用，不是他们听不懂，而是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在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面前，没有人愿意自动清醒起来，除非有外在的力量监督。莎士比亚说得最形象，“虽然权力是一头固执的熊，可是金子可以牵着它的鼻子走”。
权力的市场化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腐败，同时也会葬送整个权力组织。社会的全面腐败并不是来自于人性中的向利和贪婪，而是政治权力的不加约束带来的公权力的全面市场化。本来，政治权力的形成基础在于人们的共同利益，在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政治权力没有外在的约束力量，由它发动的权力市场化会冲垮所有的自然秩序，从而形成权力与资本的交换秩序，每一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加入其中，或者参与这种秩序的构建。这种秩序必然表现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力与资源的交易，这种交易被视为此种秩序中的顺向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被淘汰。由于权力带来的利益大大超越了自身对资源的应该占有，所以，任何握有权力的人还会不择手段去租用更大的权力。由于长时期的文化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社会空间的被挤压使得人们失去了公民训练的机会，大部分社会成员无意识或者自觉地参与到这种秩序的构建之中。一些社会成员则表现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甚至只在自己的利益被损的情况下借助道义力量，而为了自己的利益保全又不惜自毁道义规则。这就在客观上为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民意基础和生存条件，从而制约了思想精英对于政治动员的启蒙。
从权力组织的自身稳定来看，权力之间的交易的确有助于体系内部的短期稳定与和谐，因为这种交易使权力体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派系和网格化的关系图谱，使权力在整体上达到了利益的一致性。但从长期来看，权力之间的交易所带来的是体系内部的自杀，因为它扼杀了权力更新的有生力量，使权力资源形成了内部循环，最后会腐烂掉整个肌体。封闭的权力体系内部的权力交易无异于自己吸自己所呼之气，不但无法为权力组织供氧，最后只能在自我循环中耗竭政治资源。所有专制权力起初都要不惜一切诺言来打造自己的合法性和信仰神话，但为时不久即会暴露自身的权力本质。专制权力在开始往往依靠政治欺骗来维护统治，然后依靠暴力和权力设租的双重作用来延长统治。
由于暴力在一些地方的作用难以有效和难能持久，而利用权力的市场化对于权力的设租往往能达到短期目的。一方面权力设租会刺激人性之恶，一方面权钱交易会使交易双方都获得利益。在失去了基本信仰和道义底线的权力组织中，权钱交易是一种最常见的、公开的现象，因为这种交易不再具有任何耻感。由于是整体性权力结构呈现出这种交易特点，单个人的权钱交易就受到了这种背景暗示和整体性支持，因此，参与交易者不再对这种交易抱有违法的恐惧。这样一来，权钱交易的结果使得全社会开始追捧权力，人们自觉放弃了对于理想和正义的追随，一个社会，权力文化就占据了时代的主流，于是权钱交易不仅发现在对于公权力的租借，还发生在各种权力的租借和购买方面，甚至可以租用暴力机器或者暴力组织。
当一个政权开始让暴力机器市场化的时候，说明这种组织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其权力寿命也已走向它的尽头。同时也证明任何内部的反腐机构已经无能为力，并且反腐机构本身也已经市场化，因为它同样是权力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不能逃脱总体轨道。一个政权组织的暴力机器是只为保卫共同体成员的基本安全和维护社会正义而审慎设立的，虽然暴力是一种必要。但必须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因为暴力只能改变物质状态，而无法改变人的精神原则和终极信仰。如果暴力被经常租用，并用以维护个人或集团利益，那么，这种由暴力市场化播种的仇恨会刺激新的革命的诞生。哈耶克发现，“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在革命的循环中，革命而来的权力组织会继承权力市场化的遗产。权力的市场化与权力的暴力化来自同一思维和理论源头，都是对制度和法律蔑视的产物，也是专制的产物。针对这种体制的产物，用文化和思想，或者用道德说服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加强某组织的修养，实践证明是一种反讽。在法治社会，是法律产生权力，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在专制社会，是权力产生法律，或产生政策，法律不仅无法约束权力，还会成为权力的帮凶，因此，暴力机器的租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发生的暴力机器参与非法拆迁等现象正是暴力租用的典型表现，暴力机关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使用，相反的是为了自己获得佣金。随着这种权力的市场化，其佣金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并趋于公开化和明码标价。
之所以一些人在追求权力时首先要考虑岗位权力和权力值，只有权力值越大，其收取的佣金会越多。权力值越小，收取佣金的机会将变小。所以，中下层权力组织中，最引人追逐的已不是表面的权力象征，主要考虑的是它的权力值，追逐者会充分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功利计算，然后按市场化的规则追得权力和使用权力。
一切专制政体在本质上都是蔑视法律和制度的，其人治性无法改变其腐化的结果，因为它的信仰真空和权力的过度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运行具有随意性和隐形化特征。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专制本身的原则是在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专制政体灭亡则是由于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阻止它的原则腐化的。也就是皮特所说的，无限的权力会毁灭权力的占有者。
权力的普遍市场化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来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权力与人治在这里无所作为。权力的市场化恰恰是非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来自权力的初始原则，其源头已经导致了权力体系的全面变异，也是它的必然阶段。在这种阶段，表面来看权力的市场化已经无处不在，而实际上是权力组织衰弱的表现，不仅已经腐蚀了灵魂核心，其权力运行已连指点江山的兴趣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待价而沽，坐吃山空，等待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悄然的断裂。权力的衰老在变革中也会减少震荡，使社会付出较小的成本和代价，这可能是它唯一的正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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