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称霸之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北京时间3月29日消息，国外媒体近日刊载文章，讲述了三星从二流电视生产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子产品厂商的故事。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我坐在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厢式车里，跟三星电子的三位公关人员一起去往龙仁市（Yongin），这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以南的一座城市，距离首尔大约有 45分钟车程。
龙仁市相当于韩国的奥兰多，这是一座难以形容的、迅速成长中的城市，以其对游客的吸引力而闻名，尤其是这里有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爱宝乐园（Everland Resort）。但我们的目的地并非爱宝乐园，而是一座比爱宝乐园更能赚钱的“主题公园”：三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Samsung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只不过这座“公园”的主题是三星罢了。
三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这座综合性设施的正式名称是“Changjo Kwan”，翻译成中文就是“创造力研究所”。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拥有传统的韩式风格屋顶，周边环境如同一座公园。在一条带有屋顶的过道里，我看到了一幅雕刻在石砖上的地图，这幅地图把整个地球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三星已经在开展业务的国家，以蓝色标明；另一部分则是三星未来将会开展业务的国家，以红色标明。在这幅地图上，大部分都是蓝色。进入大厅以后，一条以韩文和英文写就的铭刻映入眼帘：“我们将贡献出自己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为建设更好的全球社会做出贡献。”另一条英文标语则是：“Go! Go! Go!（前进！前进！前进！）”
三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腾讯科技配图）
在一年时间里，有5万多名员工会来到这个“创造力研究所”及其姊妹设施。在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的课程中，他们会被反复灌输各种知识：他们会学习有关“三个 P”的东西，也就是Product（产品）、Process（流程）和People（人）；他们会学习“全球化管理”，从而帮助三星拓展新的市场；有些员工还会学习如何制作韩国泡菜，目的是培养团队精神和理解韩国文化。
这里的宿舍楼层是以艺术家命名的，每层的主题也都跟相应的艺术家有关。来这里接受培训的员工会住在单人间或多人间里，具体要看资历如何。在玛格丽特（Magritte）楼层，地毯上绘制着云形图案，天花板上则画着乱七八糟的台灯。在玄关处，一名男子的录制声音通过扬声器回响着，说的是韩语。“那是公司董事长在几年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一名三星员工对我解释道。
我知道她说的是李健熙（Lee Kun Hee），71岁的三星电子董事长。虽然曾在2008年因被控避税而登上各大报纸头条，随后在2009年得到韩国总统的特赦，但他仍旧保持低调的作风。但在三星内部却不是这样，在这里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不光是指通过音响系统喊出的那些口号；实际上三星的内部事务和外部战略——从如何设计电视机到这家公司的“永恒危机”哲学——全都出自这位董事长的教导。
Gumi手机工厂的导游人员（腾讯科技配图）
自李健熙1987年接掌三星大权以来，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已经增长了5775%，在去年达到了1410亿美元，这使得三星成为按营收计算的全球最大电子公司。不过，虽然公司业务已经遍及全球各地，但这家公司在外人看来仍旧是神秘莫测。我们都了解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与苹果的故事，也都知道盛田昭夫（Akio Morita）与索尼的故事；但对于三星和李健熙，有谁了解多少呢？人们可能会说，韩国政府大力支持本国公司，令三星很容易就能获得资金支持；但在这家公司内部，所有一切都要回溯到李健熙和“法兰克福会议室”（Frankfurt Room）。
“法兰克福房间”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有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葡萄酒装修风格，还摆放着一张大大的桌子，桌子中央摆放着假花摆设。但是，“法兰克福会议室”之于“创造力研究所”，就如同克雷芒礼拜堂（Clementine Chapel）之于圣彼得大教堂——在一个本身就已十分特别的地方，内部还有一个更加特别的地方。这个房间里是禁止照相的，人们在参观的时候都在窃窃低语。这个会议室是一丝不苟地模仿一家德国酒店的会议室而建造的，后者是李健熙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的地方。在1993年，李健熙在德国酒店的会议室中召集自己的副手，制定了一项改造三星的计划，这项计划让三星实现了飞跃，从一家二流的电视生产商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子产品厂商；从一家高产量但却低质量的厂商变成了高质量的厂商，哪怕这在当时意味着三星必须牺牲销售量。而对于现在的三星来说，其眼光已经越过了韩国，投向整个世界。
三星在电视机市场上占据这主导地位，而且洗衣机的销售量也很高，但真正让三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像迪士尼和丰田汽车那样知名品牌的还是智能手机。如果说三星还不是一个能与苹果争辉的品牌，那么至少来说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原因是其Galaxy智能手机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苹果iPhone。而且，除了苹果以外，三星很可能是唯一能让消费者围着一个城市街区排队等候购买其产品的公司。在3月14日三星发布Galaxy S4时，纽约市就出现了这种景象。而当三星发布一种电冰箱时，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虽然这家公司专门为韩国市场生产的电冰箱产品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三星电子是三星集团最大的组成部分，后者是一家大型联合企业，在韩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达到了17%，在全球80多个国家中聘用的员工总数多达37万人。不过，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三星在韩国的庞大影响力给人带来的感觉都要更加强烈一些。在这个半岛国家中，三星占据着如此重大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就像是第二个政府。
对一名韩国居民来说，他可能出生在三星医疗中心（Samsung Medical Center），买的房子是三星旗下建筑部门（这个建筑部门是马来西亚双子塔和哈利法塔的建筑商）盖的公寓楼；他的婴儿床可能来自于海外，而这意味着这张婴儿床可能是由三星重工（Samsung Heavy Industries）的货船运到韩国境内的；当他变老时，很可能会看到三星生命保险（Samsung Life Insurance）的广告，这则广告是由三星旗下的广告机构第一企划（Cheil Worldwide）制作的；他还可能会穿Bean Pole的衣服，这个品牌隶属于三星旗下纺织部门；当有亲朋好友来访时，他们可能会住在新罗酒店（The Shilla）或是在新罗免税店（The Shilla Duty Free）购物，而这些酒店和商店的所有者还是三星。
在大多数工业世界国家中，大型联合企业早已经失宠数十年之久。让三星与Gulf & Western、Sunbeam及其他已经灭绝的大型联合企业区分开来的是，这家公司将集中制与机会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三星就像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索尼与三星的对决》（Sony vs. Samsung）一书的作者Chang Sea Jin说道。“公司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是由首席执行官决定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其他人只管按章照办就是了。”
“三星极有纪律性。”投资公司 Sanford C. Bernstein分析师马克·纽曼（Mark Newman）说道，他在2004年到2010年之间曾供职于这家公司的商业策略部门。“你必须要‘站好队’，否则的话来自于同事的压力将是你无法承受的。如果你不能按照一条明确的指令去做事，那么就无法在这家公司呆下去。”
不妨想想三星是以多么有纪律的方式推出新的产品类别的吧。跟LG 和现代等其他韩国大型联合企业一样，三星在推出新产品类别时第一步会做的是从小做起，也就是为想要进入的行业生产一种关键部件。在理想状态下，这种部件最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生产的，原因是较高的准入门槛有助于限制竞争。比如说，微处理器和存储芯片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座半导体工厂需要耗资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才能建立起来，而你又不能只盖一半。”三星全球通信主管Lee Keon Hyok说道。“要么你就建设一整座工厂，要么就干脆别盖。”
一旦基础设施就位，三星就开始向其他公司出售部件，在这一过程中三星可以了解到整个行业是怎样运作的。当三星决定扩大业务，开始与被供应方展开竞争时，就会在工厂和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在这个行业中牢牢扎稳脚跟，达到令其竞争对手几乎没有机会与其匹敌的程度。去年，三星电子的资本支出达到了215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同期资本支出的两倍还多。“三星会在技术方面押下重注。”纽曼说道。“他们会把问题研究透彻，然后破釜沉舟的押下赌注。”
爱宝乐园（腾讯科技配图）
在 1991年，三星开始生产LCD面板，并将其出售给其他电视机品牌。在1994年，三星开始生产用于iPod和智能手机的闪存。时至今日，三星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LCD电视机生产商，其闪存和RAM芯片销售量也超过全球范围内的其他任何公司。在2012年，三星超越诺基亚，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在三星崛起的同时，其他一些公司则走上了失败的道路，而且经常都会是惊人的失败：摩托罗拉分拆了手机业务部门，并将其出售给谷歌(微博)；诺基亚被汹涌来袭的智能手机大潮打得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长期以来占据的市场头名位置被三星夺走；索尼与爱立信的合资企业索尼已经土崩瓦解；Palm悄然隐没，投入惠普的怀抱；黑莓仍时刻准备着奋起直追，但却已经跑不快。至于移动硬件领域，现在只有苹果和三星齐头并进，而那些拼命想要追赶却有心无力的品牌都被统称为 “其他”公司。
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喆（Lee Byung-chull）在1938年创立了三星，由三颗星星构成的Logo伴随了这家公司数十年。1987年李秉喆过世，李健熙接任三星董事长；李健熙的儿子李在镕（Lee Jae-yong）任首席运营官，是前者的法定继承人。在李健熙的领导下，这家公司迅速取得了繁荣的发展。“在1988年到1993年之间，这家公司就增长了两倍半。”三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总裁Shin Tae Gyun说道。“因此公司高管们都觉得大局已定。”但是，李健熙不只是希望三星成为一家成功的韩国公司，而是想要让其成为全球性的公司，达到通用电气、宝洁和IBM那样的高度。当时他甚至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2000年。“那时距离2000年已经不算很远。”Shin Tae Gyun说道。“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否能及时成为一家世界级的公司呢？答案是否定的。”
抱着想要看看三星与世界级公司相差多远的想法，李健熙在1993年进行了一次环球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所发现的东西可不算鼓舞人心：在该年2月份，他来到南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电子产品商店，发现索尼和松下的电视机被摆在前窗出售，而三星电视机则在靠后位置的一个低矮货架上蒙尘。李健熙为此愀然不乐。
到6月份，他到了德国，住在法兰克福的法尔肯施泰因凯宾斯基大饭店（Falkenstein Grand Kempinski Hotel）。他召集三星的所有高管到这间酒店开会，一共有几百人。“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然后所有高管都聚集到了一起。”Lee Keon Hyok说道。在6月7日，这位董事长开始讲话，一讲就讲了三天（晚上休会）。在这番长篇大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在三星，这句话就像“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出自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讲）一样为人所知。
三星董事长李健熙（腾讯科技配图）
这次会议以口吻酷似联合国风格的“1993年法兰克福宣言”（Frankfurt Declaration of 1993）而为人所知，其内容被称作“新的管理层”（New Management），其中的各项原则被写成一本200页的书，分发到每一名三星员工的手中。随后，三星又刊印了一本独立的术语表，用来定义第一本书里陈列的条款。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员工，三星还会向其提供卡通版。李健熙走遍全球，在三星“帝国”的每个角落中传播他的“福音”。“他做了很多演讲。”Shin Tae Gyun回忆道。“加起来得有350个小时。我们对那些演讲做了记录，用了8500页纸。”
在龙仁市三星人力资源发展中心“新管理层大厅”（New Management Hall）的正对面，就是仿制的“法兰克福会议室”。一位导游人员骄傲地指出，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椅子、粉褐色的桌布、一幅威尼斯油画，诸如此类 ——都是李健熙在法尔肯施泰因凯宾斯基大饭店的会议室里讲话时的原物。三星将当时房间里所有家具都运回了韩国，然后精确地布置在人力资源发展中心的这个房间里。
“新的管理层”行动是围绕着许多中心口号而展开的，其中“培育个人”（Fostering the individual）和“改变从我开始”（change begins with me）都让人耳熟能详。而很可能最重要的是，质量控制或“质量管理”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三星的另一个“圣地”，质量控制的受重视程度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现，这个“圣地”就是Gumi工厂，该工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50英里（约合241千米）处。Gumi工厂是三星的旗舰智能手机生产设施，也是三星生产第一款手机SH-100的地方，这是一款巨大的手机，从“吨位”上来讲跟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电影《华尔街》中的大反派）拿过的摩托罗拉DynaTac 8000不相上下。
对于Gumi工厂，你首先会注意到的事情是韩国流行音乐。在这座工厂里， 韩国流行音乐像是无处不在，通常会来自于伪装成石头的户外扬声器。这种音乐拥有轻松的、中速的风格，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听1988年由摇摆姐妹（Swing Out Sister）以圆润女声演绎的歌曲。三星的一名发言人解释道，这些音乐是由心理学家挑选出来的，有助于缓解员工压力。
Gumi 工厂有1万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双十年华的女性。跟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们也会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时不时地低下头去看看手机。员工们穿着粉色的夹克衫，有些人穿的是蓝色——穿什么颜色取决于个人喜好。很多尚未结婚的员工会住在工厂宿舍里，这里有餐厅、健身中心、图书馆和咖啡吧。咖啡在韩国是件大事——Gumi园区的咖啡店里有自己的烘焙师。
Gumi园区内部温暖而潮湿，这座工厂是三星全球制造网络的组成部分，2012年产自这座工厂的手机总量为4亿部，也就是每秒钟生产12部。Gumi工厂里的工人并非站在流水线旁边工作的，而是以“细胞”为单位进行生产，也就是每名员工站在一个三边的工作台里，台子上在一臂距离内放着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物料。也就是说，每名员工都负责手机的整体组装。计算站遍及整座工厂，能从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三星工厂获得实时的制造数据。
三星Gumi园区有1万多名员工（腾讯科技配图）
在一个房间里，成排的质量测试设备整齐地矗立着。在许多机器的通风口上方，都有小小的塑料螺旋桨在转动着。“那是一名员工的想法。”一位导游人员这样说道。 “在远处很难判断一台机器是否运作良好，然后那名员工建议说，螺旋桨可以证明机器是否在运作。”对三星员工来说，提出这样的建议会得到奖励。三星会计算能节省多少成本，然后按比例折算下来发给提出建议的员工作为奖金。
这种追求效率和卓越的作法并非一直都是三星最看重的东西。在1995年，李健熙曾一度感到心灰意冷，原因是他得知自己作为新年礼物送出的手机不能使用。然后，他派下属在Gumi园区中堆起15万部手机，然后将其付之一炬，当时有 2000多名员工见证了这一场景。火头熄灭以后，推土机夷平了剩下来的灰烬。Lee Keon Hyok回忆道，当时李健熙说道：“如果你们继续生产像这样质量低劣的手机，那么我还会回来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教训可谓触目惊心。在 2012年5月份，也就是Galaxy S III即将发售的三个星期以前，一名三星客户向公司说道，这种智能手机的后盖看起来比此前展示给客户看的演示模型机便宜。“他是对的。”三星移动的营销负责人DJ Lee说道。“颗粒确实不如后来的机型那么精细。”当时仓库里有10万块次品后盖，还有组装好的手机正在机场等待运送。这一次三星没再开“篝火大会”，而是销毁了仓库里的所有10万块次品后盖，从机场召回待运手机，换上了优质后盖。
除了1995年的手机焚毁事件以外，还有其他两次事件帮助推动了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崛起。第一次是在2009年，当时三星对Android操作系统作出了重大押注，推出的第一款Android手机是 Galaxy。“我们的第一款Android手机没能取得成功。”DJ Lee说道。“应用商店很有限。”当时Android仍旧处于婴儿期，远不如iPhone的iOS操作系统。但Android是开源的，这意味着任何想要使用这个操作系统的厂商都可以免费使用。
在2010年，三星推出了Galaxy S系列智能手机，这一系列手机见证了该公司第二个重大的决定：使用尺寸较大的显示屏。Galaxy S的显示屏尺寸远大于Galaxy及其他Android机型。“我们选定了4英寸显示屏，当时人们原本觉得太大了。”DJ Lee说道。“很多人都那么觉得。”但较大的显示屏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很大的卖点；Galaxy S II和S III的显示屏更大。到今天，三星的智能手机显示屏尺寸从2.8英寸到5英寸不等（不包括所谓的“手机平板”，其显示屏尺寸最大达到了5.5英寸）。“没人知道合适的显示屏尺寸到底该是多大，因此三星就制作了各种尺寸的手机，看看哪一种行得通。”研究公司Enders Analysis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说道。
生产各种尺寸的一系列类似设备， 然后看哪一种卖得好，这是大多数公司都不会去做的事情之一，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但是，三星有能力生产显示屏、内存、处理器及其他高科技部件，这使其获得了竞争对手无法触及的灵活性。“十年以前的正统观念是，那样的垂直整合已经是盛景不再。”手机行业咨询公司Alekstra分析师特洛·库伊蒂宁（Tero Kuittinen）说道。“然后的结果是，只有两家公司（三星和苹果）进行了垂直整合，随后就接管了整个手机行业。”
苹果的模式是生产较少的机型，但每一种机型都精心设计；三星的战略则是，尝试所有的东西。“当我们发布Galaxy S III时，研究显示对某些市场上的某些人来说，这种手机太大了。”DJ Lee说道。“因此我们又生产了同样的机型，但显示屏尺寸是4英寸的，我们将其叫做Galaxy S III mini。”将这种尺寸较小的手机投入生产花费了大约4到6个月时间。“我们会观察市场，然后迅速作出回应。”他说道。在Galaxy S III发布的短短九个月以后，新的Galaxy S4就面世了。“三星已经将差异化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分析师迈克尔·加藤伯格（Michael Gartenberg）说道。“如果我想要介于iPad和iPad mini之间的某种设备，那么苹果只会让我空手而归。”
不过，苹果的垂直整合模式与三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前者拥有对软件的控制权，而后者则没有。只有苹果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基于iOS操作系统运行，而iPhone和 iPad的印记之一就是软件与硬件之间的流畅配合，其结果是培育出了应用开发者这个行业，而苹果则可从每一个售出的应用中拿到分成收入。
三星正在努力尝试增强自身地位，在硅谷建设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或许三星永远都不会拥有像苹果那样的操作系统控制力，但三星能以强大的方式利用自己的产品深度和灵活度。三星生产的部件产品包括处理器、存储芯片和摄像头等，这些部件不仅用于自己的智能手机，而且还用于其他许多手机，比如说iPhone 5的微处理器。这家公司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内容是部件业务与“成套”业务（也就是自己的成品产品，如Galaxy S4等）是隔离开来的，两项业务彼此之间不通音信。但对于那些观察过这家公司的人来说，几乎没人觉得三星是要把自己笼罩在黑暗之中。开发新技术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如果这种技术需要大批量生产就更是如此。“在早期阶段就深刻洞察供应链，一直都是给三星带来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市场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尼尔·莫斯顿（Neil Mawston）说道。“他们可以提前看到三年以后的事情。”
对于三星的某些客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苹果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三星发起专利侵权诉讼，范围涵盖从手机基本形状到用户将显示屏画面滚动到底部会自动回弹的功能；三星否认这些指控，并提出了反诉。这场司法战争尚未显示出将会终结的迹象。苹果在去年8月份赢得了一场胜利，当时美国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决三星需向苹果支付10亿美元赔偿金。目前此案正处于上诉程序中，法官最近刚刚判决将赔偿金额减半。
无论面临多少法庭诉讼，三星都不会打破利用身为供应商的地位给自己带来优势的原则。如果一家身为制造商的客户接触三星，透露出只想要某一种新型处理器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就是非常宝贵的。“掌握苹果等竞争对手的发展‘路线图’，知道它们正在做些什么，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纽曼说道。“那并非复制，也并不违法。你只不过是知道了一件事情，比如说苹果需要一种四核处理器。”
在3月中旬发布Galaxy S4时，三星在一个周四的晚上租用了纽约无线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外面，一排排的人围着街区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大厅被塞得满满的。相比之下，摩托罗拉移动六个月以前在纽约召开的发布会则是在一个聚会场地中举行的，这个聚会场地此前已经把冠名权卖给了海尔；诺基亚同日也召开了发布会，但却是在附近一个低调的晚会场所举行的。
在无线城音乐厅，百老汇演员威尔·彻斯（Will Chase）掌控了大局，用超现实的演员阵容描绘了一般消费者在不同情况下可如何使用Galaxy S4的各种功能。一支管弦乐队乘坐着液压升降机出现在舞台上，一个小男孩跳起了踢踏舞。整场秀给人带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或许可以作为三星“尝试一切”的移动业务的暗喻。“三星在每个市场上生产每一种尺寸的手机，价格也各有不同。”埃文斯说道。“他们不会停下来去思考些什么东西，只是不停地生产更多手机。”
Galaxy S4要到4月底才会上市，这款手机速度很快，拥有大而明亮的显示屏，很可能将成为三星另一种拳头产品，而此后不久将会上市的S4 mini也将如此。但在谈及三星近期内的前景时，Lee Keon Hyok露出了零必胜信念的口风。他以前也见过这种场面，知道这违背了“新的管理层”原则。“2010年是整个集团旗帜性的一年。”他说道，此刻他正坐在三星首尔总部第35层的办公室里。“董事长作何回应？‘我们的主要业务有可能在10年时间里消失。’”
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三星成长到过于庞大的地步，以至于招来韩国政府的最新审查。也有可能未来几代的iPhone将证明自己是如此美丽诱人，甚至于就连李健熙也无法给出如何与其对抗的答案。更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另一家公司将会对三星做一些后者曾对其竞争对手做过的事情，而这家公司很可能会来自中国。“中国的有些公司看起来就像是五年前的三星。”独立移动分析师霍拉斯·德迪欧（Horace Dediu）说道。他认为，尤其是华为和中兴通讯最能对三星构成威胁；其他一些分析师则认为可能是联想。“三星智能手机的利润率不如苹果。”德迪欧继续说道。“而中国公司的生产成本甚至要更低一些。如果智能手机变成一种商品的话，那么三星要如何才能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呢？”
移动市场份额（腾讯科技配图）
Lee Keon Hyok预计，智能手机确实将被商品化，正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个人电脑那样。“但你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我们生产许多部件。”他说道。“形状可能改变，但手机还是需要AMOLED显示屏、内存和处理器。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那些改变。”AMOLED是指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是最尖端的、也可能是唯一拥有同名韩国流行歌曲的显示屏技术——《Amoled》是韩国歌手孙丹菲（Son Dam-bi）和女子组合乐队After School演唱过的一首歌。
当移动业务无法盈利的时候，三星将不得不强行打入其他一些需要大量前期资本投入和大批量生产专业技术的行业。这家公司在2011年底宣布，将在2020年以前向医疗设备、太阳能面板、LCD照明、生物技术和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投资200亿美元。如果到时候三星电池或核磁共振成像仪无法占领市场，那么或许李健熙还将燃起一把大火，将其付之一炬。“董事长一直都在说：‘危机是永恒的。’”DJ Lee说道。“我们正处于风险中，危如累卵。”
